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安三世在位期间，路德教被引入丹麦，随后势之必然地传进挪威。新的丹麦教会法就叫《法令》（Drdinance），也被用于各外省，包括挪威。那些曾经归属教会的地产要么被王权没收充公，要么被王室的宠臣们瓜分。事实上，抢劫教堂和修道院成为丹麦人的宗教热情在挪威的唯一体现。天主教的主教们被免职，不过许多神父得以留任，因为路德教会的牧师非常稀缺，即便在母国也供不应求。然而变化也在逐渐发生，各地农民掀起了不满情绪。许多教区长期缺乏宗教教导，而丹麦派来的路德教牧师往往是不学无术又品行不端之辈，他们在其本国完全是被弃用的。退役的士兵与海员、破产的商人，还有各色无业游民，这些在某种意义上无以谋生的人却被认作够格在挪威传布上帝之道。他们中的大多数完全没有接受过理论培训，据说其中有些人甚至根本大字不识。因此，这些人会得到教区居民如何的接待，我们就不必惊讶了。他们之中有的被杀，有的被赶走并遭到暴打。最后，强大的体力成为在挪威那些山涧谷地保住牧师之位的首要条件，而对于一个教区牧师而言，收获名望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彻底击败教众之中那些不听话者。这么做能激起敬意，使其余的人更趋于认同他的说教。卑尔根的第一位路德会主教是格耶伯·佩德松，他因倾力培养了一批当地出身的新教神职人员而大获赞誉，当之无愧。不过丹麦语仍然是挪威的教会用语，包括一切宗教指令的传授都不例外，直到今天，在挪威，所有自视有教养的人都能说丹麦语。
在克里斯蒂安三世在位期间，丹麦贵族们所干出的掠夺破坏之事罄竹难书。那是挪威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从人民的角度来看，那大约亦可以算是丹麦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贵族们权力高涨，以至于国王本人都不过是实现他们意志的手段，为他们所用，成为最残酷无情之压迫的工具。
吕贝克人在“伯爵之乱”中狼狈受挫，这是汉萨同盟在北方遇到的第一次严重阻碍，此后它再也没能重现往日强盛。丹麦贵族克里斯托弗·沃肯多夫是卑尔根的总督（Lensherre），他成功打破了德意志人在渔业贸易上的垄断局面，令这个行业掌握在本地商人手中。
克里斯蒂安三世的继任者是他的儿子弗雷德里克二世（1559—1588年），此人自负且虚荣，不值一提，因沉溺酒精，活得并不长。他向瑞典发动了一场战争，这一战耗时又耗钱，其目的是要将瑞典的“三王冠”标记[1]打到丹麦的徽纹上。一开始挪威人是同情瑞典的，但双方军队的入侵使城市被烧、土地被毁，令他们备受苦难。瑞典人仅仅将挪威视为丹麦的一个省，他们选择打击仇敌的方式就是破坏属于敌人或受其支配的一切。于是哈马尔大教堂被焚毁，富饶的阿克地区不断遭到侵袭，特隆赫姆城也被占领。丹麦人则烧了奥斯陆，只为避免它落入瑞典人手中。
带式角力，旧时在挪威流行的一种解决分歧的方式，在贝亚德·泰勒[2]的《拉斯》一书中有描述
有两个丹麦人总督分别叫作路德维格·孟可和埃里克·孟可，因闻所未闻的残酷与强取豪夺而臭名昭著。农民们一再向国王投诉，并以要发起叛乱相逼。最后埃里克·孟可被判返还其所有非法积敛的税收，并归还以不正当手段占有的一名农民的财产。后来他被革除了职务，自杀于狱中。
在古萨普斯堡被烧之后，被迫新建的城市以弗雷德里克二世的名字命名为弗雷德里克斯塔德市。
