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2月16日凌晨,大雾弥漫,天色阴沉,德军在阿登发起猛攻。进攻让盟军大吃一惊,盟军指挥官曾自信德军没有能力再发动一场攻势。德军的进攻很快便突破了美军在阿登高原的防线,盟军面临被分割的危险,这使他们更为震惊。阵地的后方警报声声,盟国的首都伦敦更为惊惶。这犹如一场恶梦,谣诼纷起,说什么德军将冲到英吉利海峡,敦刻尔克溃败的一幕行将重演。
这是希特勒的孤注一掷,也是他最为鲁莽的冒险一搏。
从德国人的视角看一切大不相同。这次攻势不仅胜率极低,而且简直就是胡来。盟军将这次进攻称为“伦德施泰特攻势”。给它加上这个头衔等于是用红布去惹斗牛,因为伦德施泰特对进攻方案一直持强烈反对的态度。实际上他也没为这次进攻出过一点力,除非有些事是以他的名义去实行的。既然说服不了希特勒,又感到这是一场必输无疑的豪赌,伦德施泰特干脆置身事外,让陆军元帅约德尔去操作。
是希特勒决定发动攻势,进攻的战略战术也出自希特勒之手。假设他拥有足够的军队和装备来达到目的,这原本能再一次证明他出色的谋略。进攻初战告捷主要应归功于年轻军官曼陀菲尔提出的战术。年仅47岁的曼陀菲尔将军说服希特勒采纳了这个方案。希特勒不信任资深将领,对他们的建议往往爱理不理。对年轻军官和他们的建议则态度迥然不同。他认为曼陀菲尔是他发现栽培的青年才俊。他喜欢大胆出奇的战术。
确保作战方案秘而不宣是突袭初战告捷的另一大原因。但过分的保密搞不好也会弊大于利,它会引起很多混乱,使进攻前功尽弃。当该方案碰壁以后,希特勒固执己见坚持继续进攻,严禁德军及时后撤。如果盟军行动更快一点,德军很可能被围歼。结果德军虽然没有全军覆没,但还是遭受了重创。此战的损失对德国的防守有着致命的影响。
德军高级将领对战事的看法对我们将不无启迪。级别最高的是伦德施泰特,9月初,盟军逼近莱茵河,希特勒亟须一个有威望的人物让惨遭挫败的军队重振士气,伦德施泰特被重新任命为西线总指挥。伦德施泰特下面是莫德尔,莫德尔算不上伟大的战略家,但他有本事竭尽全力从这个山穷水尽的国度拼凑出后备军。他也是敢于当面顶撞希特勒的少数将领之一。莫德尔在战争行将结束时自杀身亡。莫德尔之下是两位装甲军团司令,泽普·迪特里希和曼陀菲尔。泽普·迪特里希是党卫队头目,从前是个三脚猫,曾在好多行当里混过,他为人争强好胜,因此赢得希特勒的宠信。伦德施泰特将进攻关键时刻的失误归咎于泽普·迪特里希。曼陀菲尔属于年轻一代的职业军人,具有贵族气质。他举止庄重,颇有伦德施泰特的风度。他也是新战术的有力倡导者。在一年之内,他便从装甲师师长晋升为集团军指挥。他不仅制定了阿登战役的战术,而且正是他的突破给盟军造成了最大的威胁。因此我将大量引用他的叙述,并利用其他资料进行核实和补充。
曼陀菲尔富于军人气质,乐于在讨论中“重温往日战事”。他善于从哲学的高度分析问题,而不会过分拘泥于细节的得失。他也不乏幽默感,所以能熬过艰难的牢狱生活。那时被俘的德军将领被囚禁在军营里,他们终日惶恐不安,为家人的命运担忧,不知此生是否还能和妻儿老小团聚。阴气沉沉的战俘营隐身于遥远的高山深谷中,即使没用铁丝网隔离,压抑的氛围也足以让人患上幽闭恐惧症。在一个天气阴沉的冬天,我来到格里兹代尔(Grizedale)战俘营。我对曼陀菲尔说,冬季呆在这种地方可不好受,到夏天可能会好一点。他微笑着说:“哦,也可能更糟。我倒想明年冬季可能会在一个荒岛或锚在大西洋中间的船上度过。”
曼陀菲尔告诉我:“阿登攻势的作战方案完全是由最高统帅部制定的。然后作为既定的‘元首命令’下达给我们。预定目的是动用两个装甲集团军(迪特里希的第六装甲军和我的第五装甲军)在西线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第六装甲军向东北进攻,渡过位于列日和于伊(Huy)之间的默兹河,直趋安特卫普。我的部队则进行长距离的迂回,渡过那慕尔和迪南之间的默兹河,向布鲁塞尔推进,进行侧翼掩护。到第三天或第五天,由布卢门特里特率领的由特别加强的第十二党卫军团组成的第十五集团军朝东北马斯特里赫特附近的默兹河挺进,配合第六装甲集团军向安特卫普的进军。元首的想法是阿登攻势会消耗大量增援美军的部队,这样的话,尽管规模不大,第二次进攻就有机会取胜。”
