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英美而言，诺曼底登陆堪称冒险一搏。盟国方面有关诺曼底登陆的著述可谓是卷帙繁多。听一听“山的那一边”对此战的评述或许能让人耳目一新。诺曼底战役的第一个月，德方的总指挥是陆军元帅伦德施泰特，从1942年初开始，他就一直负责西线战场。他对我谈了自己的看法。第二个月，陆军元帅克卢格接替伦德施泰特，担任西线总指挥直到德军崩溃。诺曼底沦陷后，克卢格在绝望和对希特勒的恐惧中服毒自杀。他的参谋长布卢门特里特将军自始至终一直参与这个重大战役，他对两个阶段的情况作了详细的论述。
伦德施泰特和克卢格先后出任西线总指挥，诺曼底阻击战主要由隆美尔的B集团负责，防线从布列塔尼延伸到荷兰。隆美尔也死了，不过从他参谋们的叙述，再参照其他参战的高级将领的回忆，可以揭示出隆美尔在诺曼底战役中作用。
瓦尔利蒙特将军是幸存的最高统帅部高级军官，我可以从他的叙述中窥见希特勒和他随从的想法。
通过敌方的眼睛来考察一场战争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与“倒看望远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不是缩小景象，而是放大，场面之生动具有惊人的效果。
站在英国的海岸来看进攻，会感到任务十分艰巨。如果从法国的海岸来看进攻，也就是从敌方的视角来看，你就更易理解对方完全不同的感受。拥有制海权和制空权的强敌大军压境，“我要防守的海岸线长达3000英里。”伦德施泰特告诉我，“从南面的意大利边境到北面的德国边境，驻守这条防线的兵力只有60个师。其中大多数不是精锐部队，有些只是弱旅残兵。”
从战略角度考虑，60个师根本没法“守住”3000英里的防线，就算剔除必备的后援部队，平均每个师也得防守50英里。这个任务根本不可能完成。1914—1918年大战时，通常认为平均每个师至多只能防守3英里，才能顶住敌人的强攻。此后随着现代防御能力的加强，一个师的防守范围可以扩大到两倍，乃至三倍。即便如此，区区这点兵力是绝对不可能保障如此漫长的防线。
可见只有猜准盟军可能登陆的地点才能进行有效的防守。那些不太可能作为登陆点的海岸只得任其置于几乎无兵驻防的境地，以加强那些有可能作为登陆点的海岸线的防守。即便如此，这些区域的防守还是显得力量单薄，因为必须在战区内配备增援部队，以便得知真正的登陆地点后进行反攻。
伦德施泰特和布卢门特里特向我强调指出，希特勒想当然地认为盟军可能在欧洲德占区的任何地方登陆，他对敌方船运的动向却往往不屑一顾，这让前线的将领们更加为难。
我问伦德施泰特元帅，他是否曾预料盟军的进攻会比后来实际发动的时间更早。他回答：“1941年我军深入苏联境内时，你们没有发起进攻，这曾让我感到惊讶。不过当时我还在东线，对西线的局势不是很清楚。我到西线对情况有所了解后就不再认为盟军会过早发起进攻，我知道你们在兵力和武器装备上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伦德施泰特的这番话与他1941年给希特勒的报告相吻合，当时他指出西线过于暴露，可能会让德国腹背受敌。他的警告让希特勒十分紧张，于是便将伦德施泰特派去负责西线战场。伦德施泰特统辖的区域从荷德边境延伸至法意边境。
有人认为1942年8月盟军在法国迪耶普的登陆预示着真正的反攻行动，伦德施泰特表示他不敢苟同，他认为那只是一次佯攻，以试探德军沿海防御的虚实。我问布卢门特里特如何看这个问题，他的回答略有不同。“当时我不在西线，9月底我接替蔡茨勒出任参谋长，到了西线后，听说了不少有关这次登陆的情况。德军指挥部也吃不准这是否仅仅是一次突袭，如果盟军一开始突袭成功，也可能会有大部队随后跟进。”看来当时蔡茨勒和凯特尔认为问题相当严重。正如本书第十七章所写，希特勒下令抽调两个精锐师前往西线，否则这两个师很可能扭转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局面。
伦德施泰特继续说：“1943年，我们占领法国全境时，我预料盟军会进攻欧洲大陆。我以为你们会及时抓住机会，趁德军战线拉得过长而发起进攻。”
布卢门特里特对此作了补充说明：“1942年12月，盟军在法属北非登陆后，希特勒认定盟军会从北非进攻法国南部，元首于是命令我军进驻法国未占领区。我们认为盟军会从地中海沿岸登陆，维希政府不会作出抵抗。我军顺利地进驻了法国全境，没有引起什么摩擦，只是游击队的行动导致了一些伤亡，这些行动已经开始令我们感到不安。在部队开进未占领区之前，伦德施泰特元帅只身先行一步，目的是与维希政府协商和平进驻事宜，从而避免双方不必要的损失。伦德施泰特此行成功地达到目的。”
布卢门特里特说：“5月突尼斯失陷之后，希特勒越来越担心盟军会在法国南部登陆。实际上那一年希特勒预测的登陆地点老是在变，他一会儿猜挪威，一会儿说是荷兰，一会儿又说在索姆河附近、诺曼底和布列塔尼、葡萄牙、西班牙、亚得里亚海沿岸。他的目光就这样老是在地图上扫来扫去。”
“他尤其担心盟军会采取钳形攻势，在法国南部和比斯开湾（Biscay）同时登陆。他还害怕盟军会一举占领地中海西部的巴利阿里群岛（Balearic），然后在巴塞罗那登陆，进而北上进入法国。他又恐怕盟军入侵西班牙，下令将精锐部队开往比利牛斯山脉，准备进行阻击。与此同时，他一直坚持严禁德军破坏西班牙的中立，任何行动都不准冒犯西班牙。”［但是，盖尔·冯·施韦朋堡告诉我，1943年4月，他在达克斯（Dax）指挥第八十六军团，当时该部队正驻扎在比利牛斯山脉（Pyrenees）。他接到命令准备快速挺进西班牙。该作战方案称为“吉塞拉行动（Operation Gisela）”。五个师中四个师配备了卡车和摩托车，准备实施盖尔所谓的“荒唐行动”。“其中一个师准备进军西班牙北部的毕尔巴鄂市（Bilbao），其余的部队展开扇形攻势，其左翼进军西班牙中部，目标是马德里。”］
布卢门特里特继续说：“对于希特勒的某些担忧，我们这些军人并不抱有同感。我们认为英军指挥部不可能派部队在比斯开湾登陆，因为这超过了英国战机对其实施空中掩护的距离。我们也有诸多理由排除盟军入侵西班牙的可能性，我们怀疑盟军会冒险挑起西班牙的敌意，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适于在这个国家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那里的交通设施极差，比利牛斯山脉障碍重重。而且我们和驻守比利牛斯边界线的西班牙军官关系不错，他们明白无误地让我们知道，如果德军入侵西班牙，他们将奋起抗击，同时他们又给我们提供有用的情报。”
不过，布卢门特里特继续说，德国将领虽然排除了希特勒所担忧的一些威胁，但他们认为盟军肯定会在某个地点发起登陆行动。“这一年的种种迹象表明，盟军的进攻势在必行。整个1943年，有关进攻的传言甚嚣尘上。消息主要来自外交渠道——德国驻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日本大使馆的武官，还有维希政府。”
看来谣言似乎要比刻意安排的骗局更能影响敌方将帅的思路。我曾问伦德施泰特，他是否预料过那年9月盟军会越过英吉利海峡发起登陆行动，当时我们精心策划了一次佯攻行动，调动大部队云集英国南部海岸，似乎要发动一场登陆行动。伦德施泰特微笑着说：“你们的举动太露骨了，显然是在虚张声势。”
那次过分的表演让德国将领松了口气，它表明盟军不会马上越海出击。秋风将起，这意味着在战争的风暴降临之前，驻守法国边境的德军还有一个冬季尚可苟且偷生，这让长期以来惊恐不安的德军略感放松。
总之，1943年可以概括为“疑惑不安的一年”，布卢门特里特说：“法国抵抗运动声势日壮，给德军造成很大伤亡。我们如坐针毡，日子越来越难过。抵抗运动在1942年还没达到高潮，那时抵抗组织分为三个派别——共产党、戴高乐主义者和吉劳德主义者（Giraudists）。三个组织相互敌视，还经常给我们提供对方活动的情报。但1943年三派联合起来了，英国人给他们发去指令，空降武器。”
