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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北瓦城孙膑崇拜的起源与影响

时间:2023-07-2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瓦城大庙位于潍北地区昌邑市龙池镇瓦城村,是迄今所知较早为孙膑单独立庙的庙宇群。孙子庙,在县西北三十里瓦城社。其一,他推翻了当地士人以讹传讹的说法,即根据《齐乘》“城南有孙武庙”、《一统志》“庙祀孙膑”等文献,所推断的“旧为孙武庙,后又祀孙膑”之说。自唐代以来,孙膑被纳入国家祀典,赐予封号,虽屡有进退,但社会影响逐渐扩大应无可疑。孙膑崇拜为什么会在潍北瓦城一带兴起,乃至隆重修建庙宇以祭祀?

潍北瓦城孙膑崇拜的起源与影响

瓦城大庙位于潍北地区昌邑市龙池镇瓦城村,是迄今所知较早为孙膑独立庙的庙宇群。瓦城村地处潍河下游、渤海莱州湾南岸,古称“鄑(訾)城”,曾是春秋时期纪国鄑邑的治所,有过辉煌历史[31]清末民初时,瓦城大庙占地30余亩,有正殿、配殿、寝殿、山门等共30多间,终在1948年被拆除。

据明《莱史》载,该庙始建于宋熙宁四年(1071):“神宗熙宁……四年,建孙子庙于昌邑瓦城。”[32]赵士喆依何而记不得而知,考察《莱史》相关历史记载,皆似有据,因此此条记载应较为可靠。不过,方志文献却多将熙宁年间的这次修庙描述为“重修”,同样难知所据。

孙子庙,在县西北三十里瓦城社。宋熙宁四年重修,内有古槐二株,老干虬枝,盘绕如云状。(《大明一统名胜志》卷七《莱州府志胜》)

孙子庙,在县西北三十里瓦城社。孙膑仕齐,食邑于此,故祠之。宋熙宁四年重修,内有奇槐见在。八景谓“孙子庙奇槐”,即此。顺治十七年道人孙守德重修。(康熙十一年《昌邑县志》卷三《建置志》)

瓦城现存碑刻也支持这种说法,如瓦城社人孙际凤(生于1834年)所撰《孙庙奇槐赞碑》载:

此槐不记年载,相传先槐后庙,而庙亦不知建自何时。详考碑记,唯宋熙宁时所立者为至远,然亦系重修,则此庙之建未必自宋始,而槐之由来,更不知从何朝代矣。

显然,明代赵士喆以及方志碑刻所载“熙宁四年建”或“熙宁四年重修”,应都与北宋熙宁年间所立的一通碑有关,但所载为何相异?

其实,清人严可均(1762—1843)在《铁桥漫稿》中已大致破解了这一谜团,可能当地士人有意无意中冷落此说,另有所衷。严可均《重刻瓦城王朱轸庙碑(熙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一文,断定此碑最初为瓦城王朱轸所立,当时所谓“孙子庙”实为“朱轸庙”:

碑在昌邑县西北卅里瓦城邨古庙中。以碑有“减灶”之语,故方志误称孙子庙。元于钦《齐乘》:“昌邑县西北海滨訾城,俗呼为瓦城,半为水渐,城南有孙武庙。”《一统志》云:“内有古槐,甚奇。庙祀孙膑,又谓膑食邑都昌。”是旧为孙武庙,后又祀孙膑,则沿讹已久。

考昌邑即汉都昌。《汉初功臣侯表》:高帝六年,封朱轸为都昌侯。孙大参星衍据“朱轸以队帅先降翟王,虏章邯侯”与碑所云“大汉”“兴龙”“元祀”及“平暴”“秦川”等语合证,此为朱轸庙,确不可易。

余验碑文,似元是六朝唐碑,熙宁间重刻,复加改补,故多脱误不可通。然赖此碑尚存,而千年遗庙始能考出,亦快事也。[33]

严可均所撰碑文持之有据,甚有价值。其一,他推翻了当地士人以讹传讹的说法,即根据《齐乘》“城南有孙武庙”、《一统志》“庙祀孙膑”等文献,所推断的“旧为孙武庙,后又祀孙膑”之说。其实,瓦城大庙从来就不曾是“孙武庙”,当地士人有关“旧为孙武庙,后又祀孙膑”的说法,应是对于钦《齐乘》卷六一段话的误读:“孙武子,潍州昌邑县北海滨有庙。武孙膑,齐军师。”[34]显然,于钦所言“孙武子”即指齐国军师孙膑。因此,严可均所言“(瓦)城南有孙武庙”,是说元代时瓦城庙宇即为孙膑庙的意思。