“整个战役的主要目的是切断英军与其供给基地的联络,迫使英军退出欧洲大陆。”
希特勒的如意算盘是如果他能重演敦刻尔克一幕,英国就会实际上退出战争,德国因此获得喘息的机会,从而能阻止苏军的进攻,稳住东线。
10月24日,进攻方案付诸实施。伦德施泰特向我描述了他当时的反应:“我大为震惊,希特勒事先根本没有向我询问过此战的可行性。在我看来,这个方案期望绝对过高,我军有限的兵力显然难以承担。莫德尔和我的观点相同。事实上,没有一个军人会相信能够达到目的,挺进安特卫普。不过,我知道此时再向希特勒说什么可行性问题已经无济于事。在与莫德尔和曼陀菲尔商议后,我感到唯一的希望就是提出一个比较折中的方案,劝说希特勒对其野心勃勃的计划略加收敛,接受我们的比较实际的方案。那就是将进攻的目的限于夹击突前在亚琛一带的盟军先头部队。”
曼陀菲尔对我详谈了他们商讨的情况和结论。
我们就反对原进攻方案达成共识。首先战略部署就有问题,如果不能增强两侧的兵力,我军侧翼将受到极大的威胁。再说有限的弹药也无法支撑如此庞大的攻势。而且盟军的绝对制空权将使我们难以达到此战的目的。更何况我们明知盟军在法国和英国有着强大的后备力量。我还特别强调要防备驻扎在英国的空降师前来助战。我还强调指出默兹河那边良好的道路系统也为盟军的行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我们草拟了一份报告上呈最高统帅部,强调指出现有的兵力难以完成既定的进攻任务。同时提出了个修正方案。修正方案计划在强大的右翼部队配合下,第十五军向亚琛北部发起猛攻,进军马斯特里赫特。第六装甲军向亚琛南部进攻,从其后面插入,最终目的是在列日地区的默兹河岸建立起桥头堡。其主要意图是吸引盟军的全部注意力。第五装甲军穿过阿登高原,从艾费尔高原(Eifel)向那慕尔进攻,目的是夺取那里的桥头堡。然后部队向北运动,包抄默兹河沿岸的盟军。如果盟军顶不住德军的攻势,德军便可乘胜向安特卫普进军,倘若不行,所冒的风险也不至于很大。
曼陀菲尔说他们最希望的是歼灭越过亚琛突进到鲁尔河(River Roer)一带的美军。不过他本人宁愿引而不发,让盟军先发起新的攻势,集中德军的装甲部队攻其一点。布卢门特里特向我证实,伦德施泰特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元帅确实反对我方再发起进一步的攻势。他主张在鲁尔河加强防御,将所有的装甲部队雪藏起来,一旦阵线被突破,便动用这些装甲部队发起强有力的反攻。他希望采取防守战略。”由于希特勒拒绝接受这种观点,要想让他改变主意,唯一的希望便是提出一种风险较小的进攻方案来劝诱他对原方案有所修正。
曼陀菲尔指出这个作战方案的范围和进攻方向与希特勒的原方案比较相似。在提出用新方案取代原方案时,他们强调如果敌军防守崩溃,就可以乘胜进军安特卫普,力图使方案显得更具有说服力。“我记得在11月4日,这个有所变通的方案递交最高统帅部,请求希特勒批准。方案强调发起攻势的日子不可早于12月10日,而希特勒原定的方案是12月1日。”
曼陀菲尔继续说:“这个更为收敛的方案遭到希特勒的否决,他坚持原定的方案。由于估计希特勒通常不会马上批复,而会让我们久等,于是我们同时就着手对方案作些有限的准备工作。我的第五装甲军所有的战斗师都已集结待命,但是部队之间还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分别驻扎在特里尔和克莱菲尔德(Kerefeld),这样盟国的间谍和当地的百姓便难以察觉部队的动向。通知部队准备迎战盟军对科隆的进攻,只有极少数几名参谋得知真实的方案。”