在1943年期间，由于兵力不足，德军的防御计划一直在变。法国一直就像部队疗养院，那些在东线战场打得精疲力竭的师团往往被调回法国休养生息，整顿重组。布卢门特里特在谈及此事时说：“到1943年，先后有五六十个师调防法国，那些在苏联战场上损兵折将的师被频频撤回法国轮换休整。这样持续的轮岗不利于构筑有效的沿海防御体系。于是便成立了长期的海防部队，针对其特殊的战区，形成特殊的组织体系。这个体系的长处在于它能确保军队对所属防区十分熟悉，同时也能尽量利用西线有限的武器装备。但它有一个无法避免的弱点，部队的官兵大多年事已高，武器也不如一线部队。大多数武器是从法国、波兰和南斯拉夫缴获的，所用弹药规格不一，在紧要关头往往会供不应求，不像标准武器那么方便。大多数师只有两个步兵团，两个重炮连，共二十四门大炮。另外一个中型炮兵连，有十二门炮。这些大炮要靠马车运输，机动性极差。”
“除了这些海防师，还有海岸炮兵部队。海岸炮兵部队无论是海军还是陆军均属海军司令部指挥，而海军司令部和陆军司令部常常意见相悖。”
那年年末，隆美尔将军来到西线视察，新的矛盾随之而来。此前隆美尔曾一度负责指挥驻意大利北部的德军，11月，希特勒委派他去视察并改进从丹麦到西班牙边界的沿海防御部署。圣诞之前，隆美尔结束丹麦之行，进入法国——这就进入了伦德施泰特统辖的地盘。隆美尔根据希特勒给他的特别指令行事，但希特勒又没有明确交代隆美尔和伦德施泰特之间的关系。两员大将之间的冲突自然难免，而两人观点的不一则必然使矛盾更为加剧。
布卢门特里特评论道：“不久，部队就不知该听伦德施泰特还是隆美尔的指挥，隆美尔要求他们处处设防。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伦德施泰特提出隆美尔负责从荷德边界到卢瓦尔河这片最重要的战区。布拉斯科夫斯基（Blaskowitz）将军负责从卢瓦尔河到阿尔卑斯山一带的南部防线。两人均隶属最高指挥伦德施泰特。隆美尔的B集团军驻扎在荷兰；第十五军防守从荷兰到塞纳河；第七军防守从塞纳河到卢瓦尔河一线。布拉斯科夫斯基的G集团军中的第一军负责比斯开湾和比利牛斯山，第十九军的防区为地中海沿岸。”
根据隆美尔的参谋所言，是隆美尔提出这个建议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尽快将他的想法付诸实施。”不管怎么说，在隆美尔来后一个月左右，这个方案得到了批准。虽然这使两位将领之间的关系多少有所缓和，但是由防御策略分歧所引起的矛盾并没有真正得到化解。
而且，新的部署又在部队内部引起新的矛盾。盖尔·冯·施韦朋堡刚刚被任命为“西线装甲集团”司令，那里所有的装甲部队本当归他指挥。他自然希望集中装甲部队的兵力，但是新的部署不仅削弱了他的权威，而且还引起了不同观念的冲突。隆美尔主张将装甲部队分散布防，这与盖尔的观念存在着本质分歧。盖尔是装甲战最早的领军人物之一，得到装甲部队总督察古德里安的支持。隆美尔过去也坚信集中兵力的作战原则，但认为现在情况有变，尤其是盟军掌握着制空权，这就迫使德军在实战中对原先的作战原则作出相应的调整。
两位坦克战专家的意见冲突让伦德施泰特处于两难的境地。他在战略直觉上比较倾向盖尔和古德里安，但是当必须决策时，他又不得不承认隆美尔的主张言之有据，他有与英美强敌实战的经验，盟军占有绝对的空中优势。而盖尔和古德里安主要在东线作战，那里空军的作用不是很大。人们常把这种冲突说成是伦德施泰特与隆美尔之间的矛盾，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隆美尔与得到古德里安支持的盖尔在战略战术上的分歧，伦德施泰特只不过是一个仲裁者，何况他还要受到希特勒的制约和战况的影响。
伦德施泰特对我谈起过隆美尔，他说：“隆美尔是个勇士，擅长指挥一些小型战斗，但还算不上是一个卓越的高级将才。”（这种观点在德军高级将领中很有市场，不过我发现，隆美尔手下的军官和一些相当精干的参谋长对这种说法极为不满。）伦德施泰特对隆美尔的忠诚未加非议：“他总是不折不扣地执行我的命令。”
另一方面，那些对作战方案持有异议的将领则抱怨伦德施泰特优柔寡断。每当隆美尔的观点与他的看法相悖，并难免影响到他的决策时，伦德施泰特却不能断然加以否决。有些人认为伦德施泰特为人过于谨慎，唯恐干预下属的权限，所以总是犹豫不决。盖尔讲得更不客气：“伦德施泰特的个性太软弱，不能坚持己见。面对各种冲突，他总是保持中立。结果在一些存在争议的问题上总是得不到明确的定论。航船东飘西荡没人把舵。”盖尔还说：“伦德施泰特是个绅士，既聪明又理智，但我平生在军界高层遇到过的最懒散的军人非他莫属。他不喜欢我‘无事生非’的性格。1944年，伦德施泰特已是将军老矣，身心俱疲之人，指挥作战难免无精打采。”
由于隆美尔的据理力争，伦德施泰特的某些举措会有所改变，盖尔对这些措施的评价可能过低了。隆美尔的参谋长施派德尔（Speidel）告诉我，伦德施泰特常会被隆美尔说服。盖尔也承认这一点，不过他认为这正表明伦德施泰特缺乏主见，“不能坚持自己原先的看法”。纵观所有的说法，除了一些其他的麻烦，伦德施泰特的确是有点身心俱疲。那种状态可以说明不少问题，但是这样一个疲惫的老人却能赢得众多部将的尊重，而且多数人认为他是不可替代的统帅，这显然表明伦德施泰特元帅具有非凡的人格魅力。随着战争的结束，他沦为囚犯，历经磨难，这种人格魅力再度闪烁出光芒。面对审判，他举止得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此，我不得不承认，与伦德施泰特接触的次数越多，他给我留下的印象越好。有许多事情都直接或间接地证明了这一点。资历不浅固然是他深孚众望的原因之一，但他能赢得众多囚犯由衷的爱戴靠的决不是资历。伦德施泰特的思想相当正统，这不光表现在军事领域，他精明强干又心细如发，这种气质使他显得卓绝不凡。他高贵而不高傲，举止谈吐无不让人感到什么才是纯正的贵族。他的长相看似十分严肃，但不时会流露出可人的微笑和一丝幽默。有一次散步后回到他那狭窄的囚室，我们穿过布满铁丝网的大门，走进内院，来到囚室的前门，我示意他先进去，他却躬身微笑道：“哟，不，这可是我的寓所。”
到了1944年，大批美军被运往英国，显然主攻将从英国发起。但盟军将在法国哪个地方登陆仍难以确定。“几乎没有可靠的消息从英国传来，”布卢门特里特告诉我，“我们军方没法插手情报工作，德国情报机构完全由希特勒的最高统帅部控制，由党卫队保安处负责执行。我们的情报全靠他们提供。”
“他们笼统地告诉我们英美军队各自在英格兰南部集结的消息，在那里有为数不多的德国特工，他们通过无线电报将侦察到的情报发回国内，不过内容也就仅此而已。我们的空军太差劲了，飞越英国上空的侦察工作极为有限。不过在临近登陆日时，夜间侦察机报告发现大批盟军正运往西南沿海。飞机是根据夜间的车灯发现了这个情况。”（估计这些部队是美军，因为美军驻守在英格兰南方的西半区域。）“我们截获从英国军舰发出的电报也表明，英吉利海峡行将发生重大的事件。”
“另一个迹象来自法国的‘抵抗运动’日趋活跃。我们查获了几百台无线电报，破解了与英国联系的密码，内容虽然有点晦涩，大致的意思还是很明显的。”
“但是我们掌握的情报并不能确定具体的登陆地点。这个关键问题还得依靠我们主观判断。”
布卢门特里特接着说“德国海军参谋部一直坚持认为盟军将在一个大型港口附近登陆。他们预测盟军将会进攻法国北部的勒阿弗尔市，那是一个大港，而且有一个小型潜艇基地。我们陆军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不信盟军会直接进攻这么一个严加防守的城市。而且我们还得到情报，英国南部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部队的登陆点是平坦开阔的海滩。”
“我们由此推断，盟军在一开始不会进攻港口城市。但是我们没想到，也没有任何报告，他们在搞一个代号‘桑树林’的人工码头。我们以为你们会将船横排，形成一个浮桥，将装备卸在海滩上。”
伦德施泰特坦然承认：“我以为反攻将从比较狭窄的地方通过海峡，会选择勒阿弗尔和加来之间，而不是卡昂和瑟堡之间。我预测登陆地点会在索姆河入海口的一侧，首先在西侧的特雷波尔（Treport）和勒阿弗尔上岸，进而扩大到索姆河和加来一带。”
我问伦德施泰特他这样推断的理由。他回答：“从盟军的角度看，索姆河到加来一带对我们具有战略意义，因为那里离德国很近，是通往莱茵河的捷径。我估计你们四天就可以到达。”
