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永安村，以孙膑为主神的孙膑庙非常显赫。每被问及缘何信仰孙膑，村民总是一遍又一遍地讲述一则“孙老爷显灵烧退捻军”的传说。东永安村村民所说的“捻军”，在地方志中则称“捻子”或“捻党”，“每一股谓之‘一捻子’。小捻子数人、数十人，大捻子一二百人不等”[1]。大致说来，这是一个以谋生、互保为目的的组织团体，早在清嘉庆年间便形成了规模，遍及整个皖北及豫东地区，甚至出现了整村整族均“结捻”的现象。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特别是在北伐军进军皖北的推动下，捻首张乐行“与龚瞎子、王冠三、苏添福、韩朗子，各竖旗帜”，举兵抗清，先“纠邀”攻打河南马牧集，继围亳州十三昼夜，后回师老家雉河集。清咸丰三年（1853）正月，皖、豫边境冯金标、张凤山，亳州宋洪占、陈起生等18铺捻首，在宿、亳、蒙共管亦即“三不管”的雉河集会盟，共奉张乐行为盟主，分五色旗，祭旗起事。从此，捻党成为捻军。[2]咸丰七年（1857）春，雉河集失守，主力被迫向南转移，并与太平军会师淮南，开始合作。此后捻军的武装斗争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展开，捻军主力战于淮南，淮北捻军除了在当地作战外，还不断远征苏北、河南、山东等地，开始转战外地。同治四年（1865）4月24日，捻军赖文光、张宗禹、任化邦等率部全歼僧格林沁清军于山东曹州高楼寨。这一年，朝廷诏曾国藩赴山东督师“剿捻”；同治五年（1866）11月，朝廷命李鸿章署理钦差大臣，负责“剿捻”。同治七年（1868），捻军最终在山东茌平徒骇河边被清军“剿灭”。
捻军在昌邑境内的活动主要集中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至同治六年（1867）间。张乐行、刘天福、赖文光、任化邦等将领率捻军主力三次转战昌邑，与清军进行了一场生死决战。咸丰十一年（1861），捻军早期首领张乐行经徐州、曹州进入昌邑境内，提出的口号为“拯救百姓，除奸诛暴”。恰在这一年，云南提督傅振邦因伤病复发，奏准回原籍昌邑养病。清廷遂命傅振邦督办民团，兼督登莱青三府。傅振邦以旧伤复发未愈为由，上书辞掉了督三府之事，专任团练一职。他与县令聂莹思重布昌邑防务。光绪《昌邑县续志》记载了咸同时期捻军在昌邑的具体活动情况，构成了区域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对于东永安村一带民众生活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据载：
咸丰十一年辛酉春二月，捻匪寇昌邑。安徽捻匪张落刑（乐行）附洪逆煽乱，号曰“捻子”。徐州及山东曹州等处土匪附之，到处杀掠。二月二十二日至邑南境，杀虏南孟、北孟、新庄等村男女百余人，辉村、殪戈庄，亦抢掠一空。……秋八月，捻匪屠掠全境，至十月始去……九月十五日，傅振邦遣营弁程楠森率南乡团勇数百袭贼于南游庄，杀贼数十人。……冬十月，知县聂莹思，在籍云南提督傅振邦定土匪，戮其首。时捻匪寇境，邑令率城绅举办团练，土豪渐生觊觎，密约四乡豪猾，假团练日习刀棒，约日举事，计泄。邑令潜约傅振邦于初八日调乡勇数百伏署内，置酒招之，缚其为首者二人戮之，焚其名籍，余党悉定。
同治六年丁卯夏五月，捻匪东窜扰昌邑。贼首任住、牛索子、赖文洸（光）等，自济宁州渡河东窜。二十五日过邑境，自辰至未，络绎不绝……十一月十二日，贼返奔至刘家埠等处，势已狼狈，各圩炮击之，不敢返顾。提督郭松林自辉村迎击于潍上，众寡不敌，官军被伤，贼自此西向远扬，阖邑庆安谧焉。[3]
从上述昌邑捻军活动的详细记载可以看出，因为清军的围追堵截，捻军曾多次进入昌邑，影响了当地民众的正常生活与生产秩序。清政府的应对策略是与地方乡绅合作，修建围墙以固守。这一布防措施，阻断了捻军与各村庄之间的联系，使得捻军的流动作战战术受到阻遏；捻军得不到兵源与粮草的供应与补充，处于一种被动挨打的境地。然而，对于大多数村庄而言，用于防守的围墙是依托地理优势而建的，建筑材料多用草泥夯土，并不坚固。村民的兵器也很简陋，没有洋枪土炮，多用钉耙、铁锨、锄头、大土块、石头等作战。这种防御对于大股捻军来说基本上没有作用，但是对于小股捻军往往奏效。捻军的战略是“不恋战”“不强攻”，常常绕过那些防守坚固的县城，转至乡村。