第六装甲军集结的地点更靠后,位于汉诺威(Hanover)和威悉河(Weser)之间的地带。它的战斗师被调离前线进行休整和重新装备。奇怪的是事先既没有将作战计划告知泽普·迪特里希,也没有向他咨询要由他去实施的作战方案,直到临战之前才向他布置任务。大多数师级指挥官都只是在开战几天前才接到通知。曼陀菲尔的装甲部队也是花了三个通宵才抵达进攻的前沿。
战略上的虚虚实实使出其不意的进攻获益匪浅,但对内过度的保密也让德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对第六装甲军来讲尤其如此。指战员们临战才获知进攻方案,没有时间研究问题侦察地形并做好充分的准备。结果忽略了很多事情,进攻开始后就出现了许多问题。希特勒和约德尔在他的大本营里拟定了详细的计划,似乎已将一切都考虑周全。他忽视了局部情况的特殊性,以及各级将领个人能力所造成的问题。对于参战部队的需求,他也显得过于乐观。
伦德施泰特指出:“增援部队严重不足,弹药供应严重不足,参战的装甲师数量不少,各个师拥有的坦克却不多,简直就是外强中干虚张声势。”(曼陀菲尔说,两个装甲军的坦克总数约为800辆,这与盟国声称的数字大相径庭。盟国是依据德军装甲师的数量来估算坦克的数量,照那样的算法,德军此战集结的坦克之多堪称二战之最。)
汽油短缺最为严重。曼陀菲尔说:“约德尔曾向我们保证有足够的燃料让部队的战斗力得到充分的发挥,完成进攻任务。这种保证结果完全落空。错误在于最高统帅部只会就一个装甲师推进1公里所需的燃料作出刻板的运算,在苏联作战的经验告诉我,在实战中所需的燃料至少要翻一倍。约德尔根本不懂。”
“考虑到阿登高原地形复杂,又是冬季作战,肯定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我当面对希特勒说,所需汽油应当是通常标准的五倍。事实上,进攻开始后,提供给我们的汽油只有通常标准的一倍半。更糟糕的是装载大部分汽油的车队远在莱茵河东岸。一旦云开雾散,天气晴朗,盟国空军一出动,必将使车队难以前行。”
德军大部分将士无从获知这些潜在的弱点,他们绝对相信希特勒,对胜利的保证充满信心。伦德施泰特说:“进攻伊始,全军士气高昂,他们确实相信胜利在望,只有高级指挥官才对实际情况心知肚明。”
进攻旗开得胜得益于两大因素。首先是美军在阿登地区防守较为薄弱。德军掌握了有关情报,得知延绵75英里的防线上仅驻守着四个师的兵力。希特勒惯于行动出其不意,他抓住了这个弱点。这同时也表明,尽管1940年德军曾在地形复杂的阿登地区发起攻势,但盟军高级指挥官还是没有吸取教训,对突袭毫无准备。
第二个有利因素是所采取的战术得当。最初的方案并没有包括这些战术。曼陀菲尔告诉我:
当我看到希特勒的进攻命令时大吃一惊,命令对进攻的具体方法和时间都作了刻板的规定。上午7:30开炮,11点步兵发起进攻。其间几小时则由空军轰炸敌人的司令部和交通要道。步兵大部队取得突破后,装甲部队才能出击。炮击的范围包括整个进攻区域。
在我看来这样做在很多方面显得太愚蠢,于是我马上拟定了与之相反的战术,并向莫德尔解释我的战术好在哪里。莫德尔表示同意,但又用嘲讽的口吻说:“你能说服元首就好了。”我答道:“行,如果你能一起去的话,我就去和他争辩。”12月2日,我们俩人在柏林晋见希特勒。
我先说:“没人能确知进攻那天的气候,面对盟军的空中优势,你能确保德国空军能够顺利完成任务吗?”我提醒希特勒早先孚日山脉(Vosges)地区两次经历已经证明装甲部队在白天难以展开行动。我接着说:“7:30开炮只不过是惊醒美军,使它有三个半小时准备迎战我军即将发起的进攻。”我还指出,我军步兵的实力已大不如前,要进行深入突破,尤其是在地形险恶的阿登高原,对他们有点勉为其难。美军的防线环环相扣,其主要的防守阵地相当靠后,很难突破。
