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定地区的地理生态往往对人们的生计方式有所制约，而生计方式又是人类与地理环境发生关系的前提。潍北地区最北部的滨海区以渔盐为主业，中南部尤其是古湖泊薮泽区则以农业耕作和家庭手工业如编织业等为主，近湖畔村落还兼以淡水渔业。曾几何时，这种农副渔盐结合的兼业型生计方式在潍北地区极为普遍，时至今日仍有存在。
潍北农田耕作制度分为四种类型：一年一作、二年三作、一年两作、一年多作。一年一作制，春季播种生长期长的高粱、棉花、地瓜、花生等作物，秋收后土地休闲，翌年调茬仍然种植春作物，土地利用率较低。二年三熟制是1949年以前潍北地区主要的农作物耕作类型。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一年二熟制面积逐步扩大，二年三熟制的农作物种植面积压缩，普遍采用小麦套种秋玉米或接种秋大豆。农业耕作类型多以沟洫台田为主，以避免涝灾，改善盐碱化土壤。农作物种植以小麦、大豆、高粱、谷（小米）为主。明清时期，还大面积种植水稻。人们引湖水灌溉，进行水稻种植。清代昌邑文人孙乾元曾作《芙蓉池赋》赞颂湖泊的优美景致，文中涉及湖泊中丰富的物产描述，其中诗句“窗悬瀑布，暗稻陇之千町”，勾勒出湖泊周围一望无际的稻田生态，“盖帝子之长洲，而王孙之别墅”“甄城贵胄，衡府名王”等诗句，提及明朝青州衡王府[44]的往事，显示出这一带曾经的繁盛。[45]当地传说，明代衡王府的“脂粉田”就在渔洞埠村北的高埠上，衡王曾在芙蓉池一带筑建苑囿、别墅，经常来此小住，观赏美景。种种传说，意在凸显衡王与芙蓉池的密切关联，为地方风貌增添了一份神秘与神奇。
乾隆《潍县志》记载：“乾隆二十五年（1760），知县张耀璧先后查出北台底社五营庄后、丹河南北两涯无粮荒地一千五十亩，南台底社北里庄左、近大于河东涯无粮荒地三百零五亩。以上共地一千三百五十五亩，改种稻田。潍县向无稻田，自此创始。”[46]位于湖泊东部永安渔洞埠一带种植水稻较多。清光绪《潍县乡土志》：“稻，潍境水田无多，惟邑北渔洞埠及邵吕店一带多种此。”[47]另，民国时期，烟草成为潍县的重要物产，自民国初年培种以来，生产日增。1934年，县境种烟面积为八万五千余官亩。[48]
依靠农业为生的耕作区村民每遇灾害战乱，饥寒交迫，生活困苦，因此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尤为重要。民国期间山东农业调查会记录昌邑县耕作情况：
该县农家于耕耘播种，皆株守旧法，牢不易破。农用器具，受于先人，志在存守，是以虽有良法不相信，虽有利器不求用，惟日日病于夏畦，即以为竭人头之智力，尽物理之妙种矣。故幸遇丰年，所得仅可足用，一遇凶年，人且狼狈。迩年来虽屡遭天灾，其所以能支持者，全赖织绸布，编草辫，以谋生活，故农业状况如昨，毫无进步。该县人民富力，除十数家外，大略相同，无巨富过贫，故农家自作者多，佃作者少。[49]
自西周始，渔盐业、编织业便成为潍北地区人民重要的生计方式。《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50]另，《太平寰宇记》描述潍州风俗时也说道：“太公以齐地负海舄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51]对此，历代文献的记载略同，大致是齐地北部几为薮泽，广野牧地，水草茂盛，齐人于其地放牧群畜。人们傍水而居，湖泊薮泽内所盛产的芦苇、柳和蒲等水生植物，为村民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人们采蒲苇编织草履等，编织业尤为发达。[52]直至20世纪，这种生计方式依然在这一带有所延续。