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败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德国将领眼中的二战

莫斯科已经遥不可及，严冬施虐，德军上下弥漫着恐惧的气氛。战局每况愈下，拿破仑大军溃败的悲惨命运似乎离他们越来越近。

在这黑暗的时刻，正是希特勒“决不后退”的决定稳住了部队的军心。这反映了希特勒钢铁般的意志，尽管也可能出自他执拗的性格，因为大多数将领和他意见相左。

但是这次成功的转危为安并没能让他逃脱最终毁灭的命运。首先这让他在1942年的夏季在苏联战场陷得更深。他开局不错，但随即便误入迷途。因为他的眼睛只盯着高加索，结果坐失拿下斯大林格勒的良机。然后为了发动为时已晚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又使高加索之战前功尽弃。

冬季来临后，希特勒又异想天开，欲将赌注再次押在“莫斯科”上。这次灾难性的结局使德军大伤元气，从此一蹶不振。不过即便在这个时候，他还是可以在德军占领的缓冲地带进行灵活多变的防御战，以拖延战术搞得苏军精疲力竭。无奈此人固执己见，“决不后退”，从而加速了第三帝国的覆灭。

从德军将领与我交谈的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出，1941年12月兵败莫斯科后，德军的处境岌岌可危。将领们纷纷敦促希特勒大踏步地后退，以确保冬季防线的安全，他们指出部队装备不整，无法抵御冬季战役的严酷。希特勒置之不理，下令：“军队必须寸土不让，人人都要原地固守。”

他的决策看似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然而事态的演变再次证明他是对的。蒂佩尔斯基希（Tippelskirch，Werner）将军的一番话道出了其中的原委。蒂佩尔斯基希将军身材修长，举止儒雅，先后担任过军团和集团军司令。他说：“二战时的阵地防守甚至比1914—1918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还要坚固。虽然苏军绕到我方的侧翼，却总是没法攻破我军的前沿阵地，他们没有能力来充分发挥其优势，而且也没法保证足够的供给。在那些位居交通要道的城镇，我军集中兵力严防死守，按照希特勒的主意，像刺猬一样将其团团围住，牢牢地守住了那些城镇。局势转危为安。”

许多德军将领现在都承认，在那样的格局下，希特勒的决定堪称上策，尽管他们当时并不认可这样的做法。“这是希特勒的一大成就，”蒂佩尔斯基希说，“在危急时刻，我军不禁想起拿破仑兵败莫斯科的往事，重蹈覆辙的阴云挥之不去。一旦阵脚松动，开始后撤，很可能形成仓皇出逃的局面。”

其他一些将领赞同这个说法，但是伦德施泰特却尖刻地指出：“首先，正是希特勒下令死守才造成了危险的局面。如果他及时同意后撤，德军就不会陷入困境。”

布卢门特里特和我谈过12月莫斯科之战的情况，他也间接地表示赞同伦德施泰特的意见。他认为希特勒过于强调严防死守，出尔反尔，取消自己已经承诺的后撤行动，这才给德军带来了不必要的危险。

德军在莫斯科遭到阻击后，克卢格将军曾向最高指挥部建议最好全面后撤至卡卢加（Kaluga）和维亚兹马之间的乌格拉河（Ugra）一线，德军已经在那里构筑了部分防御工事。元首的最高指挥部就此权衡了不少时日后才勉强同意。与此同时，苏军的反攻已经给德军造成极大的威胁，尤其是德军的侧翼岌岌可危。德军刚刚开始后撤，元首又下达了新的命令：“第四集团军不准后退一步。”

我们的处境越来越糟，因为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在图拉附近，远离我军右翼，这支部队已濒于弹尽粮绝，在第四军大部队撤出前必须先让他们撤退。时间的延误马上就带来了新的麻烦，苏军猛攻古德里安的薄弱环节，一下子将它驱赶到奥卡河（Oka）对岸。与此同时，赫普纳的装甲部队也遭到苏军的猛烈攻击，面临着被包抄的险境。

结果第四集团军就处于孤立无援的突前位置，随时可能被苏军围歼。河面已经冻得严严实实，无法阻挡苏军的突进。情况万分火急，因为苏联骑兵团正包抄到我军右侧，从后面向我进攻。这支部队由骑兵和架雪橇的步兵组成，在苏军收复的村庄里，无论老少，只要扛得动枪，所有的男人都必须参战。

12月24日这天，第四集团军面临着严酷的险境，正是希特勒拒绝及时撤退的建议才造成眼下这种局面。我的上司克卢格已于15日去顶替生病的博克，留下我来负责第四集团军。我们的司令部设在小雅罗斯拉韦茨（Malo Yaroslavets），我和参谋们待在小木屋内度过那年的圣诞。冲锋枪搁在桌上，四周枪声不绝于耳，似乎我们已经难以逃脱任人宰割的命运。此时我们却发现苏军没有朝北来夹击我军的后方，而是向西面进发。他们确实是错过了一次极好的机会。

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希特勒还是举棋不定，直到1月4日，他才终于同意全线撤至乌格拉河。此前我刚刚离开第四集团军，出任副总参谋长，屈布勒（Kuebler，Ludwig）将军前来担任第四军总指挥。不久，他就发现自己难以担此重任，被海因里希将军取而代之。虽然第四集团军的两翼被团团围住，海因里希还是尽力将新的防线维持到春季以及后来一段时间。