我向希特勒提议对原方案做出多项修改。首先将进攻的时间提早到凌晨5:30,这时天还没亮,可以掩护进攻。当然这也会使炮火难以瞄准每个目标,但可以集中轰击已确定的重要目标,如炮兵阵地、弹药库和指挥部。
其次,我建议从每个步兵师中选出精兵强将,组成一个“狂飙营”。(由我亲自挑选军官。)凌晨5时,不要任何炮火掩护,这些“狂飙营”借着夜幕穿越美军的前沿阵地。尽量避免与敌军交战,直到抵达纵深。
高射炮部队的探照灯直射云层,反射到地面,“狂飙营”可以借光而行。不久前,我看到过这种演示,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感到这是天亮前迅速渗透敌营的关键因素。(奇怪的是曼陀菲尔似乎不知道英国人早就发明了这种“人工月光”。他提到我在1932年出版的《未来步兵》一书曾给他留下一定的印象,但他忘了运用这种新发明正是那本书提出的主要建议之一。)
曼陀菲尔继续说:
向希特勒直陈我的建议后,我争辩道,若希望进攻成功,舍此别无他途。我强调:“下午4时天就暗了,所以如果上午11时才发起进攻,进行突破的时间仅有5个小时,要在这点时间内实现突破谈何容易。如果你采用我的方案,就能多5个半小时来达到这个目的。然后,等到夜幕降临,坦克就可以出动了。整个晚上坦克都可以向前推进,并超过步兵,到次日拂晓坦克就可以沿着已经扫清的通道向敌人的主要阵地发起猛攻。”%
根据曼陀菲尔的说法,希特勒一言未发便接受了这些建议。这很有意思,看来希特勒愿意倾听他信任的将领的意见,这样的人为数不多,莫德尔也是其中之一。希特勒对大多数资深将领有一种出自本能的反感。他信任身边的参谋,同时也明白他们缺乏实战经验。
凯特尔、约德尔和瓦尔利蒙特都没上过战场。他们缺乏实战经验,容易低估实际困难,经常怂恿希特勒异想天开,让部队去实施那些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希特勒愿意听取有实战经验的将领的意见,他们的建议比较符合实际。
然而,尽管战术的改变增加了进攻获胜的希望,但兵力的削弱最终还是使胜利化为乌有。参战的指挥员不久就得到令人沮丧的消息,由于苏军的进攻,东线压力加大,原先答应调配给阿登战役的部队来不了了。结果布卢门特里特对马斯特里赫特的助攻被取消,这样一来,盟军便能轻松地从北方调来增援部队。更糟的是,第七集团军本当向前推进,从侧翼掩护进攻。可这时仅剩下几个师,一辆坦克也没有。听到这个消息,曼陀菲尔更为失望。他在2日曾向希特勒进言,指出美军将从色当一带向巴斯托涅(Bastogne)发起反攻。“我指出许多大路均通往巴斯托涅。”
然而,野心勃勃的进攻目的并未得到任何修正。奇怪的是,希特勒和约德尔似乎对进攻的势头没有准确的估计。曼陀菲尔告诉我:“从来没有认真商讨过抵达默兹河的时间。我原以为希特勒应当知道,时值冬季,还有种种牵制,部队不可能迅速推进。但是后来得知希特勒以为进军速度可以比实际上更快。但我们不可能如约德尔所期望的在两三天内抵达默兹河。约德尔和凯特尔就是喜欢怂恿希特勒自鸣得意想入非非。”(www.xing528.com)
希特勒拒绝“保守方案”后,伦德施泰特退居幕后,让能够影响希特勒的约德尔和曼陀菲尔去争取在希特勒允许的范围内对原计划作些技术性的修正。布卢门特里特挖苦道:“事实上,任何问题都不再向西线总指挥咨询。他只要按照元首的作战指令,亦步亦趋地实施进攻就行了。那些命令规定得极细,下级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略加改变。”12月12日,在位于巴特瑙海姆浴场(Bad Nauheim)附近的齐伦贝格(Ziegenberg)西线指挥部召开进攻前最后一次军事会议,伦德施泰特只是按例行程序到场而已。希特勒亲临会场,掌控全部议程。
