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过许多德军将领：“你认为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德国能不能避免战败的结局？”伦德施泰特回答道：“我认为行，只要允许前线指战员审时度势自行决定撤退的时间和地点，而不是一再被迫到处死守。”1941年后，伦德施泰特没有参与东线战事，这种立场使他的观点更为客观公正。伦德施泰特始终认为这场战争的前途未可乐观，有着东西两线作战的独特经历，在宏观层面上他的看法具有特殊的价值。其他东线的将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则更加明确。他们都认为如果放手让他们展开灵活的防御战，就能拖垮苏军的攻势。有些人还举出明显的事例。
克莱斯特谈了他自己的经历。当保卢斯被困斯大林格勒后，克莱斯特指挥部队主动从高加索撤退，从而避免了重大的损失。他也因此被提升为陆军元帅，荣获这等奖励可谓实至名归、不同寻常，通常多数将领都是因为攻城拔寨才得以晋升。天寒地冻，路途遥远，大军压境，侧背受敌，在如此险恶的情况下能够全身而退，史所罕见。
克莱斯特讲述了这次撤退的经过：
1942年11月，我军对高加索的攻势以流产而告终，战局陷入僵持状态，虽然如此，希特勒执意要我们仍旧停留在那些易遭攻击的深山老林中。1月初，苏军越过马内奇河南端，从埃利斯塔（Elista）向西，朝我军的后侧发起进攻，情况十分危急。这比在莫兹多克附近向我正面发起的反击威胁更大。但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从斯大林格勒一路杀来的苏军，他们沿顿河而下，直趋罗斯托夫，深入我军的后方。
当时苏军离罗斯托夫仅70公里之遥，我的部队位于罗斯托夫以东650公里处，希特勒命令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后撤，这等于是在宣判我的死刑。然而，第二天又传来新的命令，让我撤退，但必须带走全部装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易做到这一点，时值隆冬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原先委派安东内斯库元帅（Antonescu）的罗马尼亚军团从侧翼掩护我军从埃利斯塔撤回顿河，但是安东内斯库没能亲临战场，真得感谢上帝！于是这个任务便交给了曼斯坦因。他的南方集团军中有一部分罗马尼亚部队。在被苏军分割之前，我军成功地撤出罗斯托夫的瓶颈地带，这全靠曼斯坦因的倾力相助。他那边也一度情况吃紧，我不得不派出几个师前往增援，共同阻击从顿河向罗斯托夫进攻的苏军。1月中下旬时情况最最危急。
克莱斯特强调指出，能在几近绝望的困境中成功撤退表明了灵活防御战术的威力。他的部队安然撤回第聂伯河之后，便向从斯大林格勒和顿河西进的苏军杀了个回马枪，一举扭转局面。这次反攻收复了哈尔科夫，稳定了南线的局势。直到1943年仲夏，这一带还算比较太平。
利用这一喘息时机，德军加强了东线的防守。他们重整旗鼓，虽然还难以恢复到原先的实力，但已经足以使苏军望而却步。然而希特勒就是听不进任何改变防御战略的建议。在夏季首启战衅的不是苏联人，而是希特勒。虽然这次他的进攻范围不像以往那么大，但他还是倾其所有，动用17个装甲师围攻库尔斯克凸出地带。谈到这次进攻，克莱斯特说他一开始就认为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但是负责实施钳形攻势的克卢格和曼斯坦因在事先却似乎颇为乐观。“如果能提前六个星期发起进攻，很可能我们能取得伟大的胜利——尽管我军的实力已经难以做到一锤定音。苏联人在事先听到风声，探知我军正在准备进攻，便在前线布下了大批地雷阵，将主力部队撤回后方，这样在我军高层预设的包围圈里留守的苏军也就所剩无几了。”
曼斯坦因向我解释了他的态度和没有及时发起进攻的原委：
1943年3月，德军再度占领哈尔科夫，这是我们在东线取得的最后一次胜利。我给希特勒分析当时的情形，指出我军兵力有限，难以全面阻挡苏军的攻势。我们唯一的机会在于凭借机动灵活的防御战术，充分利用我军长于指挥和能征善战的优势。
道路泥泞的时节过去以后，在1943年有两种可行的作战方案。
