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于乡土田野之中，我们经常会发现多种边界的存在。在东永安村一村之内、家族之间，“烧大牛”“烧大马”是最为凸显的仪式边界，而东永安村与周边村落之间，该村所代表的乡土社会与毗邻的城市生活之间，又因焚烧“圣物”构成了不同层级的边界。边界设置究竟有什么意义？与社区生活的维系与运行之间有何关联？乡土社会秩序的建构与边界有何关联？本节试图在前述个案描述的基础上做出回答，并试图借助村落研究反思已有的边界理论，探索边界的本质特征。
人是善于区分与运用边界的动物，设定边界是人类群体生活的基本前提。人类制造边界，与动物的领地意识有所不同，一般会使用复杂的文化象征符号。美国社会学家蒂利（Charles Tilly）提醒我们注意区域内边界双方的身份关系，包括“边界两边之间贯穿那个区域的不同关系”及“在每一边，自身共享的陈述”。[69]可见，双方相处所确立的身份关系与叙事评价，对于解读社会边界现象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那么，在东永安村，以口头叙事与仪式行为强调家族边界的背后，双方的实际心态又如何呢？这种边界有着怎样的本质性含义？首先必须承认，我们一般多注意由边界划分而区隔的两个群体之间的竞争关系，却常常忽略双方在边界划分中隐喻的等级关系，迄今为止只有很少量的学者有所注意。正如布拉克特·威廉姆斯（B.F.Williams）所说，原生论者查理斯·凯思、工具论者阿伯乐·库恩等人看到了族群是在资源竞争和利益对峙中生成的组织或群体，但忽略了存在于这些竞争中的不对称权力关系。[70]在东永安村，边界划分中隐喻的这种等级关系是有明显体现的。
我们不妨将边界看作一种表象，探究它所指向的实质性内容。在传统村落社会中，如果人们在空间划分一条线，其实就已经有等级区分的含义在内，因为分隔本身就已经在制造等级或建构等级秩序。譬如横亘在村中央的高土埠，不仅是一道自然地理意义上的分界线，更是区隔埠西—生存高位、埠东—生存低位的家族居住格局的分界线；由于埠东地势低洼多水，居于埠西的村民（丛、吕家族）的优越感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洪涝灾害频发、战乱频仍的年代，埠东村民（齐氏家族）常常需要去作为村落制高点的村西西虎埠避难。长此以往，这种自然边界便逐渐渗入村落共同体的集体观念意识之中，“埠西”“埠东”也就有了等级的含义。即使高埠已经被移除，但这种等级意识依然会有所延续，只不过会寻找新的表达形式。居于埠西的丛、吕家族，在操持“烧大牛”仪式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优越感是显而易见的；居于埠东的齐氏家族，尽管在现实生活中处于权威地位，但依然会悉心组织“烧大马”的仪式活动，以显示自身并不缺乏与一方水土密切结合的“神圣”传统。这正是我们理解村民边界意识的关键所在。这种边界意识固然是基于村落地理与日常生活，糅合着村民心中的等级观念意识，其实也与整个区域中譬如潍河的动荡、别画湖的干涸等有关，这就注定了围绕边界的竞争不仅关乎当下，也关乎历史，不仅发生在村内，也发生于村外更广阔的世界，从而形成了一个复杂可变的网络系统。在这样的意义上，边界实在与边界观念融合为一种比较稳定的传统，恒久地存在于村落生活中，但与边界相关的等级关系是可以改变甚至易位的。
具体到乡土社会中，其边界既有地理空间意义上的有形实体界线，也存在经由村民刻意建构而成的文化界线，譬如仪式。仪式活动中的边界设置是微妙的，既存在于群体组织之间，也存在于更小的组织单元或是组织内部的个体之间，而且不同边界之间经常是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呈此起彼伏之势。当群体之间的边界趋于消泯，往往就是群体内部个人之间边界的凸显之时，而当不同群体之间的界限凸显之时，群体内部个人之间的边界往往就容易淡化，呈现出凝聚的倾向。