这些理由表明伦德施泰特的推断是基于一种先入之见，即在理论上设定盟军会选择一条最佳路线，而无视其实际困难。我提醒他说，基于同样的理由，这条路线也很可能有重兵防守，当然这也恰恰说明了盟军很可能会避开这条路线。
他承认这一点，但是又说：“德军的防御能力被高估到荒唐的程度。所谓的‘大西洋屏障’纯粹是宣传机器捏造出来的幻觉，它不仅欺骗了盟军，也欺骗了德国人民。读到‘大西洋屏障’无懈可击的谎言就让我火冒三丈。希特勒从没来看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战争期间他只来过一次英吉利海峡，那还是在1940年，当时他来到格里内角（Cap Gris Nez）。”我说：“就像拿破仑那样遥看英国海岸？”伦德施泰特脸含讽刺的微笑点了点头。
伦德施泰特继续说，他认为盟军将反攻索姆河-加来的另一个理由是因为那里架设着V型火箭，为了使伦敦免遭火箭的毁灭，英军不得不尽早攻击这个地区。他听说这些火箭威力之大超乎想象。希特勒对这种武器也抱有过分的期望，德国的战略部署因此受到影响。
然而正是希特勒猜中了盟军的登陆地点是诺曼底。布卢门特里特透露了这一点。“3月底，最高统帅部发来指令，预测诺曼底将遭到攻击。从此以后我们不断收到这种警告，开头总是‘元首担心……’，我也搞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得出这个结论。于是将第九十一空降师和一些坦克中队派往那里，作为后备军驻扎在卡朗唐（Carentan）附近瑟堡半岛的后面。”
隆美尔的参谋告诉我，隆美尔与伦德施泰特的看法相反，他也认为盟军会在诺曼底登陆。我问伦德施泰特和布卢门特里特，他们说确实是这样。隆美尔是在春季时逐渐改变看法的，他们不知道那是隆美尔自己作出的判断，还是因为希特勒不断发出“注意诺曼底”的预警。
希特勒的“直觉”一向备受嘲讽，可这次他比一流的将才算得更准。将领们往往易受正统军事理论的束缚，过于刻板。也许他们认定盟国的决策者也会恪守传统的战略战术，恰恰忽略了“出其不意”的制胜之道。
在回答我的有关问题时，伦德施泰特透露了一个重要的情况。“如果盟军在法国西部的卢瓦尔河附近登陆，他们将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他们可以构筑开阔的前沿阵地，然后向内地进军。我连一个师的兵力都没法调到那里进行阻击。”布卢门特里特补充道：“在那里登陆的话，盟军根本不会遭到实质性的抵抗，只有三个师驻守在卢瓦尔河以南300英里的海岸，其中两个还是由新兵组成的训练师。连长要巡视本连的防区得驾着摩托在海岸上绕一天。我们认为卢瓦尔河一带离英国太远，超出了盟军空中掩护的范围。我们深知盟军指挥极其重视空中掩护，所以料定他们不会选中那里作为登陆点。”（我对他透露的情况特别感兴趣，我曾于1944年1月打过一份报告，建议盟军将卢瓦尔河口附近的西海岸作为登陆地点，“切实贯彻‘出其不意’的军事原则，打乱敌军的部署”。）
除了隆美尔，德军将领大都认为登陆点不会是诺曼底，更可能是在海峡较狭窄和更易实施空中掩护的地带。伦德施泰特也说：“我们以为进攻诺曼底的目的只是为了占领瑟堡，英军在卡昂附近登陆的可能性要大于美军登陆诺曼底。”
不妨听听瓦尔利蒙特将军从最高统帅部的视角所作的评述。“情报部门权欲熏心，惯于勾心斗角，结果总是铸成大错。从组建到1944年，‘对外事务和反情报处’隶属于最高统帅部，由海军上将卡纳里斯负责，他们收集情报，进行整理后提供给三军参考。这样一来，主要隶属于陆总的西线战场陆军作战参谋部还得依靠海军和空军的配合。1944年初，希特勒下令解散卡纳里斯的反情报处，撤除卡纳里斯的职务，这主要出于政治因素。原有的情报部门并入第三帝国安全中心，其头目是党卫队保安处处长卡尔滕布伦内（Kaltenbrunner）。出于个人目的，卡尔滕布伦内常常避开正常的官方途径，将重要的或者他认为重要的情报直接递交希特勒或约德尔。这种‘体制’的必然结果是麻烦多，情报少。1944年6月5日下午，卡尔滕布伦内认定他掌握的情报表明盟军入侵行动迫在眉睫，便通报约德尔。约德尔没当回事，至少他没通知参谋长和希特勒。”
“至于登陆地点，是希特勒首先提出诺曼底可能性最大。5月2日，希特勒下令加强诺曼底一带的防空设施和反坦克装备。那是因为他得到英军活动的有关情报，盟军两支主力部队在那里集结，英军在东南方，美军在西南方。尤其是美军的行动让希特勒预测诺曼底的西面将遭到攻击。希特勒的推断除了根据盟军的活动情况，还在于他认定盟军首先需要夺取一个大港，其所处的位置要适于能迅速到位的短线防守。瑟堡和科唐坦半岛（Cotentin Peninsula）正好符合这些条件。我们也吃不准希特勒是否言之有理，但他一直喋喋不休地咬定诺曼底，不断要求加强诺曼底的防御能力。我们军官根据军事常规运筹帷幄，希特勒则总是根据直觉进行决策。”
我对希特勒推断盟军登陆点的缘由特别感兴趣。我曾经建议登陆地点要出其不意，因此在3月中旬被召到战时内阁办公室，与伊斯梅（Ismay）将军和雅各布（Jacob）将军一起探讨此事。我指出英美军队在英国南部港口间的调动过于明显地暴露我军计划在瑟堡和塞纳河口之间登陆。奇怪的是德军将领居然没有像希特勒那样作出正确的判断，这个问题的症结不是所谓的直觉，而在于合理的推断。
瓦尔利蒙特继续说：“希特勒越来越坚信自己的判断，而且在诺曼底登陆之前和登陆以后很长时间内他都认定盟军还将在英吉利海峡发起第二次入侵。所以得在巴黎周围预备小股的增援部队以防西线入侵。为了加强诺曼底的防御能力就得向各地调集增援部队，但是除了新组建的第九十一空降师和一部分防空武器外，几乎无兵可调。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希特勒曾在我面前一再重申：‘如果我们没法阻止入侵，不能将敌人赶回大海，这场战争就输定了。’希特勒将希望全部寄托在隆美尔和他的装甲部队上，指望身经百战的德国将士能够挡住战绩平平的盟军战士，却没把盟军的空中优势考虑在内。”
然而正如瓦尔利蒙特所言，希特勒极为精明，他声称：“如果我们成功地打退了盟军的入侵，那么在短期内他们不可能马上卷土重来。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后备部队可以腾出手来，转战意大利和东线。这样我们就能稳住东线战场，或许还能转守为攻。如果我们不能击退盟军，就不可能打赢一场持久战，因为我们所能提供给前线的资源远远不如敌方。我们赢不了一场持久战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每后退一步，就意味着在法国的防线将拉得更宽。没有重要的战略后备力量，根本没法守住这么长的防线。所以必须坚决打败入侵者的第一次进攻。”
1944年4月，准确地说西线德军共有59个师，其中8个师在荷兰和比利时。一半以上为海防师或训练师。27个野战师中只有10个装甲师，其中3个在南方，1个在安特卫普附近。
在塞纳河以西长达200英里的诺曼底海岸有6个师驻守（其中4个是海防师）。其中3个师驻守在瑟堡半岛，两个师驻守在从瑟堡到卡昂40英里的防线，也就是从维尔（Vire）到奥恩河（Orne）。一个师驻守在奥恩河到塞纳河一带。布卢门特里特说：“这样的部署与其说是‘防御’，不如说是‘防护’！由于我们预测盟军不会在瑟堡半岛西面登陆，所以那里的防守相当薄弱，甚至把从苏联招募来的杂牌军也派到那里。”
一个装甲师被部署在突出地带，准备进行反攻。那就是第二十一装甲师。“一直就第二十一装甲师的布防问题争论不休，”布卢门特里特说，“冯·伦德施泰特赞同将其部署在瑟堡半岛后面的圣洛（St. Lo）以南一带。隆美尔却主张将其部署在紧靠海岸的地方，在靠近卡昂一侧。这就意味着它靠海岸太近，难以作为整个地区的预备队。”
不过，事实证明将该师部署在卡昂附近至关重要，若非如此，英军在登陆的第一天就可能占领卡昂。隆美尔也曾恳求再派一个装甲师驻守维尔河口附近，但没有得到同意，美军就是在那里上岸的。
德军内部的尖锐分歧对防御计划产生重大的影响。伦德施泰特认为既然兵力有限，海岸线又如此之长，想要阻止盟军登陆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主张趁盟军上岸伊始阵脚未稳之时，发起强有力的反攻将其击退。如前所述，盖尔力挺伦德施泰特，认为这是符合坦克战的正确战略。
