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重大事件的内幕往往与其表面现象大相径庭，战时纷繁复杂的事件尤其如此。几百万人的命运因某人的决定而改变，他的决定得自其最为古怪的动机，而这却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唯有幕后寥寥数人才知道此人作出决定的实情，而这些人通常都缄默不语。事过境迁，有时某些真相会大白于天下，有时某些内情则可能永远石沉大海。
真相的显露往往再次证明常言所谓“事实比虚构更离奇”。小说家总想把虚构的情节描写得更为可信，他不可能写出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极为荒诞的事情，正是一些非同寻常的事件和扭曲的心灵才导致了这幕荒诞的历史。
1940年发生了一系列决定性事件，其形成的过程最为不可思议。法国一战而亡，参战的德军高层原本对此战几乎毫无信心。进攻方后来改变计划，法方自恃作战计划严整过于自信，由此所造成的机缘巧合，从而使德军侥幸取胜。英军的成功逃脱则更为离奇，英国也因此免于遭到入侵。此书所要揭示的真相与通常的描述差异甚大，这在当时的英国人看来简直难以置信，大多数希特勒的狂热追随者也同样会感到难以置信。纽伦堡审判也未曾对这些内幕有所透露。
英国军队从法国的逃离通常被称为“敦刻尔克奇迹”。当时德军装甲部队已经尾随英军到达英吉利海峡，深入佛兰德（Flanders）内地。英军与其大本营和法国大部队的联系被切断，面临大海走投无路，成功撤离的英军连自己也不明白当时是如何死里逃生的。
希特勒的干预拯救了英军，这就是答案，舍此别无他因。敦刻尔克近在眼前之时，希特勒突然命令德军止步不前，眼睁睁地看着英军抵达港口，逃脱德军的利爪。
英军虽然逃离了法国，要守住本土也决非易事。英军大部分武器装备都丢弃在法国，国内的武器库几乎空空如也。在随后数月中，英国那些弱小且装备不整的军队要面对的是从法国乘胜而来、装备精良的德军。而两军之间的屏障也不过是一水之隔。然而，德军的入侵就此戛然而止。我们一度相信“不列颠空战”中纳粹空军的失败拯救了英国。但这只是一个因素，而且是最不重要的因素。希特勒不打算攻占英国，这才是最主要、最深层的因素。他志不在此，几周来对入侵英国的准备工作不闻不问。虽然他也曾一度产生入侵英国的念头，但很快就改变主意，中止了准备工作。相反，此时他正在准备入侵苏联。
在叙述希特勒作出这些致命决定的内幕前，先得提一下入侵法国。二战早期的一系列事件充满戏剧性，时而高潮迭起，时而急转直下。希特勒放过了英国，却不顾麾下将领的意见，悍然占领了法国。
当法兰西匍匐在德军铁蹄之下时，众多德军将领并不知道当初德军最高层对胜利毫无信心，总参谋部迟疑不决，正是通过秘密的方式强迫其执行作战计划才取得胜利。如果德军将士知道真相的话，肯定会惊愕不已。如果六个月前他们接到的命令是向柏林进军，而不是向巴黎进军，大多数人肯定会被吓坏的。然而这正是隐藏在胜利表象背后的事实。
回首往事，虽然德国入侵西方似乎势所难免，但是入侵计划却是在充满恐惧和怀疑的氛围中形成的。美国评论家将二战初期西方盟国的不作为贬称为“假战争”。这多少有失公平，因为盟军缺乏发起进攻的武器装备，后来事件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不过，在德国方面倒确实存在着一些“假”的因素。
德军占领波兰，并与苏联坐地分赃以后，希特勒便企图与西方列强媾和，但遭到断然拒绝。与此同时，他对自己一手挑起事端和对暂时盟友的担忧也与日俱增。他曾表示如果与英法陷入长期的战争冲突将逐渐耗尽德国有限的资源，俄国可能从其背后予以致命的一击。他曾告诫手下将领：“任何条约和协议都不能确保苏联保持长期的中立。”这种恐惧促使他在西线采取攻势压服法国。他指望一旦打败法国，英国就会知趣，从而接受德国的条件。他认为德国的一招一式都易快不易迟。
