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奇国王死后,桦皮腿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哈康配了一个保镖,日夜跟随。斯库勒伯爵一方则开始了他的密谋诡计,他的行动得到新任大主教古托姆以及尼德罗斯的主教座堂参事会的教士们衷心支持。然而,尽管他们在背后搞了许多小动作,哈康还是在欧雷庭会被桦皮腿团宣立为王,斯库勒自知无力抵抗民意,对于事态发展便只好选择了默认。参事会的教士将国王宣誓维护法律时需要用到的圣奥拉夫的圣龛锁了起来,却并没有用。比起抛弃国王,桦皮腿团毅然选了摒弃圣龛。伯爵与“贼子帮”的所谓国王菲利普也没有协商出什么成果,因为菲利普在英奇国王逝后不久也死了,且没有留下子嗣。哈康带着大支舰队南下,占领了自1208年赫维庭瑟条约以来便处于“贼子帮”统治之下的维肯和奥普兰。他施行了明智的怀柔政策,诱使叛军首领们承认了自己的统领地位,条件就是他们可以得到昔日菲利普的封地的一半。第二年,他们还同意放弃会令人联想到内战时期的纷争与冲突的旧党派名,与桦皮腿团并肩作战,对抗一个名为“褴褛帮”(Slittungs)的新叛党,此党由神父贝内迪克特组织统领,他也被称作“皮刀”贝内(Bene Skindkniv)。像他的无数前辈一样,这个声名狼藉的冒牌货宣称自己是马格努斯·厄林松国王的儿子,尽管此事毫无可能,但他身边很快就聚了多达千人,并开始行抢劫掠夺之事。他们之所以宣称相信贝内的冒名之举,不过是为破坏和平寻一个借口。在那个时期,强盗、拦路贼以及各路流荡的无业游民,只要找来一个王位候选人,就好似有了体面的伪装。随后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便受诱加入其中,而他们实施的掠夺破坏也被美其名曰是作战而非抢劫。
战争尤其是内战,总是带来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这个过程漫长且影响深远。拖得越久,重返和平就变得愈发艰难。自1130年哈拉尔德·吉勒即位起,除去偶有的短暂间隙,痛苦的自相残杀便一直笼罩着这个国家,令一整代挪威人都断绝了追求和平的念想,对杀戮与暴力习以为常。踏实苦干反而要冒更大风险,叛乱闹事竟成了一种合法职业。每一个组织不善的社会都会出现数以千计无家可归的游民,而乌合之众在骨子中就有犯罪倾向,他们总会抓住这种机会,牺牲社会整体的利益以满足自己,与其忍受乏味磨人的陈规与经久的和平,他们更乐见无休止的战争带来危险与艰辛。因此叛乱的条件就像是现成的,只要还有觊觎王位的人出现,国王就一定会忙得不可开交。只有随着骚乱一方的逐渐毁灭和守序一方更多幸存,局势才会逐渐对后者有利。然而事态发展比看起来更加复杂,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骚乱一方的逐渐毁灭也意味着好战精神本身的衰亡。暌违和平一个世纪之后,一个将持续400年的衰退期开始了。
而哈康国王正面临一个更大的威胁,甚于“褴褛帮”的叛乱,它源自一个自称朋友的人。当英奇国王在位时,密谋家和挑事者的角色是由哈康·盖伦来充当的,如今这个角色似乎随着他的其他贵族特质一起移交给了他的兄弟—斯库勒伯爵。眼见一国之王的荣耀被赋予一名毫无作为的14岁少年,骄傲的斯库勒十分恼怒。和哈康·盖伦一样,长久以来他都仅离王位咫尺之距,他想不通为什么那个位置总是可望不可及。在与“褴褛帮”短暂交战之后,他重拾图谋,这次依旧有大主教和教士们做帮手—这些人似乎仍对斯韦雷家族抱有怨恨,念念不忘。1218年复活节之前两周,哈康抵达尼德罗斯,大主教有意冷待了他,另一方面则竭尽所能地凸显伯爵之尊贵。棕枝主日[1]那天,当国王走上圣坛献上贡品,大主教甚至不曾转身看他,完全无视他的存在。有人批评他的无礼,大主教大胆地回答说,他是基于所有主教和许多酋长的建议故意这么做的,那些人和他一样,对于国王是否真是哈康·斯韦雷松的儿子心存怀疑。哈康虽然年幼,却也当即看出了掩藏其后的阴谋。但是他深信正义站在自己这一方,竟同意让母亲承受烙铁之试炼来证明自己的出身。英嘉早前就曾主动提出过要接受这神裁法,但当时大主教阻止了她,出于某种原因,他那时并不想就英嘉之子的出身表态,或许是因为当时他和斯库勒还没有谈好条件。一位已然王权在握的国王竟还要蒙受自证身份的屈辱,这种事真是闻所未闻。作为国王的朋友,达格芬·农的一段话代表了当时的舆论:“再难找到第二件这样的事例,农民和乡下人的儿子竟对一位绝对的君王提出这般羞辱人的条件。我想倒还不如就直接付诸另一种铁,那就是刀剑,让上帝在国王与那些敌人之间做出判决。”