克里斯蒂安四世（1588—1648年）没有遗传父亲的弱点。他有许多优秀的品质，渴望为国民谋福祉，却遭到傲慢的贵族阶层的反对而难以作为。值得特别注意的一点是他对挪威人的善意。与前任们不同，克里斯蒂安四世频繁造访挪威，有一次甚至深入了北极圈。他倾听民众的声音，以罚款和监禁的方式惩罚那些胆敢滥用职权的丹麦官员。由于语言变迁，“修法者”马格努斯的旧法已经变得难以理解，他便将之废除并精心制定了一部挪威法以代之，其中一些条例至今仍在使用。此外，他还对教会法即《法令》做了修改以适应这个国家的需求。我们现在的挪威首都克里斯蒂安尼亚[3]由他建立，克里斯蒂安桑城亦是如此。人们在孔斯贝格和洛拉斯分别发现银和铜，激励了挪威的采矿业发展，这两个小镇也开始发展起来。
由于仁慈、公正、热心于挪威人民的事务，克里斯蒂安四世赢得了该国民众的心，这在奥登堡家族诸代国王中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有时候，他会在某个农民的婚礼上不期而至，举杯祝福新娘健康；或者在卑尔根的“德国码头”[4]看人比赛；他还在一个药店参加过派对，微醺的宾客们肆意欢闹，把所有窗户都打碎了。他的眼睛洞察一切，心思活跃且警觉，这让他能很好地将观察所得加以分析。他对一切经济问题都怀有兴趣，一旦开始做一件事情，无论是什么事，他都会以最仔细的态度去关注执行过程中的每个细节。克里斯蒂安四世带着水平仪和直角尺四处行走，测验他的木工、石匠和建筑师的作品是否精确和牢固。
三场大战打破了克里斯蒂安四世任期的平静，其中两场与挪威有关。第一场叫作卡尔马战争（1511—1513年），引发了由瑞典国王雇来的苏格兰雇佣军的入侵。然而这些人却在古尔布兰达尔的克林根遭遇失败，农民们向他们发起攻击，并在第一时间就杀死了他们的指挥官辛克莱上校。据说整支队伍全灭，900人无一逃脱。相比之下莫尼克霍芬上校更幸运一些，他带着800名荷兰雇佣军登陆桑德摩尔，一路破坏劫掠，穿越了边境。这场战争的起因是瑞典国王卡尔九世想为自己头上再加上“拉普人[5]的国王”一衔，他还想对挪威行省芬马克宣布主权。卡尔九世在对峙期间去世，其子古斯塔夫·阿道尔夫在克奈罗德讲和，放弃了以上提到的头衔和宣布主权。
作为被压迫的德意志新教徒的同盟，克里斯蒂安四世参与了三十年战争，这不是一次荣耀的经历。他在吕特尔和巴伦伯格被蒂利伯爵打败，之后帝国军队侵占了石勒苏益格和日德兰，克里斯蒂安被迫签下《吕贝克和约》（1629年），承诺绝不再插手德意志政事。在这次耻辱的事件之后，他见不得瑞典人还能在德意志地区有所发展，忍不住要在他们前进的道路上设置障碍。而在古斯塔夫·阿道尔夫死后，战争继续，能干的瑞典将军和外交官继续奋战，因为他们预计丹麦王将不遗余力地与他们作对。在克里斯蒂安疑心自己的企图已昭然若揭之前，托尔斯滕松将军便跨过南方边界，侵入荷尔斯泰因，挺进日德兰（1643年）。丹麦人完全抵抗不住这支征服之军，虽然也打了两场激烈的海战，但他们对抗瑞典人的无力感很快便显现出来。于是双方在布罗姆谢布罗达成和解。然而最终被迫为丹麦的无力与失算买单的却是挪威。两个挪威大省耶姆特兰和海耶达尔被割让给瑞典；不久前才归属丹麦的哥特兰岛亦是如此（1647年）。
这场战争在挪威被称作“汉尼拔之争”，得名源自汉尼拔·塞赫斯泰德总督，这个人是国王的女婿，他在英勇的教区牧师克耶德·斯图伯的帮助下守护了边境。