有一次交谈,我向曼陀菲尔询问运用伞兵部队的事情。我说,战前我曾到过阿登地区的许多地方。我惊讶地发现,并不像通常所认为的,尤其是保守的法国高级指挥官所想象的那样,事实上,坦克应当可以在那个地区行进。不过那里确实地形险恶,河流交错,峡谷陡峭,只要严加防守,要攻破它决非易事。在我看来,攻取之道在于以空降兵先行占据战略要隘,然后再动用坦克推进。所以在阿登战役开始时,我发表评论认为德军会出动伞兵。但实战中,德军并没有动用空降部队。我向曼陀菲尔询问其中的缘由。
曼陀菲尔答道:“我完全同意你对阿登地区特点的分析,我想按照你所建议的那样动用空降部队是个不错的主意。那就可能打开缺口。不过,我不记得在制定作战方案时议及过这个问题,毕竟可供动用的空降部队实在太少。首先我们的伞兵部队受阻于运输机不够,而且在发起进攻时,也没有所需的伞兵。东线吃紧,迫使希特勒只能将空降部队当作步兵去封堵缺口。其他一些空降部队被调到意大利,忙于那里的战斗。由于这些因素,阿登战役开始时,能够参战的伞兵只有900名。他们被部署在第六装甲军的前沿阵地。”
曼陀菲尔继续谈到自1941年占领克里特岛后,德国伞兵再也没能得到有效的发挥,他们的作用被忽略了。他谈到当时曾指派空降部队进攻马耳他和直布罗陀,但最后并没付诸实施。施图登特曾经想在苏联战场使用空降部队,但遭到希特勒的否决。希特勒本想将伞兵部队雪藏起来,专门用于突然袭击。结果反而被当作地面部队虚耗在常规战中,没能发挥其应有的特殊作用。曼陀菲尔总结道:“在我看来,装甲部队和伞兵部队协同作战效果最佳。”
托马以前也和我谈过空降兵问题,他说:“古德里安和伞兵指挥施图登特一直配合得很好,但是戈林总是对他们协同作战的建议横加阻挠。他就想保持空军的实力,出手吝啬,不愿为伞兵部队提供运输机。”
从施图登特将军那里我得知了阿登战役时如何部署伞兵的详情。德军在法国的阵地崩溃后,盟军在9月初冲进比利时,施图登特受命在荷兰南部构筑一条新的防线。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让他担任所谓的第一空降军司令。这支部队是临时拼凑起来的,由一些损兵缺将的步兵师和在施图登特手下受训的少量伞兵组成。新防线组成后,盟军的进攻受到遏制,在荷兰的德军组建成H集团军群,包括第一伞兵军和新成立的第二十五集团军。空降部队总司令施图登特同时担任该集团军群总指挥。
12月8日,施图登特得知德军将在阿登发起攻势,指示他挑选训练有素的伞兵组成一个加强营。此时离发起进攻只有一个星期。以上校冯·德·海德(Von der Hydte)为首的加强营由1000名士兵组成,它被派到泽普·迪特里希的第六装甲军。冯·德·海德上校在与空军指挥部取得联系后,发现负责空运的大多数机组人员没有伞兵战的经验,必要的装备也不齐全。直到13日,冯·德·海德才总算见到迪特里希。迪特里希却说他不想用伞兵了,因为他担心那样反而会使盟军有所警觉。但希特勒坚持要用伞兵。
最终派给伞兵部队的任务不是在装甲部队之前去抢占难以对付的要隘,而是空降在马尔梅迪-奥本-弗尔维尔斯(Malmedy-Eupen-Verviers)十字路口附近的里吉山(Mont Rigi),从侧翼阻截来自北方的盟军增援部队,将其牵制住。尽管冯·德·海德提出异议,为了防止惊动盟军,还是命令伞兵在夜晚而不是在黎明着陆。进攻前夜,运送伞兵去机场的汽车却没来,空投被延迟到次日夜晚,那时地面进攻已经打响了。结果仅有三分之一的飞机抵达预设的空降区域,大风将许多伞兵刮到森林和雪山上,造成很大的伤亡。此时此刻,大路上已经挤满向南奔袭的美军,冯·德·海德集结起来的伞兵只有一二百人,没法占领十字路口,构筑阵地阻挡敌军。几天来,他只能带着小部队在路上对盟军进行一些骚扰。看不到任何泽普·迪特里希率领部队前来增援的迹象,他企图向东走去和大部队会合,但在半路上成了盟军的俘虏。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伞兵行动,”施图登特说,“在诺曼底登陆日时,我军有15万名伞兵,组成六个像样的空降师。其中训练有素的占5万人,其余则处于受训阶段。老是派他们去参加地面作战,所以我们没法完成对他们的训练。五个月后,当阿登战役需要这些伞兵出力时,能上战场的伞兵少得可怜。他们被充当步兵耗尽了能量,没能发挥伞兵应有的作用。”