如今斯库勒伯爵的阴谋似乎大有成功的可能,于是他突然对国王表现得亲切慈爱了起来。他相信他的教士朋友会让试炼得出一个合自己心意的结果。不过出于双重保险,他又付钱给一个效力于他的外国人,来自布拉班特的西加尔,让他接近国王的母亲,给她一种号称能修复烧伤的草药,但包括达格芬在内的一班忠心的桦皮腿团员将她准备试炼前禁食所在的教堂围了起来,于是伯爵派的这个密使便不得不招供了他的企图。达格芬说:“除了仁慈基督的赐予,我们不会用任何诡计或草药。带着你的废话滚吧,再敢多讲一句这种话,你就糟了。”
特隆赫姆大教堂西侧
随后英嘉收到警告,让她当心。因为如果她被证实使用了草药,那么试炼就是无效的,她和儿子都将背上沉重的骂名。然而敌人的一切阴谋都没有奏效,她成功地经受住了试炼。很难解释为什么结果会是这样,因为当时的情况确实对她不利。或许伯爵太过自信,在他的诸多前期准备当中忽视了哪个环节。不管怎样,在这次苛刻的检验之后,他不得不一切从头开始,谨小慎微地编织一张新的阴谋之网,暗中削弱国王的力量。他的计划大致是要离间哈康与他最信任的朋友们,或者把他们调到无法帮上忙的地方,然后让这些人相互之间产生不和,自相残杀,随后再使国王惩罚那些活下来的人。计划虽然精巧,却没有完全成功。国王性情宽容,且他也怀疑这些神秘的反目与杀害事件背后其实是伯爵在做推手,使得他的做法有悖伯爵的预期。所有人都清晰地看出,为维持伯爵那虚伪的友谊,国王付出的代价太高,与其像这样压抑怀疑,曲意亲善,他手下许多人更倾向于公然开战。双方也确实多有冲突,“伯爵党”和“国王党”之间的争吵和流血事件时常发生。事实上,新一轮内战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只是国王不愿见到战祸兵燹,才令和平的假象勉强维持。国王的监护人整天都算计着如何跟他作对,这一点令桦皮腿团的首领们不得不琢磨对策。他们想到一个办法,为了将斯库勒化敌为友,就要把他和国王的利益统一起来。出于此,他们提议哈康娶伯爵12岁的女儿玛格丽特为妻。国王虽然并不渴望这样一场婚姻,却也听从了幕僚们的劝说,斯库勒则略有犹豫,随后亦同意了这个婚约(1219年)。由于考虑到新娘年纪还太小,真正的婚礼从一开始就延期了。不过那些认为斯库勒会因为国王成了自己的女婿便会放弃原本图谋的人却是失算了。情势所迫,订婚之后不久他便要与一帮新的叛军作战,以卫王权,新叛军叫作“肋帮”,其前身是“褴褛帮”,但人数更众。这个团伙的发起人是前“贼子帮”首领,来自布莱克斯塔德的古道夫,哈康曾委任他做地方总督,后因不受农民欢迎被免职。出于报复,他举起叛旗,找来一个名叫西格德的人充当他推举的王位候选人,此人号称是“贼子帮”推选的国王厄尔林·斯通沃之子。所有那些确有理由或只是因为自作多情而感到不满的人,以及许多只是想要趁火打劫的人,如今都聚到“肋帮”旗下。这些人在维肯颇有成就,得了大量战利品。而背地里支持他们的是老得头发都花白了的“挑事精”尼古拉斯主教,虽然他自称友好,却始终仇恨着斯韦雷一族。被派去剿灭叛党的伯爵也是阳奉阴违,他并不积极,表面装出代表国王、热忱奋勇的样子,实际上却无意重拳出击。出于私利,他更愿意留着叛党,让他们消耗国王,以防国王变强。1221年他在维肯与“肋帮”多次交战,也确实给他们造成了重大损伤,在莫约森湖的斯旺一役(1222年)里,便杀了对方150人。但此役之后,他随即与 “肋帮”的西格德达成和解,西格德厚颜无耻地要求分得王国的1/3,并求娶伯爵之女为妻。伯爵否决了这两个要求,不过却承诺,但凡国王有考虑西格德提议的意思,自己将尽力帮他说服自己的女婿。基于这些条件,叛党首领解散了帮众,并在得到安全通行的保证之后进入伯爵的营地,得到极好的待遇。但这时的形势却并不适合兑现他的索求,因为国王和伯爵的关系突然急转直下。伯爵似乎在自己的封地之外招兵征贡,等于是把手伸到了国王的领地,国王对这种新的侵权行为大为光火,他写了一封信,威胁说如果伯爵执意无视他们的协定,就只有一战了。伯爵对此的回应是即刻起航去往丹麦。他显然已经打定了主意。至于是什么主意,应该很好猜。
