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庙宇的功德碑与捐款榜：边界与仪式传统

在东永安村，一村之内两庙并置，首先是与三大家族现实中的竞争态势有关，也是历史上家族关系格局在当下的延伸与象征性展示。这在两庙的神像设置、日常管理活动中，都有具体体现。在与乡村庙宇有关的各种公共活动中，功德碑与捐款榜很是常见。功德碑用于较大事件中的纪事题名，以石材镌刻，比拟“日月同辉”般的永恒；捐款榜则用于乡村生活中常有的公益事务，以红纸粘贴于大街通衢，昭告南来北往客，风雨侵蚀后即难久存。不过，村民对于这两种公告形式都不会小看，它们所显示的不仅是人们的财富、社会地位，还有传统伦理层面的“做人”。在近年来的东永安村，原本很快就随风而逝的捐款榜，借助于现代录像技术也具有了永恒性。在庙委会每年专门雇请专业人员制作的庙会录像中，每每以长镜头技法清晰展现功德碑、捐款榜上的捐款人名、款项。这些录像制作完成后，会分发给参与扎牛活动的每户村民。庙会结束后，村民会在闲时观看视频，一起品评，功德碑、捐款榜往往是热议的话题。下文将以该村两座庙宇内的功德碑和每年张贴的捐款榜为资料，进一步解析村内三大家族的历史关系，尤其是丛、吕两家族内部交往与心理活动，以及与庙会有关的村际联通状况，以观察其中所隐喻的村落—家族生活中的边界意识。

庙内石碑，是庙宇整个“神圣”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们获取声望、昭示权威、追求永恒的方式。卜正民注意到，碑刻捐款对于地方社会秩序的维持是至关重要的：

士绅捐赠佛教大寺院不仅应当与他们捐助较小的、私人性质的庵相区分，还应当与村民和街坊邻里通常捐助他们附近的小庙和祠堂相区分。这两种捐助系统在某种程度上近似于他们用作各自社交圈的交往中心，然而每一种系统都建立在明代社会结构的不同构成上，各自有不同的目的。规模较小的庙宇和祠堂接受来自范围狭小地区的供养。募集这样的捐助的庙宇会社，目标是满足村社的需要，用作社区组织的场所；它们构成了一个地方领导阶层的区域，置于地方精英的社会和文化领域之下。另一方面，规模较大的寺院则吸引着来自一个更大地区——常常是全县——的精英的支持。从文化上看，寺院被建构成精英的公共机构，也有义务满足全县士绅的需要，它们与其是一个社区的中心，倒不如说是一个阶层的中心。^[21]

对于一个乡村社会中的普通庙宇而言，捐款者大致包括村落的内部人员及周边社区中的所谓“善人”群体，捐款和参与信仰活动，虽无制度化的公共宗教机构作为支撑，却也是绵延久远的社区传统，是地方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透过东永安村晚清以来的捐款功德碑，考察捐赠项目、捐款数额以及捐赠者性别、宗族、年龄、职业等细节，有助于观察三大家族的边界意识，以及如何组织与调整社会生活。

孙膑庙中共有功德碑5通，其中清光绪年间2通^[22]，1997年建庙至今共立3通。1997年孙膑庙落成后，村民于2000年4月刻立石碑。^[23]该碑名录分为两类。一类是外出募捐负责收钱与出工的，如今这些人年龄大都在70岁以上，有些已经去世。化捐人共28位，女性为16位，均为嫁入丛、吕家族的村民，3位齐姓妇女婚嫁后，便跟着参与孙膑庙的各项活动；男性12位，本村7位，另外5位为远东庄、西永安等邻近村人，是帮忙在各自村代收善款的村民。另一类是捐款100元以上的村民。捐款人共计49位，外村村民10位，本村人39位，其中丛姓14位，吕姓22位，齐姓3位。据说，第一位捐款“善人”吕秀武捐款数额最多，其从事建筑业。他在村内众多公共事务中都予以捐款，如在吕氏族谱的修撰中捐款1000元，为族谱倡修人之一，在大牛扎制时捐款也较多，在村内也算得上知名人物。最值得注意的是，3位捐款的齐姓村民齐乃金、齐安彬、齐汉章，皆是在外务工人员。