也许有人会想，贵族们在克里斯蒂安四世死后应该会安于他们已经拥有的诸多特权了吧，这位国王让自己的儿子弗雷德里克三世（1648—1670年）登上了王位，保住了他残留的最后权力。然而只要还有利可图，便必定有人认为势在必得。于是弗雷德里克三世遭到胁迫，要他签下比所有前任更没尊严的特许状，而如果他对这一协议长期采取默许态度，便将沦为一个影子国王。长期以来，贵族们咄咄逼人，总是占据上风，促成了他们的傲慢与贪婪，但这却恰好导致了他们的垮台。在这个国家，真正拥有实权的是王室议会，它轻率地向瑞典宣战，只因听信了一条流言，说瑞典国王卡尔十世即卡尔·古斯塔夫斯已在波兰遭遇惨败。事实证明这条流言不实，卡尔十世在短时间内便征服了日德兰和菲英岛，直逼哥本哈根。如今丹麦尽在他掌握，议会被迫于罗斯基勒（1658年）求和，割让了斯科讷、哈兰、布莱金厄、博恩霍姆以及挪威的维肯和特隆赫姆两省。此战中仅有的一场胜仗发生在挪威，便是挪威将军比耶克攻克了耶姆特兰。然而卡尔·古斯塔夫斯在收获了如此巨大的好处之后似乎反而后悔没将丹麦赶尽杀绝。他不愿退出丹麦国境，重新开战，却在尼堡吃了败仗，并在哥本哈根被击退。造成这样的结果也有赖于荷兰人和奥地利人的帮助，他们担心卡尔的力量过于膨胀。在挪威，特伦德人成功反抗了瑞典人的统治，博恩霍姆人也赶走了入侵者。依照《哥本哈根和约》（1660年），卡尔·古斯塔夫斯被迫放弃了这几个省，但保留了其他的占领地。
弗雷德里克三世，丹麦与挪威国王
显然，这些战争令丹麦陷入衰退，而造成这一切的主因就是构成王室议会主体的贵族。他们通过掠夺下级阶层而掌有巨大财富，却拒绝分担公众的负担。如今，这个国家陷入一种绝望境地，苦难如此深重，以至于只要吹一口气，民众积郁的愤慨便会燃起大火。公共债务数额庞大，除非增加税赋，否则偿还无望。于是国王在哥本哈根召集国会，邀请神职人员和中产阶级的代表一起参与商议。这些人与他结成同盟，共同对抗贵族，而贵族们由于担心发生暴乱，最初不敢施压。等到他们重新鼓起勇气时，哥本哈根的市民们已锁起城门，迫使他们答应条件。最后的解决结果，就是丹麦从此以后成为一个世袭制王国，王室议会被废除，所有封地被取消，并采用新的行政体系，其中王室官员须对国王负责。大家一致认为需要采取一套宪法，但其具体的制定却非常不明智地交托给了国王。于是弗雷德里克三世掌控了局势，而一旦问题交由他自行决定，他便倾向于施行不假任何宪法的统治。他力图用所谓《王室法律》蒙混过关，意在保全而非限制他的权力。就这样，简单粗暴的专制主义在丹麦推行（1660年）。丹麦人如同从煎锅跳入炙火。虽然这种状态毫不值得羡慕，不过仅受一人统治，也许还比遭多人压迫要好。
专制主义在挪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这个国家被放到一个更接近与丹麦平等的立场上，并产生了一套稍有改进的管理制度。贵族们继续占据许多有利可图的职位，但如今国王拥有绝对权威，因此能对他们进行更多遏制。封地转变成了郡（amter），交由明确限定了职能的王室官员管理。公民得到为国家效力之机，几位能干的挪威人的活跃为其推波助澜，其中卓越者如海上英雄科特·阿德勒。服役于荷兰和威尼斯期间，他在对抗土耳其人的光荣经历之后成为丹麦的舰队司令，大大提升了海军的实力。
弗雷德里克三世仅到访过挪威一次。弗雷德里克夏尔德市以他命名。
虽然废除封地使得王室资产暴涨至原来的5倍，但弗雷德里克的儿子克里斯蒂安五世（1670—1699年）却总是缺钱。他把时间花在各种昂贵的消遣上，并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引为典范，希望可以媲美他那样的显赫光辉。就财富实力而言，旧的丹麦贵族依旧强大可畏，为抗衡他们的影响力，克里斯蒂安五世设立了一个由伯爵和男爵组成的新宫廷贵族阶级，其中大多数都是德意志人。德语成为宫廷用语，土地与有利可图的职位被送到得享圣宠的德意志人的手中。为了获取金钱以效仿凡尔赛宫那金光闪闪的虚荣恶习，克里斯蒂安五世将国民—不管是挪威人还是丹麦人—卖给外国做雇佣兵。他有一个能干的顾问，即大臣格里芬费尔德，此人出身贫穷，升至高位，又突然跌入悲惨的境地。政敌们的挑拨让国王对其忠诚产生了怀疑，于是格里芬费尔德被判死刑，但当他在绞刑台上临刑时，又被减刑至终身监禁。“噢，这仁慈比死更残酷啊！”他大喊。不过他最后还是在生命即将终结之前得到了赦免。