隆美尔则认为应当在敌人尚未完全上岸时，在海滩上将其击溃，这才是唯一的取胜之道。他经常对参谋说：“成败胜负取决于前24小时。”布卢门特里特虽然与隆美尔的观点并不一致，还是客观地解释了隆美尔的理由：“隆美尔在北非战场发现坦克部队喜欢在关键时刻从远距离发起反击。他认为如果现在按照总指挥的想法，将作为后备军的装甲部队部署在远离前线的内地，一旦它们要发起反击时很可能遭到盟军的空中阻击。”我从隆美尔的参谋那里得知，在北非战役的后期，隆美尔的装甲部队曾被敌人的空军死死咬住，好多天进军不利，对此他一直耿耿于怀。而如今盟军的空中力量比那时更为强大。
古德里安向我描述了他所看到的分歧所在：“1944年3月，在法国造访了盖尔将军之后，我向希特勒谈了隆美尔的防守策略，我对希特勒说，装甲部队紧靠前线不太安全，这会使它失去机动性。希特勒有些迟疑，命令我到法国去和隆美尔商讨。4月，我造访了隆美尔在拉罗什-基扬（La Roche-Guyon）的指挥部。隆美尔向我和盖尔将军明确地表示他的态度。”古德里安将隆美尔的观点归纳为，由于盟军掌有空中优势，德军的装甲部队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行动都会很困难。因此，隆美尔要将可以调动的装甲部队部署在海岸阵地，或者紧靠在阵地背后。在商讨这个问题时，隆美尔认为盟军最可能登陆的地点是索姆河口，那里离英国距离较近，有利于通信联络。“我指出如果他预测的登陆地点有误，那么后备师的布防也将选错地点。”
古德里安继续说：“这次商讨没有结果。5月初我又去见希特勒，再次谈到这个问题，还是无功而返。希特勒赞同隆美尔的观点，他不愿否定战地指挥官的意见。见希特勒之前，我在巴黎先与陆军元帅伦德施泰特交换了意见。将近4月底时，隆美尔改变了原先的看法，转而预测盟军的登陆点可能是在诺曼底。但他显然没有对麾下装甲部队的位置作出相应的调整，致使在登陆点没能部署足够的后备部队。尽管盟军掌握制空权，实际上德军还是在日日夜夜地调动装甲部队，只是白天运兵确实损失很大。”（但是，伦德施泰特的参谋指出，晚上时间太短，运兵的路线受到限制。而且每次调动所耗费的时间都超过原先的预料。伦德施泰特本人也强调这一点。后面将有所涉及。）
由于古德里安没能说服希特勒，而伦德施泰特也开始倾向隆美尔的观点，盖尔决定亲自到最高统帅部申诉，反对隆美尔的方案。5月初，盖尔为此来到贝希特斯加登，声称首先应当将大部分装甲部队作为机动后备力量“雪藏在巴黎西北或南方的森林中，这样既可以免遭敌机的轰炸，当敌军深入法国境内时又可以从这里发起反攻。”盖尔的干预促使希特勒作出了致命的妥协，他下令将西线的四个装甲师作为战略后备力量划归最高统帅部指挥。这个决定造成了难以预见的后果。它削弱了隆美尔的实力，使他难以实施自己的方案。它又使伦德施泰特缺乏后备军的支援。而且它也没有让盖尔如愿以偿。伦德施泰特已经坚信要趁入侵者阵脚未稳，及时将其击退的重要性，同时他也没有放弃集中兵力进行反攻的信念，但是他没有后备力量来达到这两个目的。
由于希特勒不愿削减其他战区的兵力来提供西线所需的后备军，伦德施泰特看到唯一的办法就是大幅度收缩在法国的防线来集结兵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隆美尔的鼓动下，他向希特勒提出了一个激进的方案。伦德施泰特告诉我说：“在盟军入侵之前，我就想将整个法国南部的防线撤至卢瓦尔河，将兵力集中起来，组成一个强大的机动部队，以便向盟军发起反攻。要打一次机动战，至少需要10到12个步兵师和3到4个装甲师。虽然我认为这是组成实力相当的后备军的唯一办法，但希特勒不愿听从我的建议。德国的报纸都在吹嘘什么‘伦德施泰特的中央集团军’，这全是胡扯——根本不存在这样一支军队。更糟的是，我根本没有权力指挥在法国的区区几个装甲师。没有希特勒的批准，我一个师都没法调动。”
隆美尔在实施他的“靠前”方案时也受到阻碍。那确实不是因为伦德施泰特从中作梗，而是因为最高统帅部组建预备师后，可以调配给他的装甲师就所剩无几了。他的防线从斯凯尔特河延伸到卢瓦尔河，却只有三个装甲师驻守其间，这点兵力去迎战入侵的强敌简直是杯水车薪。隆美尔将其中两个师部署在塞纳河的东边后，情况就更加不利了。既然隆美尔已经相信登陆点可能在塞纳河的西边，那他为什么不将兵力作相应的调动呢？那是因为隶属于最高统帅部的两个精锐装甲师已经作为后备军部署在诺曼底的后方，隆美尔指望他们会首先出兵相助。
伦德施泰特关注的是预测的登陆地点言之有理，所以他不顾盖尔的反对，希望达到调动后备军的目的。在登陆日的最初几个小时内，伦德施泰特还希望通过最高统帅部下令调动后备师，但他发现很难得到批准。直到那天下午才同意了他的请求。（为了弥补失去的时间，命令精锐装甲师白天就从勒芒地区（Le Mans）出发，致使他们受到重创，延误了更长的时间。次日的进军情况更糟，一路上空袭不断，以至于部队戏称这条进军路线是“炸弹跑道”。）
盖尔说这次调兵事先没有通知他，直到命令下达后他才得知此事。于是他“吁请陆军元帅伦德施泰特暂缓调遣第二个师，至少要等到夜幕降临”，但是“伦德施泰特没有同意我的请求”。这支被炸得千疮百孔的部队的指挥是拜尔莱因，他说他当时提出等到黄昏再行动，但第七军的指挥多尔曼（Dollmann）坚持要他在下午5点钟就出发。
能否如盖尔所愿集中兵力进行大反攻，这一点颇令人置疑。但后备军远离前线无疑使隆美尔及时反攻的方案难以落实。前线的装甲部队严重不足，后方增援部队又迟迟拉不上来，在这种情况下，想要趁登陆的敌军阵脚未稳之时将其击溃谈何容易。
早期对沿海防御的忽视也使取胜的希望更为渺茫。隆美尔的参谋长告诉我，1944年春季，隆美尔曾正确地预测登陆地点，竭尽全力在诺曼底沿海设置水下障碍物，建造防空碉堡，布下雷区。在他来到战场的前三年，法国北部沿海地区布下地雷不到200万枚。在登陆日前几个月内，埋下的地雷增加了三倍，但离他的希望的5000万枚还差得远呢。德军在短期内没法完成大量的防御设施，这真是盟军的幸运。
伦德施泰特对我解释道：“缺少工兵和物资造成防御能力的下降。原先在法国的托德（Todt）工兵部队中大部分人被抽调到德国去抢修被空袭破坏的地方。海岸防御师驻守的范围也太广，通常超过40英里，致使一些必要的工作难以落实。此外，缺少军用物资更是雪上加霜，由于盟军空袭不断地干扰，我方必备的物资在生产和运输上均受到极大影响。”
这还没包括隆美尔所抱怨的1942年到1943年对防御的忽略。至此问题症结还不是因为工作不力或不相信会有反攻，而是在于伦德施泰特和他的部下都是机动攻击战的倡导者，相当轻视静态防御，对构筑阵地防守根本没当回事。隆美尔的参谋就是这种观点，也与伦德施泰特所偏爱的以攻为守的作战风格不谋而合，当然也是盖尔一向力挺的。
总之，由于军方上层的意见冲突，加上希特勒对后备军的死不放手，德军的防御措施最终“两头落空”。法国被攻陷的主要原因与其说是因为盟军的突袭，不如说是因为德军防御措施的失当。
布卢门特里特说：“有许多迹象表明入侵将临。法国境内的动乱构成严重的威胁，游击队的伏击和偷袭让我们损失惨重。许多装运物资和增援部队开往前线的火车出轨倾翻，法国和德国西部的铁轨，尤其是索姆河、塞纳河和卢瓦尔河上的桥梁均遭到有计划的轰炸，所有这些都是盟军空袭的目标。”
伦德施泰特强调：“虽然不知道盟军会在哪一天进攻，但那没多大关系，从3月起，我们时刻等待着这一天。”我问当暴风使登陆行动被迫推迟24小时，并差点被取消时，这是否诱使德方在这关键时刻有所放松。布卢门特里特答道：“没有，没什么影响，因为我们认为盟军肯定有不畏风浪的船只。所以我们一直提心吊胆，时时以防不测。”
伦德施泰特继续说：“登陆的时分确实出乎意料，因为海军参谋告诉我们登陆应在潮水高涨之时。盟军选择在退潮时登陆的一大优点是可以利用礁石作掩护，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伤亡。”
“登陆部队的规模倒在预料之中，实际上我们原先预料可能规模还要更大，因为我们得到的情报夸大了驻英美军的兵力。然而过高估计登陆部队的规模产生了一个间接的后果，那就是我们更倾向于在索姆河与加来地区会有第二次登陆行动。”