阿登攻势使盟军感到极大的震惊,力度之大似乎为1942年以来之最。其实德军真正的力量并没有如盟军当时所描绘的那么可怕。现在从缴获的德军作战指令来看,这是十分清楚的。曼陀菲尔在叙述战事时相当克制,他没有强调德军战败是因为实力不济。哪怕再有理由,也不愿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他就是这种类型的人。
12月16日,进攻开始。德军沿着蒙绍(Monschau,亚琛南部)和埃希特纳赫(Echternach,特里尔的西北)之间长达70英里的战线发起猛攻。但是第七军在南部的进攻没起多大作用,因为它只有四个步兵师。预定的主攻方向为仅有15英里的狭窄地带,由泽普·迪特里希的第六装甲军负责。第六装甲军是由第一和第二党卫队装甲军团组成,再加上第六十七步兵军团。虽说它的装甲师多于第五装甲军,但相对其任务而言,还是显得力不从心。
泽普·迪特里希的右翼进攻一开始就遭到驻扎在蒙绍美军的顽强抵抗。他的左翼进攻突破了盟军的防线,德军越过马尔梅迪,在18日渡过施塔沃洛(Stavelot)那边的昂布莱沃河(Ambleve)。但是德军在一个狭窄的关隘前遭到阻击,然后被美军的反攻逼入困境。美军的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地赶到战场,德军的一再努力均未成功,第六军装甲军的进攻以失败而告终。
曼陀菲尔进攻的范围较大,宽达30英里。他给我勾画了部队的部署和路线。他右翼是第66步兵集团军,正对着圣维特(St.Vith)。“这样的部署是有针对性的,因为那里的地形比南方更为复杂,部队难以迅速推进。”中路是第五十八装甲军,位于普吕姆(Prum)和瓦克斯韦勒(Waxweiler)之间。第四十七装甲军部署在左边,位于瓦克斯韦勒和比特堡之间,面对巴斯托涅(Bastogne)。一开始这两个军只有三个装甲师,尽管后来得到补充,各自所拥有的坦克也只有60到100辆,只有正常编制的三分之一到一半。泽普·迪特里希装甲师的坦克也强不了多少。
曼陀菲尔的进攻开局不错。“我的突击营就像雨水一般迅速渗入到美军的阵地。下午4时,坦克借着‘人造月光’向前推进。奥尔河(Our River)上也已架起浮桥。装甲部队在半夜跨过浮桥,早上8点抵达美军的主要阵地,然后呼叫大炮掩护,迅速突破敌阵。”
“巴斯托涅很难突破,部分原因是第七军实力不济,它的任务是封锁从南方通往巴斯托涅的道路。”在达斯堡(Dasburg)渡过奥尔河后,第四十七装甲军团还必须在沃尔兹河(Woltz)的克莱沃(Clervaux)突破另一个难啃的关隘。天寒地冻、关隘重重,致使进军速度一再延误。“坦克一到,敌军的防守便容易动摇。但是装甲部队推进的速度太慢,这就抵消了战役初期敌军防守薄弱的有利条件。等到装甲部队赶到巴斯托涅,盟军的力量已经得到增强。”
从前沿阵地发起进攻,经过将近30英里的路程,德军在18日逼近巴斯托涅。但是,在17日夜晚,艾森豪威尔将军已经将兰斯(Rheims)附近的第八十二和第一百零一空降师调拨给布拉德利(Bradley)将军。第八十二空降师的任务是加强北部阵地,第一百零一空降师则沿公路迅速进军巴斯托涅。与此同时,美军第十装甲师的一部分军队及时赶到巴斯托涅,协助已被打得焦头烂额的第二十八师顶住了德军最初的攻势。18日晚,第一百零一空降师抵达巴斯托涅,这个交通枢纽的防守大为加强。此后两天,德军从正面和侧翼一再发起猛攻,但都无功而返。
20日,曼陀菲尔决定不再为攻克这个难关而耗损更多的时间。