克里斯蒂安五世命人为挪威制定了一套新的法典，其中部分至今仍在使用。他还向瑞典发动过一次徒劳无益的战争，可惜白白付出鲜血与财资，却没给参战的双方带来任何好处。
弗雷德里克四世（1699—1730年）与父亲一样依照继承权的顺序登上了王位，但在其他方面却与父亲全然不同。他狡猾，却无知。此外，他吝啬、忙碌又无情。因与荷尔斯泰因公爵长期不和，他与公爵的姐夫即瑞典的卡尔十二世发生了冲突，经历过一场短暂的失败战役之后，他在特拉芬塔尔（1700年）议和，接受了一些非常不利的条款。然而当1709年卡尔十二世在俄国输掉了普特瓦之战，弗雷德里克认为他收复失地的机会已到，于是他与俄国及波兰结成同盟，发动了“北方大战”（1709—1720年）。16 000人的丹麦军队侵入斯科讷，却被瑞典将军马格努斯·斯腾伯格击败（1710年）。在克约格布海战中，指挥丹尼布洛号战舰的挪威人伊瓦尔·惠菲特向瑞典舰队发起了英勇的攻击。然而他的船不幸失火，虽然他大可以用停船靠岸的方式自救，但这样做将会置其他那些离海岸较近的丹麦舰队于危险的境地。于是惠菲特留在原地直面死亡，不停地向瑞典人发出群射截击。最后，火势蔓延至火药库，他与500名战士被炸飞。
1715年，卡尔十二世返回了瑞典。他企图征服挪威，分三条线路攻入国境。他亲自指挥的那支军队进入了赫兰（1716年），挪威的克鲁泽上校仅率200人与之相拼。克鲁泽作战如此英勇，以至于一贯以英勇著称的卡尔十二世也对他满是钦佩。
“我的兄弟弗雷德里克国王拥有许多像你一般的军官吗？”他问伤重躺倒在脚边的上校。
“对，”克鲁泽回答，“太多了，我远不能与里面最有本事的相比。”
为了筹集钱财，愚昧的弗雷德里克已将大量国家守卫者以雇佣军身份租出，只剩吕佐将军手下的6 000人，实在少得可怜，且这些人衣装都不齐，还半饿不死。卡尔十二世的军队则训练有素，面对这样微不足道的对手，他希望速战速决。但他没算到挪威人的脾性。无论老少男女，每个挪威人都做好了保家卫国、对敌作战的准备。他派洛温上校带600人去毁掉孔斯贝格的银矿，但洛温和160名瑞典人却被灵厄里克教区牧师的妻子—机智勇敢的安娜·寇比约恩达塔骗到牧师住处，使他们被挪威人抓住。当洛温怀疑自己中了圈套而将枪口对准安娜的头，她还沉着地发问：“你为国王效力就是为了杀害老妇人吗？”
卡尔占领了克里斯蒂安尼亚，却对阿克什胡斯要塞无可奈何。弗雷德里克夏尔德的市民们烧了城，这样一来瑞典人在弗雷德里克斯腾要塞的大炮面前就失了庇护。在这次事件中，有两兄弟以英勇爱国的表现引人瞩目，他们便是安娜同父异母的兄弟彼得和汉斯·寇比约恩松，他们带着吃苦耐劳的志愿兵们不断地侵扰袭击敌人。卡尔开始明白没有火炮是拿不下挪威要塞的，便盼着能从国内护送一批大炮及其他军火过来。但这一期盼又落空了。因挪威最伟大的海上英雄托登司寇德[6]的一个壮举，他的舰队在迪内奇伦遭遇毁灭。托登司寇德从一些渔民那里得知，瑞典的舰队司令当晚要在船上举办一场宴会，于是推断从餐桌上走下来的军官们应该不在战斗状态。他向副官彼得·格里布大喊道：(www.xing528.com)
“我听说瑞典的海军指挥官要在他的舰队上搞一场醉酒狂欢。虽然没被邀请，我们难道不该率船去做客吗？领航员说我们正顺风啊。”
挪威的雷鸟
