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密谋事件已被人们从多个角度谈起过，可是迄今尚未有人探讨过这个事件与军事问题的直接关系。炸弹在东普鲁士希特勒的指挥部爆炸，希特勒死里逃生。在柏林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密谋者在关键时刻如何没能抓住机会，整个事件的画面已经比较清晰。然而为使这幅画更为完整，就必须追溯那生死攸关的一天在西线指挥部里所发生的事。布卢门特里特将军详谈过此事件以及后来的反应，我作了很多记录。在此全文引述是很有价值的，这不仅是直接的证据，更在于它能传递出当时的真实氛围。
1944年头几个月，许多人造访过位于圣日耳曼的西线最高指挥部，在那里花了不少时间探讨战局。他们经常探讨的问题是元帅们是否应该联手向希特勒提出建议，敦促他向盟国求和。
3月底的一天，陆军元帅隆美尔在他的参谋长施派德尔的陪同下来到圣日耳曼。临走之前，施派德尔对我说，他有些话想和我私下谈谈。我们离开屋子，施派德尔对我说，他是代表隆美尔和我说话，他说：“现在我们必须告诉元首，这场战争已经没法再继续下去。”我们都认为此事应该先向陆军元帅伦德施泰特提出，于是便告知了伦德施泰特。我们发现他也持同样的看法。我们向最高统帅部发了一份电报，请求元首到圣日耳曼来视察，看看法国的形势有多么严峻。但是没有收到任何答复。
施派德尔将军为此事再来见我，在谈话时，他告诉我，国内有些人要对希特勒下手。他提到了陆军元帅冯·维茨莱本（Von Witzleben）、贝克将军、赫普纳将军和格德勒。他还说隆美尔元帅批给他几天假，让他到斯图加特（Stuttgart）和其他人商量此事——施派德尔和隆美尔都是符腾堡州人，与格德勒是老相识。不过，在这次谈话中，施派德尔从没暗示过有人预谋刺杀希特勒。
伦德施泰特在与凯特尔通电话时语气激烈，坚持认为应当结束战争。后来克卢格便接替陆军元帅伦德施泰特成为西线总指挥。在此之前，密谋活动并无进一步的动作。有关指挥易人一事我还得多说几句。希特勒知道陆军元帅伦德施泰特在军界颇孚人望，连敌军也对他不无敬意。盟国的广播宣传经常暗示陆军元帅伦德施泰特及其部下与希特勒存在意见分歧。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指挥部从来没有遭受过盟军的空袭。陆军元帅本人也从未受到过法国抵抗运动的威胁。可能那是因为人们知道伦德施泰特主张善待法国人。德国特务向上汇报的这些情况自然会引起希特勒的注意。虽然希特勒表面对伦德施泰特元帅敬重有加，超过对其他的将领，但内心却时时加以提防。伦德施泰特强谏停战议和，希特勒便乘机将他解职。
陆军元帅克卢格于7月6日来到圣日耳曼。17日，陆军元帅隆美尔遇袭受伤。克卢格便赶到拉罗什-基扬的司令部，指挥那里的战斗。留下我在圣日耳曼负责。
我最早得知谋杀希特勒的消息是在下午3点左右，是陆军上校芬克（Finck）告诉我的。六个星期前，他刚从东线调来西线。他走进我的屋子说：“将军，元首死了，盖世太保在柏林发动叛乱。”我大吃一惊，忙问他消息是从哪里来的。芬克说是军事督导冯·施蒂尔普纳格尔（von Stulpnagel）将军打电话告诉他的。
我想与在拉罗什-基扬司令部的陆军元帅克卢格取得联系，被告知他上前线去巡视了。于是我用十分谨慎的措辞在电话里对施派德尔说，出大事了，我将驱车前来亲自告诉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下午4时左右，我离开圣日耳曼，约在5:30分到达拉罗什-基扬。
陆军元帅克卢格刚刚回到那里。我走进他的房间时，看到克卢格面前放着一份电台广播的摘录，大意是说有人企图谋害希特勒，但是没有成功。克卢格告诉我此前他已经收到两次德国来的电话，但打电话的人没有透露身份，只是说：“元首已死，你必须作出抉择。”克卢格继续说，大约在一年前，维茨莱本、贝克和另外一些人曾到过他家，探听接近希特勒的途径，以及如何操作。他还说他有那次谈话的记录。