在东永安村的日常生活中，家族之间的边界似乎并不凸显，然而到了村落干部选举、土地分配、民间纠纷等发生之时，包括家族关系在内的各种层级的边界就有可能被有意强调。时过境迁，上述由干部选举、土地分配、民间纠纷等村落“非常时刻”所激发的紧张关系并未完全消失，需要有一个排解的常规渠道，节庆仪式其实就担当了这样一种弥合社区、凝聚人心的功能。不过，在“烧大牛”“烧大马”这样的仪式活动中，并不是简单地营造一种喧闹狂欢而企望家族边界的模糊或消泯，而依然有意识地保持家族边界，象征性地展开家族之间的竞争，同时保留着家族之间相互参与、随时交流的渠道，其规则颇为细密而巧妙。其巧妙之处在于，正月期间次第上演、家族轮流举办的“烧大牛”“烧大马”等仪式活动，表面看来依然是日常生活中真实的家族关系的延续，但是选取了家族之间复杂关系中与社区公共性相联系的部分要素，并在神灵祭拜的名义下予以铺陈、渲染。非此不能解释，尽管“烧大牛”仪式明确地由丛、吕两家主办，“烧大马”仪式由齐家独立操持，且双方在“圣物”扎制的规模、活动热闹程度等方面竞相攀比，却都以“天下太平”“老幼平安”等宏大叙事为号召，并欢迎对方前来观礼。
不过，村落—家族之间边界的仪式表达，不能仅仅从当下生活中予以理解，还牵涉在较长时段里所形成的村落社会结构。在东永安村，齐氏家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崛起，打破了传统的村落社会格局。尤其是齐氏家族依托在村政系统的强势，可以利用多种方式示“强”，这在丛、吕家族村民的言谈中屡屡提及。[71]显然，曾经的“强者”不甘示弱，曾经的“弱者”奋发图强，是乡土社会中的常见现象，社区活力也有赖于斯。近几十年来东永安村略显激烈的仪式竞争，就是如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乡村社会中与边界有关的等级观念依然会长期存在。对于村民而言，边界与等级是其实现自我内化、生活稳定、社会有序的一个重要因素。可以说，当高埠消失后，人们更加需要仪式来强调等级或者保持等级的心理。仪式是人们以边界区隔的方式聚在一起，通过一种竞争以实现“共在”，即在竞争中形成有差序、有等级的社区认同。其实质是，村民在顺循天然本性中的竞争倾向的同时，将包括家族差异在内的种种“不同”予以权威化，在有意设置的与“不同”有关的展演中确认自己的身份，形成或强化他们心目中合乎天然秩序的等级，在半虚半实的等级秩序中自在地生存。此时，与边界表达有关的叙事话语与仪式行为，其实就充当了社区生活秩序的“公共契约”的作用。试想，如果没有边界的区隔，没有等级的参照，乡土社区秩序如何建立？村落活力如何保持？
我们再往历史的纵深处看，“烧大牛”仪式是以祭祀战国军事家孙膑为名，但反映的是村民对其社区生活的组织机制与文化表达。东永安村对孙膑崇拜的选择，首先与同在潍北地区、历史悠久的瓦城村孙子庙有莫大关系，该庙是目前所知当地最早为孙膑单独立庙之地，长期作为当地孙膑崇拜的区域中心而存在。在瓦城一带，以瓦城庙宇由朱轸到孙膑的神主转变，与“孙膑封地说”的地方化过程为表征，彰显出国家礼仪渗透与地方传统再造之间的复杂互动态势。潍北瓦城孙膑崇拜“圣地”的建构，不应简单视为国家正祀向民间社会的单向度渗透，而应联系地方社会对“孙膑封地说”的创造，特别是民间庙会游神仪式的进一步推动，并与元代以来民间社会以通俗文艺的形式对孙膑传奇的多种演绎有关。这说明，在长时段的国家礼仪进程中，理清地方传统中多重嵌套的历史脉络，关注与地方民众相关的文化创造与生活实践，分析其不同的角色扮演显得至为重要。20世纪90年代末，东永安村复建孙膑庙，并扎制高大的“圣物”，逐渐替代瓦城成为潍北区域孙膑崇拜的中心地，则是上述历史脉络的延续。(www.xing528.com)
整个潍北社会内，不仅很多村落修建行宫，崇拜孙膑，而且还沿袭了瓦城的一套逻辑模式，如神灵与特定“圣物”（“独角牛”）烧祭等。以祭祀不同神灵为名的“烧马”“烧牛”“烧轿”“烧船”“烧辇”等成为潍北地区普遍的习俗。这一带乡民有着共同的神灵想象，因此才选择相似的文化符号，并将其植入现实之中。可以说，焚烧“圣物”背后依托的是庙宇（神灵）的区隔，这种依托庙宇（“圣物”焚烧）边界的区隔，是群体社会的一种相处机制。依托烧祭仪式所形成的边界区隔，与乡土社会中的其他边界形式如庄界、地界等，有着不同的逻辑呈现，但都在促成一种“有底线的竞争”的态势，整体指向群体社会的和谐相处。由此，我们可以大致看出潍北社会的结构层次。
