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史：静安王奥拉夫与马格努斯·哈拉尔德松

奥拉夫·哈拉尔德松回到挪威，找到他的哥哥马格努斯，而早在父亲去世之前，马格努斯便已继位为公认的国王，手掌朝权。几番磋商之后，两兄弟达成将王国分而治之的协议：马格努斯得到西北部大的那一份，奥拉夫则满足于守着维肯。如果是基于两兄弟平等的土地所有权来做划分，那么这样的结果显然是不公平的。但就我们所知，不欲争吵的奥拉夫却毫无异议地接受了。

与英格兰的战争极大地消耗了这个国家的资源。丹麦的斯温·厄斯特里德松认为，要想报复他曾在哈拉尔德国王那儿吃过的苦头，现在时机正好。两兄弟接着在全国范围内大量征税，但斯温在哈兰海岸之外成功地用一支舰队截住了奥拉夫（1067年），马格努斯尚不及与之会合。这应该不是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因双方都自称打了胜仗。不过很可能奥拉夫的损失较大，因为他最先提议和谈。与此同时，马格努斯带着联合舰队赶到，其规模必然能与斯温一拼甚至更胜一筹。不管怎样，斯温突然失去了作战的欲望，于是和谈的一幕在康格海尔上演（1068年），双方相互做出了友好与亲善的保证。据说奥拉夫在谈判过程中表现出坚定勇敢的气度，赢得了斯温的尊敬。作为双方会面最初成果的是两场婚姻：其一是“铁腕王”哈拉尔德的遗孀伊丽丝芙嫁与斯温国王；其二是奥拉夫迎娶斯温的女儿英格丽。

我们无从得知马格努斯是否出席了康格海尔的和谈。即便他在，想必也因为糟糕的健康状况而无法处理事务，因为在有关条约的部分都只提到了奥拉夫的名字。次年，所有的公共事务仍旧是移交给了奥拉夫，而马格努斯在尼德罗斯卧病不起，最终于1069年春天去世。他留下一个儿子哈康，当时还只是一个婴儿，托雷·史塔克收养了他。没有人提出让哈康继位的说法，于是奥拉夫便成为整个国家的国王。

除了继位早年时一星半点的武力骚动，奥拉夫·哈拉尔德松在位的27年中再没发生过一起战事。关于他的萨迦充满了和平与安宁—那是对他在文明事业上的成就所作的长篇赞誉和记载。慎重的节制是他的性格基调。他笃信宗教，但并不狂热；虔诚，却不偏执。他天性随和，又从不疏于责任，怡然但不作乐，沉着但不懒散，在“金发王”哈拉尔德一众好斗尚武的子孙中，他实在是独特但却富有吸引力的一位。他引人注目，因为他性格中的重要特征与他那个时代的人身上的主流性格形成了强烈对比。灵魂里的安详平静透过他的话语彰显出来，而萨迦记载认为这些话语值得保留。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包含了远远超前于其时代的一个清醒的信念：

“我正与你同坐享宴—献给我的亲族圣奥拉夫之宴，而且我在我的臣民身上看到的是欢乐与自由，如此，我为何要不开心呢？在我父亲的时代，人民都生活在强制与忧虑之中，多数人都把他们的金银财宝藏了起来，而现在我却看到每个人身上都闪耀着自家饰品的光彩。你们的自由与快乐就是我的享受和快乐所在。”

人们给了他凯里（Kyrre）的绰号，意思是宁静的、安静的，无论最初是否是出于赞美，随着时间推移，这个名字成了一个荣誉的勋章，因为在他之后一个世纪的纷争杀戮中，所有人都视他那没有流血的统治期为一个和平的黄金时代。^[1]正如后来的一位作者^[2]所述：“他爱上帝，亦爱人民；他注重和平与宁静，让每个人都能保有其所有之物，并只坚决镇压罪恶。当时农业丰收，各方面都达到辉煌，自‘金发王’哈拉尔德以来，挪威未有人达到过如他治下这样的繁荣。人们都热爱他，因为他为人民之便利做出了诸多让步，而之前哈拉尔德却是坚持严厉苛刻。他对金银珠宝是很慷慨的，只紧守着土地，这体现了他的聪明才能，因他看到的是王国的福祉。”