布卢门特里特从德军西线指挥部的角度向我讲述了登陆日的故事。西线指挥部位于巴黎西部的圣日耳曼（St. Germain）。（隆美尔的指挥部位于鲁昂和巴黎中间的拉罗什-基扬。）
6月5日下午9点刚过，我们截获一份英国发给法国抵抗运动组织的电报，从中推断出反攻迫在眉睫。我们的第十五军马上发出了“警报”。由于某些原因，第七军直到次日凌晨4时才进入戒备状态。(1)真是倒霉，午夜刚过，就有消息传来，盟军伞兵开始空降。
至关重要的就是时间。可供调动的最近的增援部队是驻扎在巴黎西南的党卫队第一装甲军团。但是没有希特勒最高统帅部的命令，我们无权调动这支部队。早上4点，我就代表伦德施泰特打电话要求派出这支部队以加强隆美尔的攻击力。但是约德尔代表希特勒予以拒绝。他怀疑诺曼底登陆仅仅是一次佯攻，相信塞纳河以西将会遭到另一次进攻。这场口舌之争一直“打到”下午4点，总算答应我们的要求派出这支部队。
部队出动时又遭到新的麻烦，他们的大炮原来安放在塞纳河东岸，敌人的空军已经炸毁了桥梁。伦德施泰特和我亲眼看到有些大桥被炸得粉身碎骨。必须在巴黎南面绕个大圈才能将这些大炮运过塞纳河，一路上又遭到狂轰滥炸，耽搁了好多时间。这支增援部队整整花了两天总算到达目的地，准备出击。
到这个时候，盟军已经巩固了海岸阵地，及时反击的机会就此落空。德军装甲部队不再打算将敌军赶回大海，而是各自为战，力图阻止登陆者深入内地。(www.xing528.com)
透露出来的两件事情令人吃惊，希特勒直到那天上午很晚的时候才得知入侵的消息，隆美尔又像在阿拉曼之战时一样，没有亲临战场。若非如此，德军的行动可能会更加迅速有力。
希特勒就像丘吉尔，喜欢熬夜，这个习惯搞得他的参谋们精疲力竭。他们又不能起得很晚，所以早上处理有关事务时总是显得昏昏欲睡。盟军登陆的那天早上，约德尔似乎不敢叫醒正在睡觉的希特勒，便自作主张拒绝了伦德施泰特的请求，没有出动隶属于最高统帅部的后备军。瓦尔利蒙特给我讲了布卢门特里特从法国来电话告知后发生的事情。他说自己“感到登陆行动未必真正已经开始”。中午时分，他们在奥地利萨尔茨堡（Salzburg）的克莱谢姆（Klessheim）就当前形势开会讨论。瓦尔利蒙特回忆希特勒走进房间时发出一阵怪笑，用一种相当冷僻的奥地利方言说：“哦！到底还是来了。”
会议之后，希特勒批准伦德施泰特的请求，派出最高统帅部的增援部队。如果隆美尔没有离开诺曼底，增援部队可能会来得更早。布卢门特里特说：“隆美尔与最高统帅部关系十分密切，经常直接给希特勒打电话，而伦德施泰特却不行。在战争开始时，隆美尔就在最高统帅部工作，熟知那里的人脉关系。”
可是隆美尔在6月5日上午离开指挥部回了趟德国。布卢门特里特说：“最高统帅部‘默许’隆美尔回国给他妻子过生日。他驱车回家，他的家就在多瑙河（Danube）沿岸的乌尔姆。西线总指挥‘知道’这事。”但是，隆美尔的参谋长施派德尔说，隆美尔此行的目的是次日在贝希特斯加登觐见希特勒。“因为敌人掌有制空权，德军高级将领出行禁乘飞机，所以隆美尔才坐车回国。”6日早上6时，施派德尔告知在赫林根（Herrlingen）的隆美尔登陆已经开始。隆美尔马上赶回诺曼底，下午5时左右回到指挥部。在盟军登陆的最初12小时内，隆美尔却不在指挥部，很难评估这究竟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虽然反击的措施早有安排并及时生效，不过如果隆美尔当时身处现场，他可能会加速行动，或采取其他措施。
那天德军的指挥系统肯定是出了某些故障。驻扎在卡昂和法莱斯（Falaise）之间的第二十一装甲师离战场最近。午夜盟军伞兵在卡昂海边登陆后，第二十一装甲师师长福伊希廷格尔（Feuchtinger）马上就知道了，但是直到早晨7时，他没有接到任何命令，只是通知他划归第七军指挥。（盖尔说，从2点15分起，第七军参谋部就“不断请求批准装甲部队立刻参战”。）
半小时前，福伊希廷格尔已经自行决定主动向奥恩河东岸进军，攻击那里的盟军伞兵。上午近10时，通知他部队转归第八十四集团军指挥，负责把守海岸地区，并接到第一个作战命令——向奥恩河西面的英国登陆部队发起攻击。（盖尔说，改变进攻方向的命令是由第八十四集团军发出的，这与第七军的意图相悖）。这就意味着福伊希廷格尔必须中止进攻伞兵部队（英国第六伞兵师），转而将坦克开到河对岸。其目的是阻止入侵者（英军第三师和加拿大第三师）向卡昂进军，但是这却让他们失去了扫平奥恩河桥头堡的机会。
虽然到下午坦克突进到海岸的某些地区，但盟军已经在岸上站稳脚跟，德军欲将其赶下海的企图遭到挫败。德军的突击不仅为时已晚，而且规模太小，难以达到目的。第十二党卫队装甲师直到入夜才迟迟赶到，次日的进攻也因汽油短缺而大打折扣。利尔装甲师一直到6月8日才赶到。最关键的三天时间就这样贻误了。此后，由于防守海岸的步兵师被打得溃不成军，这三个装甲师和其他后续部队忙于填补缺口，兵力都虚耗在分散的防线上。
如果将这三个装甲师集中起来，在敌军登陆的第一天就向奥恩河东西两面的盟军发起进攻，很可能在敌军的陆上据点尚未巩固之前就将其打垮。这是德军击退登陆部队唯一真正的机会。如今回过头来看就清楚了，只有全面实施隆美尔的方案，才能给德军带来唯一的希望。
我问伦德施泰特，登陆以后，他是否对打败反攻还抱有希望。他答道：“几天后就没希望了。盟军的空袭使我军处于瘫痪的状态，甚至在晚上也难以行动。他们将塞纳河和卢瓦尔河上的桥梁全部炸毁，将整个地区炸得千孔百疮。这极大地阻碍了后备部队的集中，部队赶到战场的时间要比我们事先预计的晚三到四倍。”
伦德施泰特补充道：“除了空袭，你们海军炮舰也极大地遏制了我军的反击。军舰大炮的射程和威力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布卢门特里特指出，战后审讯他的陆军军官似乎也没有意识到海军炮火对德军的打击有多么严重。
不过还有一个原因致使德军行动迟缓。伦德施泰特和布卢门特里特说，到盟军登陆后的第二个星期，他们就确定原先预料在塞纳河以东的第二次登陆行动不会再发生。但是希特勒的指挥部却认定会有第二次登陆行动，不愿让他们将兵力从加来向东调往诺曼底，也不同意他们按自己的想法重组在诺曼底的德军。“处于绝望之中的陆军元帅伦德施泰特恳求希特勒到法国面谈。6月17日，伦德施泰特和隆美尔在苏瓦松与希特勒会见，他们力图让希特勒认清形势。虽然诺曼底的军事要地卡昂和圣洛还没易手，但显然没法长期固守。此时两位元帅已经达成共识，除了大范围撤退，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扭转局势。他们也知道希特勒不会同意撤退。他们希望先从卡昂撤退，留下步兵防守奥恩河一线，将装甲部队撤回来进行休整重组。他们计划让装甲部队向瑟堡半岛的美军侧翼发起强有力的反击。
但是希特勒坚持不准撤退，“你们必须原地固守。”他甚至于不许我们按照自己认为的最佳方案来调动部队。
从第二个星期开始，元帅和我已经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没法将敌军赶回大海。但希特勒却依然认定有这种可能！由于他拒不修正自己的命令，德军只能在支离破碎的防线上死守。德军已经没有任何章法。我们只是绝望地执行希特勒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卡昂和阿夫朗什（Avranches）一线。
布卢门特里特不无同情地谈到部队所受的苦难，他说：“德军不像在一战时那么经得起炮火的打击。德国步兵在二战中的表现不如一战，士兵为自己的利益想得太多，不如一战时那么严守军纪服从命令。仓促扩军影响到部队的素质，没有时间来整饬军纪。”
在17日的会议上，希特勒无视两位元帅有关战场形势危急的警告，还让他们放心，说什么新式V型火箭，也就是所谓的飞弹，很快就能让这场战争一锤定音。昨天一早飞弹已经开始轰炸伦敦。两位元帅于是表示既然飞弹的威力如此之大，何不赶快用来对付在海滩上登陆的盟军，如果有技术上困难，那么就先攻击英国南部向法国运兵的港口。希特勒坚持先集中轰炸伦敦“以迫使英国求和”。隆美尔在分析了军情后表示应当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希特勒打断他的话，驳斥道：“这不关你的事，还是管好自己的防线吧。”