简言之，边界划分的表象是区隔，实质却是等级，唯有等级才能形成竞争中的合作。边界的实质绝不在于区分你我之界，而是在区分你我的过程中确立一种等级，并试图赋予这种等级以程度不同的“神圣性”。顺循这一思路可以发现，边界的意义主要是在三个层面发挥：一是边界作为区分的意义；二是边界以区分的方式形成交流；三是在边界以区分的方式形成的交流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等级意识或价值得以产生或凸显。因此，通过边界的视角，可以观察到村落生活的表象、本质与机制——真正的乡土公共性是有差序的“共在”，“共在”的方式既包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边界，也包括特定时空中的口头叙事和仪式展演，从而将边界所寓含的等级内化于乡村生活的“共在”之中。换言之，围绕边界而形成的规约形式，总是蕴含着一定的等级观念在内，乡土社会结构及其文化意义由此得以表达。
尼尔·保尔森认为，群体组织是由复杂的、动态的社会系统构成的，其中存在着各种相互依靠的关系网络，这种关系既有个人之间的，也有群体之间的，群体或个人之间的边界以及由此导致的竞争问题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在组织内部应该相互依靠的规约安排下，个人很少脱离其所在群体而单独发挥作用。[72]可以说，两种仪式活动既在家族或家族联盟内部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又在家族的边际交往之间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在扎制“圣物”的过程中，以及“游大牛”“烧大牛”等环节的角色分工中，每个仪式群体的内部都有一定的调适机制，而这正是日常生活中身份关系的延续与表达，但在公开的展演活动中，这些被隐藏了。在东永安村面向外部世界上演“游大牛”“烧大牛”等仪式活动时，三大家族之间也同样如此，由此呈现出乡村社会的一种热闹、有趣的“民俗风情”或“乡土年味”。
村落内部有着各种边界的呈现，村与村之间同样如此。我们在整个潍北地区的焚烧“圣物”现象中发现，群体或个人之间竞争因素的存在，既会导致各地仪式逻辑层面的趋同性，也会促使人们在文化表达形式方面做有意区别，这是以仪式建构边界的又一证明。这种边界，不仅以实体物质形式呈现，还包括人们在文化阐释层面的区分，而仪式象征符号所具有的弹性恰能满足这一需求。此时的设界，是一种包容差异性的“文化共在”状态，并不妨碍共同价值观的认同，诸多仪式活动的轮流主办与相互观演恰恰是有助于此的。
因此，东永安的“烧大牛”“烧大马”甚至整个潍河下游的烧祭现象，相互之间的有意区分和竞争意识固然存在，如牛马扎制的美观、大小，庙会的独特资源及热闹程度等，但并不导致恶性事件的发生，其奥秘就在于此。因为“烧大牛”的评价体系，是基于乡土社会悠久的文化传统磨合而成，与社区道德伦理、民俗信仰观念贴近。纵观整个“烧大牛”的仪式活动，其角色分派充满了磋商意味，仪式细节的规定性并不强烈，却正营造出自己的权威性。
在东永安村，定期上演的村落社区仪式，其实质是村落社会内部不断运用传统影响现实的事件或过程。现实生活中本有边界，边界容易引发纠纷，村民利用仪式，消泯纠纷，也让生活（特别是过年）有滋味。由此观之，仪式就是将日常生活中个人和群体的显在的关系，利用特定时空（春节、庙宇）演出的一幕幕“社会戏剧”予以表达。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发生于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心理游戏”不断进行，主体间的边界则若隐若现；在特定时空上演的“社会戏剧”，使得主体间的边界不仅被有意强调，而且被夸张化彰显，这反而降低了人们对人际边界的敏感性。从仪式中返归日常生活的人们，自然就会淡化社会边界的现实隔离意义，而强化其游戏色彩。于是，当仪式借助肃穆的内容设置与世俗的喧闹形式，延伸到日常生活中，就对现实中的社会关系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仪式在乡土社区年复一年地上演，其社会关系也就实现了定期的刷新式调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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