在东永安村，村民对于捻军入村有着深刻的记忆。村西高埠上的孙膑庙，在晚清时期曾筑有高墙，作为抵抗捻军入村的堡垒。每当捻军进入村庄时，东永安村乃至远东庄一带的村民都去围墙内躲避，有时候一躲便是一星期。[4]据说，当时土围子墙高10多米，围墙内西南角还有一口水井，供村民生活以及饲养牲口，人畜得以平安。事后，村民每每归因于“孙老爷”的庇佑，立碑记述此事。
此碑为清光绪二年（1876）所立，是孙膑庙内现存碑刻最早的一通，齐丙离撰文，吕延年书写。吕延年，为郡庠生，曾为吕氏家族祖碑撰文，才学堪佳。秀才齐丙离，此次应邀为西庙撰文，意义很不一般。调查发现，晚清时期丛、吕家族与齐氏家族分立的格局已经形成，不仅以埠西、埠东相隔而居，还以西庙、东庙的并置为表征。村西西虎埠上的孙膑庙，属于丛、吕家族，此时因捻军入境，居于埠东的齐氏家族一起到村西高埠上的孙膑庙避难。齐氏家族在形式上的参与立碑，正是村内三大家族患难与共的象征。当然，就组织形式来看，孙膑庙立碑活动终究是由丛、吕家族妇女操持，这从立碑事务中“襄事”“与会”“会首”等人员的安排方面可以清晰看出。另外，碑文中的“灯油会”应该是指村民组成的“善人”香会，负责烧香、磕头、上供、添油等，照顾神灵。村西高埠的孙膑庙及土围子，是村落“非常”时期庇佑全村的公共空间，而发生于三大家族之间的暂时“跨界”行为，也将对于村落家族关系有着持久的影响。也就是说，在面对捻军入境时，全村三大家族都会去西虎埠躲避，而一旦时过境迁，丛、吕家族借碑文追念“孙老爷”护佑之功，则着意凸显丛、吕家族的“坐地户”身份及其所居空间的“神圣感”。(https://www.xing528.com)
距清光绪二年（1876）立碑23年后，村民又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重新为捻军入境之事立碑。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所载香会“善人”已不再仅限于丛、吕家族的妇女。
察其立碑原因，依然是因捻军入境，百姓有神灵的庇佑，只是把当时情形描绘得更加生动形象。可见，得益于捻军入境事件的不断讲述，孙膑庙已被赋予了更多的灵验色彩，以至于“男女老幼凡有急疾重病，良医所不能治，来至神前，无祷不灵”。这也说明，此时的孙膑庙已经在东永安村乃至周围乡土村落凸显出来，成为这一带的信仰中心。
饶有兴味的是，这两块碑刻此后常被村内识字之人抄录，在流传中不断被村民添枝加叶，成为家喻户晓的传说。
不难看出，丛、吕家族将这次捻军入境事件作为他们崇拜孙膑的渊源，因为孙膑显灵才得以保住村庄，理应感激孙膑恩德，由此孙膑被视为全村的保护神。时至今日，无论是碑文记载还是丛、吕家族村民的口述，无不强调当时是在“孙老爷”的庇佑下，才使得村内人畜平安，老幼无伤。不过，据村中齐姓村民讲述，当初捻军进入东永安村时并非“□□庄人等俱以保全”，而是有一位齐姓村民不幸遇难。据说，这位不幸遇难的齐姓村民死后，被埋到村东北的田地中。清末立碑所载虽与事实稍有差距，却代表了村落集体对于孙膑灵验叙事的建构，因而广为流传，并对本村家族格局与信仰传统产生了重要影响。
晚清时期的捻军入境事件，构成了当地社会中的重要“历史性时刻”，也是理解当今东永安村民俗传统的关键因素。村民相关的历史记忆，成为其信仰传统的依托，进而影响到村民的文化逻辑，甚至外化为一种社区组织的方式。尽管民间记忆历史、表述历史的方式是多元的，并在传播的过程中有所变化，但这更显示出记忆素材的重要性，以至于需要不断地追加意义。当然，无论是历史记忆素材的选择，还是对其意义的不断追加，都要在当下生活中去找寻依据和动力。在东永安村，关于捻军入村、孙膑显灵的历史记忆的理解，必须要与村落—家族生活中的认同边界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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