中国传统教育哲学：基本精神探析

美国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乌里奇（Robert Ulich）在其编著的《三千年教育智慧》（Three Thousand Years of Educational Wisdom）一书中，把孔、孟等人的教育思想作为人类教育思想的精品而收入该书。在孔、孟等人那里，我们能够寻找到答案。正如张岱年先生曾撰文所指出的：中国古代哲学是教育家的哲学。换言之，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古代哲学也就是中国古代教育哲学。但是，这些人的教育哲学思想并没有得到后来者的认真研究和吸取。

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基本精神是“天人合一”和“知行合一”。

回顾一下中国古代教育哲学思想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除春秋战国时期的“百争家鸣”外，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基本上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其中又以思孟学派占主导地位，在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中，曾与道家思想结合而出现魏晋玄学，与佛家思想结合而出现宋明理学，同近代西方哲学和科学思想结合而出现所谓新儒学。所以，中国传统教育哲学以儒家为代表。

“大体说来，中国传统哲学是天人合一的哲学”。中国哲学史上的“天人合一”说起于孟子，之后分为几个类型。总的来说，“其中的‘天’是泛指世界万物或自然万物，而不只是指与地相对的天空，更不是指封建的义理之天，其中的‘合一’也不是说人与物或自然之间没有任何差异，只是这种差异不像在主客二分式中那样是作为认识者一方的主体与作为被认识对象一方的客体之间的差异。”

“天人合一”的基本含义是人物交融、主客浑一、人与自然融合。“天人合一”、物我交融所给我们的是胸怀旷达、高远脱俗的境界。这也是古代教育家对其自身及其“门生”的要求。

哲学总是指导人的实践，因此，谈哲学离不开“知”与“行”。“中国哲学传统所讲的知行问题主要地是伦理道德问题”，所以，许多古代的教育家们强调“明人伦”，中国哲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大都有“知行合一”的思想，孔子反对“言过其行”，孟子主张“养”浩然之气，将善端扩而充之，“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都含有知行合一之意。程伊川虽然主张“以知为本”，但认为“知之深则行之必至，无有知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浅”。朱熹讲知先行后，但仍认为知行不可分：“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王阳明干脆认为知与行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确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明确提出“知行合一”说。

“知行合一”与儒家提出的“天人合一”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说，知行合一就是为了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知行合一是方法，是手段；天人合一是目标，是理想。(www.xing528.com)

孟子认为人之善端乃“天之所与我者”，但必须扩而充之，“强恕求仁”，也就是必须通过修养之行，“反身而诚”，才能达到与天为一，与万物为一的天人合一境界。

程伊川强调“学者须是真知，才知得便是泰然行将去也”。“人既能知见，岂有不能行？”只要“循理而行”，就可以达到“与理合一”的天人合一之境界。

朱熹讲“知行常相须”，其所谓知，就是指“天理”，而其所谓“天理”或“太极”的主要内容是“仁”，也就是有道德意义的义理之天。他说：“义理不明，如何践履？”所以，朱熹与伊川一样，也认为循理而行可达“与理合一”的天人合一之境。

王阳明所谓的知是指良知，所谓行主要是致良知。他认为，当人不为私欲所蔽时，人既能“自知”其良知，亦必能实行此良知，故“知行合一”之“本体”就是“天人合一”。可以说，“王阳明把中国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与知行合一的思想及二者间密切相关的思想都发展到了中国哲学史上的顶点。”

中国哲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儒家传统的知行合一思想决定了中国哲学史上的哲学家一般都要求把自己的哲学观点付诸实践，使哲学与实际生活，包括教育生活，打成一片。他们不单是讲哲学，而且要用哲学，身体力行。儒家哲人的这种特点不仅与知行合一思想直接相关，而且说到底还是他们天人合一思想的表现。儒家的天人合一原本就是一种人生哲学，他们“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这些硕儒也是教育家，他们天人合一与知行合一的思想在其教育活动中得到相当充分的体现。所以，一言蔽之，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基本精神是天人合一与知行合一。

王阳明以后，天人合一与知行合一的思想逐渐衰退，西方传统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主客二分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逐渐抬头，这也为中国现代教育哲学具有如今的历程和格局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