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入近代：挪威史快速概览

一场大危机以弹劾塞尔默首相^[2]而宣告结束，自那以后，挪威的历史似乎就开始在合法的界限内持续动荡，国民与王权的较量仍悬而未决。不过也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介入干预宪法争论。挪威依循了其他所有倾向民主的国家的先例，将打击教会与限制王权结合了起来。

挪威的乡村牧师具有不可忽视的力量和影响力。与身边的农民们相比，他们无疑接受过更好的教育。牧师是教会附属地的所有人，相比其他人的小块地产，他得到的土地可是相当大。他理所当然是教区寄宿学校的主席，也往往作为选区代表出席挪威国会。正是后面这一点让挪威牧师比英格兰牧师更有权势。易卜生笔下所描写的牧师（praest）一点都不讨喜，比如《爱情喜剧》里的斯特拉曼德，或是《布朗德》中的教长（Provost）。事实上，不难理解文人阶层与科学家们（the illuminati）是牧师的天敌。他擅长虚礼与伪善，我们都可想而知。然而无论如何，不能忍受任何束缚的新民主主义无可避免地将向教会的影响力开战。

如今自由党开始出现分裂，民主与其他革命运动一样，开始吞噬它自己的产物。1884年，约翰·斯维尔德鲁普成为自由党的中心人物，他的声望源自其个人的天赋，以及他代表自由主义向宫廷和瑞典势力发起的挑战。他的名字引人注目，还因为他与另一位政体形成时期的伟大政治家的关系^[3]。然而，他很快便触怒了年轻的民主主义者，原因就是教会问题—关于祭仪和道德之类。仍由斯维尔德鲁普领导的自由党分支被称作旧自由派或“老左派”，新的自由主义者则被称为“欧洲人”—实际上更接近于我们的语言中所谓的世界主义者。据说斯维尔德鲁普对那些扩展公民权的提案也表现出不近人情。他在1884年提交了一个议案，旨在将乡村地区和城镇的财产认定标准分别降低至15英镑（相当于500挪威币 ）和45英镑。但这一提案被国王否决了。数年之内，在这件事上也再无音信。其他触及牧师影响力的问题更加立竿见影地激起了公众的情绪。其中一条是关于支付“诗人薪水”，或者应该说是给作家亚历山大·谢朗拨发年俸一事。基于谢朗反基督教的主张，这件事遭到教会党的反对。近来将重心从诗歌转向政治的比约恩斯彻纳·比约恩松正是在此时以一种威严好斗的形象登场了；或者我们应该说的是，他对此事的影响力漂洋过海，因为比约恩松此时已离开挪威两三年了。他的签名出现在支持谢朗的声明上。这些声明在1885年遭拒收，次年又坚决地提交上去，因为这中间刚好有一次大选，让自由党成为占据2/3的多数派。与此同时，另一个事关教会的问题冒了出来，一份提案提议在各教区根据非官方宗教团体的人数比例情况，允许其使用教堂。这就是所谓的“开放教堂”问题。

在反对这一切新民主主义运动的人中，为首的是两名教士，奥夫特达尔牧师和雅各布·斯维尔德鲁普牧师。由于后者是首相的侄子及其内阁成员，约翰·斯维尔德鲁普不得不为他侄子的言论负责。在有关谢朗的声明第二次被提交的那年，比约恩斯彻纳·比约恩松回到了克里斯蒂安尼亚并受到热烈欢迎，场面之盛，从没有哪个现代诗人得到过这样的待遇。“城市与港口，到处飘扬着旗子”。此后一年，政府与自由党又就另一位作家及其观点产生了巨大分歧。这位作家名叫克里斯蒂安·克罗格—这是一个会让人联想到挪威国家之建立的名字^[4]。克里斯蒂安·克罗格原本是画家，但在1886年他写了一本叫作《艾伯丁》的小说，很可能是受了左拉的《娜娜》的启发。

政府宣布这本书伤风败俗并下了禁令。克罗格于是给书作了一幅插画，使它更加名声大噪。这幅画还被送往全国展览。挪威政府的这一做法实际上与英格兰政府经宫务大臣之手起诉左拉译作的出版公司并无不同。但在这时，挪威年轻一代的文人们深受法国文学和艺术的影响，因此政府此举在文艺圈引起了巨大的愤慨。