其二,严可均推断瓦城庙宇最初为“朱轸庙”。经过现场考证,他赞同清人孙星衍(1753—1818)的分析,即依据“朱轸以队帅先降翟王,虏章邯侯”与碑上字样“大汉”“兴龙”“元祀”及“平暴”“秦川”等,断定瓦城大庙最初应是朱轸庙。显然,该碑名“重刻瓦城王朱轸庙碑”应仅为严可均随文使用,而非原碑名,否则孙星衍也就不必与《史记》合证断为朱轸庙,严可均也就不会有“千年遗庙始能考出”的欣喜。

其三,严可均较圆满地解释了“旧为孙武庙,后又祀孙膑”这一说法何以会长期以讹传讹。他认为,因该碑文中有“减灶”字样,使得容易误解为孙膑事迹。孙膑在马陵之战中曾以“减灶”之计大败庞涓,后人常以此指代孙膑或喻指杰出军事才华,成为常典。[35]宋熙宁碑文中的“减灶”一语,严可均认为是用以颂扬朱轸的杰出军事才华。不过,这也说明,至迟在元代,孙膑已成为瓦城大庙主神,而朱轸信仰几近消失。[36]可见,瓦城大庙从“朱轸庙”到“孙子庙”的转换,大约就发生在宋元之间,此后即“以讹传讹”长期流传了。

显然,此前朱轸庙已有相当长的历史,或为六朝所立,甚或更早。朱轸是何许人?为什么在瓦城一带会为之修建庙宇?据《史记》载,朱轸为西汉立国功臣,汉高祖刘邦赐封为侯,列第二十三位。[37]他随刘邦起沛,因“降翟王,虏章邯”定三秦之功,封为都昌侯,食邑为都昌国,传朱率、朱诎、朱偃、朱辟疆,累世封爵,五世后国除。都昌即为今昌邑之地,也就是说朱轸食邑于此。[38]至元康四年(前62),朱轸的玄孙朱先又获得祭祀祖先的资格,以“公士”身份被诏复家。[39]不过,朱轸后人在昌邑一带修庙祭祖之举起于何时,尚不得而知。

至于神主易变的原因,除因朱氏家族衰落外,更重要的应与国家礼制变迁,以及孙膑、朱轸在潍北地区社会影响力的此消彼长有关。自唐代以来,孙膑被纳入国家祀典,赐予封号,虽屡有进退,但社会影响逐渐扩大应无可疑。宋时,多地出现附会孙膑的风物传说,显示出孙膑崇拜的兴盛,如宋人提及的“孙膑坡,在和顺西一百二十里,西接马陵关,即孙膑伏兵处”[40],“孙膑山,在州南,因上有孙膑寨,故名”[41]。相形之下,朱轸除在汉初封侯,历朝历代一直未纳入祀典。此外,与孙膑足智多谋、功绩显赫的传奇形象相比,朱轸也逊色不少,这些都是能否在地方成神受祀的重要因素。

孙膑崇拜为什么会在潍北瓦城一带兴起,乃至隆重修建庙宇以祭祀?在当地方志中,多载有昌邑之地旧为孙膑封地的说法。迄今所见的最早记载,为明景泰七年(1456)《寰宇通志》:“孙子庙,在昌邑县西北三十里。县志孙膑仕齐,食邑于此,故祀之。”[42]那么,孙膑是否确有都昌封地,还是人们因瓦城孙子庙香火旺盛而引发的想象呢?有学者注意到,战国时期的齐国虽广行赏赐,但只是对文人赏赐丰厚,异乎寻常地忽略了军功赏赐,甚至没有建立明确的军功赏赐制度。在整个战国时期,齐国屡有征战,立军功者绝非少数,然而见于史籍记载的赏赐屈指可数。细搜史籍,未见威王对孙膑的任何封赏。[43]前述元《齐乘》中提及都昌曾为朱轸食邑,作者于钦长期生活于齐地,如孙膑确封于此,应不至漏载。显然,都昌为孙膑食邑的说法应是一种后人因附会而生的地方想象。(www.xing528.com)

尽管如此,后世方志文献却乐从此说,对孙膑封地之说言之凿凿。如《大明一统志》:“孙子庙,在昌邑县西北三十里。孙膑仕齐,食邑于此,故祀之。”[44]《大明一统名胜志》:“昌邑县,古都昌之地,齐七十二城之一也……逄丑父、孙膑、霍光之食邑也。”[45]明《山东通志》、清《嘉庆重修一统志》、清康熙《昌邑县志》等大致类同,大都是因袭旧说。

