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东永安村，经常会听到“丛吕不分”的说法。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在东永安村一村之内，既有远近闻名的由丛、吕两大家族联合举行的正月十四“烧大牛”仪式，也有略显“强势”的齐氏家族所组织的正月初九“烧大马”仪式。两者都是集烧祭仪式、文艺活动、集市贸易于一体的庙会，但主体不同，也有着较为明显的边界区隔。在村落日常生活中，丛、吕两家的确联合共事的情形较多，而齐家则较为独立，由此建立起这一村落—家族生活的基本格局，丛、吕家族村民多用“丛吕不分”形容两家族的亲密关系。这种家族关系格局是如何形成的呢？又何以成为村落中的民俗传统？张佩国认为：“土地是乡村社会的基础性资源，乡村社会的一切自然、人文关系都是围绕着土地资源分配而展开的。”[66]在东永安村，自明代立村以来村落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再分配，以及村落聚落居住空间格局的微妙变化，特别是上述仪式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应是我们考察的重点。
村民对于村落历史的记忆，往往多以地理景观的沧桑之变为佐证，这一话题本身又会成为村民当下现实生活的依据。在村民的记忆中，20世纪70年代以前，村中曾有一道高埠横贯南北，将村落区隔为埠东、埠西两部分，居于埠西的丛、吕两家族村民很少与地处埠东低洼区域的齐家来往：
原来大街是一溜埠子（土龙埠），很高，我们（丛家）跟齐家不见面。[67]
跟齐家还隔着一个大埠子，有半里路长，所以有些事儿也不在一起做。[68]
居住地区的地理边界是村民解说三大家族关系亲疏远近的依据。据说，在齐家到来之前，同在埠西的丛、吕两个家族之间的居住边界也是清晰的。[69]齐家迁来后，中间土龙埠则成为村落中最重要的边界，所以埠东、埠西成了村民口语中最常用的方位表达，丛、吕两家的居住边界则趋于模糊。时至20世纪70年代，由昌邑市“革委会”、昌邑市农业局等单位联合牵头，在潍北一带实施了以平埠填洼为目的的乡村地貌统一平整规划。这次规划改造的结果，是将东永安村村内及周边大大小小的埠子予以平整，再填补洼地，不仅使得村庄居住地扩大了一倍多，而且形成了当今三大家族之间“大聚居、小穿插”的聚落格局。不过，即使在这次大规模的规划改造之后，三大家族的居住空间少了地貌的阻隔，但原有的“丛吕不分”、齐家独立行事的村落家族生活格局依然没有明显改变。时至今日，村民也依然习用“埠东”“埠西”分别代指齐家和丛、吕两家。也就是说，尽管作为家族居住空间边界的高埠已在村庄规划中夷为平地，但村民依然选择高埠之隔作为记忆历史、表述现状的叙事话语，并将之作为解释当下家族关系的依据。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两家族村民记忆中，两家族村民强调丛、吕一起自文登迁来，定居于土埠高地：
丛家和吕家一块从文登迁过来的时候，就像亲兄弟一样。齐家来得晚，住在埠东洼地。（埠）西边大都是俺姓吕的和姓丛的。老一辈开始丛、吕就不分了。[70]
为什么我们丛、吕比较近呢？因为他们是一块儿从文登迁过来的。迁来以后，丛家在村中间，村西边是姓吕的……姓丛的和姓吕的从文登迁过来后，跟亲弟兄们一样。现在也是“丛吕不分”，虽然是两个姓，但关系很密切。[71]
自古以来有这么个说法，就是“丛吕不分”。他们迁来的时候就称兄道弟，估计刚来的时候有老亲。商议事（方面），丛、吕能商量到一块儿，齐家和这两个姓就说不到一块儿。[72]
昨天有人问“丛吕一家人”，我就解释姓吕的也是从文登来的……两个家族的先祖名都是后人起的，俺的老祖叫开基，姓吕的老祖叫开业，“丛开基、吕开业”。[73](www.xing528.com)
不过，在丛、吕各自的家谱及祖茔碑刻中，却没有两家一起迁来的说法。在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丛氏先茔碑》上，曾提及丛氏始迁祖丛刚的迁来时间为洪武初年：“吾始祖讳刚，字直烈，故登州文登县籍，自有明洪武初来昌邑西乡之永安庄，遂世居焉，而兆阡于兹，历有年所。”在1942年《吕氏族谱》序言中，也仅提到吕氏先祖迁居来此的缘由和迁居地点，并没有记载迁居的时间：“原我吕氏，世居山西，遭鼎革之变，东迁文登，复迁邑西李家庄。”显然，丛、吕家族所强调的“一块儿从文登迁过来”并相互称兄道弟的说法，更像是两家族因居住较近而“拉近乎”的一种意愿。特别是在齐氏家族迁来后，人口发展迅速，村落内部面临着土地等各种资源的新的竞争。作为老住户的丛、吕两家族，倾向于在日常生活中“抱团”，也是自然之事。