希特勒不敢冒险采取伺机等待的战术，以静观法国是否无意参战。他相信此时德国的军力和武器装备足以打败法国。“至于某些武器，如克敌制胜的武器，德国具有不容置疑的优势。”希特勒认为德国必须尽快发动进攻，否则将坐失良机。他下令：“只要条件许可，今秋必须发起进攻。”
希特勒的这些想法和指示在1939年10月9日以一则冗长的备忘录形式发给部下。他对军事因素的分析堪称高明，但是他恰恰忽略了一个致命的政治因素——英国人被激怒后“全像公牛那样执拗”。
这看起来似乎有点奇怪，因为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曾详述英国人在战争中“坚忍不拔的决心”，并告诫德国人对此切不可自欺欺人，“如果我们掉以轻心，必将因此受到严厉打击的惩罚”。难道希特勒被战争开局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忘记了自己曾经的告诫？更大的可能性是，由于认识到这一点，就更促使他一旦将英国卷入战争后，就会采取更为极端的步骤，尽管他内心仍希望英国善于妥协的习惯会最终克服其固执的牛脾气。何况英国政府对外发言人的表态也使他感到即便他有意讲和，也不可能与英国达成立竿见影的妥协。
9月末，波兰的抵抗土崩瓦解，希特勒便打算先向西方发起进攻。当时曾在最高统帅部负责国防部工作的瓦尔利蒙特将军告诉我说：“在波兰战役的最后阶段，我曾造访希特勒在波罗的海边佐波特（Zoppot）的司令部，在那里第一次听到希特勒决心进攻西方。连通知我此事的凯特尔元帅也为之心惊胆战。因为无论在心理上还是行动上，德国军队根本对此毫无准备，更谈不上有什么计划。”9月底，前线军官得知希特勒的意图，并受命筹备作战计划时，他们更是感到忧心忡忡。他们原本以为希特勒会按兵不动，让西方诸国有足够的时间消消火气，掂量一下长期战争的代价。或者让西方向德国前沿进行一次徒劳无益的进攻，从而使其气焰有所收敛。既然德国已经将大部队从波兰转移到西线，也就足以击退英法的进攻。
但是希特勒已经急不可待，他认为必须发起进攻，以保证与比利时毗邻的鲁尔和莱茵工业区的安全。他认为比利时所谓的中立并非出自内心，指出最近比利时在与德国边界接壤处加强了布防，在与法国的交界处却不设防。希特勒引用了有关法国和比利时军方人员秘密会谈的情报，会议谈及让英法军队进入比利时的可能性，强调比德边界须重兵布防。希特勒声称必须先发制人，以免英法军队先行入驻德比边界，威胁鲁尔工业区，“从而将战火直指德国军事工业的中心”。［希特勒的担心不无道理，法军总司令甘末林（Gamelin，Maurice）在9月1日的提议正是这样，法方的档案和甘末林的回忆录对此都有所披露。］
由于上述原因，德国的进攻本来会首先对准比利时，然后指向法国，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希特勒继续说，他无意进攻荷兰，而打算就介于比利时和德国之间的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地带问题与荷兰达成一个政治协议。（但是由于德国空军的建议，到了10月，希特勒又倾向于占领荷兰。）
希特勒的将领同他有着一样的远忧，却没有他对近期立刻行动的自信。他们认为德军的力量尚不足以打败法国。
从人数对比上看，将领们的担忧不无道理。按照惯例来评估，双方力量之悬殊显而易见，德军师团的数量并不具备确保胜利的优势。法国已经动员了110个师，其中85个师用来防备德国（后来增加到101个师）。法国有500万受过军训的人员，还可以组建更多的战斗部队。英国派遣了5个师，还准备派遣更多的部队（后来在冬季又增加了8个师）。比利时可动员23个师。相比之下，德国仅可动用98个师，其中只有62个师进入战备状态，其余的是后备军。预备军装备不整，主要由曾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组成，这些人已经四十出头，若要参战的话还得好好进行训练。而且，德国相当一部分兵力驻扎在东线，负责占领波兰和防备俄国。