清光绪《潍县乡土志》：“苇席，邑北渔洞埠湖及邵吕店洼处宜苇，种者甚繁，寿光商人每岁购去，制为席。”[53]晚清文人郭麐描述潍北乡村生活：“近海编氓田产疏，半应灶户半为渔。几年方得余财攒，挨雁新添一炮车。”[54]郑板桥描述北部湖泊海滩一带的渔家生活道：“北洼深处好拿鱼，淡荡春风二月初。河水尽开冰尽化，家家网罟暴村墟。”[55]清末潍县进士陈恒庆《海滩》一文中更为生动形象地描述了潍北湖沼海滩一带的景致与生活。[56]此文为潍县人陈恒庆告老归田后所作，从中可以看出潍北湖泊的优美风光、丰富物产[57]及村民日常劳作生活。湖泊不仅盛产鱼、虾、螃蟹，湖边自生的芦苇与蒲子还可用来织席、葺屋、编蒲团等，成一方生计。当地人们引水耕种稻田，逐渐发展出渔业、运输业、编织业、水稻种植业等，以弥补土地盐碱贫瘠之困窘，成为典型的兼业劳作模式。其中，编织草帽辫在潍北地区尤为盛行。陈恒庆还细致描绘了莱州湾南岸一带盛行的草帽辫业：
自昌、潍循海而东，至莱府，其乡村妇女多业草帽辫。地亩植小麦者，多加粪力，再遇雨水调和，麦莛可高三四尺。刈获后，以木梳去其皮，水润之，以刀劈之。刀双层有口，口有大小。初学编者，用大口刀劈之，辫微粗。手艺精熟者，用小口刀，辫极细。路过其乡，见青年妇女或坐于门前，或在树林荫翳之下，信手拈来，顾盼自如，谈笑自若，而辫则条理不紊，丝毫不差，较纺织之利，多至倍蓰。外来海舶，捆载而去，亦挽回利权之一端也。[58]
从文中不难看出潍北民众娴熟的编织技艺。清末地理学家张相文在齐鲁旅行时经过潍北之地，也对这一带的生产生活有所记载：
妇女之作草绠者，坐之皆不释手。而卧室能知前后开窗，以纳新气，尤足多也。禾稼葱茏，村树茂密。每隔数里，必有一大村落，外皆环以土圩，无异营垒。又多槲树，叶似梧桐，可喂野蚕，以织茧绸，为土产之大宗。[59](www.xing528.com)
当地曾流传民谣说：“唧啾咯噔织，两天织一匹。五天一个集，卖了籴粮吃。”足见潍北地区丝织业的兴盛。此外，潍北地区还有染业、皮革业、猪鬃业、丝绸业等家庭手工业，而以布业、棉纱业尤盛。潍县开埠前所做规划中提到手工艺情况：“潍县民风勤朴，手工艺犹为擅长，嵌金银丝漆品，名闻海内。最发达者，则为织布业。县东境有家庭工业织布机十万架（每架日出布八九丈），最盛时，每日出布匹八十万张，远销陕、甘、晋、豫各省。”[60]
20世纪50年代以后，潍北一带乡村依然多有从事编织手工业者。如在昌邑县双台乡境内，“湾塘众多，计2550亩，大部分栽种蒲苇。年产蒲子130余万斤，产苇约100万斤。这几种均属多年生植物，投资少，收益高，用途广。不仅供给本地农户编织，且成品还远销外地。仅地毯一项，各村老少大部从事编织，畅销国外，年收入800万元，远近驰名”[61]。
潍北境内商业，可分为外货内销与土货外运两种。外货内销包括外县、外省及外国商货进口，以棉纱、煤油、铁为大宗。土产外运以烟叶、土布、豆油等为主要。[62]潍北商贸发展以潍县以及昌邑柳疃、下营、夏店等北部地区为重。[63]传统社会中，潍县在山东内陆交通系统中尤为重要，商贸经济发展迅速。清乾隆时期，时任潍县县令的郑板桥作诗形容潍县商贸的繁华：“两行官树一条堤，东自登莱达济西。若论五都兼百货，自然潍县甲青齐。”[64]“三更灯火不曾收，玉脍金齑满市楼。云外清歌花外笛，潍州原是小苏州。”[65]与潍县不同，昌邑在道光二十年（1840）以前，工商贸并不甚发达。此后，众多商号茧庄开设，如道光二十八年（1848），昌邑瓦城村赵连运、赵光珠合股在柳疃镇开设“复盛店”茧庄；昌邑齐西村齐增修、瓦东村赵梦全、姚徐邓村徐培祺合股开设的“广盛店”茧庄；昌邑虫埠村傅振邦家族与潍县陈介祺家族合股开设的“双盛合”茧庄等。咸同时期，昌潍丝绸进入欧美市场。清末昌邑纺织业更为发达，昌北地区以丝织业闻名，极为兴盛，“茧绸产地以山东为第一，山东重要产地首推昌邑……山东茧绸贸易均由栈房介绍，售于烟台、青岛之洋商。……此等洋商收买茧绸送至上海、香港，转运欧美各国”[66]。以柳疃镇为中心，当时已有茧绸木机一万余台，年产茧绸六十万匹，总值约四百万元。烟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有昌邑的丝绸商号。[67]其中，在北京开设的绸布商号达100余家，约占北京绸业商号的三分之一。[68]可见，昌邑柳疃一带乃是江北纺织业的发达之地。