此外，教会一派并不满足于单纯地表示反对。作为对开放教堂运动的回应，他们提议地区议会应当有权将一切反基督教的、生活中不检点的团体从使用教堂的候选团体名单中剔除出去。这个提议当然并非全无道理，因为要投票将用于礼拜的建筑物拿去给那些对这种事毫无兴趣的人使用，本来就不公平。但这么做就会在每个教区衍生出一个和宗教法庭差不多的团体，使巨大的权力落到牧师手中。像英国的教士一样，牧师由主教任命，因此是独立于其教众的。针对这一举动，自由党反过来提交了一个议案，要求教区牧师由教众选举产生。约翰·斯维尔德鲁普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站到了保守党这边，并且自从被国王否决之后，他再没去推动他那个《改革议案》，民众开始怀疑他是否还坚守着以前的原则。和大国的情况不同，在一个像挪威一样的小国，政治家的个人品格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政治事务也更加受到个人的关注和重视，因此整个政治竞技场的态势显得更富戏剧性。国王奥斯卡二世所产生的个人影响甚大。人们认为他蛊惑了某些与他有所接触的大臣。斯维尔德鲁普自然是其中一位。另有一位名叫里克特，是一个拥有非常高成就和地位的人，他曾是留驻斯德哥尔摩的内阁成员^[5]。在此之前里克特一直被视为自由派后期的希望之星，但他在1888年的作为，令人认为他已经背叛了自由派。

1888年，大危机来临，自由党完全分裂。如我们所知，挪威国会是每三年选举一次的那种议会^[6]，挪威再次处于大选前夕。正是在这时，比约恩松高调进入了公众视野。他在议会之外的演说中强烈抨击首相在公民权一事上的疏忽怠慢。有人提交了普选权议案，遭到斯维尔德鲁普的反对，他的内阁中有三名成员辞职。

他们的辞呈并没有立即被国王批准，而是延至大选开始。于不安的期望之中，新自由派将一切希望都寄托到里克特身上，如果能得到他支持，斯维尔德鲁普的内阁必然垮台。然而事与愿违。据说是国王说服了他。里克特和比约恩松曾是旧友，里克特要年长数岁。但在挪威，与其他任何欧洲国家不同的是，文学比政治在民众心中更有地位，里克特亦常常对他的这位诗人朋友心怀崇敬。比约恩松对里克特的做法非常愤怒，拒绝再见他。他甚至促成了国王与里克特之间一些往来信件的公开出版，导致里克特在朋友圈里陷入的信任危机雪上加霜。反过来看这也可以算是一种背叛。眼下（据说）里克特已受到影响，法院拒绝履行之前对他的承诺。之前他被许以英国大使馆的职务，那样他就可以远离动荡的本国政治圈。然而如今此事已无望。遭受各方面失意打击的里克特选择了自杀。这些事都发生在1888年。

1889年的大选之后，斯维尔德鲁普的支持者下降至22席，而激进自由派占到38席。但以斯唐为首的保守党从32席增长至54席，他们暂且帮斯维尔德鲁普继续执政。在这一年里，一个新问题跃入公众视界，这本来是一个纯政治问题，到头来却吞没了挪威与瑞典争端中的所有其他问题。这一年将因法国世博会而被铭记。对于这一场意在庆祝攻占巴士底狱100年暨开创民主制度100年的展会，欧洲所有的君主制国家都冷眼旁观。但挪威对法国是全然同情的，并且通过大臣们传话给瑞典与挪威共同的大使卢恩霍普特伯爵，让他在开幕式当天出席并接待法兰西共和国的卡诺总统。但卢恩霍普特伯爵回话说他的政府—奥斯卡二世的瑞典政府禁止他这么做。在此之前，挪威对本国没有直接的外交代表以及本国的外交政策必须且绝对从属于瑞典感到不满已久。这下，每个人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建立独立的外交部，选派独立的外交大使，等等，成为挪威政治中眼下要解决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主要麻烦在于，有关外交代表一事在《联合法案》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挪威宪法里亦没有提及—这个宪法在卡尔·约翰（伯纳多特）将挪威纳入瑞典的联合王国时得到他的认可，或者更确切说是卡尔十三世在卡尔·约翰的指示下对它做出了认可。两个国家是彼此独立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它们拥有各自的宪法、代表体系、政府部门、财政预算及国防事务投票权。那么可想而知，虽然联合王国不大可能对外配置双重外交代表，对内设双重外交部门，但至少代表瑞典和挪威的大使们应当是从两国都有挑选，以便在外交事务的讨论中使挪威人也能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愿。如果这些正当的愿望在一开始就得到满足，无疑就不会出现眼下这种僵局了。不幸的是，将挪威视作次要国的惯例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在内部管理上，挪威的确是独立分开的，但总的来说，在外交关系上它仍从属于瑞典。随着挪威重要性的提升，并且它意识到至少在文学和艺术方面本国与瑞典不相上下甚至更加优秀，自尊心自然就开始膨胀。一旦如此，两国要再达成完全的联合就很难了。