经过这般对比，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当时德军高级将领对贸然进攻的前景不看好。希特勒认为坦克飞机这些新的机械化武器可以打败在兵员上占据优势的敌人，但将领们并不这么认为。（而且，贝克将军在1938年备忘录中清楚地表示了对引发另一次世界大战的担忧，将军们对此有着强烈的同感。）
包括伦德施泰特和他的主要智囊布卢门特里特将军，与我交谈过的大多数德国将军均坦然承认他们都未曾预想到进攻会大获全胜。在描述军方高层的主要观点时，布卢门特里特说：“只有希特勒一个人相信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在年轻的将领中有两位与众不同，那就是曼斯坦因和古德里安。他们坚信只要运用新的战术，就可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由于希特勒的支持，他们得以证明自己的观点，从而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西韦特（Siewert，Curt）将军曾于1939年到1941年担任勃劳希契元帅的私人助理，他说在波兰战役之前，从没考虑过向西方开战的任何计划，并向我详述了勃劳希契对希特勒指令的反应，“陆军元帅勃劳希契拼命反对希特勒进攻西方的命令，有关档案文件都可以证明他几度劝诫希特勒不要进攻西方。他亲自会见元首，向他说明进攻西方乃不智之举。当他明白自己无法说服元首时，他便开始考虑辞职。”我问勃劳希契反对的理由。西韦特回答道：“陆军元帅勃劳希契认为德军实力不够，难以攻克法国。并强调如果德国入侵法国，英国就会全面参战。元首对此加以驳斥，勃劳希契便警告说：‘我们已经在上次大战中领教过英国的力量，知道他们有多么厉害。’”
这次争论发生在11月5日。结果希特勒对勃劳希契的反对意见置之不理，下令军队准备在11月12日发起进攻。但是由于气象学家预报天气不好，7日便撤销了进攻命令。进攻日期被延迟到17日，后来又延迟了一次。天时不利让希特勒大为光火，当他得知将军们希望用天气来推迟进攻时，更是火冒三丈。他感到将领们正在寻找任何理由来证明他们的畏战是有道理的。
面对军方高层的普遍质疑，希特勒于11月23日在柏林召开会议，目的是用他的看法来说服大家。我有一份勒里希特将军的陈述，他当时是总参训练部的负责人，后来负责整理1940年战役的经验教训。勒里希特将军说：“元首花了整整两个小时详述战争格局，目的是要说服军方领导，让他们明白进攻西方的必要性。他严词驳斥了勃劳希契此前的种种反对意见。”当晚在与勃劳希契私下会谈时，希特勒重申了他的立场。勃劳希契提交了辞呈，希特勒将辞呈扔到一边，告诉他必须服从命令。
勒里希特还说哈尔德和勃劳希契一样，对进攻持怀疑态度。“两人都强调德军实力不济，这是有可能阻止希特勒贸然出击的唯一理由。希特勒坚持己见，声称他的意志将战胜一切。这次会议后，部队进行了一些新的编整，陆军的实力有所加强。元首就更有理由来驳斥反对派的意见。”（到1940年5月，西线增至130个师。更为重要的是装甲师的数量从原先的6个增至10个。）
希特勒在对军方上层的谈话中表露了他的忧虑，他认为最终的威胁来自苏联，因此必须先摆平西线。但是西方盟国对他的和平建议置之不理，远远地躲藏在防御工事背后，只要他们愿意，随时可以进攻德国。对于这种格局，德国又能忍受多久呢？此刻，德国尚有先发制人的优势，6个月后这样的优势很可能不复存在。“越往后拖对我们越不利。”西线自有令人不安的隐忧。“鲁尔是我们的阿基里斯之踵……如果英法通过比利时和荷兰进军鲁尔，我们将危在旦夕。那将导致德国防线的瘫痪。”只有先发制人才能消解这种威胁。
不过希特勒这时对取胜亦非信心十足。他将进攻描绘为一场“赌博”，是“胜利或毁灭”之间的抉择。而且他以忧郁和先知般的语调来结束这次训诫，“此战将决定我的存亡，如果我的人民蒙受失败，我也决不苟活。”
德国战败后，这份讲稿是在最高司令部的档案里被找到的，并在纽伦堡审判时向法庭出示。但是里面并没有提到这次会谈时反对希特勒的意见，更没有提及由此可能导致希特勒在二战第一个秋季便被推翻的事情。