孙膑封地之说,其实贯穿着将民间传说“在地化”的叙事逻辑,学界在这方面研究成果甚多[46],在此不赘。上述关于孙膑封地的言说,应是基于提升地方影响力而为。这一集体记忆的建构,意在彰显地方历史之丰富、悠久,而不受历史真实标准的羁绊。其操作机制往往是,以援引国家礼仪为手段,构建地方权威以资教化,从而呈现出国家正祀的地方化过程。[47]尽管孙膑在国家正祀中时有进退,但入祀封爵本身就已意味着一种难得的资本;地方社会的修庙行祭,既是对国家礼制的迎合,又在整肃地方社会秩序方面具有意义。于是,在元代甚或更早,瓦城即成为潍北地区孙膑崇拜之圣地,此后当地官员、文人多有作诗为文推波助澜之举,“孙膑封地说”几成板上钉钉的“历史事实”。如清康熙年间县令许全临诗:“孙子祠堂岁祀供……勋业昔时消作梦,神灵此日回能通。溟沧一望墩台远,为奠波涛巩旧封。”清乾隆年间县令周来邰诗:“功成当日此分封,犹有双槐覆荫浓……”曾任知府的徐培琪在清光绪二十三年撰碑:“升平郡王庙创建有自来矣。考之,孙子建功于齐,食邑于鄑,鄑人共沾其恩泽,故立之庙而祀焉。”

在当地村民口述中,“孙膑封地说”更是活灵活现,甚至连“瓦城”之名也被附会到孙膑身上。笔者近年来在当地的田野访谈中,采集到多种传说。如历史上这一带地贫人穷,赋税繁众,海潮频袭[48],齐国军师孙膑来此地做官,组织人们烧砖筑垒,以防海潮。[49]在当地口述资料中,孙膑是一个清廉务实、体恤百姓的地方官,很符合人们心中“青天大老爷”的形象。的确,旧时瓦城一带土地盐碱化严重,赋税繁重,明代兵部左侍郎葛缙曾有这样的描述:“邑地广而人稀,河决海淤,二十里之外沙碱荒芜,一望无际,且赋重差繁,贫无蓄积,里无百金之产。”[50]“孙膑封地说”的民间建构当与此有关。

孙膑还兼行雹神之职,亦是同理。瓦城《莱州邋遢官庄进香碑序》曰:“遥想孙子焉,人也。事鬼谷……减灶战庞涓,而威名震一国,庇我一方……执使冰雹之神也。”[51]在更多的民间传说中,孙膑是“全神”,是农业神、靴业和皮革业的行业神、善于治病尤精治腿疾的医神等。在民间叙事中,孙膑因身体残疾更显传奇,几乎是无所不能,与历史正祀中对孙膑形象“吹毛求疵”的风格大不相同。这其实正是孙膑崇拜由国家礼制向地方化表达的表现,潍北地区“孙膑封地说”则是其中的特别表现而已。无独有偶,尽管孙膑自宋宣和年间即获封“武清伯”,此后再未见册封,但在瓦城大庙碑刻中,常常提及其“升平郡王”封号:

徐家庄碑记

鄑乎,盖古鄑邑也,多胜概焉。伟人达士,往之旅之,登台四知,越过阜三贤,荷香,升平郡王殿有奇槐于阶,古厝苍老,形似风龙,不知几历,年所□堂,郡王……为同社人……

康熙三十一年正月十四日立

该碑刻字很浅,模糊不通,是瓦城大庙所存最早的碑刻。碑文中提到的徐家庄,在瓦城村南邻,相距约1里。据村民口传,在晚清民国时期的瓦城大庙山门外,悬有“升平郡王”的旗帜。“升平郡王”之名不知起源于何时何地,但被堂皇悬之于旗,用之于庙殿之名,显然与“孙膑封地说”相关,属于地方圣地建构行为,则无可疑。

至晚在清代,瓦城每年都会举办盛大的山会。清乾隆《昌邑县志》曰:“瓦城会:正月十四日,九月初一日。”[52]两次庙会,以正月十四期间为盛。每年正月十四这天,瓦城大庙都会举行盛大的孙膑出巡仪式活动,人们抬着神像从庙宇出发,往各村巡游。瓦城庙会,在这一带有着新年度“开山会”的象征意义[53],从而显示出区域中心的权威性。显然,正是在地方乡绅与民众的互动过程中,“孙膑(都昌)封地说”与孙膑崇拜仪式相结合,促成了晚清民国时期瓦城大庙的盛况,成为区域社会的中心。此外,潍北瓦城孙膑崇拜“圣地”的建构,特别是宋元之间以瓦城大庙神主转换为代表的孙膑崇拜的在地化过程,和“孙膑(都昌)封地说”的明清成型,不应仅仅视作与孙膑入祀有关的国家正祀向民间社会的渗透,还与元代以来民间文艺中孙膑题材的大放光彩有莫大关联。元代以来,与孙膑相关的话本、戏曲、小说等大量涌现,为其在民间社会的“神化”培植了深厚土壤。如元话本《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平话后集》,元杂剧《庞涓夜走马陵道》《后七国乐毅图齐》,明小说余邵鱼《春秋列国志传》、冯梦龙《新列国志传》、吴门啸客《孙庞演义》等,清代以孙膑为素材的白话小说数量远超前代,主要有蔡元放《东周列国志》、杨庸《东周列国志辑要》、杨景淐《鬼谷四友志》,以及佚名所撰《走马春秋》《锋剑春秋》等。在这些作品中,孙膑被塑造为足智多谋、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演草成阵的神仙形象,孙膑的功业被无限夸大,甚至还有得灵丹医好跛足、功成隐退、修道山林的完美结局,而孙膑形象由此更加脍炙人口。这些曲艺小说影响所及,丰富了关于孙膑的知识系统,并为民间社会用于孙膑崇拜的叙事建构。比如作为孙膑坐骑的“独角神牛”,出于元明清时期话本戏曲小说的演绎,并为瓦城一带的孙膑崇拜活动所普遍吸纳,就是一例。

