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永安村土地开发：从高埠到改洼治碱，潍北乡村生活的改变

作为潍北湖畔村落之一的东永安村，传统生计方式是以农业为主，兼及编织等小手工业。早在明清时期，手工业作坊就相继出现，主要有编筐、编草帽等。这些手工业，都是以家庭为主的个体小手工业，主要生产日用品，少数规模较大，是带徒弟或雇佣一个伙计的小工厂类型，多数是前门市、后作坊。从业人员多数兼种少量土地。^[11]这种生活传统的形成，基于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当地水生资源极为丰富。人们依湖而居，在湖泊以及台田沟湾内，蒲苇、荆条、棉槐、柳子丛生，可用以编织筐箩、提篮、鱼笼、炕席、蒲团、地毯等。村民将编织的工艺品拿到集市上去售卖，可以补贴家用。

二是这一带的农业生产条件极为薄弱。东永安村处于滨海区域，过去每到春季或秋季，极易发生海潮，使得大量房屋倒塌，农田也变为盐碱涝洼地。当地流传着民谣：“盐碱滩，洼草场，穷人愁断肠。涝年蛤蟆叫，旱时白茫茫。风旱虫灾颗粒无，十年就有九年荒。”为了改善盐碱土质，村民采用修筑台田的耕作模式，挖渠排碱，成为适应盐碱洼涝地况的一种生存智慧。并且，人们还逐渐发展出渔业、运输业、编织业、水稻种植业等，成为典型的兼业劳作模式。

为避免涝灾及盐碱化土壤，人们耕作类型多以沟洫台田为主。^[12]在村民的记忆中，这一带土地种植条件相对较差，祖辈们定居后大致经历了在高埠种植到改洼治碱、整修台田的土地开发过程。明初，这一带湖水量很大，村民在土质较好的高土埠上耕种，既可避免水患涝灾，又无盐碱为害。后来随着村落人口的日益繁衍，本就面积不大的土埠无法满足全村生活的基本需求，于是就开始围湖造田，更多的荒草滩、盐碱地被开垦出来。村民齐乃信说道：

老人迁来了以后开始种埠子地，那时人口少，后来人口慢慢地增多了，埠子地不够种的，收的粮食也不够吃的。这洼里都是水，为了种庄稼，就用筐、铁锨开始垫地，将地抬起来。这样到六七月雨季时，雨水就能排到沟里，就淹不着庄稼了。^[13]

据说，人们会把表层的碱土去掉，再用箩筐将高埠子上的好土运往田地，逐渐垫起来，以改善盐碱土质。有时村民还直接在田地四周挖出沟壑，将中间抬起，既可以治碱防涝，还可以在沟中植些芦苇、莲藕，养些鱼虾。村民齐忠华介绍：

四五百年前，老人们就开始用筐子盛上好土抬田。后来人口开始增多，埠子地不够种的，既没有化肥，也没水浇地，粮食产量低，靠天吃饭。老人们说洼地里有些好地方（轻微盐碱），春天可以种些高粱、谷子，但是六月份来大水后，都被淹没了，村民就没有了收成。老辈人开始总结经验，用筐盛土，造一些大概一米多高的台田，周围就成了沟湾，这样既能排水，庄稼也不会被淹。沟里会长些蒲苇、柳子，也会生些鱼虾、毛蟹。永安鲫鱼就是田沟里天然生长的。^[14]

这一带盐碱荒地、湖泊沼泽较多，使得东永安村村民必须不断改造土质，如抬田、改洼治碱，以适应农业生产。当地流传农谚：“碱地多挖沟，一秋赶两秋。”经过挖池抬田，田上种植粮棉、田下沟渠养殖鱼虾，也会种植水稻。明清时期东永安村一带村民引湖水灌溉，种植水稻。清康熙《昌邑县志》载：“稻，水旱二种，永安稻佳。”^[15]“昌邑农民自古善种水稻，直至清乾隆年间，水稻仍居重要位置，尤以双台东永安村一带享有盛名。清末，因水源不足而停种。”^[16]可以说，东永安村一带形成了台田、稻田、鱼塘（藕田）的三元生态农业结构。同时，人们还发展家庭手工业，如编织业。村民会利用苇子、蒲柳等编织筐箩、提篮子、鱼笼、苇帘、炕席、蒲团、地毯等，还会用农作物秸秆来编草帽辫。所编织的工艺品拿到集市上去卖，以补贴家用。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编织品成为村民祭祖、婚丧嫁娶时不可或缺的仪式物品，至今仍在村民礼仪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7]