在当下村落生活中，丛、吕家族之间多有互助合作是一种事实，村民关于家族迁徙历史记忆的表述多与此有关。按照东永安村村民的说法，村中三大家族都是自明朝迁来[74]，最早迁来的是丛氏家族，居住在村中部的土龙埠高地上，这应该是当时村中最好的居住空间，周边田地较为肥沃。此后迁徙而来的吕姓家族，则居于村西低埠上。最晚到来的齐家，就只能居于土龙埠以东的洼地，长年有水患之忧。是不是上述因素导致了村内三大家族的聚落格局和分合关系，我们尚难确定，但从村民的模糊话语中[75]，却选择将“丛吕不分”的亲密关系，归因于两家迁徙时间的相近与居住空间的相邻，由此形成了一种彼此依赖或信赖的关系，最终成为一种生活惯性即民俗传统。根据我们访谈所获得的只言片语，还昭示着另外一种可能：在齐氏家族迁来以后，尽管其居住于高埠下的洼地，但人口增长迅速，家族力量逐渐强盛，这对已经长期生活于此地的“坐地户”丛、吕家族来说，构成了因土地资源而可能存在的竞争。这一潜在的“威胁”，或许是促使丛、吕两大家族“抱团”，倾向于在日常生活中合作共事以强化关系的重要因素。笔者注意到，当两大家族面对齐氏家族而联办仪式活动时，丛、吕之间的家族边界就趋于模糊，但在丛、吕家族各自组织活动时，他们之间的边界则有所凸显，并非完全意义上的“丛吕不分”。或许，最初因地缘关系而过从甚密的丛、吕两姓，在村落生活中不断强化“丛吕不分”的叙事，并借助庙宇分属、仪式操演等文化表达，而试图形成村落家族间相互制衡的态势，也是理解当今东永安村三大家族、两大仪式的村落文化结构的重要路径。
此外，在村民看来，两家族的姻亲关系也是不分彼此姓氏的原因之一：
丛、吕噶亲（联姻）多，所以关系就不分你我了，有些事情噶伙着办（一起做）。[76]
俺和吕家为什么“丛吕不分”，是因为丛家和吕家最先通的婚。[77]
在村民看来，丛、吕过从亲密是因为两家迁居后最先结为姻亲，因此尽管是两姓氏，但并不讲究家族界限。不过，需要思考的是，丛、吕两家族的过从亲密，是确实因为姻亲关系，还是仅为家族关系建构的一种叙事话语？村内三大家族通婚情况可以从东永安村《丛氏族谱》和《吕氏族谱》中了解一二。《丛氏族谱》中记载，“十一世乙（配齐氏）”，“十二世万治配吕氏”[78]，在此之前并未有丛氏家族成员与“吕氏”“齐氏”婚配现象，考虑到当时的通婚范围较小，而当时周围较近村落又无此两姓氏，所以这两个姓氏很大可能为本村吕氏村民与齐氏村民，即丛家自迁来后第七代（始迁祖丛刚为五世）开始与齐家联姻（因齐家无族谱，故不知是否在此之前有丛家女儿嫁入齐家），第八代开始与吕家有姻亲关系。2006年新修《吕氏宗谱》记载，“（七世）孔礼（配齐氏）”，“（七世）孔文（配齐氏）”，“（七世）孔明（配齐氏）”，“（七世）孔连（配齐氏）”，“（七世）孔哲（配齐氏）”，“（七世）孔玉（配齐氏）”，“（七世）孔玄（配齐氏）”，又“（八世）唯一（配丛氏）”。[79]若所载“齐氏”为该村齐氏家族，那么吕氏家族与齐氏家族在第七代时开始联姻；倘若该丛氏即为该村丛氏家族的话，那么吕氏家族迁来后第八代才开始与丛家联姻，而八世之前没有姻亲关系。但在调查访谈中发现，村落内部三大家族间的通婚现象自明代迁居以来就较为普遍，尤其是清代以来随着人口的日益繁衍，两家族内部结亲现象逐渐增多。时至今日，村落内部通婚现象依然较为常见。正如村主任丛悦明所述：“我们村通婚的很多，一般我们姓丛的闺女嫁到吕家，吕家的闺女嫁到齐家，最后齐家的闺女又嫁到丛家了，追起来了，老一辈儿就这样。”[80]
东永安村《吕氏族谱》在续写时秉持男女平等原则，男女均入谱，记录了吕氏家族嫁娶情况，标注“娶本村”“嫁本村”的情况有很多。村民吕世敬讲道：“现在我们村里三大姓全是亲戚，没办法，拐来拐去，俺母亲是齐家的，俺妹妹嫁给丛家了，全是亲戚。”[81]可见，姻亲关系在村落三大家族中都较为普遍，尤其是明中期以来，相互通婚并不是导致“丛吕不分”的密切关系的合理解释。
村内通婚现象的普遍，常常使得相互之间辈分发生混乱，村民最后决定用“论男不论女，论近不论远”的原则来论定。村落通婚对于家族关系整合以及村落资源的利用有着重要的影响。杜赞奇认为：“在华北乡村的日常生活中，它（姻亲关系）起着多种保障和联系作用……一般来说，这种亲戚关系往往将普通人家与更有权威和正式的宗族以及行政组织联系起来，使他们更易接近乡村社会中的各种资源。”[82]东永安村村落内部的联姻，一方面使处于弱势地位的丛、吕家族享有齐氏家族所掌握的各种经济、生活资源，便利在外包工揽活、办企业，修建改善各种公共设施等。另一方面，内部联姻促使家族之间以信仰仪式活动为象征的文化资本的竞争日趋激烈，导致一方家族往往会依照对方的家族生活而组织、调整。联姻者作为联系竞争双方的纽带，承担着各种文化信息的传达功能。
在东永安村，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传统的拜干兄弟习俗只发生在丛、吕两家族之间，似乎是在村落语境中对于“丛吕不分”的进一步强化。时至今日，村内拜干兄弟的现象已不再仅限于丛、吕家族之间，三大家族关系较好的都可以相拜，这主要发生于在外承包工程的村民之间。拜了干兄弟以后，逢年过节都会作为亲戚相互走访，客观上是对村内三大家族之间关系的联结，以及对“丛吕不分”传统的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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