“静安王”奥拉夫的故事在萨迦中只占了寥寥数页，而他的父亲和儿子都是伟大的战士，他们的故事篇幅大得多。后者所擅长的摧毁生命之事，与奥拉夫倾力而为的默默地维护生命、改善弊病的事业相比，更加吸引喜好记录战争的挪威国王的史学家们的眼球。斯诺里对他着墨不多，却尽是赞美之言，很可能那个年代根本没人想到要为此颂唱赞歌或为后世留存下除拔剑相战以外的任何记录。于是，唱颂奥拉夫的吟游诗人仔细描写的也只是他参与了父亲对英格兰的莽撞远征，以及他与斯温·厄斯特里德松之战。

性格如奥拉夫，他会不赞同当时在某种程度上还很盛行的维京精神实属自然。虽然不清楚他是怎么阻碍维京海盗之旅的，但我们得知在他的统治期间，这种形式的海盗行为极大地减少了。不利于维京人的一个形势是他们所冒的风险大了许多，这是由于他们惯常侵袭的那些国家联合巩固起来，实力大增。“征服者”威廉一世治下的英格兰对挪威海盗们而言不再是一个宜人的歇脚之地，法兰西、西班牙和德意志也采取类似的举措以保护其海岸，这也大大地妨碍了这些挪威酋长们夏季的消遣活动。诚然，去爱尔兰的劫掠因其奴隶和所获战利品还是很有诱惑力的，但瑞典和罗斯在波罗的海一侧海岸沿线，却有土著部落成为维京人的聪明学生，施行劫掠，这样也减少了挪威人得益的机会。如果不是随后有漫长的杀戮嘉年华作为反证，我们也是愿意欣然相信基督教对这些人放弃掠夺习性起了积极影响的。不过刚刚引证的这些事实和因素显然更加有力。虽然就国王本人而言，他树立了献身和平事业的榜样，宗教毫无疑问影响着他的生活，巩固了他性格中不欲战争的一面。他证明了自己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真挚，不仅因为他偏爱教士，经常帮助教士穿戴法衣，更因为他为了改变和压制一切他认为有悖于基督教精神之事所做出的努力。他是第一位致力于终结农奴制的挪威国王。他制定了法律，即王国的每一个郡都应当每年解放一名奴隶。然而他定下这一法令的首个目的，却是为他的城镇争取来市民，以此鼓励商业及和平的职业发展。许多奴隶都是工匠，而很多曾因战争而沦为阶下囚的人都具备才智和进取心。

早在“静安王”奥拉夫继位之前，商业就有过蓬勃的发展。维京人往往既是商人又是海盗，他们用钱和货物去换得用剑得不来的东西。另一方面，不是维京人的商人，身边却也总是带着剑，用以保护货物。武士阶层和商人阶层之间鲜明的界限已不复存在，我们会发现，大首领甚至国王们自己都参与了商业，且并不以从贸易事业中获益为耻。于是我们会听说“圣徒”奥拉夫在一次航海活动中与商人古德莱克·格兹克是伙伴关系，而“铁腕王”哈拉尔德将与芬兰人的贸易变成了王室垄断，分包给了其手下。挪威与丹麦之间，瑞典与英格兰之间，以物易物非常之多，而随着海盗衰落，贵重金属得到普遍应用，且更多地用到了贸易往来之中。更有序的社会组织方式产生的影响在“静安王”奥拉夫统治期间初现端倪，正因于此，我们可听到诸多关于商业进步与城镇繁荣之事。比约格温市（如今的卑尔根）由他一手建立（1070—1075年），并很快成了非常重要的商业中心。

奥克尼群岛上的古挪威住宅（Orkhaugen）内部

当他们的职业就是战争，而把实业开发留给奴隶时，挪威人对家庭的舒适感是毫无概念的。事实就是，在“静安王”奥拉夫之前，即便是最有钱的人，其生活也很原始：食物粗糙，环境简陋。他们的房子只有一个房间，在四周墙壁上凿有封闭式的凹壁做床。地板就是光秃秃的大地，踩着很硬，铺了干草，其中间位置烧了火，时时为房间带来阵阵烟和火星。屋顶有一个大洞，是为了排烟和采光。没有天花板，覆盖了一层熏烟的椽木从一堵墙伸到另一堵墙上，上面挂着渔具、毛皮及衣物。屋顶上靠近屋檐的地方有一些方形的洞，用遮板遮着。火堆的两边都有长度贯穿厅堂的桌子和凳子。这两条靠墙放着的长凳中部，分别有一个雕刻更精心一点并带有高椅架的座位，称为高座。坐北朝南的这个高座属于房子的主人；坐南的那一个留给尊贵的客人。在首领的房子里，墙上还装饰着做工精良的武器，挂着染色的帷幔。主居所（sk^ali）之外还有一些小点的房子，如浴室、厨房、女性的闺房、仆人宿舍，有时还有客房。在附属建筑物中，最重要的是贮藏室、粮仓和牛舍。由此可见，一个生活富足农民的农场看上去得像是一个小村庄了。(www.xing528.com)