我们正在交谈时，从圣日耳曼有电话过来，说收到一份匿名电报声称希特勒已经死了。克卢格感到十分困惑，不知道哪个是真的，怀疑电台的报道会不会有假。谈了一会儿，我就给最高统帅部约德尔的副手瓦尔利蒙特将军打电话。打了好久才打通，只是说瓦尔利蒙特不在，他正和凯特尔在忙。
于是克卢格和我又一起商量，下一个电话该打给谁。我们打电话给驻巴黎的党卫队队长，他说除了广播中所说的消息，别的他一无所知。我们又给陆军总司令部的组织处长施蒂夫（Stieff）将军打电话。我和施蒂夫很熟，但并不知道他是密谋的核心人员，直到事后才知道。施蒂夫马上就问：“你们是从哪里知道元首已经死了？”他又说：“元首安然无恙，精神也很好。”说完就挂了电话。打完这个电话，我们深感不安，意识到情况扑朔迷离。
施蒂夫的回答和态度如此怪异，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我对克卢格说：“这是一次失败的谋杀行动。”克卢格告诉我，如果密谋成功，他要做的第一步是下令停止V1型导弹对英国的轰击，第二步是与盟军的指挥官取得联系。
克卢格指示我打电话给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叫他到拉罗什-基扬来。我同时也通知了西线空军指挥施佩勒尔元帅前来。
下午7:30分，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先到，陪同他的是陆军中校霍法克（Hoffacker）。他俩和克卢格元帅、施派德尔和我一起围桌而坐。如今幸存在世的只有我和施派德尔了。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先说：“让霍法克中校来解释吧。”我们很快就明白，霍法克对刺杀希特勒密谋早就一清二楚，他负责施蒂尔普纳格尔和维茨莱本之间的联络。他追溯了密谋的来龙去脉，一开始只是打算向希特勒请愿，要求他停止战争。后来认识到希特勒不可能听从求和的意见，盟军也不可能接受希特勒的议和请求。事态就演变成军事政变了。他给我们详述了冯·施陶芬贝格（Von Stauffenberg）是如何策划并实施这场密谋的。
他讲完以后，克卢格失望地说：“先生们，密谋失败了。一切都完了。”施蒂尔普纳格尔尖声叫道：“元帅，我看你了解整个密谋，你必须有所行动。”克卢格答道：“啥都别想干成，元首还活着。”我注意到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脸色一沉，起身走向阳台。回来后，他就几乎一言不发了。
施佩勒尔元帅到达后只呆了几分钟。他拒绝了克卢格请他共进晚餐的邀请。我感到施佩勒尔不想参与我们的谈话，或者说他不愿卷入此事，免得以后说不清楚。
我们其余的人就去吃晚餐。克卢格似乎显得很轻松，无忧无虑的样子。施蒂尔普纳格尔则闷闷不乐沉默寡言。过了一会儿，他对克卢格说：“我能和你私下再谈一下吗？”克卢格表示同意，又对我说，“你也一起去吧。”我们走进一个小房间，施蒂尔普纳格尔告诉我他离开巴黎前已经采取了“先期防范措施”。克卢格惊叫道：“老天爷呀！你都干了些什么？”“我下令逮捕巴黎所有的党卫队队员。”他指的不是武装党卫队，而是指党卫队保安处。
克卢格拉高嗓音说：“可没我的命令你不能那样做。”施蒂尔普纳格尔答道：“我下午给你打过电话，可你不在指挥部，所以我只能自作主张。”克卢格说：“好吧，那你自己负责。”后来他们没再来吃晚饭。
克卢格叫我打电话给施蒂尔普纳格尔的参谋长询问是否确实已经采取逮捕党卫队员的行动。接电话的是上校林斯托（Linstow），他现在也死了(1)。他告诉我，已经采取行动，并说，“没法加以阻止”。克卢格便对施蒂尔普纳格尔说：“你瞧瞧，你现在最好是换身便服，躲藏起来。”他命令施蒂尔普纳格尔立刻释放已被捕的党卫队成员。