综上所述,孙膑作为一代奇人,曾在朝廷正祀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大致处于边缘地位,直至明初退出。然而,曾列入国家正祀的历史事实,被地方乡绅视为一种独有资源,建构为地方传统,以资教化。与国家正祀所代表的官方叙事不同,在孙膑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良臣择主而事”的战国时期社会观念,并未成为地方社会建构孙膑崇拜的障碍;孙膑自身的残疾特征,与正史中缺乏明确记载、难言善终人生结局,更为其赋予了传奇色彩。显然,国家之礼与地方之俗之间的差异是明显的,但又有着密切关联,这其实与中国社会“礼俗互动”的独特文化传统有关。在潍北瓦城一带,瓦城大庙由朱轸到孙膑的神主更易,与“孙膑封地说”的在地化过程,显示出国家礼制渗透与地方传统再造之间的互动态势,其中地方社会对于国家礼制的主动对接的一面,尤可玩味。在悠久的中国社会历史上,国家行政运作与地方社会发展交织而成的文化整合,当是常见现象。具体到潍北区域社会,大大小小孙膑庙的修建,以及焚烧“圣物”的民间仪式活动,正是贯穿着类似的文化逻辑。[54]

1949年以后,瓦城大庙作为孙膑崇拜区域中心的往日辉煌已成历史,代之而起的是相距20多里的东永安村。时至今日,每年正月十四东永安村都会举行祭祀孙膑的“烧大牛”仪式,吸引游客数万人,在潍北一带声名显赫。这种信仰中心地的转移,与两村的经济发展有着密切关联。东永安村自20世纪90年代经济迅猛发展,村民思想开放,见识多。相形之下,瓦城村曾为革命老区,滨海盐碱地严重,经济相对落后,村民思想较为保守。对于瓦城大庙以前的“正统”地位,以及现今东永安村孙膑崇拜活动的兴盛,瓦城村人感慨颇多:

俺们见人家永安办这个事,才敢开放办庙会。永安评上“非遗”了,还有电视台采访报道,外地人都以为孙膑庙“正地方”在它那,其实是在咱这边。就全国来说,瓦城大庙过去也是规模最大的。[55]

俺们寻思着瓦城大庙才是“正地方”。永安现在烧一头纸扎大牛,俺们这以前也有大牛大马。俺们这是正神,来俺这里烧香的也不少,像柳疃、姚徐邓、利渔村、龙池、白塔村。[56]

永安以前就是个小庙。改革开放以后,他们起步早,比俺们早了几年,所以人家在县里就有名了。不过,孙膑原址就在咱这。[57]

在村民看来,孙膑崇拜的中心地尽管转移至东永安村,但还是要强调本村与孙膑的特别关系,即拥有千年历史的瓦城大庙,才是孙膑崇拜的“正地方”。因此,村民不仅会反复讲述瓦城大庙往日的辉煌,有时还会强调瓦城大殿与北京金銮殿的建筑格局的类似,以“国家在场”的隐喻,凸显本村庙宇在周边乡土社会中的中心地位。庙内石碑、庙外民居墙壁上遗存的拴马石等,在村民口中一并成为村落辉煌历史的佐证,成为优势符号。

对于瓦城大庙和东永安孙膑庙的关联,瓦城村民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相信本村庙宇为祖庙,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另一方面也认可孙老爷在东永安村显灵的神迹,并在2012年本村庙宇未重修前,也常去东永安村朝拜孙老爷。显然,乡村社会中的有力叙事并不一定要指向独占独有,而是注意共享格局中的不同角色。但我们也注意到,随着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推行,当东永安村以“孙膑崇拜”的名义获得市级、省级非遗名录,获得市级、省级传承人资格后,瓦城村的竞争意识就被极大地刺激起来。近年来,部分瓦城村民也开始积极运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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