布卢门特里特谈到部队撤离时状况，他说：“路上积雪很深，直到战马的下腹部。大部队撤离时，先得派一部分战士在白天扫雪清路，晚上车队才能行驶。当时的气温低达华氏零下28度，你可以想象得出部队面临的考验何等艰难。”

虽然希特勒的决定可能使德军免于在莫斯科战役后的全面溃败，但还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莫斯科战役总攻前，我军的损失并不十分严重，”布卢门特里特告诉我，“但是在冬季无论是人员还是物资都损失相当惨重，很多人死于严寒”。（然而有关资料表明德军每周的平均损失仅是第一阶段战役时的一半。不过产生这般印象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在胜利进军的途中，人们对伤亡不那么在乎。而在战败和严冬的双重打击下，就会感到蒙受的损失特别惨烈。从入侵开始到2月底，德军伤亡总计为100多万。由于部队减员，又迟迟得不到新征的兵员的补充，损失过重的感觉就进一步放大了。）

蒂佩尔斯基希的谈话提供了更多的细节，那年冬天他在第二集团军担任师级指挥官，当时该部队正位于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之间的瓦尔代高地（Valdai Hills）地区。他告诉我，他的部队已经减员至原编制的三分之一。“冬季结束之前，每个师的兵员已减至5000人，一个连只有50人。”

他还阐述了自己对希特勒“固守”策略长期影响的看法。“对德国空军来说，那年冬季简直是灾祸连连。德军固守的那些‘刺猬’位置突前，侧翼又被苏军包围，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空军必须给他们空投给养。第二集团军一天需要200吨给养，这就必须保证平均每天空运一百架次。由于恶劣的天气居多，所以不得不利用好天加倍空投量，为这么一个集团军的供给，一天就得出动350架飞机。恶劣的天气致使许多飞机坠毁。那些据点漫布在开阔的前线，要通过长距离的空投来保证供给，空军真是不堪重负，这对德国空军后来的发展有致命的影响。”

我向德军将领询问了有关1941到1942年苏军冬季攻势的情况和后果。所有的人都证明苏军深入侧翼造成的威胁让德军非常紧张，德军被分割包围，没法互通信息。布卢门特里特概括道，由此造成的直接后果远甚于所构成的威胁。“苏军冬季攻势主要结果是打乱了德军在1942年的作战部署。天气所造成的危害和威胁要比苏军的进攻更大。德军士气低落，伤亡很大部分是由严寒所致，那年冬季严寒给德军造成的伤亡并不亚于苏军的攻击。”

他还认为德军战线过长，不堪重负。“每个师的战线长达20到25英里，甚至在莫斯科附近那样关键的地区也长达10到15英里。修筑公路和铁路难度很大，给各个据点分送给养相当困难，这就使本已薄弱的前沿阵地更加险象环生。”

德军每个师防线的延伸度远远大于一战时的上限，这么薄弱的防线居然在总体上顶住了苏军的进攻，我问布卢门特里特原因何在。他回答：“在一战时，战斗师切入纵深，其前沿阵地相对较窄。如今新式武器和小型自动武器的改进也有助于我们守住较宽阔的防线。防御手段的机动性也大为加强，这是另一个重要因素。如果防线被攻破，在缺口扩大之前，只要调动一些坦克和机动部队就能击退攻入防线的敌军。”

德军利用这种优势在防守上一再转危为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反而给希特勒壮了胆，促使他将更多的赌注押到进攻上。他认为事实证明他的决策要比德军将领更高明，从此以后，他就更听不进将领们的意见了。

勃劳希契不善于与希特勒打交道，他的体弱多病则使情况变得更糟。与希特勒的争辩让他感到压力很大，对战役进展的不满则更令他心情沮丧，结果他的身体越来越差。11月，正当德军作出生死攸关的决策时，勃劳希契心脏病发作。进攻莫斯科失利后没几天，他就提出辞去总指挥一职。过了两周，直到12月19日，德国公开宣布勃劳希契退休。希特勒原来就是国防军总指挥，最高统帅部掌管全军。此时他决定利用这个机会，亲自担任陆军总司令。宣布勃劳希契退休也就自然向公众表示他是因军事错误而去职，从而将军事上的失利全都归咎于军方将领。对勃劳希契去职的这种解释正中希特勒下怀，他的亲信也为之鼓噪。指挥一职的易手不仅增强了希特勒的权力，也使德国将领与他抗衡的能力大为削弱。布卢门特里特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次战争中只有海军将领最为舒心，因为希特勒对海战一窍不通。但他自以为精通陆战。”

然而，即便是海军将领也有他们头痛的事情。就像拿破仑的海军将领一样，德国海军将领也得和一个一心只知陆战的领导人打交道，提醒他注意英国海军制造的麻烦，而且将间接影响到德国的大陆战略。他们想让希特勒明白，首先必须切断英国海上基地与大陆的联系，然后再采取下一步行动。但是他们的努力没有成功。

另一方面，陆军将领的视野过于局限在大陆和军事范围，所以也没能制止希特勒的胡作非为。狭窄的视野抵消了他们谨慎从事的优点。克莱斯特在与我的一次谈话中对此提出过有益的反思。他说：“这一代军人并不重视克劳塞维茨的教导，我在军事院校和总参谋部时情况就是如此。人们会引用几句克劳塞维茨的名言，但是并没有认真研读过他的著作。人们将他视为军事哲学家，而不是实战导师。史里芬的著作受到更多的推崇，他的著述似乎更实用。德国的敌人总是互为联手，军事实力超过我们。史里芬的著述告诉我们如何以弱胜强。然而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更切中要害，尤其是他有关‘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一格言，它揭示政治因素比军事因素更为重要。德国错就错在以为军事上的成功可以解决政治问题。在纳粹的统治下，我们把克劳塞维茨的名言颠倒了过来，竟把和平视为战争的继续。克劳塞维茨有关俄国难以征服的预言也居然一语成谶。”