冒着岸上排炮一阵砰砰作响的开火，托登司寇德驶入迪内奇伦峡湾，向敌方舰队发起攻击。他推测得没错，敌军都喝多了。不过危险令他们清醒过来。经过三小时的猛烈炮击，瑞典的舰队司令带着44艘船和60门大炮投降。当国王收到这消息，便开始从挪威撤退。但眼见这个国家的防御装备如此不济，他无法放弃征服它的念头。1718年，他派阿姆费尔特将军率14 000人的部队进攻特隆赫姆，他本人则带22 000人大军进攻弗雷德里克斯腾。外围的防守阵地被捣毁和占据，战壕也挖向了关键要塞。卡尔十二世正站在其中一条战壕里，突然被一颗来自要塞的子弹击中头部而死。得知了这一消息的阿姆费尔特立刻往国境方向撤退，但仍然损失了大量士兵，这些人在山区冻的冻死、饿的饿死。战争就此结束，双方于弗雷登斯堡缔结了和约（1720年）。
挪威人的不屈不挠令丹麦免于一场大危机。然而对于他们的忠实与英勇，弗雷德里克四世的回报却是变本加厉的掠夺。为了聚敛钱财以饱丹麦之囊，他将挪威所有的教堂都卖给了私人党团，声称如果说教堂归民众所有，那他们必须拿出文书和地契来证明其所有权。弗雷德里克妄图用这种粗劣的托词让他的掠夺行为显得有合法性。他把与芬马克郡的贸易权售给了三个哥本哈根人，这些人则将这项独占权解读成了无限强取的许可证。全民陷入了苦难与潦倒之中。
挪威人路德维格·霍尔伯格[7]于1684年出生在卑尔根，活跃于弗雷德里克四世在位期间。不过他主要生活在丹麦，在此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莫里哀式喜剧、嘲讽式仿英雄诗、讽刺文学及历史著作。他的作品对18世纪上半叶的生活进行了生动的描绘和讽刺。
克里斯蒂安六世（1730—1746年）是一个极端的虔信派教徒，身边围绕着一群共情并支持他这种病态阴郁的宗教信仰的德意志人。他的开销之大，可谓挥霍成性，兴建宫城不惜血本，还在王宫里推行一种刻板的仪式。其统治中值得褒奖的一项举措是他颁布法令确立了路德教信仰，从而间接地迫使所有阶层的人都学习识字。他也鼓励贸易与制造业发展，可惜初衷良好却未得善果。另一方面，极其灾难性的是他颁布了法令，禁止挪威南部的居民向除丹麦以外的其他任何国家进口粮食。
雕花门楣、食塔铺或储藏屋，带雕饰的大啤酒杯
弗雷德里克五世（1746—1766年）是一个本性和善的人，可惜才智有限。他开放了被他父亲关掉的剧院，废除了许多为遵守安息日而定的烦冗规定。若不是沙皇彼得三世遭遇谋杀的话，他险些和俄国打起来。但他所做的大量战备工作却使增税成为必要，这负担尤其沉重地落到了可怜的挪威农民身上。在卑尔根，额外的征税引发了叛乱。农民们闯进城里辱骂地方行政官，于是这种税便被废除了。在这位国王的任期内，挪威军事学院在克里斯蒂安尼亚创立，此外还有特隆赫姆的科学院。
克里斯蒂安七世（1766—1808年）17岁继承王位，他可谓将青春挥霍到了极致，以至于在他长成一个真正的成年人之前便将活力消耗殆尽，随之而来的是疯癫错乱。在一次出国旅行中，他开始十分依赖他的医生—德意志人施特林泽，回国后更任命其为总理大臣，将政务完全交到了他手中。施特林泽具备优秀的才能，知悉伏尔泰及卢梭的观念，但他在推行改革上相当轻率。贵族们以及王太后朱莉安娜·玛利亚憎恶他，受这些人的影响，国王签署了一份抓他的逮捕令。高台还是牢狱，不过咫尺之距。王太后的宠臣欧夫·古德博格接管了接下来12年的政务，废除了施特林泽施行的所有开明措施。他根本是在致力于消灭挪威人之名，坚决否认这个民族的存在，声称所有这些人都是丹麦国之公民。
在最后三位国王的统治期间，拜和平所赐，挪威在物质财富方面趋于繁荣，经济稳步发展。人口在100年间几乎翻了一番，到1767年时达到了723 000人。而自从打破了汉萨同盟的垄断，国家商船队的规模也从50艘发展至1 150艘。一批在哥本哈根大学接受了教育的本土官员开始取代丹麦人。此外，随着王室地产的售卖，农民之中对土地拥有永久产权者的数量大大增加。