至民国时期，因湖泊逐渐干涸解体，大小河流水量也明显减少，水源不足，村民不再种植水稻，开始大量修筑台田，接雨压碱，浅耕晒垡，以种植高粱、玉米、禾黍、地瓜、麦子、豆子、糜子等为主，并在沟渠内种些莲藕，还可以捕捉自然生长的鱼虾，成为台田、藕田的二元农业结构。据说，当地所产的莲藕口感清脆甘甜，在整个县内颇为有名。民国时期昌邑县农林调查报告提到，“（昌邑）特别出产，则有……莲藕……其莲藕多产于城西永安洼内”^[18]。台田下面尽是水沟，尽管水只有膝盖深，可收获时依然会给村民带来不便。每当秋收时，村民会用绳子捆上粮食，用扁担挑着，或者直接把高粱头、谷子穗剥下来放簸箩里挑着，蹚着水运输。村内富裕的地主则用牛套在木轮车上拉着，赶上雨水较多的年月，水会比较深，地主就使用小船来拖运庄稼。

村民对于生活环境的记忆、想象与认同，与地理生态和生计方式密切相关。其实，历史上国家行政对于乡土社会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只是村民未必能够准确地予以估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政策对于当地的地理环境与农业生态有着较前更为直接的影响。除国家统一的制度原则外，针对当地而制订实施的政策往往对地方生活影响更大。作为华北平原村落之一的东永安村，初看与其他村落几无差别，但因其地处海滨边缘，荒地较多，又兼生态恶劣，多为盐碱涝洼地等，各级政府为此制订实施了多项治理工程，如治理潍河、修筑台田、修建潍北农场垦荒、村庄规划、改洼治碱工程等。

潍北地区境内以潍河为大河，对潍北地区的人们生产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以前潍河经常泛滥决口，在当地以“坏河”闻名。1958年，国家在潍河中段、昌邑南部修建了峡山水库，将峡山水库的水源引向各个小河流及昌北，如永安、龙池一带。后因农业结构的调整，并且峡山水库的输水河道年久淤塞，且水库农业用水量被工业用水和城镇生活用水挤占，农业用水量逐年下降。^[19]因此，以河水为主要灌溉渠道的昌邑北部常遇干旱。村内打机井比较困难，因为邻近渤海，地下水资源偏咸，向下打井3米左右都是咸水，打150米深井才是淡水，但是花费需五六万元，并且容易淤塞，没过几年便抽不上水了。可以说，东永安村村内农业耕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水资源的缺乏。昌邑地势南高北低，过去潍河、白浪河、虞河等河流的水量较大，在北部下游地带常常决口乱淌，尤其是潍河，几乎年年决口，下游地势低洼，湾塘泽薮较多，可以承担一定的蓄水功能。这些主河道几经治理，尤其是潍河中段修建峡山水库，导致下游水量很少，小河流几近干涸。即便有少量河水，也都是潍河上游工业排放的污水，但是依然被村民用于灌溉。村民还时常庆幸有这些污水，觉得总比没有强，有时污水慢慢沉淀以后，水质会稍微变清。^[20]昌邑、潍坊的企业如化工厂、印染厂、制药厂等排放的污水经过简单处理后，便排向大大小小的河流，最终进入渤海莱州湾。这些污水沉淀以后较为清澈，便可以浇地，但是污水灌溉也时常毁坏庄稼，导致颗粒无收。2015年6月，村民从阜康河内取水浇地，由于河水被污染，村内50多公顷的耕地颗粒无收，损失惨重。并且，这些用河水浇过的地块几乎寸草不生，河边柳树叶子全部枯萎。据村民说，当时河水像平常一样，看上去很清，从表面上看不出一点问题。但浇完地后没多久，小麦就慢慢发黄、发白，直至枯萎干黄。在土地受到污染以后，村民曾尝试过种玉米、豆子，虽然能发芽，但长到10厘米左右时，便又开始发黄枯萎，短期内土地已经无法耕种了。^[21]可以说，由涝转旱的地理生态变化，与国家对于河流的管理控制密切相关。(www.xing528.com)