德国高层在冬季就一直在为春季该如何作战争辩不休。早在总攻莫斯科之前就已经开始探讨这个问题。谈及当时的情况，布卢门特里特对我说：“许多将领认为不可能在1942年策划新的攻势。固守现有的阵地才是上策。哈尔德对继续进攻持极其怀疑的态度。伦德施泰特依然强调并敦促德军撤回到波兰的原有防线。莱布将军也赞同伦德施泰特的观点。其他将领并不主张退得这么远，但大多数人对战役的走向还是十分茫然。自从伦德施泰特和勃劳希契辞职后，军方与希特勒抗衡的力量日渐削弱，如今希特勒又要压军方恢复攻势。”

布卢门特里特在1月初出任副总参谋长，成为总参谋长哈尔德的副手。他最了解希特勒决策背后的动机和打算。

他总结道：“首先，希特勒希望在1942年赢得他在1941年没能成功获取的战果。他根本不相信苏军实力的增强，对这方面的消息置若罔闻。他和哈尔德为此而‘斗嘴’。有关情报表明，在苏联乌拉尔山脉（Ural）等地的工厂月产坦克达600到700辆。当哈尔德将此事告诉希特勒时，他拍桌大怒，说那是不可能的。他不愿意相信他不情愿相信的事实。其次，他自己也不明白该怎么办，所以听不进任何撤退的建议。他感到必须有所行动，而他所谓的行动就是进攻。再次，来自德国经济部门的压力太大。有关部门告诫希特勒，继续进攻至关重要，如果没有来自高加索的石油和乌克兰的小麦，这场战争将难以为继。”

我问布卢门特里特，总参谋部是否调查过这种说法有何根据。我还问他，位于第聂伯河湾地带尼科波尔（Nikopol）的锰矿是否对德国的钢铁业至关重要。在回答后一个问题时，布卢门特里特说，他也搞不清楚，他对战时经济所知甚少。在我看来，这一点非常重要，德国军事战略家对与战略部署息息相关的其他因素往往一无所知。他还说，参谋部没法对经济学家的诊断提出质疑，因为参谋人员从不出席有关经济问题的会议。可见，希特勒是有意让军方蒙在鼓里。

希特勒决定向苏联纵深进军，生死在此一搏，但此时他却发现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像一年前那样发动全线进攻。希特勒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再次向莫斯科挺进，他必须作出抉择。于是他决定向南方发起攻势，以攫取高加索的油田。但是这样做就像伸缩式望远镜，在绕过苏军主力部队时，会拉长自己的侧翼，当德军到达高加索时，在长达近1000英里的任何一点上，都容易遭到苏军的反击。

波罗的海一侧是德军即将发起进攻的另一个目标。原定的1942年作战方案包括在夏季占领列宁格勒，以确保与芬兰的联络，使芬兰方面免除边界一侧被分割的隐忧。这样一来，北路和中路的集团军就还得保持防御的态势，只不过情况略为改善而已。

为了向高加索挺进，还特别组建了一支“A”集团军，归陆军元帅李斯特指挥，同时兵员已被削减的南路集团军则作为其左翼，由赖歇瑙取代伦德施泰特担任指挥。但是赖歇瑙在1月突然死于心脏病，博克被再次召回指挥这支部队，1942年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后，博克又被解职。克卢格继续担任中路集团军指挥，但是屈布勒取代莱布为北路集团军指挥。瓦尔利蒙特告诉我：“陆军元帅莱布在一番争议后辞职不干了，因为希特勒硬要他固守丹姆杨斯克（Damyansk）凸出地带，而莱布坚持认为只有拉直防线，得到急需的增援，才有可能守住该地。”布卢门特里特说，莱布一向对侵苏战役持有异议，所以他宁肯早日辞职。“他心不在此，他认为入侵苏联在军事上毫无取胜的希望，而且他厌恶纳粹政权，所以有个借口可以辞职岂非正中下怀。若无一个让希特勒认可的理由，要辞职是不可能的。”

在谈到1942年作战方案形成过程时，布卢门特里特提出的一些看法颇有见地。

在军方高层的经历让我认识到，战争胜负的关键取决于政治因素而非军事战略，取决于帷幄之中的思想交锋，而非前方战场的刀兵相见。而且从成文的作战命令中是看不出这些思想交锋的。文件档案未必是历史研究最好的线索，签署这些命令的人其内心的真实想法很可能与纸上的东西截然不同。历史学家如果以那些档案中发现的文件为依据，以为这反映了指挥员真实的想法，那真是愚不可及。