2011年3月，村民又在孙膑庙门口新立一块功德碑，以纪念孙膑庙办公室的修建。^[24]本次修建共花费8万多元，费时两月。碑阳记录着孙膑庙事务的管理者，共24位，主要分三类群体：以吕成英、吕言忠、丛延俊、吕昆明等为代表的第二任庙委会成员；以吕瑞孝、丛悦敖、丛乐训等为代表的建庙老人群体；以吕秀武、吕志军、吕建国等为代表的包工头。碑阴则记录着具体的捐款人，以本村丛、吕家族村民为主，仅有几位齐氏家族与外姓村民。以下表格，为不同捐款数额中丛、吕两家族的人数统计：

可以看出，吕家捐款人数要明显多于丛家，捐赠数额亦然。具体看来，捐款数额千元以上的共8位，其中有5位吕姓村民，除吕成英、吕群英外均为包工头，如排在第一位的村民吕秀武，是村内最早在外承包工程的几位村民之一，家产丰厚，村民称之为“大包工头”。捐款千元以上的还有丛姓村民1位，外村人2位，与本村包工头是拜把子兄弟关系，此时借建庙之机前来帮衬。捐款200元至600元之间的村民共27位，其中丛姓6位，吕姓20位，外村人1位，大多是包工头的身份。这些在外务工的村民对本村事务较为热心，固然是自身经济较为富裕，但更重要的是看重乡村社会的道德评价机制。他们深知，在外赚钱多却不回馈乡里，自己良心不安，因而热心支持公共事务。正如村内包工头吕坤良所说：“前年他们（庙委会）说想盖几间办公室招待人，也方便扎大牛，俺们都二话不说，直接捐钱啊，到了去年夏天就盖好了。”^[25]其实，东永安村长年出门在外的包工头群体，也是借助这类以村落公共事务为名义的捐赠行为，加强了彼此之间的联谊，从而有助于其业缘关系的缔结。

2015年腊月在孙膑庙门前所立的功德碑，与2011年所立石碑紧密挨傍。^[26]这块功德碑修立的原因，表面上看来是因庙会期间人数太多较为拥挤，并且观看庙宇下面的文艺表演时不方便，需要在孙膑庙门口修建台阶而立，但其实也是新任庙宇会首吕世敬的主动有为。碑阳列出新一届庙委会委员，其中吕世敬等4位组长均为吕姓，委员中有吕姓22位、丛姓12位，吕姓家族的村民明显要多于丛姓村民。对于这份名单，尽管吕世敬等已经通知老一代成员，其名字将不再列入名单，但此举并未得到所有村民的理解，认为不合乎清光绪碑的惯例。每月初一、十五及年节期间，前来烧香、磕头的村民常在这块新碑前驻足，不免议论纷纷，对于20世纪90年代艰辛建庙的老人们未载于碑中表示遗憾。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碑阴开列的捐款名单颇引人注目，这其实是当下村落经济格局与社会关系的象征性呈现：

第一，丛、吕家族为捐款主力，吕家捐款踊跃，应与吕世敬担任新任庙宇会首有关。

第二，捐款数额象征着村民的经济实力。捐款较多者大都是包工头，并非偶然。

第三，捐款榜还是吕世敬社会关系的体现，如东永安村齐学富及外村的捐款就是如此。

透过上述孙膑庙内的功德碑，可以看出丛、吕家族与齐家之间明显的边界区隔，以及丛家和吕家之间的微妙关系。^[27]自晚清以来，庙宇会首就多是吕姓村民，自1997年重建庙宇后，三任“庙头”均为吕姓村民。因而，对庙宇事务的参与程度，吕姓明显高于丛姓村民，但因为有齐家的强大存在，丛、吕家族之间的边界在日常生活中有模糊化的倾向。