自“蓝牙王”哈拉尔德时代起,丹麦的历代国王就以维肯的大领主自居,他们不断煽动挪威国内的叛乱,以达到重获失地的目的。斯库勒如今的打算是借“胜利王”瓦尔德马之助力将哈康挤下王位,并从他那里拿到整个王国做封地。但让他惊讶却有苦说不出的是,等他到了丹麦,却遍寻瓦尔德马不着。原来就在5天之前,瓦尔德马被什未林的亨利克伯爵抓了,眼下正和儿子一起在梅克伦堡的某监狱里遭罪。失望的斯库勒只好打道回府,再次戴上面具,假装好心关心女婿的事务。哈康这时刚满18岁,这个年龄被视为王储成年之际。这么一来他就不再需要监护人了,而按照惯例,大约需要某种仪式来作为他正式掌权的标志。于是名人显贵汇聚卑尔根(1223年),于此之际,被收买的古托姆大主教做出让步,他站在国王一方,庄严重申哈康的王位继承权。“肋帮”西格德的索求被宣告无效,得到同样结果的还有哈康·盖伦和克里斯蒂娜之子斯奎雷·克努特,他也派了代表来参加这次集会。斯库勒伯爵从一开始就看出了名人显贵们的意向,这些人压倒性地支持哈康,自己的任何图谋都必将无果。于是他心安理得地趁与国王续订协约之机,索取尽可能多的有利条件。经过多次商讨,他以其南方的封地换得北方1/3的国土,即从“北角”向南延展至桑德摩尔为界。但他仍然是王室封臣,至少名义上是如此,并被迫向国王誓忠,不过他得以独享其封地上的一切王室收益,而无须向任何人缴税纳贡。
基于这一协约,哈康南迁并入住奥斯陆的宅邸。不久之前这座城市才被烧过,他花了许多气力重建,其间便要频繁与家族宿敌尼古拉斯主教打交道。这个道貌岸然的无赖确实一度得到了信任,并在那短暂的友好期内为自己及其主教教区争取到大量好处。哈康总是乐于慷慨对待教会,以示宗教热忱,狡猾的主教就是利用了他这一脾性。尼古拉斯趁古托姆大主教去世(1223年)之机劝说国王同意推荐了他的敌人—来自胡萨斯塔德的彼得继任,这个人按照尼古拉斯的建议假装友好,直到戴稳了大主教的教冠。
国王安然无事地坐镇维肯,人气与势力见涨,这可不符合伯爵的计划。于是当他听说“肋帮”的西格德逃走时一点也不难过;不,应该说可能正是伯爵给了那个叛党头子逃走的机会,或者说他没去主动劝他再次叛乱,已经是种抬举。“肋帮”对于重操旧业岂有不愿,他们在首领身边再次聚起大批人马,开始像从前一样劫掠和杀害国王的支持者。一旦遇到追击,他们就跨过边界进入瑞典行省韦姆兰,而只要追击的人撤离,他们就即刻折返。哈康国王再三写信给瑞典国王—或者说是写给他的监护人们,因为国王本人还是个孩子—抗议瑞典对他的敌人提供保护。埃里克国王的幕僚中有个显赫的人,名叫埃斯基尔·洛曼(意即执法官),他娶了哈康·盖伦的遗孀克里斯蒂娜。这个肆无忌惮的女人从哈康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仇视他,现在她身在瑞典宫廷,亦不遗余力地抹黑他,引人反感他,其结果就是瑞典谋臣们对他的抗议不予理会,继续为“肋帮”提供政治庇护。仗着这层保护,“肋帮”帮众的胆子自然变得更大,最后,哈康被迫于隆冬之际(1225年)率2 400人的军队侵入韦姆兰。他烧了许多农场,破坏了几个教区,却没能找到机会打一场决定性战役,无论是与“肋帮”还是与瑞典人,都是一样。瑞典人逃进了树林,“肋帮”则利用国王出走瑞典的机会突袭西福尔,攻打腾斯贝格。前“贼子帮”首领阿比约恩·乔恩松的部队紧追其后,却被尼古拉斯主教滞留在奥斯陆,尼古拉斯运用两面派手法成功确保了叛军的脱逃。
1225年4月,国王于他和“肋帮”绵延冗长的战事之中,在卑尔根与未婚妻—斯库勒伯爵之女举行了婚礼。这一年新娘17岁,新郎20岁。如果当初斯库勒同意这场婚姻的初衷是要在王宫中安插一个内应,那么他就要失望了。因为玛格丽特自成为王后的那一刻起便站在了丈夫身边,她对父亲的计划一点也不赞同。玛格丽特是一个温柔深情的妻子,也是一位好母亲。