第一种是以攻代守先发制人，以此来遏制苏军的进击。那样的话，发起攻势的时间越早越好，要抢在苏军恢复兵力，尤其是坦克数量得到补充之前。进攻的第一步必须分割库尔斯克凸出地带的苏军，摧毁其准备投入战斗的后备装甲部队。然后我军全部装甲部队朝南进军，横扫南乌克兰地区的苏军防线。必须在5月初发起进攻。
第二种方案更好，那就是以静待动后发制人，我军等着苏军发起进攻，他们肯定会向我南乌克兰前沿阵地发起进攻，目标是摧毁我黑海北部的前沿阵地。敌军开始进攻后，我军就主动后撤。然后集中兵力在基辅地区向正在进攻的苏军北翼发起猛攻，一举拿下苏军在南部的前沿阵地。
希特勒决定采用第一个方案，因为他不愿放弃顿尼茨流域，而且他也不是那种敢于在战略上大胆冒险的人物。原定5月的第一个星期开始进攻库尔斯克，但是几天前在莫德尔的影响下，希特勒又下令暂缓进攻，以便等待聚集更多的坦克。他先是将进攻日期往后拖延了四个星期，后来一直推迟到7月13日，这与我和克卢格的判断完全相悖。
拖到这时才发起进攻，困难之大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我还是抱有希望，我的两支部队双双告捷，他们成功突破苏军在库尔斯克南面的防线，全歼战场上的苏军装甲部队。此时，希特勒下令停止进攻。这样做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苏军突破了克卢格集团军的阵地，莫德尔的部队（隶属克卢格的集团军）从北面发起的攻势受挫。我不得不转攻为守，抽出好几个装甲师去增援克卢格。致使我余下的部队兵力不足，难以担起防守的重任。
然而，在瓦尔利蒙特看来，虽然希特勒不愿后撤，但促成库尔斯克攻势的主要人物并不是他，而是新任总参谋长蔡茨勒。瓦尔利蒙特对我谈了他的看法：
希特勒虽然制定了进攻计划，并不愿意付诸实施。蔡茨勒与希特勒意见一致，他认为东线的德军兵力不足，通信设施太差，坐视苏军来决定何时何地发起攻击风险太大。所以蔡茨勒一直怂恿希特勒进攻库尔斯克。
当时约德尔是希特勒在其他战区的参谋长，他反对在东线重兵出击，他预料盟军将会在地中海战区登陆，指出必须加强意大利和巴尔干地区兵力和后备力量。
但是蔡茨勒对这些遥远的问题不感兴趣，作为陆军总参谋长他却无权过问东线以外的战事，这一直让他十分恼火。所以他全力以赴实施“他自己的”攻势，并向希特勒抱怨约德尔插手自己的事务。这样一来，以约德尔为首的“最高统帅部作战局”从此不再担任总揽全局的角色，而是成了负责除东线战场以外战区的次级作战参谋机构。事实上，从此以后能够统揽战略全局的只有希特勒一人。
希特勒最后终于勉强同意进攻库尔斯克，德军因此损失惨重。从一开始，希特勒就对取胜信心不足。他之所以最后同意进攻，主要原因在于不这样做他就不得不认真考虑从东线进行大规模的战略撤退。然而，后退绝对有违于希特勒的信念。正如他后来所言：“将领们打算采取行动，无非是想要撤退。”出于同样的原因，希特勒还一再禁止任何建立并加强后方阵地的措施。
德国最后一次进攻被挡住后，苏军便着手反攻，如今他们实力雄厚，而德军则在这最后一搏中消耗了大量兵力。要不然他们可以利用这些兵力对苏军反攻进行长期的抗击，甚至可能打成平局。德军几乎耗尽了所有的后备机动力量。这样一来，苏军的在秋冬的攻势简直是所向披靡，偶有停顿也不是因为德军的反击，而是因为自己供给不继。德军的南部阵线开始土崩瓦解。
但是在北部战场，由于那里的德军获准保持守势，苏军的攻势屡屡受挫于德军顽强的阻击和组织严密的抵抗。当时海因里希将军率领第四军驻扎在从罗加切夫（Rogachev）到奥尔沙（Orsha）一带，守卫着横跨莫斯科到明斯克的公路，他的叙述值得一阅。他提到曾反复阅读过我写的有关现代战争趋势的著述，他说：“你的结论是在战术上攻难守易，我想告诉你根据我的实战经验情况确实如此。诚如你所言，问题的关键在于兵力与防守空间的比率。我提供几个自己的实战例证，或许你会感兴趣。”
德军从斯摩棱斯克撤退后，苏军向前推进到离奥尔沙近20公里处，德国第四集团军在那里仓促构筑防线，在仅有一条战壕的情况下阻击苏军。那年秋季，从10月开始一直到12月，苏军向我发起多次猛攻。这回苏军连续向我发起5次进攻，我有10个师驻守在直线距离宽150公里的防线，由于前沿阵地弯弯曲曲，实际防守距离约有200公里。第四集团军曾遭重创，也没有后备部队，好在大炮仍安然无恙，这可是制胜的关键武器。(www.xing528.com)
苏军的主要目标是奥尔沙的铁路枢纽，企图截断从列宁格勒到基辅的铁路通道。因此他们集中兵力猛攻横跨主要公路的约20公里的防线。苏军的第一次进攻动用了20—22个师，第二次是30个师，后来三次增加到每次36个师，其中部分军队是原有的，大多数则是新组建的。