施蒂尔普纳格尔走后，我对克卢格说：“我们应当帮他一把。”克卢格想了想，叫我驾车去追赶施蒂尔普纳格尔，劝他在巴黎隐藏一些日子。严格地说，克卢格应该将他逮捕。
我开车到圣日耳曼。刚到那里，参谋便拿来许多我离开时来的电报。其中一份电报来自陆军元帅凯特尔，说所有有关元首已死的报道全是误传。根据误传所发的命令均属无效。另一封电报来自弗罗姆将军，声称希姆莱已经从他那里接管了国内军队的指挥权。希特勒不再相信国内任何一位将领。第三封电报是希姆莱打来的，只是通知说他已经接管境内军队的指挥权。我在看电报时，西线海军总司令克朗克（Krancke）上将打来电话，问我能否到巴黎去见他。克卢格元帅没想到叫他来参加会谈。
午夜1时左右，我出发前往巴黎。到了后，发现海军司令部的成员都聚集在那里。克朗克上将给我看陆军元帅维茨莱本发来的电报，内容很长，说元首已经死了，他正在着手组建临时新政府。于是克朗克便给最高统帅部打电话，正巧接电话的是海军上将德尼茨。德尼茨说电报所言都不真实。
然后我来到党卫队保安处。他们都刚刚从牢中释放出来。一碰到我，那些官员就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无缘无故把他们给抓了。他们的举止颇为得体，表示愿意尽快息事宁人。我问秘密警察的头目奥贝格（Oberg）现在人在哪里。他们说奥贝格和施蒂尔普纳格尔在一家旅馆里。
凌晨2点，我来到那家旅馆，那里好像正在举行舞会，德国驻法大使阿贝茨（Abetz）也在那里。奥贝格把我拉到一边，带进另一个房间，说他也搞不清事情的内幕，不过我们必须就下一步行动达成共识。我必须承认奥贝格的态度始终非常配合，为了军队的稳定尽量平息事态。他建议将实施逮捕行动的部队软禁在营房里，告诉他们这不过是一次演习。施蒂尔普纳格尔认为难免走漏消息。于是我向他传达了克卢格的建议，劝他先躲藏起来。但是当我回到圣日耳曼时，就看到最高统帅部来电，命令施蒂尔普纳格尔立即去柏林递交一份报告。
那天下午，施蒂尔普纳格尔驱车前往柏林，路经凡尔登和梅茨。除了司机，还派了一名军人护送，以防法国游击队。车子即将抵达凡尔登时，施蒂尔普纳格尔下令停车，说是马上就要进入游击队活动区域，最好先下车，朝树上打几枪，试试手枪有没有故障。上车开到凡尔登旧战场时，他又下令停车，一战时他曾在这里打过仗，说是故地重游，要陪他们到处看看。走了一小段路后，施蒂尔普纳格尔对他们说：“你们就在这里呆一会儿，我独自到前面一个地方看看。他们建议一起去，怕万一碰见游击队。但他说没必要一起去。过了一会儿，他们听到一声枪响，跑过去看到他浮在运河上。入水前他先朝自己开了一枪，打算如果没能一枪毙命就会淹死。但是自杀没有成功。两个人将他救上岸，送进了医院。子弹打瞎了一只眼睛，另一只因伤势过重也得摘除。
奥贝格对我讲了这些详细情况。他认为施蒂尔普纳格尔很可能卷入了谋杀希特勒事件。奥贝格曾驾车去医院看望施蒂尔普纳格尔，对平息事态还抱有一线希望。他告诉我，施蒂尔普纳格尔拒绝说话。住院两周后，上面命令将他转移到柏林，对他进行了审判，处以绞刑。
与此同时，在巴黎的德军军官人人自危，唯恐会成为怀疑对象。奥贝格收到许多电报要他逮捕各种各样的人。最先是霍法克，接着是芬克，总共逮捕了三四十人，有军人，也有平民。几天后，奥贝格来电话要我去见他。他告诉我霍法克在预审时提到了克卢格。奥贝格说，他不相信克卢格会参与密谋。
我陪同奥贝格去见克卢格，向他汇报有关事态。克卢格对奥贝格说：“就按照你的职责进行这次审问吧。”奥贝格对我说，他并不喜欢这样做，但也没法推辞，希望能用尽量温和的方式进行审问。因此他安排我的一个下属军官列席审讯。在此有必要提一下，无论是我还是施派德尔，都没对7月20日傍晚的那次会议向任何人吐露过只字片言。(www.xing528.com)
此后不久，克卢格去巴黎的医院看望隆美尔。回来时他告诉我，隆美尔的态度与敦促希特勒求和时截然不同，他对刺杀希特勒表示大为震惊。