与此同时,“肋帮”继续打游击战,他们占领了莫约森湖上一个名叫海尔格奥的岛,以此为据点突袭临湖几个富饶多产的教区,几近掌控了奥普兰。斯库勒伯爵被派去平息叛乱,他照例磨蹭虚耗,暗中蓄养造反力量,内心比敌人更渴望重创国王。要摧毁“肋帮”,必须要上到那个岛上,于是,为了佯装准备登岛,他开始在湖岸建造船只。但他故意将船造漏水,根本无法浮在水面。“肋帮”见此,非但不感到害怕,反而日益胆大,他们派了使者去奥斯陆见国王,与之约战。哈康接受了约战,把军队开到约定的会战地点埃兹沃尔德[2],而伯爵却并没有急于与之会合,他在烧毁了那些无用的船之后,经由陆路穿越山区去往尼德罗斯。这就是最无可辩驳的叛国造反之证了,并且国王手中还截获了一封尼古拉斯主教与“肋帮”的通信,信中各种迹象显示伯爵大有嫌疑。尽管如此,哈康仍选择了装瞎,而不是责问这个叛国者。或许他觉得自己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同时应付斯库勒和“肋帮”的程度,更倾向于一步步来,各个击破。
在埃兹沃尔德等待无果之后,哈康带着军队回到奥斯陆,得到尼古拉斯主教弥留将死的消息。这个以谎言和两面派作风为第二天性的老教士似乎也对自己死后的命运感到些许担忧。于是他将国王召到他的床边,对自己做过的坏事供认不讳(但那也是在国王拿出他叛国的证据之后),并恳求他原谅。国王当即宽恕了他。尼古拉斯主教死于1225年11月,享年75岁,终其一生都在煽动叛乱、劫掠与破坏自己的祖国。他杰出的才能对其本人和其国民而言都是祸不是福。他死后不久,“肋帮”的西格德也死了(1226年),哈康·盖伦的儿子斯奎雷·克努特受其狡猾的母亲唆使,接替了首领的位置。由于他率领的是一大帮瑞典人,因此他发起的战争更像是外国入侵,激起了原本对“肋帮”友好的奥普兰农民阶层的敌意。在阿克的一场战斗中,他被一支桦皮腿团和农民组成的联合部队打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又屡遭挫败,许多优秀的追随者也离他而去。他又邀请国王会谈,满口保证其安全,实际上却卑鄙地企图杀害他。这次尝试归于失败,纯属偶然。而在这次之后,斯奎雷·克努特便解散了帮团(1227年),归顺哈康。哈康国王不仅宽恕了他,并且看在他父亲的份上予他以封地,优待有加。这个年轻人在摆脱了母亲的影响之后,便放弃了所有反叛的想法,并在几年之后与斯库勒伯爵的一个小女儿结了婚,成为国王最忠实的一位朋友。
松恩峡湾
如今“肋帮”已除,不再能为己所用,伯爵便暗中策划新的阴谋,这个阴谋的巧妙之处在于其隐蔽性,被提早察觉的风险更小。伯爵声称希望参加十字军,开始了大规模的战事准备。他获得教皇许可,取得尼德罗斯省所有教会税收的1/20来促进自己的事业,为了让自己心安理得,他将家族庄园雷因捐赠给教会作为回报,雷因随后被改建成一座女修道院。斯库勒有极端谨慎的特点,这一次他不想出任何纰漏。他即刻开始造船,从全国各地征集战士。丹麦国王即“胜利王”瓦尔德马现已重获自由,伯爵还能指望从他那里得到助力,两人之间签下一个正式协议,内容包括斯库勒应当协助丹麦国王收复他丢失的那些省份。作为回报,瓦尔德马承诺助斯库勒登上挪威王座。虽然未曾公开,但显而易见,必然是有这么一个协议存在的,因为伯爵在1227年起航去往丹麦时根本不请示哈康同意,不过,他却在途中遇到了哈康,并被告知他的那位盟友在博恩霍维德遭遇惨败的消息。他决定静待事态发展,因为此时瓦尔德马的敌家占了上风,再去丹麦就太冒险了。他厚脸皮地将自己的舰队并入女婿的队伍,回了卑尔根。国王虽然对斯库勒的企图心知肚明,但还是假装不知情。确切地说,他甚至慷慨到在这个叛国者次年(1228年)再访丹麦国王时,还借了船只和粮草给他。实际上,瓦尔德马在博恩霍维德战败之后便再也不像他被囚之前那么强大难缠了,好战的精神所剩无几。因此,哈康大可以认为,就算他已被西、南两方的敌人包围,也不必介意北边再多这么一个。除此之外,这时的哈康已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建立友谊,对于丹麦来说,腓特烈二世是一个棘手的敌人,这就约束了瓦尔德马,以防他耳根一软又听了伯爵的劝。在这样的境况下,哈康国王便不会再遭遇什么风险了,非但如此,他或许还希望通过帮岳父接近丹麦国王,让伯爵明白他所有的阴谋都是徒劳。如果这就是他的目的,那么他对于结果一定很失望。因为当斯库勒回来时势力又增长了,他获得丹麦哈兰省的北半部分作为封地,成了一个外国国君的封臣,并且这个外国国君还正是本国国王的敌人。