我亲自率领利尔装甲师绕过巴斯托涅,在21日向圣于贝尔(St.Hubert)进军。第二装甲师从巴斯托涅的北面绕行。为了掩护绕道行动,掩饰我军的真正动向,我用第二十六国民榴弹师围攻巴斯托涅市镇,从利尔装甲师调来一个装甲榴弹团助攻。与此同时,第五十八装甲军团急速朝北转向,威胁在圣维特附近阻击第六十六军团的盟军侧翼,帮助第六十六军向前进攻。然后第五十八装甲军团从霍法利兹(Huffalize)和拉罗什推进。
尽管如此,对巴斯托涅的佯攻毕竟还是让我进攻的兵力有所分散,也就增加了及时进军迪南附近默兹河的困难。况且第七军还被挡在维尔茨(Wiltz)过不来。在它右边的第五空降师穿过我的阵地,向巴斯托涅通往南面的一条公路逼近,并没有穿过这条路。
情况对德军越来越不利,曼陀菲尔没想到潜在的危险更大。盟军的增援部队云集各地,兵力大大超过投入进攻的德军。突破口以北的所有盟军暂归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统一指挥,英军第三十军团进军默兹河,支援美军第一军。突破口的南面巴顿第三军的两个军团向北迅速出击。其中一个军团在22日向从阿尔隆(Arlon)通往巴斯托涅的公路发起猛攻。虽然它推进的速度不算很快,但它构成的威胁迫使曼陀菲尔不断从主攻的部队中分兵应付。
机会最大的几天已经过去了。虽然曼陀菲尔向默兹河方向的迂回突破让盟军指挥部感到震惊,但毕竟为时已晚,难以构成真正严重的威胁。根据德军的方案,原定在第二天就要拿下巴斯托涅,可直到第三天还没到达那里,等到第六天才绕过去。24日,第二装甲师的一个“小手指”触及迪南几英里处,但这已是德军这次进攻的极限,不久这根手指就被切断了。
道路泥泞,汽油短缺,德军的推进遭到极大的阻碍。由于汽油短缺,只有一半的大炮投入战斗。空军的支持也未能弥补这些缺陷。进攻开始的几天,大雾弥漫,盟军的战机没法起飞,这有利于德军的渗透。但是到23日天气放晴,就再也无法蒙住敌军了。德国空军力量单薄,根本挡不住盟军战机不断的狂轰滥炸,地面部队得不到有效的空中掩护,损失相当惨重。希特勒也为自己的决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让第六军作为主力部署在北翼,那里空间狭窄,难以腾挪。
在第一周,德军的进攻就远没达到他们所希望的目标。第二周开始时进军速度有所加快,但结果也是徒劳无益。因为美军已经牢牢地守住了那些交通枢纽,德军深入的结果只是使自己被夹在这些交通枢纽之间。圣诞夜那天,曼陀菲尔直接给希特勒的大本营打电话,汇报实际战况,并提出自己的建议。他对约德尔强调指出,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巴斯托涅造成了太多的麻烦,而第七军行动迟缓,没法掩护他的侧翼。他估计盟军很快就会沿南面的公路大举反攻。“今晚务必让我知道元首的想法。现在的问题是我应该竭尽全力攻克巴斯托涅,还是用小部队佯攻,主力部队进军默兹河。”
我接着指出,我军最大的希望在于抵达默兹河,并列举了数条理由。第一,围攻巴斯托涅已经耗费了很多时间。第二,第七军没有封锁南面所有道路的实力。第三,作战时间超过8天后,盟军肯定会加强默兹河的防御,我军难以攻克如此坚固的防守阵地。第四,第六军没能深入突破,而是被拦截在蒙绍-施塔沃洛一线。第五,我们显然得在默兹河的这一边打一仗。因为我截获了盟军在于伊交通管制处的电报,他们定期通报增援部队经过默兹河大桥的情况。当时我们已经破译了盟军的密码。
然后曼陀菲尔提出自己的建议——部队向北靠近默兹河的一边迂回进军,将河东的盟军包围起来,歼灭在河湾一带。这样就能如其所愿保持强势。“为了达到目的,我敦促部下各路人马(包括最高统帅部和第六军的后备部队)集中到拉罗什周围的乌尔特瑟河(Ourthe)的南面,然后走一条环形路线,通过马尔什(Marche),向列日进军。我说:‘将那些后备军给我,我将占领巴斯托涅,到达默兹河,再转向北方,帮助第六军突破前进。’我最后强调了这几点,要求当晚给我明确的答复。最高统帅部的后备军必须备足汽油,我还需要空中支持。直到那时,我只看到敌军的飞机!”