在以后的那些日子里，我发现克卢格越发显得忧心忡忡。他经常谈起他自己和一些与他有关的事情。有一次他忧郁地说：“事有必然，听天由命吧。”后来陆军元帅莫德尔突然前来取代克卢格的职位。如前所述，在回家的途中，他服毒自尽，死在车中。
除了7月20日傍晚的那次谈话，克卢格从来没有向我提到过推翻希特勒的密谋。我于1942年1月调离克卢格的班子，直到1944年7月前，与他没有密切的接触。冯·特雷斯科（Von Tresckow）将军曾经担任克卢格的参谋长，也许他更受元帅的信任，但是他也已经死了。(2)1945年5月德国投降后，我和登普西（Dempsey）将军在石勒苏益格（Schleswig）。即便在那时，我也能清楚地看到，德国老百姓对希特勒的看法分为两派。一半人对将领们参与推翻希特勒的密谋感到震惊，对这些军人不无怨恨——军界的反应同样如此。另一半人则抱怨将领们为何不早点干掉希特勒。
接任西线总指挥后，陆军元帅莫德尔坐镇B集团军的司令部。他到那里一两天后，打电话给我，说他收到元首大本营发来一则令人不安的消息。“如今他们的所言所思离不开7月20日事件，现在他们要把施派德尔作为嫌疑犯带走。”他向凯特尔一再强调，当前形势危急，集团军指挥部离不开参谋长。结果施派德尔一直在那里呆到9月的第一个星期。后来他被解职，跑来见我，说他受命回国。他一到家就被盖世太保逮捕了。
施派德尔离开后，来电说韦斯特法尔将军将取代我的职位，我必须在9月13日到元首大本营报到。我感到有点郁闷！动身前，我先去科布伦茨（Coblenz）见陆军元帅伦德施泰特，重新出任西线最高指挥官后，他将指挥部设在那里。他刚刚复职，又听到我被调离，这让他感到非常恼火。他马上向最高统帅部提出抗议，要求我留下来作为他的参谋长。但他的请求没能得到批准，上面的理由是我曾一再申请当主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托词让人难以信服。
9月9日，我离开科布伦茨，为防不测，我先抓紧时机去马堡（Marburg）看望家人。10号是星期天，我一直呆在家里。电话铃声一响，或者听到门外汽车驶近的声音，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哆嗦，不时走到窗边张望。
11日，我乘上开往柏林的火车。火车在卡塞尔（Kassel）因遭到空袭而耽搁，我打电话告诉他们，我被堵在这里，赶不上夜晚从柏林开往东普鲁士的特快专列了。火车继续往柏林开，由于轨道被炸毁，我只好在波茨坦（Potsdam）下车。刚下火车，突然在黑暗中听到有人问：“布卢门特里特将军在哪里？”我又是一阵战栗。听到我的回答后，一位军官走过来，一个手持冲锋枪的士兵陪伴着他。他彬彬有礼地向我问好，说他受命护送我去柏林的阿德隆（Adlon）旅馆。到了那里后，门房告诉我有一封密件。我打开一看，里面装着一张前往东普鲁士安格堡（Angerburg）的车票。峰回路转，但也只能给我带来片刻的轻松。我还得等待，不知道元首大本营等着我的将是什么结局。
次日晚上，我乘上专列，13日早上抵达安格堡。来接我的是陆军元帅凯特尔的副官，他领我到凯特尔的专列。我在那里吃了早餐，留下行李。他们告诉我元首太累了，不想马上见我，不过，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以参加中午举行的例会。我决定去参加会议。
在会议室的屋外，我看到不少将领。我走上前向古德里安将军报到，他最近刚升任为总参谋长。我注意到他不想和我握手，而凯特尔和其他人则冷冷地站在一旁。古德里安大声对我说：“西线出了这么多事，你居然还敢来这里。”(3)我给他看了命令我前来报到的电报。这时一位党卫队军官过来说，元首还是决定来参加例会。几分钟后，我看到希特勒缓步穿过树林，略显疲态，有五六个人陪伴在他身边。
古德里安转身对我冷冷地说：“现在你自己向元首汇报吧。”出乎意料，希特勒高兴地和我打招呼，说：“你在西线吃苦了，我知道盟国空军占尽优势，有多厉害。会后我想和你谈谈。”