位于村东的玉皇庙，现存功德碑共6通，其中最早的为清道光五年（1825）所立，其他均为新建庙后所立。清道光五年碑文如下：

万古流芳

盖闻维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为天，非徒轻清上净，浑浑无涯已也。玉皇上帝主宰于其间，凡属黎民，莫不保之佑之护之庇之，会中俱备平安，亦莫不天佑也，为此立石，垂诸以远，非敢云报也，聊以答生成之至意焉耳。

昌邑庠生齐德普撰。

合会齐成玉、齐天志、齐志芳、齐志为、齐成麟、齐山、齐志松、齐成海、齐天述、齐太山、齐太安、齐天云、齐天福、齐天海、齐天文、齐太初、齐得富仝拜。

大清道光五年正月　穀旦

这块碑是为纪念殿宇落成刻立，强调玉皇大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与灵验无爽。玉皇庙庙委会成员共17位，均为齐姓，显示出齐家在村落信仰格局中的独立性。换言之，东永安村信仰体系的家族分立格局最早可追溯至清道光五年。

1998年玉皇庙庙宇新建落成后，村民立碑记述了这次重修玉皇庙的过程。1998年因重修玉皇庙，村民共立3通功德碑^[28]，庙委会成员共19位，除马秉霞外皆是齐姓。马秉霞是昌邑北乡柳疃镇闫家庵村人，是经常给人算命的香头，为东庙玉皇庙筹措捐款近十万元，列入玉皇庙庙委会自在情理之中。玉皇庙修建共花费30多万元，大部分是村民外出募捐。除了本乡镇外，村民还去昌邑其他乡社村庄，甚至是寿光、寒亭、莱州、平度等，只要有线索便会前去碰运气，包括得到过多家企业的捐赠。与孙膑庙捐款碑的不同之处在于，只要有人捐款，都会列到玉皇庙捐赠碑上，因而捐赠碑所列的人名密密麻麻，甚至有莱州土山镇的村民。相对于西庙，玉皇庙捐赠网络较为广泛，可能与齐家多有在外任职者有关。

在年节期间次第举行的两个庙会活动中，三大家族的捐款体现出明显的家族边界。每年正月初九是村东的玉皇庙庙会，捐款者大多为齐氏家族，而丛、吕家族村民捐款较少；同样，到了正月十四村西的孙膑庙庙会期间，捐款榜上所列的也主要是丛、吕家族成员。有意思的是，这些年村委会对于两庙的资助都是1000元，可谓不偏不倚。每到正月庙会期间，村民除了观看热热闹闹的“烧大马”“烧大牛”仪式活动之外，以红纸贴出的捐款榜也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观看。这些榜单红纸黑字，格外醒目，多贴在庙宇附近或街道两旁的显眼位置。从2015年两个庙会的捐款情况可以看出村落内部家族之间合作与竞争的基本格局。^[29]

其一，在东永安村村落内部的信仰活动中，基本上是以家族为单元而组织运作的。就村民个体而言，在大致遵循这种村落信仰活动的家族边界的同时，也依据姻亲关系、业缘关系等相互参与，表现出超越家族边界的一定的灵活性。换言之，村落信仰活动中的家族边界虽然是鲜明的存在，但并非泾渭分明，村民的参与在家族团体之外仍有一定的选择性。

其二，尽管“烧大牛”仪式为丛、吕两家族共同举办，且有“丛吕不分”的说法，但在两个家族之间亦有着微妙的边界。可以说，丛氏、吕氏所结成的家族联盟，只有在面对村落内部较为强势的齐氏家族时才有意义，两个家族的边界趋近模糊。但在村落日常生活中，丛、吕家族的边界还是存在的。

其三，村内两个庙宇的捐款、修缮、组织仪式等活动，其本质是家族影响力的发挥和显示，是三大家族之间对于各种社会资源、文化资源的攀比与竞争，以谋求村落内部权威的建立。

【注释】

[1]陶澍：《条陈缉捕豫皖等省红胡匪徒折子》，见聂崇岐编《捻军资料别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页。