由于国王精神失常，无法参与政事，他的儿子—储君弗雷德里克于1784年成为肩负责任的摄政者，并选出了一位杰出的总理安德烈亚斯·伯恩斯多夫（1784—1797年）。正是这位能干且开明的总理指引丹麦和挪威安然度过了疾风骤雨的法国大革命时期。挪威建立了4个地方高级法庭，还有一个叫作“调解委员会”的机构意在避免诉讼。1800年，丹麦轻率地与俄国及瑞典缔结了一个武装中立的协定，希望可以抵制英国在非参战船只上搜查军需品的要求。英国的目的是要切断法国和其他国家的一切贸易往来，而所谓军需品不仅指枪支弹药，也包括粮食和一切生活物质。挪威和丹麦的商船队当时从事运输业，生意做得很大，却因这种专横的做法而遭受损失。可惜政府不够强大，无力反抗英国，在哥本哈根港一战（1801年4月2日）之后，丹麦被迫退出武器中立协定。然而，弗雷德里克王子看似并不了解英格兰的厉害之处，因为他的政策很快就开始表现出向法兰西皇帝示好的兆头。根据拿破仑和俄国沙皇亚历山大（1807年）在《提尔西特和约》中达成的一条秘密协议，拿破仑获得丹麦舰队，凭此与英格兰争夺海上的统治权。英国政府很快风闻了这一计划，立刻要求丹麦舰队暂时投降，保证一旦恢复和平便归还舰队。但这个要求遭到拒绝，英国于是派部队登陆西兰岛包围了哥本哈根，同时从靠海的一面炮轰这座城市达三天半之久（1807年）。别无选择的丹麦人只得交出舰队，但因为他们之前的反抗之举，舰队再也未被归还。哥本哈根的这第二次战斗将丹麦更彻底地推向了拿破仑。当这位皇帝的命星衰落沉没，作为其同盟者，丹麦便无助地落入仇敌的掌握之中。
由于丹麦在战时的孤立状态以及难以保持通信畅通，挪威暂时交由一个受奥古斯滕堡王子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管辖的摄政委员会管理。
弗雷德里克六世（1808—1814年）在他那位精神失常的父亲死后登上了王位，彼时两个国家的状况糟糕至极。坚持错误的政策几乎把他推到了绝境。与英国的战争使所有贸易都遭到禁运，其结果就是饥荒及穷困潦倒。而挪威未经问询就被拽进了这迷阵困境，不断遭到海上袭击，由于这个国家海岸线绵长，被袭的风险尤其高。财政状况也是无序且无望。乱上添乱的是它与瑞典之间还爆发了战争。随后，挪威适时发现了与英国结盟可带来的好处。瑞典将军阿姆费尔特再次入侵，但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并没有闻风丧胆。摄政委员会贯彻了他的卫国措施，展现出英勇无畏，挪威部队各师连续三战（托韦鲁德、特朗根和普雷斯特巴克）击败瑞典人。与此同时，瑞典人遭到俄国攻击，后者想要确保《提尔西特和约》中条款的强制执行。因为和约中有一条是封锁瑞典的港口以对抗英国，但执拗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斯四世不赞成这种做法，于是俄国人侵入芬兰，经过数次激烈的交战，赶走了瑞典人。这些灾难导致国王被废，他的弟弟卡尔十三世被选作继位者。由于卡尔十三世没有子嗣，便在诱劝之下选择了挪威的摄政者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王子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如此一来我们便看到了挪威和瑞典在一位有能力、受欢迎的国王治下和平联盟的机会。然而不幸的是，这位深受爱戴的王子不久后便在斯科讷的一次阅兵式中去世了（1809年）。瑞典在《腓特烈港和约》中被迫将芬兰割让给俄国，但《巴黎条约》确保了其对波美拉尼亚的所有权—只要它坚持贯彻拿破仑的所谓“大陆封锁”。