会议结束时，古德里安对我说：“来和我谈谈东线的情况。”我答道：“恕我暂时没有兴趣。”接着我和希特勒单独谈了10分钟，他的态度还是十分和善。
我出来后，发现许多将领都等在外面，他们立刻上来问我：“元首对你说了什么？”我答道：“他很高兴。”他们都显得很高兴。凯特尔邀请我一起品茶。我说我打算今晚就离开，回家去看看。“已经有两年多没有和妻子儿女在一起了。”凯特尔说：“恐怕不行吧。”我说：“但元首同意我走，要我随后去向陆军元帅冯·伦德施泰特报到，伦德施泰特会委派我出任西线某个军团指挥。”凯特尔叫我等半小时。他见了希特勒后，出来告诉我可以走了。
在这次谈话中，凯特尔谈起克卢格，说他们有书面证据表明克卢格参与叛乱密谋。凯特尔说，他们截获了盟军指挥部要与克卢格联络的电报，还说：“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克卢格会在阿夫朗什长时间失踪的原因。”我提出异议，表示这种怀疑有失公正。我解释了当时克卢格被迫藏身掩体，因为无线电台坏了，所以他有几个小时与指挥部失去联络。但凯特尔显然不相信这种解释。
离开前，我去见了约德尔。约德尔不和我握手，他说：“你在西线的表现并不好呀。”我反驳道：“你最好亲自到前线去了解一下那里的战况。”听说我当晚就走，他很惊讶。
我回到凯特尔的专列取行李，勤务兵给了我一瓶红葡萄酒，让我带走。他说：“今天早餐你坐的位置就是施蒂夫曾经坐过的地方。”我感到自己总算有幸逃过一劫。即使我后来回到家中，电话铃一响，我还是会感到惊吓。直到我重回前线，指挥新的军团才稍觉心安，但内心的焦虑始终挥之不去。(4)
从那时起直到战争结束，几乎是人人自危，阴云笼罩在人们心头，唯恐成为怀疑对象。1945年3月，我在荷兰指挥军队时，收到最高统帅部发来的电报，要我汇报家属的行踪。这看来像个不祥之兆，似乎要将家属扣为人质。我察看了一下地图，美军正在向马堡挺进，已经不到60公里距离。于是我决定不回复这份电报！我感到在美军占领区家属更为安全。
7月20日以后，德军将领经常私下商议是否应该与盟军联系，就像克卢格以为希特勒已死的那天晚上所想的那样。阻止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如下：
（1） 他们曾发誓忠于元首。（他们会争辩道：“我们曾发誓忠于元首。如果他死了，誓言自然就无效了。”所以大多数人愿意相信希特勒死了。）
（2） 德国人民不了解真实的战况，也就不能理解将军们为求和所采取的行动。
（3） 东线的军队会责怪西线的军队导致战争失败。
（4） 惧怕作为叛国者留名史册。
(1) 布卢门特里特在叙述时不时会插入“死了”一词。
(2) 出于宗教信念，特雷斯科坚决反对希特勒，可是当他的上司被调到西线时，特雷斯科被留在东线。所以他没能在关键时刻起作用。
(3) 古德里安告诉我：“我已经记不清楚布卢门特里特描述的场景。我对他从来不抱任何偏见。”他认为布卢门特里特或许是因为过于忧虑才对他有所误解，也可能他当时只是开开玩笑。（我注意到古德里安很有幽默感，经常喜欢开玩笑。）
(4) 从我掌握的其他一些资料看，布卢门特里特的恐惧似乎是出于多虑。“最高统帅部考虑要加强对西线的控制，韦斯特法尔将军有三年北非和意大利作战的经历，更适宜这个职位，所以让他取代布卢门特里特。至于布卢门特里特被召到东普鲁士，那是因为希特勒想亲自授予他铁十字骑士勋章。布卢门特里特并没对元首刻意奉迎，但他是少数几个始终受到希特勒宠信的官员之一，他出身南德世家或许是最主要的因素。”
对布卢门特里特恐惧心理的说明并不等于他的叙述没有价值。一个受独裁者如此宠信的人，在被召见时还感到心惊肉跳，足见当时氛围是何等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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