那天晚上,元首的副官约翰迈耶(Johannmeier)少校来见我,交谈之后,他打电话给约德尔。最后我接过电话,亲自询问约德尔。但是他说元首还没作出决定,他目前所能做到的就是调拨给我一个装甲师。
直到26日,才将其余的后备军派给我,可那时他们却没法行动了。正当需要他们的时候,却因汽油短缺来不了,部队前后长达上百英里,在公路上滞留不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施塔沃洛附近的昂德里蒙(Andrimont)有一个大型油库,储藏着250万加仑的汽油,其储备量是德军夺取的最大油库的一百倍。而19日那天德军已经推进到的地点离那里不到四分之一英里。)
我问曼陀菲尔如果当时马上将后备军调配给他,并有足够的汽油,迟至12月24日发起进攻,他是否认为仍有胜利的可能。他回答:
“我认为仍有可能取得有限的胜利——抵达默兹河,或许能攻占河对岸的桥头堡。”然而在深入探讨后,他承认从长远看,太晚攻占默兹河阵地不利因素可能大于有利因素。
我们还没来得及展开新的攻势,盟军就开始反攻了。我电话告知约德尔,让他转告希特勒,我将让突前部队后撤到拉罗什-巴斯托涅一线。但是希特勒不准我们后撤。我军没能主动及时撤退,结果是被盟军的进攻逼得步步后退,遭受到无谓的重创。到1月5日,情况更为危急,我十分担心蒙哥马利会切断我们两支大部队的退路。虽然我们尽力避免了这个危险的结局,但部队损失极为惨重。战役后期我军的损失要远远大于初期,这正是希特勒下令“不准后退”所造成的。德军经受不起如此沉重的打击,已经濒临绝境。
曼陀菲尔用两句话总结了战争后阶段的战况:“阿登攻势失败后,希特勒开始‘散兵战’。德军不再有大规模的作战计划,只有许多零星的战斗。”
他继续说:“看到阿登攻势受阻,我想实施全面撤退。先退到进攻起点线,然后退到莱茵河,但希特勒听不进我的话,致使德军主力在莱茵河西岸这场毫无希望的战斗中丧失殆尽。”
伦德施泰特认可曼陀菲尔的看法。但是他澄清了一个事实,虽然德军擅长进攻,但在这次战役中根本没能发挥自己的特长。“阿登攻势每推进一步,侧翼的危险就增加一分,因为侧翼拉得越长,越容易遭到盟军的反击。”伦德施泰特边谈边在地图上给我演示。“我在战役的初期就提出停止进攻,因为它显然难以达到目标。但希特勒大为恼怒,一意孤行。再度重演斯大林格勒的悲剧。”
“进攻是最好的防御”,阿登攻势则荒唐地将这一军事信条引向极端。事实证明阿登攻势是“最坏的防御”——它毁掉了德国继续顽强抵抗的机会。此后,德军指挥官最关心的似乎不是能否阻挡盟军的进攻,而是盟军为何不快点进攻,趁早结束战争。
希特勒的计谋和希姆莱的警察将德国将领羁勒在各自的官位上,但是他们祈望能早日解脱。在战争最后的9个月里,他们大多数时间是在商议如何与盟军联络,安排投降事宜。
和我交谈过的德军将领都曾说到盟国“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延长了战争。他们告诉我,要不是顾虑到这一点,他们可能早就各自或集体投降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二战时期,德军普遍“偷听”盟国电台。但是盟国的宣传从来没从正面谈到过和平的条件,以鼓励德军放下武器停止战斗。盟国对投降事宜的缄默容易从反面印证纳粹的宣传,即如果投降不会有好下场。本来德军早就准备放下武器,但盟国的失策使纳粹得以控制德国军队和人民,让他们继续苦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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