人们可能认为斯库勒现在已经准备好开展致命一击。可是他却再次犹疑了,看起来似乎还有点想撤的意思。他的准备工作总是还缺点什么不够完备,总是需要一次次地推迟。事实上,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作为一个阴谋家,他狡猾、野心勃勃,有叛国篡位的胆量,并且热衷于不断完善计划的一切细节,使其臻于完美,但他却总是在踏出那不可挽回的一步之前踌躇止步。就像席勒笔下的华伦斯坦[3],他喜欢这个念头,以之为乐,谈及的时候既慎重又敢想,但又永远自认为留了一条退路,而实际上多年的暗地操作如作茧自缚,逐渐阻断了他全身而退的路。年复一年,他退到越来越无法回头的位置,他谋反的那些信件落入国王手中,在22年遮遮掩掩的阴谋颠覆之后,他终于走到了公然反叛这一步,因为除此之外,他显然已别无选择。
与此同时,国王已尝试过所有可能令伯爵忠诚于他的办法。1233年,他召集伯爵至卑尔根与各方要人集会一堂,大主教、主教们以及大批非宗教尊贵人士都到会了。国王在此正式要求他的岳父对其行为做出解释,属臣们也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列举伯爵不忠的证据。当轮到斯库勒为自己辩解时,他用了一种聪明的方式开场:“我知道一首小调:‘鹰栖于石’,我还知道另外一首小调也是这样唱的:‘鹰栖于石’,还有许多其他的小调,都是这样。今天便是如此。每个人说的都不同,但却是同一个调调,也就是给我安上罪名。”
他的演说很长且雄辩有力,据说极好地为自己做了辩护。然而是不是有人相信他就未必了,如之前许多次一样,他得以保全性命的原因不过是国王不愿付诸剑戟罢了。他们签了一个新的协定,只是在约束伯爵叛国阴谋的效力方面,也并不比之前的那些协定更高。相反的,他一被放任自便,就重新开始了推翻国王的活动。这一次,他的目的是让哈康和教会闹翻,以便将来可以借教会手中的强大武器来摧毁他。他狡猾地找了一个傀儡,即来自哈马尔的保罗主教,这个人是他忠实的拥护者。当时的大主教西格德·塔夫塞虽是国王党羽,却热衷于为教会谋利,于是斯库勒推断,可以借一场阴谋引发教会利益与国王利益相冲突来离间他们。同时,保罗主教伪造了一份文件,声称是由“贼子帮”推选的国王英奇在1226年颁布的,其中提到把本属于王室所有的、位于莫约森湖的海尔格奥,赠予哈马尔主教教区。国王自然对这份文件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因为英奇作为一个叛党头子,从不曾拥有王室地产,自然也没有权力将王室产业送出。此事上诉到了罗马教皇格列高利四世那里,而一场阴谋与谎言交织的行动才刚刚上演。可敬的好国王哈康遭到有组织有计划的诽谤中伤,直到最后教皇也信了他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坏蛋。作为伯爵实际上的特派大使,保罗主教打着为教会谋利益的名头赶赴罗马,成功使教皇对国王的一切支持者,甚至是保罗主教本人的上级—大主教都产生了偏见。另一方面,他用最奉承的溢美之词,将斯库勒描绘成了教会慷慨的朋友,是对抗不择手段的国王侵蚀教会的保卫者。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开除哈康教籍的教皇诏书。
然而,这个计划却因为提早泄露而流产。有一个名叫斯图拉·西格瓦特松的冰岛人,是历史学家斯诺里·斯图鲁松的侄子和对头,他在罗马碰到保罗主教并与之结伴回家。究竟是他获取了这个旅伴的信任,从而得知了秘密,还是在罗马教廷就看穿了他的阴谋,已不可考。不管怎样,他一到挪威便立刻找到国王,告知其敌人的所作所为。国王再次召集伯爵来卑尔根与自己会面,但这次斯库勒却失了勇气。他没有去卑尔根,却带着军队去往尼德罗斯,从那里跨越山区到达奥普兰,而奥普兰是属于国王的领地。这就等同于开战宣言,但和往常一样,他又搞了个折中,态度犹豫不决,嘴上很凶,却避免采取实际的军事行动。在西格德大主教的斡旋之下,他承诺在这个冬天(1235—1236年)维持和平,条件是要获得王室在奥普兰和维肯1/3的直辖行政区(Sysler)。这件事的处置似乎揭示了哈康一方的弱点,他竟愿意做出这般的让步,而他答应得如此爽快,自然也鼓励了伯爵的拥护者们,让他们胃口大开。