伦德施泰特和隆美尔这次晋见元首的唯一所得就是希特勒答应到附近的前线会见一些指战员，亲自听听他们的意见。可是第二次电话通知说，希特勒已经在晚上回到贝希特斯加登。施派德尔告诉我，希特勒之所以急忙离开是因为一颗飞弹在苏瓦松指挥部附近爆炸。很可能这只是许多偏离目标的飞弹之一，但这让希特勒大惊失色，顿生疑虑。
6月最后一个星期，伦德施泰特和隆美尔再次去贝希特斯加登见希特勒，希望能让他正视现实，可结果还是无功而返。希特勒让他们等了好几个小时，会见时希特勒不谈别的，只是给两人拼命鼓气，加以训诫“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顶住”。
29日第二次会见不久，伦德施泰特就被暂时停职。“陆军元帅伦德施泰特直截了当地说，除非他有自主权，否则他没法执行命令。有鉴于此，加上伦德施泰特对战争的悲观论调，希特勒决定起用新的指挥官取而代之。他给元帅写了一封信，措词比较客气，说当前状况使他得出结论，最好还是有所改变。”
布卢门特里特说，伦德施泰特另一段直言不讳的话也促成了希特勒要他辞职的决定。凯特尔曾给伦德施泰特打电话询问他对军情的看法，听了伦德施泰特悲观论调后，便伤心地问：“我们该怎么办？”伦德施泰特斩钉截铁地说：“结束战争！除此以外你还能干什么？”
盖尔也被撤了职。他写过一份报告，由伦德施泰特批准并递交，强烈要求放弃卡昂，实施“机动防御”，同时声称由于最高统帅部死板的策略，德军装甲师正在“溶解”。对于这些直言不讳的批评和警告，希特勒恼怒万分，下令立刻将盖尔解职。
那时陆军元帅克卢格正巧来到希特勒的指挥部，克卢格在苏联的一次空难中受伤，有9个月的时间休假养病，但是东线局势危急，希特勒在7月初召他前来商讨对策。希特勒本来打算派克卢格去东线取代布施，担任中央集团军总司令。此时苏联刚好发起夏季攻势，东线战场岌岌可危。据布卢门特里特说，克卢格和希特勒在一起交谈时，凯特尔走了进来，将伦德施泰特在电话里说的话告诉了他。希特勒马上决定克卢格不再去东线，改为去西线当总指挥（任命莫德尔将军取代布施为东线总指挥）。虽然这是一时冲动下作出的决定，但希特勒早就打算一旦形势需要，就让克卢格代替伦德施泰特行使职权。
“陆军元帅克卢格是个精力充沛，进取心极强的军人，”布卢门特里特说，“他于7月6日来到位于圣日耳曼（St. Germain）的指挥部，作为西线总指挥走马上任。新官上任，一开始他情绪高昂，信心十足，确实很看好战争的前景。”
我们第一次谈话，他就责备我不应批准并向上递交隆美尔有关战局吃紧的报告。他说不应该将这种充满悲观论调的报告递交给元首，事先应当对其中的措词进行修饰。当时伦德施泰特还在圣日耳曼，克卢格抵达后，伦德施泰特还呆了三天。我将克卢格的话告诉伦德施泰特，他大为震惊，大声强调：“这样一份重要的报告必须原封不动递交上去，这样做完全正确。”
克卢格一开始显然以为我们对局势的描述过于悲观，但他很快便改变了看法。他习惯于上任后尽快亲临战场，他会见了第七装甲军司令豪塞尔（Hausser），第五装甲军司令埃贝巴赫（Eberbach）和其他一些兵团的指挥官，包括第一、第二党卫军军团的指挥官。这些人无不向他指出，形势十分严峻。几天下来，克卢格变得清醒了，经常沉默寡言。他的报告不再充满乐观的语调，这引起了希特勒的不快。
17日，隆美尔的汽车在路上遭到盟军飞机的袭击，他身受重伤。希特勒命令陆军元帅克卢格在担任西线总指挥的同时，负责指挥B集团军。
三天后，7月20日，希特勒在东普鲁士的指挥部内遭到暗算。密谋者的炸弹没能炸死希特勒，却对本已风声鹤唳的西线战场产生了可怕的影响。
那天陆军元帅克卢格在前线视察，我直到傍晚才联系上他。这时他已经得知了刺杀希特勒的事件——一开始说刺杀成功，后来又说希特勒还活着。克卢格告诉我一年前就有参与密谋的军官和他接触，他和他们见过两次，不过在第二次他表示自己不想参与密谋。然而他知道密谋仍在进行。元帅以前从没和我谈及此事，我对密谋也一无所知。
此后几天，盖世太保着手调查密谋，他们发现有关文件曾提及克卢格名字，于是他成为重点怀疑对象。接着发生的一件事又使情况变得更糟。巴顿将军从诺曼底突破后不久，在阿夫朗什的决战正在进行，陆军元帅克卢格却与指挥部失去联系达十二个小时。当时他到前线去了，被盟军强大的炮火困在那里。此时他的无线电报务员又被炸死了，他没法和外界联系。他在掩体中躲藏了好几个小时才出来，然后经过长途跋涉赶回指挥部。与此同时，我们也遭受着来自后方的“猛烈轰炸”。元帅的长时间“失踪”，立刻引起希特勒的疑心，他马上联想到密谋分子的文件。希特勒发来电报，严令“陆军元帅克卢格立刻离开阿夫朗什的战场，到第五装甲军战术指挥部负责指挥诺曼底的战斗”。(2)
后来我听说，希特勒之所以下这个命令是因为他怀疑元帅前往战场是为了与盟军联系，商讨投降事宜。元帅的最终归来并没能使希特勒就此息怒，从那天起，希特勒发给克卢格的命令措词都相当无礼，有时甚至还有污辱性的语言。元帅变得非常焦虑，他担心随时可能被逮捕，同时他也越来越明白，无论立下多少战功都无法来证明他的忠诚。
本来多少还有一些阻止盟军突破的机会，但这些事态致使局势更加恶化。在这危机四伏的时刻，陆军元帅克卢格忐忑不安，如坐针毡，他没法专注于前线的战事，常常得回头瞧瞧希特勒的最高统帅部会不会对他下手。
担心自己被牵涉到刺杀希特勒密谋事件的并非克卢格将军一人。这种恐惧感到处弥漫，在此后的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内，高级军官几乎人人自危，工作陷于瘫痪。以7月20日刺杀事件对德军将领的影响为主题，可以写成一本书。
巴顿将军从诺曼底突破后，西线处于崩溃状态，8月17日，陆军元帅莫德尔突然来到西线，出任总指挥。
莫德尔的到来是陆军元帅克卢格得到的第一个指挥易位的消息，突然替换指挥的做法成为一种惯例，此前在第十九军和第十五军都发生过突然撤换指挥的事情。当时陆军元帅克卢格正在拉罗什-基扬B集团军的指挥部。他在那里呆了24小时，向莫德尔元帅介绍军情。
我从圣日耳曼赶到那里与克卢格告别，看到他独自一人。我走进屋子，他坐在桌子边，面前摊着一张军用地图。他不停地用手指敲击着“阿夫朗什”这个地名，巴顿就是在这里突破的，他对我说：“我作为军人，一生英名毁于此地。”我试图安慰他，但没什么用。他在房间内来回踱步，满面愁容，陷入沉思。他给我看元首来信，那是由莫德尔带来的。信的措词彬彬有礼，元首说紧张的战斗让元帅不堪重负，最好还是作些人事变动。但末尾的一句话暗示着一种不祥的兆头——“陆军元帅克卢格必须汇报自己在德国的行踪。”元帅对我说：“我已经给元首写了封信，把当前的军情和其他事务向他交代清楚”——但是他没有给我看这封信。(3)
陆军元帅克卢格次日就回家了。他离开的那天傍晚，从梅茨来电话说克卢格将军死于心脏病突发。两天后医疗报告称他死于脑溢血。后来听说要为他举行国葬，由陆军元帅伦德施泰特代表希特勒献花圈和致悼词。突然又说不再举行国葬，然后我就听说尸检报告称陆军元帅克卢格是服毒自杀。像东线其他军官一样，克卢格随身携带含毒胶囊，准备在被苏军俘虏时服用，虽然许多人在被俘时并没服毒自杀。克卢格在车上吞了一颗毒丸，还没到梅茨就死了。我认为他自杀不是因为被撤职，而是他确信一回国就马上会被盖世太保逮捕。
克卢格是主动自杀，一个月后，隆美尔则是被迫吞食毒丸，当时他还没有完全康复。两个军官带着希特勒的命令来到隆美尔家，和他一起驱车外出。他们在车上向他出示了希特勒的命令，他必须自杀，否则将蒙辱受审，遭到处决。隆美尔肯定卷入了密谋，他早就明白西线毫无希望，并准备反戈一击。他的参谋告诉我，在盟军登陆之前，隆美尔就已经对防守丧失信心，并不断批评希特勒不切实际。
盟军在诺曼底成功构筑进攻据点后，隆美尔就对参谋说：“一切都完了。我们现在最好立刻结束战争，即使受英国人的统治，也比被无望的战争拖死要强。”知道希特勒是和平的主要障碍，隆美尔公开说唯一的办法就是除掉希特勒，向盟国靠拢。希特勒的宠将已经完全改变态度，这可非同小可。隆美尔为此丢了性命，要拯救德国为时已晚。
巴顿从诺曼底的桥头堡突破后，德军全线崩溃。布卢门特里特又透露了一个重要的情况。“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的参谋以为如果需要，德军会有时间后撤，并在后方建立新的防线，抱着这样的幻觉，他们便尽量推迟撤退。他们寄希望于英军的谨慎和美军的笨拙，但伦德施泰特将军的老朋友贝当（Petain）元帅曾多次告诫，美军一旦有了经验，决不可低估其进军速度。战局的演变证明了这一点。最高统帅部指望的后防线尚未成形，就已经在巴顿一连串的侧翼进攻下分崩离析。”