奥拉夫在这样的居室布置上做了一些改动，都是为了提高舒适度。首先，他把屋子中间的火炉移到了角落里，又造了一个烟囱以作排烟之用。这样一来用石头或木材作地板就变得可行，于是这一创新随之实现。墙上凿出了窗户，装饰以窗格玻璃或半透膜。又建了天花板，这样屋里的温度更稳定。慢慢地，几个房间被聚拢到同一个屋顶下。主人的高座被迁到西（？）^[3]墙的平凳上。而在国王的大厅内，高座则被置于一个高出地面的平台上，留给国王、王后或显贵。在此之前的时代，参宴者满足于火焰的光亮，而奥拉夫推介了蜡烛及细烛，在座多少位血统尊贵的宾客，就在王家餐桌上摆放多少盏烛台。侍臣们受委派伺候在旁，而朝廷官员（hird）得到的待遇又高于其他人。

这些创新无疑远远有别于旧的民主主义式的简朴。朝廷必要的开销更加铺张，我们发现奥拉夫将侍臣（hirdmennir）人数从当时法定的60人增加到了120人。更加奢侈的直接后果就是更加繁复的礼节，人为的等级差别比从前更为突出。国王的温厚和善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这一切的真实意味，让人们看不到其害处。事实上，那时候的挪威人爱好华丽，尽管他们十分独立，但却是非常为光彩光鲜之物着迷。奥拉夫的府邸富丽堂皇，这使他声望更高，因他并未加诸更多负担给民众以支付他增加的开销。

我们已经得知“静安王”奥拉夫是充满热忱的基督徒，并热衷于为他的人民带来精神福祉。带着柔化民风、防止产生容易扰乱社交之血腥争斗这样的想法，他建立了社团或者说协会，但以严格的规章加以管控。这些所谓的社团或行会最初的聚会地点是在成员的家里，但随着其发展逐渐繁盛，便开始修建独立的会所甚或是向他们的主保圣人致敬的教堂。圣奥拉夫是他们最爱的守护神，但也有蒙其他圣人保护的行会。由神职人员对成员们进行督导，平和安抚的做法受到极力主张。行会会馆里禁止携带武器，只要是在双方都有时间冷静下来的情况下，所有争执都必须得到解决。声望良好的女性被选来防止冲突，对骚乱者的行为做约束，而聚会以简洁的宗教仪式开篇。集会最初只是为了社交，但随着行会的壮大，无可避免地带上了半政治的色彩。法规令成员们许诺相互保护，往往还替对方的死报仇。他们完全可能对国家构成威胁—若不是国王及其主要顾问们本身也是其成员，因而能够管控他们的行为。

工匠们的行会在后来的中世纪开始取得政治重要性，而它们就是从这些社交行会发展而来的，但在最初，它们并没有把自己的定位局限为专为某一个行业或职业的人而设。我们对奥拉夫统治期间的部落酋长们所闻甚少，很可能是因为许多其中最杰出者已陨落于斯坦姆福德桥，而国王的声望又太好，显得剩下来的这些继续反抗的人不值一提。为数不多有所记载的人里就有托斯提哥伯爵的儿子斯库勒，奥拉夫在他的父亲去世后将他从英格兰带回。斯库勒在1069年被派往威廉一世处执行使命，要将“铁腕王”哈拉尔德的遗体带回挪威。他完成了任务，国王很满意。他是英奇·博尔德松国王以及徒然垂涎王位的极恶密谋者斯库勒的祖先。

“静安王”奥拉夫于1093年9月22日在他位于朗里克的霍克比庄园内去世。他的遗体被运到尼德罗斯，葬在他自己修建的基督教堂中。

【注释】

[1]见孟克（ii.，430）。

[2]特约德雷克·孟可（Cap.29）。转引自孟克：《挪威民间故事》。

[3]原文如此。—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