东永安村一带生活除受河流影响外，另一重要因素则是海潮。1964年4月，潍北地区遭受特大海潮，水位达3.8米，侵入内地东西宽约29公里，南侵约30公里，永安、博乐埠遭害尤甚。^[22]这次海潮使得潍北一带大量房屋倒塌，农田被淹，北部龙池王家庄子一带田地积海水0.5米以上，淹没时间长达两天两夜，退潮后，土地盐碱加重。村民开始响应政府号召，引水治碱，试种水稻，恢复台田、稻田、藕田的三元农业结构。于是，以北部龙池为主，首先响应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引水治碱，试种水稻。稻田整好后，先浅翻细耕，以抑制盐分继续上升。第二次耕翻后不耙，使盐分集中到土块表面，提高洗碱效果。泡田洗碱时，深水漫灌，先泡透土块，水下渗后，再灌第二水。灌溉洗碱次数，根据潮水深浅，停留时间长短和土壤渗透性灵活掌握……这种方法为全县改造涝洼盐碱地闯出了一条新路径。^[23]大约在1965年，双台永安等其他地区也开始效仿龙池，引水种植水稻、改洼治碱，力图实现政府所号召的“江北变江南”的鱼米之乡面貌。当地流传着“要叫碱地生效，赶快开沟种稻”的农谚。对于这次水稻种植，村民有着深刻的记忆。据说，当时政府专门在昌邑县城开设了为期半月的水稻种植技术学习班，村中每个生产队派一位村民前去接受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催芽、插秧等。当年先在潍北洼地试种了约20公顷水稻，收成还不错。于是，村民便将洼地大面积地改为稻田，水稻种植面积多达60公顷，每亩产量最多时达到400公斤。村落水稻种植大约持续了10年，因为峡山水库水源经常断流，水源不足，村民便不再种植水稻。经过近10年的水稻种植、灌溉压碱，东永安村一带的盐碱洼地土质发生了一些变化，由潮土和盐土经过水耕熟化演变，形成一种新土类型——幼年水稻土。^[24]

据村民说，在集体经济时代，小麦年产量很低，每亩仅有20多公斤。因为粮食产量不足，村民多拿大米去外地如龙池、潍县、安丘、昌乐等地换高粱、地瓜干等。一斤大米大概可以换三四公斤地瓜干。村民之所以拿大米去换，一是大米可以换取更多的食物以便保证全家人温饱，二是大米并非节日礼仪场合使用的必需品，在节日及日常生活中不占有重要位置。在东永安村，小麦颇为珍贵，各种礼仪场合都要用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地政府不断加大台田改造工程。自1955年始，在“小型为主、队办为主、当年见效为主”的水利方针指导下，国家开始在潍北洼地大规模的推广条、台田工程。^[25]至1980年，昌北近37万亩洼地，全部条田化，并达到了有灌有排的治理标准。通过上灌下排，北部沿海土地碱化程度有所减轻。^[26]2003年左右，当地政府出资约2600万元，治理东永安村等周围村落的盐碱低洼田地，雇工再次统一改造台田。经过这次台田改造，村落最北部低洼地中原来高高低低、大大小小不规则的台田，成为较为规整的条田。每块条田长约100米，宽约50米，周围是壕沟。2016年10月，政府又出资整理东永安村一带的台田。

经过村民不断修筑台田、改洼治碱、平埠填洼，村落的耕地面积逐渐增加。至20世纪80年代东永安村有耕地4339亩，旱涝保收田800亩。^[27]至2016年，约有8000亩。除这些耕地外，村落还拥有不少荒地。东永安村北部至渤海莱州湾约30公里几乎没有村落，多为盐碱荒草地、湖沼地。在潍北一带垦荒是村民一直以来的农业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在村落北部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垦荒，修筑台田，将荒草地、碱地开发种植。1952年国家征收村落土地在北部修建潍北农场。潍北农场为国家劳动改造拓荒创丰收之地，当地村民常称为“劳改区”。辖区面积49平方公里，可耕地面积约3.3万亩。农场修建征收东永安村、西永安村及东北部龙池镇白塔村等附近村落的土地，其中征收的永安北部荒洼土地计8万亩。^[28]为了与这些村落廓清边界，国家便围绕农场四周开挖了丰产河，作为潍北农场与周边村落土地的边界，即河流便成为“村”与“农场”的边界。“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不断的开垦荒地，立足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发挥集中统一管理的自身优势，致力于良种基地的建设，潍北农场现已建成良种繁育基地2万亩，原种基地200亩。”^[29]改革开放后，潍北农场归还东永安村及周边村落部分土地，其中，归还东永安村约千亩，很多村民前去承包耕种，也有村民直接去承包潍北农场田地。村民对于村北部的低洼田地，都有着不同的称呼，如胡桐地、雁洼、噶沟儿、老牛道、地洼、王井、王沟儿、牟大湾、丛大沟等。这些条台田地狭长，下地干活通常要走七八里路，耕作相当劳累，再加上涝洼地湿气重，老年村民的腿脚都不太伶俐。^[30]