瓦尔利蒙特从最高统帅部的角度对我详谈了最后关键时期希特勒指挥部的反应，所言所述让人明白了一些内情。
7月，希特勒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苏军发起进攻，德国在东线的中央集团军随之瓦解。在东西两个战场，盟国首次在战略上协同作战，7月20日的刺杀事件更是雪上加霜。
在7月末的那些日子里，陆军元帅克卢格几乎每天早上10点左右都会来电话，绘声绘色地告诉我诺曼底的情况日趋危急。他为什么向我说这些，却不向希特勒本人汇报或亲自告诉约德尔，我只能猜测。（约德尔为了适应希特勒的习惯，也经常工作到深夜。）我尽可能将克卢格的话仔细记录在案，送给约德尔，作为上呈希特勒的午间军情报告。在此之前，不会作出任何决定。
我很想飞到法国，亲自体验一下诺曼底的真实情况，但约德尔一直不同意。克卢格的电话内容促使我不断请求亲临法国，终于我被同意在8月1日去法国，那时盟军已经在阿夫朗什突破。
动身之前，我问约德尔，如果陆军元帅克卢格没能堵截阿夫朗什的缺口，对他下一步行动有何指示。与布卢门特里特的说法相反，最高统帅部曾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作为最高统帅部作战处处长助理，我每天向希特勒汇报战况，可时至今日，我对下一步的作战纲要依然毫无头绪，更不用说能得到一个直接的指令。约德尔平时沉默寡言，对我的问题也是避而不谈，但是他特意安排我晚上和希特勒会面。希特勒给我的指示十分简单：“你可以告诉陆军元帅克卢格，他的眼睛只要盯着前线就行了，后方任何事情都用不着他来操心，最高统帅部自有部署。”
8月1日晚，我在慕尼黑附近机场停留时，约德尔打来电话，关照我要特别留意西线高级军官对7月20日刺杀事件的态度。有些情况当时我一无所知，战后约德尔才告诉我，我一走，希特勒就将约德尔叫到他的小屋里，关照他立刻将我召回，希特勒怀疑我去见克卢格的目的是要重新策划反对他的阴谋。约德尔的劝解打消了希特勒的怀疑，并打电话要我注意军官们的动态，这才让希特勒放心。但是在离开统帅部的八天里，我得时时向约德尔汇报自己的行踪，最后他命令我立刻回去。
我在圣日耳曼停留片刻会晤布卢门特里特后，于8月2日下午来到克卢格位于拉罗什-基扬指挥部。诺曼底前线的情况日趋恶化，在诺曼底西南角，德军独立步兵营驻守着一条薄弱的防线，这些部队大多是从布列塔尼海防军调来的，兵力太弱，难以抵御来自半岛方面的进攻。在其他前沿阵地，尤其是卡昂周围，德军还在尽最后的努力，死守着支离破碎的防线。制空权完全为盟军所掌控。
早在8月3日我前往第七军之前，克卢格给我看了一份来自最高统帅部的电令，命令他由东向西发起反攻，夺回在阿夫朗什被盟军突破的阵地。这个决策固然不错，克卢格本人对此也早有考虑，可是因为兵力不足，他还是放弃了。如今上面命令他进行反攻，却又不提供任何增援部队和供给。这再次证明了无论是发指示下命令，还是为达到目的配备必要的手段，希特勒都根本无视指挥作战的基本准则。
接到希特勒的命令，为了完成任务，克卢格一早就着手在诺曼底各个前沿阵地收罗部队准备反攻。在那些日子里，我欣喜地看到克卢格、豪塞尔、埃贝巴赫和芬克（Funk）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积极准备反攻。他们一致认为此战将决定诺曼底前线德军的命运，各位都尽力而为。然而尽管他们作出极大的努力，无奈坦克和大炮实在太少，尤其是几乎完全丧失了制空权。
反攻开始之前，我已于8月7日前往东普鲁士。8月8日中午我回来时，反攻失利的消息已经传到指挥部。那天早上，希特勒派了最高统帅部的另一位军官带来命令，要克卢格在第一次进攻失败后，再准备发起第二次攻势，可还是没有给这支已经被打败的军队提供任何增援部队和武器装备。
新的作战方案基于如下设想，承认盟军在诺曼底的突破已不可阻挡，巴顿将会兵指巴黎。德军的意图是从阿夫朗什东部出动一支装甲部队，另一支部队则从法莱斯出发向马耶纳（Mayenne）进军，目的是打击向东迂回的美军的侧翼和后方。这种想法完全脱离实际，我认为克卢格不会把它当回事。况且命令还要求克卢格“等待”天气变化使盟军难以发挥其空中优势！
8月8日下午，在向希特勒汇报诺曼底之行的情况时，我特别强调，为争取阿夫朗什反攻的最终胜利，克卢格已经在他职权范围内尽了最大努力。希特勒神态不安地听着，没有插话，也没提问。我讲完后，他冷冷地说：“没能取得胜利，是因为克卢格根本不想取胜。”希特勒如此过激的议论给总司令和将领之间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德国最高指挥部认为，盟军的突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在此有必要作一些补充，让曾经鏖战疆场的指挥官来谈谈事情的经过和他们的感受。
德军将领艾菲尔特（Elfeldt）向我生动地描述了美军突破阿夫朗什时的情况。当时他是驻守在瑟堡半岛的第八十四军指挥。盟军决定性攻势刚刚打响时，他才被派到那里。此前他是第四十七师的师长，驻守在加来和布伦涅战区。
记得是在7月28日，我接到命令立刻去陆军元帅克卢格的指挥部。到了那里后，他告诉我由我取代第八十四军指挥冯·肖尔蒂茨（Choltitz）将军。他说他不同意肖尔蒂茨的防守策略，但没说具体有哪些分歧。他告诉我这支部队是由七个师的残部拼凑而成的。他还说第一百十六装甲师将向西发起反攻，以减轻防守的压力，这个师也归我指挥。和元帅谈了一晚，次日早晨我便驱车前往勒芒，来到位于阿夫朗什以东10到15公里的第七军作战指挥部。有人将我带进军部，我记不起具体的位置，它藏身于远离村庄的树林中。一切都乱了套，盟国的空军在整个地区任意施虐。第二天，我去巡视部队。兵力实在太弱，阵地也是断断续续的。有些师仅剩300个步兵，大炮寥寥无几。
我下达的第一个命令是靠近阿夫朗什的拉西河（River La See）以南所有部队负责防守南岸，东面的部队继续坚守阵地，等到第一百十六装甲师抵达后，一起参加反攻。但是第一百十六装甲师并没有来，它在半路上转到别的地方去救急了。31日早上美军的坦克向布莱希（Brescy）发起进攻，冲到阿夫朗什以东15公里的拉西河。当时我的指挥部位于布莱希以北，差点就被美军的这次侧翼进攻分割。指挥部的成员整天都在前线作战，有幸的是这些美军冲劲不是很足。
在接下去的两天里，来了两个师的增援部队，第一百十六装甲师也赶到了，部队实力因此大增。我将另外七个师的残部组成一支部队。我命令部下阻止盟军在布莱希和维尔河之间的进一步突破，延迟美军从阿夫朗什向东南方的突破，因为由芬克将军率领的装甲军团很快就会发起反攻。埃贝巴赫第五装甲军的坦克也全被调来，增大了这次反攻的规模。
艾菲尔特继续详述了局势是如何恶化的。装甲部队没能攻到阿夫朗什，他的左翼反而渐渐被包围。他逐渐向东转移，从前沿阵地撤离的装甲部队引起了一些混乱，使撤退行动增加了难度。好在美军对他的正面和侧翼的压力尚未形成巨大的威胁——巴顿的第三军迂回的范围太大。
与我正面交锋的美军第一军在战术上并不十分机智，他们丧失了很多机会。有好几次他们本来能将我军分割开来。最可怕是盟国的空军。
等到我们回到奥恩河，整个防线变得比以前更狭窄了。我的军部显得有点多余，就从前沿阵地暂时撤了下来。但是，第二天早上，加拿大军向南突破，直奔法莱斯。我接到命令构筑防线加以阻击。可供调动的部队所剩无几，通信又完全中断。加拿大部队的炮火向我的指挥部猛烈轰击，大约发射了上千颗炮弹，幸运的是没造成多大的伤害。炮弹在我的小屋子周围四处开花，但没人受伤。在白天，我还能重新组织一条防线，不过在我的右翼以外，可以看到英军的坦克正开到迪沃河（Dives）的对岸，朝着特伦（Trun）方向进军。我们的退路被切断了。