我用3个半师的兵力进行正面阻击，其余6个半师守卫宽阔的防线。我们成功地挡住了敌军的每一次进攻。前后5轮接连不断的进攻每次都苦战5到6天，往往在第3到4天的攻势最猛，随后便日渐消退了。我军的阵地没有被撕开过较大的缺口，苏军的进攻也没有动用大量的坦克。他们每次进攻最多动用50辆坦克增援，但都遭到我军的阻击。
苏军通常一天进攻三次，早上9点钟，先是重炮猛轰，然后发起第一波攻势。第二次在10—11时，第三次在2—3时，就像闹钟精准报时。苏军不断向我推进，除非遭到我军炮火的阻击。他们被后面的军官和政委用枪逼着朝前冲，谁敢后退就会毙命。苏联的步兵没受过多少军训，但打得很顽强。
在我看来，德军防守的成功有三大要素。首先，我采取分区防守，每个区域范围不大，在苏军主攻方向重兵设防。其次，我集中380门大炮，组成一个强大的炮火群来掩护受到威胁的地段。这些大炮由司令部的一名军官统一指挥，他可以集中炮火向正面20公里范围内的任何一点发起轰击。苏军冲锋时最多有上千门大炮助攻，但是他们的火力不像我们这么集中。再次，德军各参战师每天的伤亡约一个营，我们安排从其他阵地调来一个营的兵力及时补充。在敌军发起进攻前，我总是准备好三个预备营，部署在每个参战师的后面，预备队所属师的余部紧随其后。这样我就可以及时向前线派出增援部队，重新再造编制齐备的战斗师。当然有的师会暂时合并在一起，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成功防守必须付出的部分代价，但我总是尽快恢复各个师的完整性。
1944年5月，海因里希受命指挥第一装甲军，和匈牙利第一军驻守喀尔巴阡山脉前沿阵地。1945年初，德军北方防线崩溃后，海因里希率领这些部队退守西里西亚。1945年3月，海因里希受命指挥集团军阻击苏军对柏林的最后进攻，他负责指挥奥得河战役和柏林战役。
在后来的战役中上述防御战术又有所改进。一旦得知苏军正在集结，准备发起进攻，我就在夜色的掩护下将部队从前沿后撤到第二线，通常靠后2公里左右。苏军的第一次进攻扑空后，后面的攻势就不会有那么凶猛了。当然这种防御战术的成功前提是能获悉敌军进攻的确切日期，我派出侦察分队抓获俘虏来收集情报。苏军的攻势被瓦解后，我就将第二道防线作为向前推进的起点。出动未遭攻击战区的部队收复第一道防线。这套战术在奥得河战役中非常奏效。唯一的欠缺是此时我军已经实力不济，原先的死守硬拼虚耗了大量兵力。
在最后三年的防御战中，我动用这种战术从未打过败仗。我感到自豪的是自己从未向最高司令部要求增援部队。我发现在应用这种防守战术时，最为得心应手的武器是自动火炮。
你认为进攻方需要三倍于敌的兵力才能占有优势，根据我的经验这还不够，我认为对于工事坚固防守严密的敌人，进攻方至少需要六到七倍的兵力才能克敌制胜。如果要攻破我的防线还得成倍增加兵力，攻防力量对比至少要达到十二比一，甚至十八比一。
在我看来，德军东线防守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本来可以集中兵力固守重要的地点，却被迫去死守漫长的防线。这样就永远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我认为仅靠死守没法拖垮苏军，但是如果采取灵活机动的防御战术，缩短防线，腾出部队进行有效的反攻，就可能扭转局势。
但是希特勒从来不向指挥员咨询防守方案和战术。最后一年的总参谋长是古德里安，他对希特勒毫无影响，他的前任蔡茨勒对希特勒略有一点点影响，更早的总参谋长哈尔德的建议大多被弃置不理。
1942年我担任第四军指挥，此后的经历让我大开眼界。我曾将一支部队从不易防守的阵地撤出，时任集团军总司令的克卢格将军马上警告我，如果再有类似行动将把我送上军事法庭。
希特勒总是要我们寸土必争，以军法惩治来威胁任何不听话的人。没有他的正式批准，任何撤退都不可以，甚至于极小规模的后撤也不行。这条规定在军队中已经牢不可破，以至于传言称营长都不敢“把岗哨从窗口挪到大门”。每当情况发生变化，这种死板的规定捆住了我们的手脚。部队一再在不利的情况下死守，直到被包围缴械。不过也有些指挥官尽可能回避希特勒的命令。