多年前，我在冯·哈夫登（Haeften）将军手下从事1914—1918年战争史研究时，就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哈夫登是个相当严谨耿直的历史学家，他教我历史研究的方法，告诉我这项工作的难度。但是，在这次大战时，我在纳粹政权的最高指挥部的近距离观察才使我对历史研究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纳粹体制会产生一些怪异的副产品。德国人讲究有组织、有纪律，习惯将要办的事情形诸文字，在这场大战中，德国人产出了比以往更多的“文件”。过去训练军人主张命令要简明扼要，让执行者有更多自由发挥的余地。可在这次战争中，对思想的禁锢越来越严，与过去的做法大相径庭。在能够想象到的范围内将命令规定得死死的，一举一动都严格按照命令的细则亦步亦趋，以免事后被追究。因此命令写得繁琐而冗长，与传统的训导背道而驰。现在命令的语言往往夸夸其谈，好用“最最”之类的词语，一反过去简明扼要的文风。而且命令还要写得像宣传品那样富有“鼓动性”。许多发自元首和最高统帅部的命令都必须逐字逐句层层下达，否则一旦出事，有关人员就会受到惩罚，理由就是未能正确传达元首的旨意。

德国纳粹体制下的粗暴专横与苏联不相上下。我的亲身经历表明两者何其相似。比如在侵苏战役初期，我参与审问两个在斯摩棱斯克被俘的苏联军官。他们明白地表示对上级制定的作战方案持完全不同的意见，但又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的命令，否则就会掉脑袋。他们只能在被俘的情况下才能自由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在冷酷的体制下，他们只能唯命是从，决不敢口出异议。

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与布尔什维克体制相似之处甚多。希特勒有一次和身边的亲信谈话，哈尔德将军也在场，希特勒说他实在羡慕斯大林，因为他还不能像斯大林那样用极端的手段对付那些坚持己见的将领。他还谈到战前斯大林对红军将领的大清洗。苏联的军队和将领全心全意忠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全军上下如同一人无条件地服从领袖，对此他表示羡慕不已。而德国的将领和参谋长则对国家社会主义缺乏狂热的信仰。“他们遇事顾虑重重，爱提意见，对我做不到彻彻底底的同心同德。”

随着战事的演变，希特勒越发沉溺于发表这种连篇累牍满口脏话的演说。希特勒瞧不起手下的将领，但又离不开他们，否则他的作战方案无从实施，但是他对这些人的控制越来越严。许多战时命令和报告都具有两面性。签名同意经常未必表示本人真心认可，但他又不得不签，否则后果可想而知。未来的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应当对这些现象多加关注。

1942年的攻势有点不同寻常，其最初的计划就是如此。发起攻势的起点是塔甘罗格（Taganrog）到库尔斯克反向的斜线，其右翼位于亚述海，紧靠罗斯托夫附近的顿河，其左翼则位于西面100英里以外的库尔斯克。强有力的进攻将从后侧发起，其目的不是很明确。希特勒和总参再次就战略目标产生分歧，在发起进攻之前，双方的分歧既没有达成妥协，各自的看法也没有得以澄清。正如在1941年曾经发生过的情况一样，由于意见分歧，结果产生了很多麻烦，而这一次后果更为严重。

希特勒不顾哈尔德的质疑，执意重新发起攻势，他最初计划向伏尔加河附近的斯大林格勒挺进。在准备作战方案时，哈尔德以此为主要目标，德军右翼的主要任务是助攻，向前挺进给南侧以强有力的掩护。希特勒攻占莫斯科的目标不仅仅是为提高士气，更在于保障德军北侧的安全，这样他就可以放心深入东南，占领高加索。

克莱斯特曾在李斯特的指挥下率领装甲部队挺进高加索，他告诉我，希特勒曾向他面授机宜。诚如克莱斯特所理解的：“占领斯大林格勒是为了完成主要目标的辅助性行动。斯大林格勒处于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的瓶颈地带，其重要性就在于它有利的地理位置。在那里可以有效地阻击东面苏军对我侧翼的进攻。战役伊始，斯大林格勒对我们而言只不过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而已。”但是布卢门特里特告诉我：“希特勒原本打算从斯大林格勒向北推进，从后方钳制莫斯科的苏军。经过反复商讨，他才被说服，承认这个大胆的计划难以实现。他的一些亲信甚至还奢谈进军乌拉尔，那更是痴人说梦。”

即便是后来的作战方案也还是风险过大，而且随着方案的实施，这种风险有增无减。

克莱斯特说希特勒在4月1日召见他，那是一个不吉利的日期。“希特勒说我们必须在秋季之前占领高加索油田，否则战争将难以为继。我指出暴露如此长的侧翼，危险太大，希特勒表示他将调动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意大利的军队来作掩护。我和其他人都提醒他用这种军队过于轻率，但他根本就听不进。他告诉我这些同盟军只用来防守沿沃罗涅日到南部顿河一线。他说从斯大林格勒到里海（Caspian）一带最容易防守。”

随着事件的进展，当时人们提出的质疑最终得到证实。然而，必须承认第二年的这场赌博也并非完全没有成功的希望。1942年夏季，苏军正处于最低潮，多亏此时德军的有生力量也已消耗了不少。否则只要德军再稍加冲击就可能使苏联许多局部地区的溃败恶化为全线崩溃。

夏季攻势旗开得胜。因为苏军在1941年人员和装备均损失惨重，新招募的军队尚未准备好上战场。德军左翼从库尔斯克迅速挺进到沃罗涅日。进军如此神速也是因为苏联的后备军严重不足，而且大部分远在北方的莫斯科地区。另一个原因是5月份苏军向哈尔科夫发起持续的进攻。布卢门特里特谈及此事时说：“这次行动消耗了苏军很多兵力，本来他们可以用这些兵力来阻击我们的进攻。”他继续说：“从库尔斯克到顿河和沃罗涅日的进攻中，第四装甲军担当先头部队。匈牙利的第二军随后接管了这个地区，我们的装甲部队调头沿着顿河的右岸向东南方推进。”(www.xing528.com)