第二天我接到命令跟在这些装甲部队的背后朝东北方向突围。我那里的英军太强大了，我们很快就明白突围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向第七军指挥豪塞尔将军建议将我的部队归伞兵部队的迈因德尔将军（Meindl）统一指挥。迈因德尔正率领伞兵部队在圣·兰伯特（St.Lambert）附近向东南方突围。在我看来，集中力量进行突围要比零零星星的小规模突破更有效。迈因德尔突围成功，但等到我第二天早上赶到圣·兰伯特，缺口又被封堵了。我用仅剩的兵力，两辆坦克和200个士兵发起进攻。一开始还不错，后来撞上了波兰第一装甲师。经过两个小时激战，我军弹药不济。后面的部队先投降，剩下我和几个战士被分割在前端，我们也不得不投降。波兰装甲师师长长相英俊，颇有绅士风度，他把最后一支烟给了我。他的部队处境也相当困难，连水也用完了——双方的窘境难分高下。
我乘机问艾菲尔特，德军士兵相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表现如何。他的看法与布卢门特里特不同。
步兵和1914—1918年时一样优秀，炮兵比那时更强。武器更为先进，战术也大有长进。但还有些其他因素。在一战的最后两年，倾向和平的社会主义思想在部队中传播，影响了士气。在这次战争中，纳粹主义则反之——它能提升士气。
“比较一下两次大战中德军的军纪？”“这个问题不易回答。纳粹主义使将士更为狂热——这对纪律而言有利也有弊。官兵关系比1914—1918年时要好，这有利于维持纪律。官兵关系的改善一部分原因是国防军吸取1914—1918年的教训，加强了军纪教育。另一个原因是纳粹主义多少填平了官兵之间的鸿沟。普通士兵表现更为主动，比一战时更善于动脑子，尤其是在单兵作战或小组作战时。”在这点上，艾菲尔特的看法与英军指挥的评价不谋而合。英军指挥官常说，德国士兵在单独或几个人作战时要比对手更厉害。这个评价与1914—1918年的经验相反，也与如今还在流传的观点不同，人们通常认为德国人擅长整体行动，独自发挥则稍逊一筹。因为纳粹主义十分强调集体本能，所以人们自然会设想，在纳粹主义下长大的一代德国人在战场上个人主观能动性肯定不如其父辈。我问艾菲尔特对此该作何解释。他说他本人也感到困惑难解，但又补充道，“可能是因为受过童子军训练的关系，这些年轻人都加入过‘希特勒青年团’组织。”
几天后我在和德军将领海因里希、勒里希特和贝希托尔斯海姆交谈时触及到比较两次大战中德国军人的优劣问题。海因里希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军更为训练有素，纪律则未必比后来好。勒里希特和贝希托尔斯海姆同意他的看法。勒里希特补充道：“在波兰战役和西线战役之间，部队需要长时期的休整，以便加强训练，尤其是对军士的训练。作为总参军训部主任，我对这个问题有直接的感受。不过，二战后期德军的士气和纪律要好于一战后期。1916到1918年，军队的士气逐渐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侵袭，人们认为他们是在为皇帝当炮灰。这一次士兵坚信希特勒，面对各种困难，仍然保持必胜的信念。”
海因里希和贝希托尔斯海姆对这种说法表示赞同，勒里希特继续说：“然而，由于在战场上疲于奔命，加上党卫队抓捕了一些最优秀的军人，德军的士气逐渐低落。在东线，部队一直没有机会休息，难免大伤元气。”
在谈到纳粹主义对军队的影响时，勒里希特说：“其影响是比较复杂的。它带来一些问题，削弱了我们对士兵的控制。但它也强化了士兵的爱国激情，爱国精神比1914年时更深入人心，这次没有出现过去那种战争狂热。精神因素使他们在逆境中更富有韧性。”海因里希同意勒里希特的看法，同时强调指出个人崇拜的作用比制度更大。“无论你喜欢与否，部队对希特勒的极端信念是主导因素。”
德国将领对其西方对手看法如何？对此他们意见不一，我在谈话时，收集了一些这方面的内容。在谈到盟军指挥官时，伦德施泰特说：“蒙哥马利和巴顿是我遇到的最为杰出的将领。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作战中规中矩。”他补充道：“如果你有足够的兵力和足够的时间，这样做自然不错。”布卢门特里特也持同样的看法。他对巴顿将军的进军速度表示钦佩，他又说：“蒙哥马利元帅从没打过败仗。他的行动就像这样”——布卢门特里特小心翼翼地在地上踩了几步，步子很小，但每一步都很用力。
布卢门特里特还谈了他对英美军队的不同印象。他说：“美军进攻时充满激情，善于机动作战，但如果遭到猛烈的炮火，他们通常都会后退，哪怕已经获得成功的突破。相反，一旦被英军咬住，只要占领阵地达24小时以上，他们决不会轻易动摇。对英军进行反击总会让我军付出很大的代价。1944年秋天，我的右翼对阵英军，左翼对阵美军，所以有很多机会观察这种有趣的差异。”
谈到德军在法国的阵地崩溃后的战略格局，布卢门特里特说：“盟军最佳策略是集中优势兵力，攻破亚琛到鲁尔河（Ruhr）的地区。无论是在战略上和政治上，最终目标无疑是柏林。德国的兵力主要部署在北方。南方并不受到重视。谁控制北部德国，谁就掌控了整个德国。一旦突破，加上盟军把握制空权，就能将德军脆弱的防线打得支离破碎，一举结束战争。盟军能在苏军之前抢占柏林和布拉格。在莱茵河背后没有德军设防，在8月底的时候，我军的防线几乎是大门洞开。”
“9月，盟军在亚琛地区突破，这就更易攻克鲁尔，加速进军柏林。盟军部队从亚琛迅速北上，德军的第十五和第一伞兵军团就被钉死在马斯河（Maas，即默兹河）和莱茵河河口，没法向东逃回德国内地。”
布卢门特里特认为盟军的进攻拉得太开，兵力分布过于平均。他特别批评盟军对梅茨（Metz）的进攻。他指出在这里防守摩泽尔河（Moselle）沿线的德军要比其他地方守军更强。“没有必要直接进攻梅茨，可以对梅茨的堡垒围而不打。相反，如果朝北向卢森堡和比特堡（Bitburg）进军，就能大获全胜，击溃德军第一军的右翼，随后击溃第七军。以这样的北向侧翼运动将第七军分割包围，不让它逃往莱茵河后方。这样就能全歼莱茵河以西的德军残余的大部队。盟军进而向马格德堡（Magdeburg）和柏林发起主攻，与此同时，各路辅助进攻经过法兰克福（Frankfurt）、美因河（Main）和爱尔福特（Erfurt）向同一个方向汇聚。”
和我交谈过的德国将领都认为盟军最高指挥失去了一次极好的机会，否则在1944年秋就能结束战争。他们赞同蒙哥马利的观点，认为最佳策略是集中所有兵力，向北突破，直指柏林。
施图登特将军也强调这一点，他当时在防线的侧翼指挥所谓的“第一伞兵军团”。他说：“英军的坦克部队突然冲进安特卫普，这完全出乎元首指挥部的意料。这时无论是在西线还是德国境内，我们都没有像样的后备军可供调动。9月4日，我出任位于艾伯特运河西线右侧阵地的指挥，手下的兵力只有一些新兵和残余部队，再加上一个从荷兰过来的海防师。后来才补充了一个装甲分遣队——只有25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他的防线却长达100英里。
(1) 根据第七军的档案，发出警报的时间是凌晨1点30分。
(2) 施派德尔证实了这种说法，但是他说命令是要克卢格离开“法莱斯的包围圈”，时间则是8月12日。
(3) 后来在缴获的德国档案中发现了这封信。克卢格在表示接受撤职之后，承认主要是因为没能在阿夫朗什成功地阻击盟军的突破，接着写道：“当您读到这封信时……我已经不在人世。要说是因我的错误致使西线失守，我不能忍受这样的责备，也无从为自己申辩。成千上万的将士已经捐躯沙场，我决定与他们同赴黄泉。生命对我已经没什么意义，我心里明白谁将作为战犯被押上审判台。”接着他详解了阿夫朗什溃败的必然性，委婉地批评了希特勒没将隆美尔和克卢格在关键时刻发来的警告当回事。
“我们对军情的判断并非为悲观情绪所左右，而是基于客观事实的冷静分析。莫德尔元帅身经百战，我不知道他能否控制局势。我由衷地希望他能够力挽狂澜。但是，如果他也无能为力，如果您寄予厚望的新型武器不能成功，那么，我的元首，下决心停止战争吧。德国人民遭受的苦难一言难尽，这种惶恐的状态该结束了。肯定有办法达到结束战争的目的，首先要确保帝国不能匍匐在布尔什维克的脚下。”信的最后赞颂了希特勒的伟大，也表明克卢格的忠诚至死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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