第二年(1237年),他们签了一份新的协定,确认斯库勒拥有他在南方的领地,而且还把他提升至公爵之尊 —挪威此前还从来没有将这个头衔授予过任何人。但是能满足斯库勒野心的却只有那个唯一的位置,只要哈康不给他,他就心安理得地继续兴风作浪。他愈发地无所顾忌,违抗国王意志,集聚大量士兵,建造船只,方方面面的做派都像是一个独立的统治者。他的宫中形成了嘲笑国王的风气,国王在人们嘴里成了一个懦弱的好事者,只会说,不敢做。“狼皮帮”[4]—人们这么称呼公爵的党羽—还给国王起了个绰号:梦虫哈康。哈康本来不愿意发动内战,但这却被曲解为害怕,他的认真尽责则被误认为是怯懦。
当公爵蓄意纵容身边人滋长的叛逆情绪摆脱了一切束缚,便开始反过来鼓动他付诸行动,抵消了他性格中犹豫不决的特点。如今他已经快50岁了,如果还想获得王权,时间已不容浪费。于是,他在1239年鼓起勇气,召集特伦德人到欧雷庭会,宣布成为全挪威的国王。大教堂的教士们拒绝将圣奥拉夫的圣龛用于典礼,斯库勒的儿子彼得[5]便跳上圣坛,拉起圣龛的棺木[6],强行搬至“庭”内。为了不让哈康得到任何情报,所有出城的路都有人把守,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个名叫格林姆·凯康的人得以逃出,跑去警告国王这迫在眉睫的威胁即将来临。国王得到消息时正是半夜,他当即来到王后的房间征求同意。刚从睡梦中醒来的王后担忧地问他带来了什么消息。
“只是小事一桩,”他说,“就是现在挪威有两个国王了。”
“真正的国王只有一个,”她严肃地说,“那就是你。”
斯库勒计划好的第一个方案是突袭国王于卑尔根,将其抓获。但他很快便得知,国王已经听说了他的蠢蠢欲动并且准备好迎接他了。他随即派多支军队去全国各地,杀害王室的地方总督们和所有那些有名望的国王之友党。众多杰出人士对战争的爆发毫无准备,就这样被卑鄙地谋杀了,教堂遭到亵渎,暴行四处发生。与此同时,公爵静守尼德罗斯,忙于给外国的国君与当权者写信,告知他们自己已实施的举措,力图以无耻的不实陈述给哈康制造麻烦。然而当他得知国王正带着一支大军来袭,便带着600人翻山越岭去往奥普兰(1240年2月)。他遇上了顶替他原本的位置被授予伯爵之位的女婿斯奎雷·克努特,在拉卡将后者和其能干的指挥官阿比约恩·乔恩松击败。事已至此,国王必须出击了,否则将难以阻止叛军规模扩大到一个无力镇压的地步。危机让国王突然下了决心,并迅速采取行动,此举大大提升了战士们受挫的士气。他驳回了大主教关于再次和谈的提议,以空前的快速航行至维肯,又在雾气的掩护之下溯水而上,经由福尔登峡湾到达奥斯陆。由于预见到自己可能会死,他为继位一事已做好一切准备,但他决心必须让对方也付出极大代价。“狼皮帮”对国王的接近毫无所觉,在狂欢痛饮一夜之后,他们睡得正酣,突然之间,战号回响,预示风暴来临的警钟狂鸣。王室舰队的船头从雾中显出身形,正向码头逼近。公爵在警铃响起的一刻便从床上跌下来,匆匆穿上衣服。黎明的曙光在东方的天空渐变渐红,大雾正在消散。船只已达码头,部队正在登陆。“狼皮帮”们最初还以为是克努特伯爵为拉卡一战的失利前来报复,但他们很快就醒悟了过来。当他们见到王室的旗帜,便知道哈康国王已在不远处。奇怪的是,虽然这些人眼见国王本人气势汹汹而来,冲在所有战士的最前面,分分钟将自己暴露于危机之中,但“狼皮帮”竟不想杀他。因为他们担心公爵的大势已去,虽然他们也英勇地作战,却毫无胜算。公爵一路逃跑,桦皮腿团紧追不舍,但并没追上。这一战中死了许多人,但也有许多人到教堂寻求庇护并得到宽恕。
如我们所见,这一叛乱的发起人和领导者都只是公爵自己。他并不像之前的许多王位觊觎者那样是民众的不忠情绪的表现和化身,叛乱不过是出于他本人的野心。因此,只要他还活着,内战之炬就随时可能重燃。正是出于这一考虑,国王压抑住对岳父的所有感情,坚定心意,要让他罪有应得。奥斯陆一役之后7日,哈康派出15艘装配精兵的船去往尼德罗斯—公爵的逃亡地,指挥官是果决的阿苏特·奥斯特拉,也是斯库勒最大的死敌之一。(www.xing528.com)