法国世博会上挪威代表分身乏术，这个大体来说微不足道的小插曲实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看到这两个国家可能会陷入一个怎样的僵局。因为卢恩霍普特伯爵明显不可能同时做到既以挪威代表的身份出席，又以瑞典代表的身份缺席。正如瑞典无权强迫挪威接受被他国代表一样，挪威也无权要求瑞典派代表出席开幕式。如果换作重大事件，假设是涉及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又当采取怎样的措施去解决呢？

等挪威的保守党和瑞典政治家中的智者意识到一定要找个解决办法时恐怕为时已晚，谁都不愿看到这种情况。但新自由党却也无甚作为。而在瑞典有一个叫作大瑞典党（Storsvenska Parti）的极端保守党派，他们认为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付诸武力，且迫不及待地想要将瑞典大国的至高主权强加于小国挪威。国王奥斯卡二世对这些暴力观点表示反对，从而使两方之中的温和派都对他大为称赞。但有传闻说那位储君就要更刚愎顽固一些了，而我们也不能忘了奥斯卡二世在1897年庆祝了他继位25周年^[7]。

对于目前的困难，除了就该问题对《联合法案》加以修订之外似乎别无他法可选。为了让两国都能欣然接受，经提议，一个联合委员会（Unionskommitté）产生了，瑞典和挪威出席人员各占一半。这似乎是对挪威做出的一个很大的让步。因为人口更多的瑞典大可以辩称本国利益更为重要。不过即使是挪威的温和派和保守党似乎都表示这就是底线，挪威无法再让步了。

但一开始新自由派人士并不满足于这个折中方案。他们振臂所求的是两点，一是国内代表的普选权，二是独立的外交大使与使馆。1894年的选举中他们成为多数派，比其他两党之和还略多。依照宪法惯例，国王应该派人请来新自由党的领导人斯蒂恩先生，让他组建一个内阁。但奥斯卡二世拒绝这么做，除非斯蒂恩及其同党保证不再尝试实施他们那个关于选派独立外交大使及建立独立领事部门的计划。保守党人哈格吕普和后来的温和主义者米什莱试图支起一个初步的内阁。但事实上，从1894年大选后期直到1895年下半年的18个月期间，挪威都没有一个可负重任的内阁。这是联合王国事务中的最后一场大危机。挪威的民愤高涨，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莫过于比约恩斯彻纳·比约恩松。在多夫勒峡湾的另一边，大瑞典党也显得情绪激烈。毫无疑问，1895年的瑞典和挪威走到了内战的边缘。瑞典军队一度驻扎挪威边界，随时准备侵入这个次级小国。

从那之后，升腾的怒火有了些许的冷却。反瑞典一派由于1896年《国旗议案》的提出而略为宽心，这个议案意在拿掉挪威商旗右上角方块区那代表瑞典的颜色。议案一开始遭到了国王的否决，但最终还是得以实施。与此同时，一个以修订《联合法案》为初衷的委员会获得任命。1895年年底，一个新自由党内阁产生，随即便提出了有关设立独立领事等事务的建议书，并提出在挪威推行普选的议案。这被认为是超纲之举。但在1897年的大选也就是最后一次大选中，斯蒂恩内阁以79席占据绝对多数，其他所有党派总共只得35席。1897这一年也是奥斯卡二世继位25周年庆之年，为此还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国际展会。这两件事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政治上的针锋相对。《国旗议案》于1898年获得通过，并于1899年秋开始实施。《参政议案》也在1898年得到王室认可，并将在1900年的大选中首次执行^[8]。在随后普选权的裁决中，许多重大问题有待解决，因为新的挪威议会将会考虑联合委员会的建议，如今没有什么能再拖延他们处理这件重中之重的大事。

在这场危机中，挪威的两大文豪表现迥异，令我们回想起两位现代挪威文学之父—韦格兰德^[9]和韦尔哈文^[10]的态度。易卜生虽然回到克里斯蒂安尼亚，即奥斯陆，长居数年，但并不参与公共事务，且无疑还在私下嘲讽他那位同事的兴奋姿态。克里斯蒂安尼亚年轻一代的作家也对政治不太热心。我们也看到在有关教会争议一事上，他们必然是站在新自由主义一边的，但总的来说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绪。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在国外待了很久，尤其是法国，正如上文已述，他们深受法国影响。讽刺作家贡纳·海伯格忙于各种政治事件，却从不是站在大众一边。结果就是他两年前在克里斯蒂安尼亚上演的喜剧《枢密院》（Statsraadet）在剧院引起了骚乱，经理不得不出面致歉。海伯格本人也被迫做出些许改变以使这部作品能继续登上舞台。