这便自然而然地把瑞典牵涉进了与英国的战争中，后者是法国皇帝唯一征服不下又和解不了的敌人。不过只要瑞典不去积极地帮拿破仑，在别处忙得不可开交的英国也就采取了观望态度，没有开战。但拿破仑却不满于瑞典这种半中立的政策。卡尔十三世的优柔寡断让他生气，他再次占领了波美拉尼亚，此举给了瑞典一个公然站到他敌人们一边的借口。瑞典与英国在欧雷布罗（1812年）签下和约，不久之后，瑞典加入了以推翻拿破仑为目标的欧洲反法大联盟。
毫无疑问，这一政策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庞泰科沃亲王让·巴普蒂斯特·伯纳多特，他发迹于拿破仑的军队，曾是一名陆军上将，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死后他被立为瑞典王储（1812年）。在奥柏的一次会议上，沙皇亚历山大将挪威许给他，作为他坚持联盟事业的奖赏，后来英国又重申了这一许诺。
在这期间，挪威因为港口继续被英国人封锁而愈发处境艰难。1812年爆发了一场饥荒，人们只得把桦树皮磨成粉来烤成面包。丹麦纸币的贬值蒸发掉了数千家庭的积蓄，也令所有商业来往受挫。全国各地都泛滥着对与丹麦联盟的极大不满，因为正是这重关系将国家拖入了如此的窘境。之前曾遭驳回的建立一所挪威大学（1811年）的特许状姗姗来迟，引起一时热潮，却也不能减轻不满的情绪。似乎已沉睡了数世纪的政治意识开始觉醒，独立之心与国家自主的愿望多有表现，诸如挪威福利协会的建立（1810年）、对大学的慷慨捐赠，以及突然弥漫全国的爱国激情。本土官员阶层站出来成为这些政治愿望的倡导者，帮助大众系统地阐述他们的愿望，带领他们走向理想的目标。被外国势力当作奴隶一样处置有违他们的自尊心。那些人对挪威传统生不出同情，对其福祉也毫不关心。在外交博弈中数次落棋所带来的不安情绪之下，民众中那些理智思考的阶层表现出抵抗到底的坚定决心。
然而，只要挪威还是丹麦的附属，她就无法逃离弗雷德里克国王的政策所带来的影响。拿破仑在俄国遭遇惨败之后，同盟国要求丹麦将挪威让与瑞典，但国王拒绝了这个要求，并派自己的表弟克里斯蒂安·弗雷德里克亲王以总督之名管理挪威。但随后拿破仑败于莱比锡，伯纳多特侵入荷尔斯泰因。大军当前，他被迫妥协。在《基尔和约》（1814年1月14日）中，弗雷德里克国王将挪威割让给瑞典，之后不久，他解除了挪威人的誓忠，放弃了其本人及后代对这个国家的所有权利。
【注释】
[1]“三王冠”标记是瑞典的象征符号，一般为三顶金色王冠，两顶并列在上，一顶在下。关于其来源，有一种说法是瑞典国王阿尔伯特（1338—1412）用其象征自己对瑞典、芬兰、梅克伦堡的统治，但近年考古发现其使用时间还可上溯，故不明。—编者注
[2]贝亚德·泰勒（1825—1878），美国诗人，著有《拉斯：挪威田园诗》。—编者注
[3]奥斯陆旧称。—译者注
[4]即布吕根，又名“德国码头”，位于挪威的卑尔根峡湾东侧，是汉萨同盟在此建立贸易站时留下的商业建筑群，因颇具特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编者注
[5]对“萨米人”（sˊami）的旧称，他们是北欧地区的原住民。—编者注
[6]Tordenskjold，意思是雷之盾。—译者注
[7]亦常译作路维·郝尔拜。—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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