记得当年前方曾传来激动人心的消息，报道苏军在沃罗涅日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成功地阻止德军在该地区的继续深入，于是我进一步询问当时的情况。布卢门特里特回答道：“德军从来没有打算要越过沃罗涅日直接向东推进，我们接到的命令是在沃罗涅日附近的顿河流域中止前进，就地布防，从侧面掩护第四装甲军朝东南方向进军，保卢斯的第六军为其殿后。”

德军从斜线插入顿河和顿尼茨河之间的走廊地带，从而掩护了克莱斯特的第一装甲军，为其突进肃清了道路。第一装甲军不久又将重新成为战场的主角。它从哈尔科夫附近出发，迅速越过切尔特科沃（Chertkovo）和米列罗沃（Millerovo），直指罗斯托夫。当克莱斯特的部队逼近罗斯托夫时，顿尼茨河南边的第十七军才参与这次进攻。谈到这次闪电战的经过时，克莱斯特告诉我，他的部队在罗斯托夫以北跨过顿河下游，然后沿着马内奇河（Manych）河谷向东面挺进。苏军炸毁了那里的大坝，洪水直泻，德军的计划差点因此而夭折。好在克莱斯特的装甲部队仅被耽搁了两天，便成功渡过了河，然后以三个纵队的阵势迅速向南挺进。克莱斯特本人随右路纵队早在8月9日就抵达迈科普（Maikop）。与此同时，他的左路和中路纵队向东南挺进150英里，正朝高加索山脉的山脚下逼近。装甲部队的扇形攻势由跑步前进的第十七军殿后。

进攻开始六个星期后，德军抵达并占领了西部的许多油田，但它从来没能成功抵达位于山脉那边的主要油田区。克莱斯特说：

汽油短缺是失败的主要因素。我军的大部分供给依赖罗斯托夫瓶颈地带的铁路运输，黑海通道没有安全保障。相当一部分汽油得靠空运，但是其总量不足以维持进军的动力，正当前景看好之时，部队却不得不中止前进。

不过那还不是导致失败的最终原因。如果我的部队没有被不断调拨出去助攻斯大林格勒，我们还是可以努力达到既定目的。不光调拨我的机动部队，还从我这里调走了高射炮部队和除了侦察机中队外的全部空军。

在我看来，这般调拨我的部队是导致失败的深层原因。苏军突然集结了800架轰炸机，它们从格罗兹尼（Grozny）附近的机场起飞，向我前沿阵地发起攻势。虽然只有三分之一的战机可以用于实战，但已经足以阻止我再度组织进攻，由于我没有战斗机和高射炮，敌人的轰炸机效率更高。

克莱斯特承认苏军的阻击战打得非常顽强，他指出了一个有趣的心理因素。“在战役初期，我军推进时几乎没遇到多少有组织的抵抗。苏军一旦被追上后，大多数部队都无心恋战，似乎只想快点逃回去。这与1941年的情况截然不同。但是当我军进入高加索后，与我交战的地方部队打得十分顽强，因为他们是在保卫家乡。加上乡村的路况不利我军前进，他们的阻击就打得更为顺手了。”

克莱斯特详述了占领迈科普以后的军事行动。他的首要任务是控制从罗斯托夫穿过高加索山脉到梯弗里斯（Tiflis，第比利斯的旧称）的公路，第二个目标是巴库（Baku）。德军最先在捷列克河（Terek）遭到顽强的阻击。克莱斯特便向东迂回，成功渡过了河。但过了河后，险恶的地形和茂密的丛林再次卡往了前进的道路。德军的左翼被暴露在斯大林格勒和里海之间的草原地带，这使部队的进军难上加难。

苏军从南高加索和西伯利亚调来的增援部队对我进行围攻。我军侧翼的战线拉得太长，苏联骑兵随时随地可以突破我军的前沿阵地，对我侧翼构成严重的威胁。从阿斯特拉罕（Astrakhan）以南通过大草原的铁路也有助于苏军集结部队。这些铁路造得十分粗糙，就是将铁轨辅在平坦的草原上，也没有什么路基。我们企图破坏这些铁路，无奈劳而无功。刚刚毁坏一段铁轨，他们很快就会重新辅上铁轨，连接在一起。我的侦察部队已经抵达里海莫兹多克（Mozdok）海岸，但这无济于事。因为对手神出鬼没，我们不知该向何处进军。随着时间流逝，苏军在该地区的力量越来越大，对我侧翼的威胁也日趋严重。

在11月之前，克莱斯特还企图通过向各个点发起突袭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从莫兹多克突破失败以后，他便在西侧的纳尔奇克（Nalchik）改变进军方向，与来自普罗赫拉德纳亚（Prokhladnaya）的德军合力进攻，成功地抵达奥尔忠尼启则（Ordzhonikidze）。他在地图上向我演示了这一系列运动战的过程，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他不无得意地称其为“相当漂亮的一仗”。此战克莱斯特终于得到所需的空中增援，但是恶劣的天气拖住了德军前进的步伐。没隔多久，苏军便发起了反攻。“在这次反攻中，我原以为一个相当精干的罗马尼亚师突然溃败，这彻底打乱了我的计划。此后，战局又陷入僵持状态。”