当他抵达尼德罗斯,斯库勒便逃往树林,带着那些不肯舍他而去的人游荡了两个日夜。最后,埃格瑟特修道院的行乞修士[7]见他可怜,送了兜帽僧袍给他和他的追随者,让他们藏进一个塔里。消息很快传至阿苏特处,说是有人看见一些样子奇怪的修道士进了修道院,阿苏特立即带人前往,要求他们投降。见行乞修士们拒绝接受要求,一些桦皮腿团员便在修道院放了火。其他人努力灭火却是徒劳。浓烟与高热迫得公爵及其同伴下了塔。他一边走出大门一边用盾牌护住脑袋,说道:“不要劈我的脸,那不是一个首领该有的待遇。”
就在此时,桦皮腿儿们向他猛扑过去,将他杀死(1240年)。
斯库勒之死是叛乱的终结,此后挪威再没有人强大到能与国王一拼,也可能是没人有这个心思吧。值得一提的是,考虑到内战持续的时间,自“圣战王”西格德之死开始,这个国家恢复的速度可谓相当快。经济停滞和下滑直到差不多一个世纪后才出现,而出现的原因又要部分归因于其他的问题以及更直接爆发的事件。然而破坏的种子在这个灾难频发的时代已然种下,虽然它花了一个世纪才生根发芽。
和平的回归让国王得空去实现他久植于心的热望。半是无意识间,他将私生子身份视作自己纹章盾徽上的一个污点,急切地想要抹去。为此,他渴望完成正式的加冕。当斯库勒还在世时,国王就曾尝试过获取教皇同意举行这么一场仪式,但他那一直活跃着的敌人破坏了他的计划。如今格列高利九世已死,连他的继任者西莱斯廷四世都已经死了,圣彼得的位子上现在坐的是对哈康没有偏见的英诺森四世。主教们则和从前一样,因在这件事上起到调停作用,想要索求新的特权作为回报,他们提议国王若要加冕,便要像马格努斯·厄林松那样发誓,承认自己附庸于教会,接手王权乃是继得圣奥拉夫的封邑。但这样的要求遭到断然拒绝。
“如果我像马格努斯国王那样宣誓,”哈康回复说,“那么我想,加冕带给我的将是荣誉的不升反降。因为马格努斯国王为了得到他无权得到的东西,不惜做任何事。但我有上帝的帮助,无须从你那里交易才能得到上帝原本就赋予我的先祖、我的父亲和我的一切。”
加冕一事得到教皇首肯,来自沙比那的红衣主教威廉便被派往挪威,去为国王戴上王冠。但他到达后却受到当地高级教士们煽动,想要榨取一些交换条件。不过哈康对自己应得的权利很有把握,态度十分坚决并维护了尊严。最后,那位红衣主教只得接受他的条件。加冕礼于1247年的圣奥拉夫日,即7月29日,在卑尔根的基督教堂盛大举行。到场观看仪式的宾客人数太多,王宫根本容不下,还需要将一个巨大的船库充作临时的宴客厅。盛宴持续了三天,其壮观程度在北欧大地上前所未见。随后还举行了5天的庆祝会,向红衣主教和其他高官贵人致敬。等到庆典活动结束,一场讨论国家事务的会议随即召开,国王主动向神职者做出了一些让步。教会自主选择仆从的权力以及独立的审判权都得到确认。神裁法被严肃地废除了,因为正如红衣主教所述,基督徒去要求上帝来裁决人类俗务,是不恰当的。
这位红衣主教在离开挪威时,收到重达15 000马克的纯银(15 000 marks sterling)作为送给教皇的礼物,相当于大约50万法郎,而他本人也因其所做的工作而得到一笔非常慷慨的报酬。
哈康余下的统治期在表面上是太平无事的,这正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国王英明地看到,战争的喧嚣带不来任何持久的好处,而和平的殖产兴业则会带来繁荣与进步。于是,他孜孜不倦地投入到促进农业与贸易发展的大业之中。不过他主要的兴趣点却是在建筑营造方面。全国各地筑立起修道院、教堂和防御工事。他爱好华美壮观,便在卑尔根建了一座富丽堂皇的王室宅邸。他乐于行善,于是为麻风病患者建了一所医院。他在特隆姆瑟造了一座教堂,长期享有全世界最北端教堂的盛名。针对非婚生子被排除在继承人之外这一条,继位法得到了部分修订。民法与刑法得到改进,执法官的人数增加至11人。一支由300艘装备精良的船组成的舰队被保留下来。在一位爱好和平的国王手中,这样的一支舰队就是和平的保证而非战争的威胁。通过派遣大使,与外国君主礼尚往来,以及其本人在国内外展现出来的卓越能力和强大实力,哈康在欧洲的统治者中占得了一席之地,而在此前,挪威国王的地位从未被承认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高贵而有才华的腓特烈二世也与他交好,并与他保持联系直至去世。俄国大公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为自己的儿子向他的女儿克里斯蒂娜求婚,卡斯蒂利亚王国[8]的国王—“智者”阿方索也帮自己的兄弟追求她。后者的请求被接受,克里斯蒂娜于1257年嫁给了西班牙的堂·菲利普亲王。教皇亚历山大四世也致力于从哈康处求得他承诺参加一场改革运动,法国国王路易九世“考虑到他的权力和海上的经验”,主动将一支挪法联合舰队的指挥权交给他。而超乎所有这些荣誉之上的是,据说教皇在1256年力陈由他来做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候选人。