这或许是一场即将消逝的运动。挪威文学即便在它最法国化、最颓废的时候，仍一直具有一种民族特质。首先，它的悲观主义格调比它所追随效仿的范例要严肃、沉重得多。如果是左拉的话，即便是在他最阴郁黯淡的描述背后，我们仍然总能看到他对创作、对萦绕其身的各种创作意象、对巴黎的喧嚣生活以及那里数百万人类的津津乐道，心怀喜悦。而挪威的作家们似乎一直都更专注于自身。不过伴随着这种危险的特质，他们还带着某种质朴，这便成为其艺术作品中赖以弥补缺点的可取之处。事实上，这种奇特之处在所有的北欧文学，包括俄国及斯堪的纳维亚文学中是共通的，正与法国和英国的文学形成对比。于是，即便自我又蛮横如克努特·汉姆生^[11]，也在他的作品中通过单纯直观的印象描述，营造出一种非凡的质朴风格，比如《饥饿》（Slut），里面几乎没有什么情节，大多用来描述一位文人的饥饿之苦；又如《潘》，该书是对一个半野蛮又全“自然”的人的研究，这个人自我中心，以树林为家。另有一位作家文风十分不同，却同样具有这种质朴简单的特点，那就是托马斯·克拉格^[12]，他既不像比约恩松那类老派人士一样热血，也不同于克里斯蒂安尼亚那些认清了假象、决心要成为悲观主义者的反偶像崇拜的年轻一代。(www.xing528.com)

克拉格也创作乡村生活小说，但并不是比约恩松的《阿恩》那一类的农民小说。《埃达·怀尔德》大约是他最好的作品，因为这一本最为有名。这本书的基调十分忧伤，却有诗意贯穿始终。它讲述的是一段难以调和的情事，其中涉及某种典型的新与旧、雅与俗的碰撞。汉斯·昂鲁德是另一位乡村生活—真正的农民生活—的忠实记录者，他更多地追随了比约恩松的脚步。托马斯·克拉格的弟弟威廉也写过一些故事，但其最著名的身份还是诗歌作者，他是最棒的斯堪的纳维亚抒情诗人之一。向乡村生活的简单回归，于挪威而言是一种反抗，是对法国对克里斯蒂安尼亚影响力的反击，在瑞典亦有类似现象，那便是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塞尔玛·拉格洛芙的那些小说（尤其是她的《戈斯泰·贝林的故事》）。在瑞典，颓废派艺术家的代表人物大有来头，他便是斯特林堡。贡纳·海伯格在前文已经提过^[13]，在此就不赘述了。另一位优秀的小说家是彼得·埃格，他最有名的作品是《惩罚》和《古岛》（Gammelsholm）。

【注释】

[1]本章作者是C.F.基尔里（1848—1917），历史学家，著有《基督教世界中的维京人》（The Vikings in Western Christendom）、《挪威与挪威人》（Norway and the Norwegians）等。—编者注

[2]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塞尔默（1816—1889），1880—1884年任挪威首相。—编者注

[3]老斯维尔德鲁普，即格奥尔·斯维尔德鲁普教授，是约翰·斯维尔德鲁普首相的叔叔。

[4]这个克里斯蒂安·克罗格是爱国者克里斯蒂安·克罗格的孙子。后者曾任政府部长。

[5]三名内阁成员留驻斯德哥尔摩。

[6]本书将Storthing译为“（挪威）国会”，将Parliament译为“议会”。其实Storthing也可译为“大议会”，其从1945年起改为每4年选举一次。—编者注

[7]奥斯卡二世1872年继位为挪威和瑞典国王。其在位期间的1905年，挪威和瑞典经过谈判和平宣告两国联盟解体，奥斯卡二世放弃挪威王位，来自丹麦的卡尔王子继任挪威国王，是为哈康七世。—编者注

[8]关于1897年和1900年两次大选的措辞，须考虑到原书的写作时间。—译者注

[9]亨利克·韦格兰德（1808—1845），挪威作家，其作品涵盖了诗歌、戏剧、历史及语言学研究等各方面，是挪威现代文学史上的领军人物。—编者注

[10]乔安·塞巴斯蒂安·韦尔哈文（1807—1873），挪威作家、诗人、评论家，是挪威文学界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与韦格兰德长期不和。—编者注

[11]克努特·汉姆生（1859—1952），挪威作家，192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其意识流的写作手法和对心理文学的提倡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编者注

[12]托马斯·克拉格（1868—1913），挪威小说家、剧作家，其作品当年发表时曾在丹麦大受欢迎并跻身畅销书前列，但今天已趋湮没。—编者注

[13]他的最新作品里包括Hilda og Mor和Harald Svans M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