其他德军将领也认同克莱斯特分析的失败原因，尤其是汽油短缺，致使装甲部队连续几个星期没法动弹，干等着恢复供应。由于汽油不够，连运输卡车也开不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能依靠传统的“沙漠之舟”——骆驼来运油。苏军在高加索山地的阻击使德军胜利的希望日趋渺茫，对此，布卢门特里特作了一些补充，他说那是因为德军大部分训练有素的山地部队没能上来增援克莱斯特，而是被调去增援沿着黑海向巴统（Batum）进军的第十七军了。“沿黑海进军的重要性远不如克莱斯特的突破，错就错在不该将重兵派到那里。当黑海那边的德军受阻于图阿普谢（Tuapse）要求增援时，我们一些人提出异议。争论十分激烈。我们对那些坚持黑海进军的人说：‘你讲得对，伙计，但是要知道石油可是在那边。’我们指的是巴库。但是嚷着要支援图阿普谢的人还是占了上风，高加索方面的兵力受到削弱，等到要补救时已经来不及了。”

高加索地区分兵出击的一幕又在更大范围内重演，这次分兵是为了攻打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布卢门特里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众不同。“面对强敌的阻击，想要同时攻占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是十分荒唐的。我认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比占领油田更加重要，我当时就表示态度，主张先集中兵力攻占斯大林格勒。经济学家声称如果拿不下油田，战争将难以为继。对此我们也很难提出异议。但战事的进展证明他们的观点未必正确，因为虽然没能拿下高加索油田，德国还是坚持将战争打到了1945年。”

如果德军能将攻占斯大林格勒作为当务之急，那么他们可能早就占领了这座城市，1942年战役最大的讽刺莫过于此。克莱斯特的陈述揭示了这一点：“在我左边挺进的第四装甲军本来可以在7月底之前轻而易举地占领斯大林格勒，但他们却受命转向南面帮助我的部队渡过顿河。我并不需要他们的援助，他们一来反而把我们的道路搞得拥挤不堪。两星期后，等到他们再度北上，苏联人已经集结了足够的军队固守斯大林格勒。”

在7月后半个月，战争的态势对德军最为有利。两支装甲军团一路横扫，打得苏军节节败退。苏军乱了阵脚，恐慌万分，形势便于德军乘胜追击扩大战果。所以德军装甲部队轻而易举地渡过了顿河下游。德军所向披靡势不可挡，向东南可以进军高加索，向东北则可以直逼伏尔加河。大部分苏军还待在顿河下游以西地区，遭到德军装甲部队的穷追猛打。

由于第四装甲军一时转向东南，没能抓住战机一举攻克斯大林格勒，战争的格局开始逆转。苏联人赢得了时间来集结军队保卫斯大林格勒。德军的第一次进攻受挫后，只能等待保卢斯的大部队前来助攻。保卢斯的第六军先得打到顿河，围歼河湾地带的苏军，然后才能参与围攻斯大林格勒。但是保卢斯的军队未能及时赶到既定的战场，这不仅是因为它以步兵为主，而且它的冲击力也已经大打折扣，因为它不得不将整师整师的兵力分出去加强沿顿河中游不断延伸的侧翼。

到8月半，德军鼓足劲开始进攻斯大林格勒时，苏联人也已经在那里聚集了更多的增援部队。进攻一再受阻，斯大林格勒靠近苏联的主要前沿阵地，比起高加索那里更容易得到增援。进攻接连受挫让希特勒恼羞成怒，在他看来，“斯大林之城”这个名字本身就是对他最大的挑衅。他从主要战线和其他地方调集军队，力图攻克斯大林格勒，就此消耗了大量兵力。

长达三个月的战斗，在德军方面无非是攻城战术的反复运用。他们越逼近市区，其战术回旋的余地也就越窄，这就如杠杆的阻力越小，其撬动的范围也就越小。与此同时，随着阵地的缩小，守方更易调动兵力加强弧形防线上的任何薄弱环节。德军越深入房屋密集的区域，其进军的速度就越慢。在围城战的最后阶段，德军已经推进到离伏尔加河西岸仅半英里之遥，但因为伤亡惨重，此时德军的力量已濒临消耗殆尽，每前进一步所付出的代价远远大于所得。

面对顽强的抵抗，巷战时进攻方的困难超过守军。苏军最大的困难是其增援部队和给养都必须用渡轮和驳船在炮火下运过伏尔加河。这就限制了西岸守军的增援部队的数量和给养。结果守军的压力一直很大。而且苏军高层指挥考虑到反攻大计，将兵力集中在侧翼，尽量不向正面守军派出增援，这种冷漠的战略决策对城中的守军更如雪上加霜。在战役的后阶段，仅有两次才从准备反攻的部队中抽调一个师去增援斯大林格勒的守军。斯大林格勒的守军打得英勇顽强，他们固守的地盘并不大，但已经足够了。

斯大林格勒攻防战的故事在苏联方面已经有不少生动的描述。因为大多数参战的德军将士已经沦为苏军战俘，德国方面还有许多详情仍付阙如。据目前所知，德军只是逐街苦战，伤亡日增。早在强令他们发起进攻之前，将士们就已经无心恋战，只是慑于希特勒的严令，他们才被迫拼死一战。

德军对斯大林格勒的进攻是如何演变成自掘陷阱的，其中来龙去脉很值得进行一番历史学的探讨。其实侧翼崩溃的不祥之兆早就如阴影笼罩，布卢门特里特在强调这一点时说：“进军时侧翼拉长的态势是逐渐形成的，但是只要不是故意视而不见，任何人都足以意识到由此带来的危险。在8月份，苏军逐渐从沃罗涅日东南向顿河另一侧增兵。这些试探性的进攻让苏军搞清楚了驻守沃罗涅日南部的是匈牙利的第二军，由此再往前的地区则由意大利的第八军驻守。9月后罗马尼亚军队接管远至斯大林格勒以西到顿河河湾东南的大片地区，潜在的危险就更大了。德军仅对‘友军’如此漫长的防线略作加固。”