时至今日，村落的农业结构基本以条台田为主，台田周围的沟渠偶见蒲苇田、藕田，少养鱼虾，成为较为单一的台田景观生态。至今东永安村一带存有的苇田面积已经很少了，西永安村还存有原生态芦苇地466.7公顷，主要位于村落北部瀑沙河沿岸一带，已不作为生计。唯一还存有苇田并还有编织业的村落，便是位于虞河沿岸的渔洞埠村了。该村位于西永安村东，相隔瀑沙河，村东为虞河水系支流，因紧邻较为清澈的虞河支流，所以水源相对充足。村内以编织炕席、苇箔、帘子、箩筐、蒲团、鱼笼等为业的人虽已不多，但村民对于编织技艺如数家珍，村内老人会编些炕席拿到集市上售卖。民国时期渔洞埠村经济水平在潍北一带算是比较好的。当时村内还设有“人市”，即人力资源劳务市场，很多周围村庄如东永安、西永安、兴福村等村民扛着锄，拿着铁锹，早晨就来此等待。村内家户有需要雇工的，便前去挑选。1939年，寒亭固堤的一个汉奸领着7个日本人来村里，放火将渔埠村内的芦苇、房屋几乎全部烧光，村民损失惨重。从此以后，渔埠村经济逐渐穷困，村内自发形成的劳务市场也不复存在。^[31]

尽管经过挖渠抬田、引水治碱以及机械化的台田改造，土壤碱化有所改善，但逢干旱年头，土壤盐分逐渐积累，仍会恢复盐碱面貌，因此村民只能种植棉花、玉米、高粱、小麦、花生等耐盐类作物，尤以棉花为主。东永安村一带是昌邑市棉花生产的主产区，2013年棉花种植面积达24平方公里。近些年当地的小型棉花加工厂多已停业，村民便将收获的棉花卖给前来收购的小贩，由他们将棉花运输到东营市的棉花厂加工。雨水充足的年月亩产量约300公斤，逢干旱则最多能收获二三百公斤，基本属于“白忙活”。因此，近两年很多村民不再种植棉花，改种香菜籽，每亩地香菜籽产量约250公斤，每斤4元左右，这样每亩收入可以达上千元。收获香菜籽后还不耽误种植下一季的玉米，比种棉花合算多了。种植花生每亩产量约500公斤，每斤大约1.5元，同样也比棉花合算。还有村民在村北部用大坝来储蓄河水，种植藕，养殖鱼虾。村内承包藕田的有四五十户，每年要向村委交纳承包费用。东永安村有数十户村民在村北台田沟内养鱼，尤以鲫鱼为多，“永安鲫鱼”是当地的一道招牌菜。村民俗话说，“有水就有鱼”。过去东永安村一带地势低洼，雨量充沛，沟渠水多，芦苇丛生，因此鲫鱼非常多，村民经常去河洼内捉鱼。村内还有两三户村民养虾，但是虾池要用地下卤水与黄河淡水进行掺和，形成咸水，到7月份再将咸水排出，以便拿网收虾。

土地的贫瘠促使村民逐渐外出包工包揽建设工程项目，经济水平得到很大提高，村民的视野也逐渐开阔。村中至今有数百位建筑行业的包工头，主要从事楼房建筑、道路建设、水利修建工程、楼房维护、拆迁等业务。其中，以楼房建筑者收入较高，年收入多者可达数百万。村中的青年多在昌邑、潍坊以及胶东一带打工。村内的台田多由老年人耕种或者承包给其他村民。老年人有时也会在家为附近工厂编织提篮子和地毯。这些产品多用于出口，工厂定时将原料发放给愿意编织的村民，让村民用细塑料管编成0.5米高的篮子。编织篮子颇费工夫，每天最多能编织2个，每个篮子加工费用是3.5元。

基于土地资源薄弱而形成的生计兼业传统，与以整修台田为代表的土地资源开发，不仅使得当地生态发生了重大改变，而且在传统的人地关系中，叠加了国家政治、地方社会与民众日常之间的多重互动。东永安村人对于自然空间的理性运用、情感想象与“神圣”体验，以及由此形成的民俗传统，只有在上述诸多维度的统合考量下才能有一整体性的理解。换言之，国家大刀阔斧式的环境治理，与以国营农场为代表的土地资源分割，不仅使得当地生态发生了重大改变，而且影响到传统的人地关系，以及沿袭已久的乡土人文传统，这在东永安村表现得尤为明显。

当然，对于上述人地关系的理解，还要从东永安村的家族日常生活中做更细微的观察。笔者注意到，“三大家族”“丛吕不分”以及关于“前齐”“后齐”的说法，为村民所习用。这类俗语，其实是我们深入理解村落生活的便捷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