尽管国土偏远,哈康国王在海外仍享有非凡影响力,究其缘由,他的舰队尤其功不可没。在1256—1257年与丹麦的短暂交火中,他强大的海军力量让世人只惊鸿一瞥便心生巨大敬畏,促使丹麦国王克里斯托弗与之和谈,并完全接受哈康的条件而不敢冒险一战。因无休止的自相残杀而陷入衰弱冷酷的冰岛人承认了他的最高主权之尊,并保证向他进贡(1261年)。格陵兰岛稀少分散的居民也同样认可了他的大领主地位。关于奥克尼群岛和设得兰群岛的归属争议,引发他与苏格兰国王亚历山大三世的战争。哈康决意维护自己在这些遥远属地的权利,虽然那本身就已耗费了挪威太多的人命与财富,他带着舰队向苏格兰出发(1263年),却在一场风暴中损失惨重,许多船只遇难。他绕到苏格兰的西边,洗劫了坎泰尔和比特岛海岸,又在拉格斯(克莱德湾入口附近)打了一仗,在苏格兰人的描述中,这一仗挪威人吃了败仗,但在萨迦记载中,他们却是胜了。然而不管怎么描述,他们也并未从这一战中捞到任何好处。因为这次之后哈康随即就撤退至奥克尼群岛,打算在那里过冬,希望可以在来年春天重新开战。但他却突然得了病,并在1263年12月15日逝于柯尔克瓦格。生病期间,他命人大声朗读先祖们的萨迦故事,从“黑王”哈夫丹直到祖父斯韦雷国王。正当读到斯韦雷的萨迦时,他安静地去世了。
所有的记载都一致判定哈康·哈康松是一位睿智又品德高尚的国王。他不是一个天才,没有他祖父那样傲人的天赋。但他便是我们所谓稳健可靠的人。他很接地气,慷慨、宽容,却又能在严执正义时做到果决坚定。他内心高尚又明察秋毫,令他总是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因此,他无疑是一个伟大的王,但未必称得上是一个伟大的人,除非我们认为所有平淡无奇的好品格可以通过绝好的平衡达成完美。作为其敌人,斯库勒公爵在许多方面更显卓越,但假设斯库勒替代了哈康之位,那将是挪威的灾难!
挪威的食塔铺[9],即储放食物的房屋
哈康在外貌上肖似他的祖父。和祖父一样,他中等个头,一双妙然传神的大眼睛也是如出一辙。他坐着给人的感觉比站着时高,但他每每出现总是尊贵气派,令人心生敬畏。哈康去世时59岁,统治挪威46年。
【注释】
[1]即复活节前的那个星期日,又称“主进圣城节”。—编者注
[2]即今埃兹伏尔,位于奥斯陆东北面的劳姆莱克地区。—编者注
[3]德国著名诗人、戏剧家弗里德里希·席勒(1759—1805)创作的《华伦斯坦》三部曲的主人公,其原型为欧洲三十年战争中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军队著名将领,在剧中他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悲剧人物,复杂多面、矛盾重重。—编者注
[4]曾经有另一帮叛党用过同样的名字,以男孩维卡尔为首,与斯韦雷国王作对。
[5]彼得是个私生子。他的母亲是安德烈斯·斯加达班德的妻子。
[6]圣奥拉夫的圣龛(St.Olav’s shrine)即其棺木,是挪威中世纪时期最重要的文物,现安放于尼德罗斯主教座堂(又译“尼达洛斯主教座堂”)祭坛后面,该教堂自1400年起成为挪威国王的加冕教堂。—编者注
[7]friar,又译托钵修士,不同于传统修道士(monk),专注于传道,居无定所,一般靠化缘度日。—编者注
[8]今日西班牙的前身之一。—编者注
[9]食塔铺(Stabbur),是一种以木头和石头建成的谷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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