哈尔德派我乘飞机去视察意大利军的阵地，前方传来紧急报告，说苏军已经突破那里的防线，并打开了一个很大的缺口。然而我视察后发现发起进攻的只是苏军的一个营，可是他们却吃掉了意大利人整整一个师，我立刻采取紧急措施，调来阿尔卑斯山地师和德国第六军的部分兵力来收复这个缺口。

我在那里待了10天，回去后写了一份报告，指出在冬季很难固守如此长的侧翼防线。铁路的终端远离前线达200公里，光秃秃的山野没有可供采伐的树木来构筑防御工事。德军的战斗师的防线约50到60公里，那里没有像样的战壕和坚固的据点。

这个报告得到哈尔德将军的认可，鉴于敌方防守力量的增强，我军侧翼过长，危险有增无减，哈尔德强烈要求德军暂停进攻。但希特勒根本不听。在9月份，元首和哈尔德之前的关系日趋紧张，俩人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能亲眼看到元首和哈尔德之间的争辩倒是很长见识。元首总是用手在地图上扫来扫去——“进攻这里；进攻那里。”含含糊糊的，根本无视实际困难。如果能行的话，无疑他会将整个总参谋部也这样一扫而去。他感到参谋长们没能全心全意地支持他的主张。

总参谋长哈尔德终于明确表示他没法承担在冬季继续进攻的责任。9月底，哈尔德被解职，取代他的是蔡茨勒。当时蔡茨勒是陆军元帅伦德施泰特西线军团的参谋长。我被派到西线顶替他的职位。

初来乍到，又刚被委以重任，蔡茨勒当然不会像哈尔德那样动辄对元首的主张横加非议。希特勒便可以毫无顾忌推行自己的主张，但苏联人不会让他随心所欲，我军已经越陷越深。没过多久，蔡茨勒便对战事的前景深感不安，他与希特勒争辩，指出元首想让德军在整个冬季不断向斯大林格勒逼近的计划是难以实现的。战争的结局证实了蔡茨勒的先见之明，希特勒对他的敌意则有增无减。希特勒没有将他解职，而是对他日益冷淡。

布卢门特里特概括了当时的形势：

此时撤军未必会产生恐慌，因为德军已经配好冬季作战的装备，已经克服了一年前不知所措的恐惧。但是他们还缺乏足够的力量固守已占领的地盘，而苏军的实力则每个星期都在增强。

但是希特勒却依然一意孤行，去年他的“直觉”被证明是对的，他坚信这次还会再度显灵。所以他坚持“决不后退”。结果苏军发起冬季大反攻，攻打斯大林格勒的德军被分割围歼，不得不缴械投降。德军本已疲惫不堪，兵败斯大林格勒更让它大伤元气，战争的天平开始向不利德国的一边倾斜。

谈到1942年攻势的目的和主攻方向究竟是斯大林格勒还是高加索这些尚无定论的问题，哈尔德将军的解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希特勒给我的手令表示，要准备在1942年夏向苏联南部发起进攻，既定目标是斯大林格勒的伏尔加河。所以陆总的作战指令十分强调这个目标，只是提到保护顿河南岸侧翼的必要性。首先必须确保侧翼无虞，封锁高加索东部，以防苏军向那里发起进攻。其次派一支强大的机动部队驻守在阿尔马维尔（Armavir）和东部高地，以防苏军从北高加索和马内奇河中间出击。希特勒并没有对陆总的作战指令提出什么异议。但是希特勒的一贯作风是高估自己军队的实力，低估敌方兵力。在我看来，他内心早就对陆总将进攻目标侧重于顿河南部颇不以为然。我还记得当时的一些过激言辞，指责总参谋部胆小怕事缩手缩脚。不过希特勒还没将这些指责针对陆总将目标局限于顿河南部。显然他当时还没有充分把握对陆总的命令提出反对意见。

陆总的基本作战指令下达之后，希特勒与一些将领商讨作战目标，这些人不会像陆总那样反对希特勒的白日梦。克莱斯特就是其中之一，他干劲十足，通过参谋长蔡茨勒，与希特勒之间建立的密切关系远远超过其他将领。为了寻找与自己想法一致的将领，希特勒似乎给克莱斯特留下某种印象，他所谓的夏季攻势方案在整体上与陆总下达的作战指令并不是一回事。

如果像克莱斯特所认为的那样，进军斯大林格勒仅仅是为了防备高加索方面受到侧面攻击，那么克莱斯特就可以正确地预料德军的主力部队将开往高加索。在这种格局下，他会同意希特勒长线出击的大胆计划，而这正是希特勒与克莱斯特商谈的目的所在。还有一种可能是，戈林和凯特尔向希特勒施加了灾难性的影响。希特勒原本是想拿下斯大林格勒，后来在他们的影响下，却渐渐不知不觉地将目标转向巴库和波斯。

我得再次强调，这些解释仅仅是当事人的一己看法，并没有文件档案作为依据。不过我有过好多次这样的经历，希特勒故意曲解陆总的作战思想，以赢得下级军官的赞许，而这种经他曲解过的想法恰恰是为陆总所摒弃的。所以我认为这次很可能是他的故伎重演。不过鉴于当时德军高层所处的特殊氛围，我至少从没听说过陆总的基本指令与希特勒私下给将领下达的指令有什么分歧。