[2]毛立平：《十九世纪中期安徽基层社会的宗族势力——以捻军、淮军为中心》，载《清史研究》2001年第4期。(www.xing528.com)

[3]光绪《昌邑县续志》卷七《兵燹志》，光绪三十三年（1907）刻本。

[4]访谈对象：吕兴茂；访谈人：李海云；访谈时间：2014年11月7日；访谈地点：吕兴茂家。

[5]1949年以前，东永安村曾有多座庙宇，但除孙膑庙、玉皇庙外，其他庙宇规模都较小。主要包括：（1）真武庙，位于丛、吕家族居住区域，占地一间屋的面积。（2）观音庙，位于丛、吕家族居住区域南头，村民称为“倒座观音庙”，屋门朝北，与真武庙相对。（3）关帝庙，共有两座。一座在丛家居住区域，大致位于今村中十字主街道的西北角村委会后面。庙宇由两间房屋组成，院落较小，在东南角栽有一棵大杏树。另一座在村东齐家居住地。（4）土地庙，位于村庄南头，旧时丛、吕家族逢丧礼去报庙送浆水。如今只剩下几块碎石，村民办丧事时在旧址处烧点纸扎。（5）无名小庙，位于村东北角田地中，为齐氏家族所建，规模较小，供奉何神已不得而知。这些庙宇都在战乱与“文革”期间被毁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仅重建了孙膑庙和玉皇庙。

[6]绘制者：李海云；绘制时间：2014年9月。

[7]王蔚成主编：《昌邑文化博览》，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103页。

[8]访谈对象：丛乐训；访谈人：李海云；访谈时间：2015年4月22日；访谈地点：东永安村丛乐训家。

[9]访谈对象：吕瑞婷；访谈人：李海云；访谈时间：2015年3月3日；访谈地点：东永安村丛乐训家。

[10]具体碑文参见书后附录一：SBM－1。

[11]笔者根据山东青年政治学院赵玉亮等拍摄的《中国节日影像志·“烧大牛”》整理而成，视频拍摄时间为2016年2月18日。

[12]访谈对象：丛乐涛；访谈人：李海云；访谈时间：2011年10月2日；访谈地点：村委办公室。

[13]绘制者：李海云；绘制时间：2013年12月。

[14]访谈对象：齐乃信；访谈人：李海云；访谈时间：2014年11月7日；访谈地点：齐乃信家。

[15]访谈对象：齐乃信；访谈人：李海云；访谈时间：2014年11月7日；访谈地点：齐乃信家。

[16]访谈对象：齐占亮；访谈人：李海云；访谈时间：2016年1月17日；访谈地点：玉皇庙。

[17]绘制者：李海云；绘制时间：2014年9月。

[18]访谈对象：齐乃信；访谈人：李海云；访谈时间：2014年11月7日；访谈地点：齐乃信家。

[19]丛乐训：“俺们西庙这边一盖起来，埠东就是东头玉皇庙也商议盖了，他那地方都是拉土垫起来的。”访谈对象：丛乐训；访谈人：李海云；访谈时间：2015年4月22日；访谈地点：丛乐训家。

[20]碑文详见书后附录一：YHM－1。

[21]［加］卜正民著，张华译：《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22]详见上文“捻军过境”部分的论述。

[23]碑文详见书后附录一：SBM－1。

[24]碑文详见书后附录一：SBM－2。

[25]访谈对象：吕坤良；访谈人：李海云；访谈时间：2012年2月5日；访谈地点：东永安村吕坤良家。

[26]碑文详见书后附录一：SBM－3。

[27]正如访谈时吕世敬所说：“虽然这个庙是丛家和吕家的，两家之间也有边界。庙上的事情，俺们姓吕的要比姓丛的付出多很多。”访谈对象：吕世敬；访谈人：李海云；访谈时间：2016年12月19日；访谈地点：山东大学学人大厦。

[28]碑文详见书后附录一：YHM－1，YHM－2，YHM－3。

[29]庙会捐款情况详见书后附录一：JKB－1，JKB－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