这种回避只有在局部有限的范围内才行得通。蒂佩尔斯基希继海因里希后接任第四军指挥，他见证了灵活机动防御战术的价值，也看到了没法在最大程度上实施这种战术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1944年3月，我在莫吉廖夫（Mogilev）指挥仅由三个师组成的第十二军团。苏军在进攻的第一天动用了10个师，到第六天共计上了20个师。然而他们只是攻占了第一道防线，在第二道防线就被挡住了。我利用暂时的间歇，趁着月色发起反攻，一举收复失地，我军损失比较轻微。”
蒂佩尔斯基希接着讲述了1944年苏军夏季攻势时的战况。在夏季攻势发动前三个星期，他出任第四集团军指挥。前线的指战员恳求上级同意他们后撤到别列津纳河一线，这样大步后退将能避开苏军进攻的锋芒。但是他们的请求遭到拒绝。然而蒂佩尔斯基希还是稍作后撤，退至第聂伯河一线，以保持前沿阵地的完整无缺。但是左右两侧阵地均被攻破，德军全线崩溃，一直溃退到华沙附近的维斯瓦河才稳住阵脚。
当时如果及时全线撤退在战略上堪称上策，苏军在进攻时往往会自乱阵营，德军撤退后，他们通常会花一段时间修整部队。德军连续大踏步的后撤可以消耗苏军的实力，而且还可以创造战机，趁德军实力尚存之时进行有效的反击。
希特勒在1941年坚持不撤退的决策是有道理的，但是他在1942年以及后来的战役中故伎重演则铸成大错，因为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入侵第一年后，德军已经装备齐全，准备好冬季作战，也具备了在这样的条件下与苏军较量的实力，进行战略撤退并不会挫伤士气。我军具有在冬季机动作战的能力。这样不仅可以养精蓄锐，还能让我们发起强有力的反攻。
德军失败的根源在于我们常常采取一些徒劳无功的行动，尤其是在一些错误的时间和地点进行无谓的防守，致使兵力受损，这都得怪希特勒。我们的一些战役毫无战略意义可言。
曼陀菲尔说：“如果我们采取机动灵活的防御战术来牵制敌军，斯大林格勒战后红军在各个阶段的进攻结果就会大不相同。我运用这种战术曾屡次获得成功，即使面对兵力占优势的对手，也能克敌制胜。”
迪特马尔（Dittmar）将军的视野更为开阔，立场也更为不偏不倚，他的观点也很有意思。作为一个德国军事评论员，他的战时广播评论出奇地客观，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的军事评论。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所面临的新闻限制和危险远远大于西方盟国的军事评论员。我问他怎么做得到在许多场合如此直言不讳。他告诉我，这得归功于广播电台主管弗里奇的宽容。我的广播稿播出前只要通过他一个人的审查就行了。我感到他内心对纳粹政权深感失望，所以乐于借他人之口来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评论播出后自然会收到一些抗议，弗里奇尽其所能保护迪特马尔。“我总感到自己颈脖上的绞索越来越紧。”
我问迪特马尔如果采取灵活机动的防御战术，德军能否拖垮苏军。他回答：“我看能行，灵活机动防御战术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由于希特勒的反对，我军将领没法适当地运用这种战术。总参谋部不准下令组织后防，甚至不许探讨万一我军后退后应该采取的作战方案。希特勒禁止他们准备任何撤退的预案。然而，在1943年，总参谋部还是悄悄地做了一些预案，他们将一些措词谨慎的指令以传单的形式散发到各个部队，不过没有任何文字表明这些指令出自总参。”
我问迪特马尔在苏军1943年7月和1945年1月先后发起强大的攻势之前，德方是否曾试图进行战略性撤退。他回答道：“没有。由于希特勒硬要死守，每次的结局都是防线被彻底突破。有些聪明的下层军官，不顾希特勒不惜一切代价寸土必争的命令，在自己可行的范围内，作了一些小规模的撤退。有些指挥官死抱希特勒命令不放，结果无非是被分割围歼。每次灾难性的后果都应归咎于希特勒冥顽不化的死守战术。最惨的一次是1945年1月苏军从维斯瓦河发起的攻势。在紧要关头原先准备上去的增援部队却被调去解救布达佩斯。”这支部队由装备最为精良的三个装甲师组成。
“拼命死守的战术一次又一次地重演，致使战争的格局每况愈下。旧的缺口尚未补上，新的缺口又频频告急，左支右绌的被动应战最终使德军走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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