瓦尔利蒙特从最高统帅部角度对战役作出的评价对我颇有启发。

希特勒1942年的作战计划仍能反映出他最初的设想，也就是两翼并进，中路殿后。可如今他改变了一年前的想法，转而将重心放在南翼。在尚未聚集足够的兵力之前，暂时搁置了向北挺进的方案。

促成向南挺进的内在原因无非是为了经济利益，尤其是为了那里的小麦、锰矿和石油。不过，在希特勒看来更重要的是切断苏联这些必备的战略物资供应，包括来自顿尼茨地区的煤炭供应。他以为这样就能让苏联的战争机器停止运转。虽然我坚信当时普遍的舆论是反对再次发动攻势，至少也是反对希特勒想要发动的那种大规模进攻，但是我未曾听到过任何人站出来反对希特勒的计划。

还有一些因素对1942年夏季攻势产生过影响，或许你对此会有兴趣。首先，我要肯定布卢门特里特所言不虚，希特勒确实未曾打算让德军越过沃罗涅日。我记得希特勒曾经大骂陆军元帅博克，指责他毫无必要地将部队深入沃罗涅日市区。（博克被撤职，取代他的是陆军元帅魏克斯）而且，战役伊始希特勒就下令加强从沃罗涅日到库斯克北侧翼防线的反坦克力量，以防苏军向那里发起猛烈的反攻。

导致失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对沃罗涅日第一阶段的攻势刚刚结束就开始抽调前线的兵力。甚至在向顿河与沃罗涅日中间地区进行斜线进军时，希特勒就将第十一装甲集团军调到后方，转归克卢格的中路集团军指挥。其主要原因似乎是没有足够的汽油供给南部地区的装甲部队。但是，在进攻部队被部分调离后，希特勒又想利用它来达到另一个目的。他命令克卢格出动第十一军到萨奇尼兹其（Ssuchinitschi）以西凸出地带，去解决冬季危机遗留下来的问题。而克卢格则想将这支军队派到北面，去抵挡苏军已经在勒热夫（Rzhev）开始的反攻。

最大的错误发生在1942年8月，当时几支装甲师滞留在顿河南部，等着补充汽油。希特勒听说英军入侵迪耶普便乱了方寸，匆忙将两支精锐部队——党卫军警骑师和大德意志师派往西线。他不顾约德尔和哈尔德的反对，坚持要这样做。结果只有党卫军警骑师赶到了西线战场，大德意志师在赶火车的途中，在前线的正中区域遭遇苏军反击，脱不了身，只能在那里苦战。

陆军元帅李斯特在南高加索地区的失败不仅导致他的解职，还让希特勒的总指挥部在1942年9月下旬发生了一场严重的人事危机。早些时李斯特曾接到命令，让他率领军队利用所有可通行的道路，越过低高加索地区，向黑海推进。李斯特没能完成这个任务，希特勒又变得烦躁不安，派约德尔前往李斯特的指挥部察看究竟。约德尔回来向希特勒汇报，说李斯特是完全按照上面的命令行动的，但是苏军凭借着复杂的地形，展开了全面有力的阻击。尽管约德尔指出是希特勒的命令要求李斯特进攻时拉开战线，但希特勒还是不断指责李斯特没能集中兵力有效突破。

约德尔的争辩使希特勒勃然大怒，他死不承认自己发出过这样的命令，听着约德尔当面重述命令内容，希特勒恼羞成怒大为失态。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约德尔和凯特尔都失去了元首的宠信。打那以后，希特勒一改以往的生活习惯，不再和随从每日两次共进主餐，白天总是龟缩在他的巢穴内，连前方战报也得送到他的小屋里，只有极少数的随从才能入内。他十分做作地拒绝与最高统帅部的任何一个将领握手，并下令让别的军官取代约德尔的职务。

将约德尔撤职的命令虽然没有真正落实，希特勒习惯的改变却延续了很长时间，我在总指挥部时他一直这样深居简出。难得有一次，约德尔和我作了推心置腹的交谈，他说希特勒之所以在听完他的汇报后勃然大怒自有其心理因素。约德尔认为狂妄自大是维护独裁的心理根基，独裁者容不得下属挑明他的错误。我的观点和过去一样鲜明，而且更切中要害，可以断言，面对第二次侵苏攻势的真实结局，希特勒猛然醒悟，他的东线战略目标已经化为泡影，这场战争必输无疑。

希特勒显然也看到了西线侧翼过长所形成的危险，尤其是他也知道这与1919年发生的情形极为相似，当年红军在这里一举歼灭“白匪”，指挥官正是斯大林其人。

后来我们才知道陆续赶来防守斯大林格勒西线的罗马尼亚师大多装备极差，他们下火车后还得长途跋涉匆匆赶来，有的士兵甚至是光着脚跑来的。希特勒清楚地知道情况日益恶化，但是他寄希望于尽快占领斯大林格勒，这样就可以有足够的兵力来缓解紧张局势。但是为了在斯大林格勒的拼死一搏，越来越多德军从侧翼防线上被抽调过来，最后甚至于调集单个营的兵力。与此同时，苏军对德中路集团军的反击越打越猛，德军伤亡惨重，在勒热夫（Rzhev）地区的情况尤其危急。正是这个问题让希特勒和哈尔德最后大吵一场，后者也因此被解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