随着鲁西大运河的淤塞，烟台、青岛的开埠以及胶济铁路的兴建，鲁东地区逐渐成为山东省经济重心。清光绪三十年（1904）三月十六日，胶济铁路正式通车前一个月，袁世凯和周馥联名上奏：“……至省城迤东之潍县及长山县所属之周村，皆为商贾荟萃之区。该两处又为胶济铁路必经之道，胶关进口洋货，济南出口土货，必皆经由于此。拟将潍县、周村一并开作商埠，作为济南分关，更于商情称便，统归济南商埠案内办理。”[69]同年，潍县予以开埠。潍北境内有多个车站点，“皆以接近铁路，顿成商业中心”[70]。“潍县开埠后，为方便商业发展，将东至白浪河，西至擂鼓山马路，南至铁路车站，北到坝崖，近一千余亩的地方划为了商业区，成为较大的转运站。销往海外的昌邑茧绸改由潍县转运至青岛。清末民初，昌邑柞丝绸交易额每年约一千万两，约占山东总交易量的60%，占全国的48%。”[71]民国《潍县志稿》记载昌潍钱庄情况：1915年，经昌邑县商务会注册，在柳疃成立了由“泰元”（东家今卜庄镇姜家泊村“五大功”）、“天源永”（东家今柳疃镇姜家寨村姜述贤家族，掌柜今柳疃镇潮海村孟明武）、“三合堂”（东家今龙池镇东白塔村“阜盛茂”）等15家钱庄组成的“钱业联合会”。该会发行“本票”“庄票”“乡票”，视同现金在昌邑、潍县境内流通。[72]民国《潍县志稿》载：“前潍县钱业金融来源多仰给于昌邑柳疃、黄县、沙河镇各处。……潍县现有钱庄25家。”[73]“至1913年，潍县资本额10万银两以上的商号，已由胶济铁路刚修通时的10家增加到30家。1919年，潍县城内商号发展到了910家。”[74]潍县逐渐由一个鲁中商业区转变为华北区域的商贸枢纽，商业地位益显重要。
早在潍县开埠前的1902年，潍县便成立了潍县商会，会长多是士绅家族的后代。叶汉明在研究19世纪末潍县的社会经济变迁时发现：
科举虽废，地方士绅却能通过新的途径巩固或更新其政治社会和经济力量。……绅商层的强化也得力于小农经济的持续发展。家内生产制能为商业资本提供利润之源。新式手工业的兴起促成了商业资本与小农经济的进一步结合，但并未改变固有的生产方式。即使到了20世纪包买主和商人雇主制日趋成熟、经济作物出现、农业进一步商业化时，小农家庭仍是生产的基本单位，家内工人仍是主要的劳动力。这种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就是民国时期占潍县农户80%以上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的生产形式。和绅商层一样，小农生产者经历了商业化的加速发展，却依然在内外变动的冲击中表现出顽强的应变力和生存力。[75]
可以说，基于潍北特殊的地理环境，人们所采取的农业与小手工业的兼业生计传统，支撑着潍北士绅的商贸经济活动，并进而对潍北乡村社会予以回馈，以获得一定的文化资本。绅商对当地迎神赛会多有捐助[76]，以经济资助方式对区域社会的信仰仪式及自治组织施加影响，试图营造礼法社会秩序，是值得特别注意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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