将领们预感到希特勒将执迷不悟，考虑要采取极端措施。勒里希特告诉我：“勃劳希契和哈尔德曾在陆军总司令部讨论过，如果元首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将德国拖入一场与英法全面对抗的战争，他们将命令西线的军队转而向柏林进军，推翻希特勒和纳粹政权。”
“但是对这次行动至关重要的某人却拒绝合作。此人就是德国国内武装部队总司令弗罗姆（Fromm，Friedrich）。弗罗姆认为如果军队反戈，大多数将士不会响应，因为他们太相信希特勒。弗罗姆所言不虚，他拒绝合作并非是因为喜欢希特勒。他像其他将领一样讨厌纳粹政权，并最终为希特勒所害，不过那是发生在1945年3月的事情。”
勒里希特还说：“即便弗罗姆没有不同意合作，我认为该计划仍会失败。因为德国空军极其崇拜纳粹政权，空军有高射炮，它会粉碎陆军任何倒戈的企图。早先让戈林的空军负责陆军防空力量这一招相当精明，它削弱了陆军的实力。”
弗罗姆对军队反应的估算大致正确。对他拒绝合作而深感不快的将军们也承认这一点。我们知道在二战后期德国遍体鳞伤大势已去之时，德国人仍不愿放弃对希特勒的信任，这也能证实弗罗姆的看法。但是，军方的密谋即便不能马上达到推翻希特勒的目的，也自有其价值。至少它能震惊整个国家，使希特勒进攻法国的计划付诸东流。如果那样的话，欧洲人民就能免受因那次虚幻的胜利所带来劫难。甚至德国人民也能免遭频受空袭和长期战乱之苦。
虽然这次密谋胎死腹中，希特勒还是没能如愿在1939年发起进攻。恶劣的天气比将军们更有力地阻止了希特勒的行动。12月上半月出乎意料的严寒使进攻的计划一拖再拖。于是希特勒决定等到新年再说，便下令圣诞放假。过了圣诞，天气还是不好，但希特勒在1月10日决定于17日发起进攻。
就是在这一天，希特勒出人意料地决定进行干预。德国空降部队总指挥施图登特（Student）将军向我讲述了事件的整个过程：“1月10日，我派遣一位少校作为前往第二航空队的联络官从明斯特（Munster）飞往波恩，任务是与空军商讨进攻方案中一些并不十分重要的细节。但是他随身携带了进攻西线的全部作战方案。冰天雪地，狂风乱作，飞机在莱茵上空迷失了方向，飞向了比利时，并在那里迫降。他来不及烧毁全部重要文件。关键部分文件涵盖了西线进攻方案大体内容，就此落入比利时人手中。德国驻海牙大使馆的空军武官汇报，当天晚上比利时国王与荷兰女王进行了长时间的电话交谈。”
德国人当然没法知道这些文件的确切情况，但他们自然会作出最坏的设想，研究应对的策略。危机当头，与他人的惶恐相比，希特勒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施图登特将军继续说：“观察德国高层领导人对事件的反应颇为有趣。戈林暴跳如雷，希特勒却不慌不忙，平静自若……开始时他想立即发起进攻，有幸的是总算忍而未发。他决定全部抛弃原先的作战方案。这个方案后来被曼斯坦因将军的方案取代。”
这对同盟国来说可谓是极大的不幸，虽然盟国因此可以得到几个月的时间备战，因为德国为了重新制定计划往后推迟了进攻日期，直到5月10日。但德国一发起进攻，就将盟国打得落花流水，法国军队顷刻土崩瓦解，英国军队从敦刻尔克侥幸越海逃脱。一个少校使德国原定的作战计划误入敌手，这一离奇的事故却导致了德军在西线摧枯拉朽连连告捷。
人们自然会问难道这真是一次偶然的事故吗？战后我曾向许多德军将领询问过此事。可以想象，为了取悦于胜利者，作为战俘他们会更乐意声称是自己有意将情报透露出去，让西方有所警惕。可事实是没人这样说，所有人都确信这的确是一次偶然的事故。但是我们知道德国谍报局局长海军上将卡纳里斯（Canaris，Wilhelm）曾采取多种隐蔽的步骤企图挫败希特勒的目的。在春季进攻挪威、荷兰和比利时之前，他曾向这些受威胁的国家发出过一系列警示，只是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我们知道卡纳里斯向来行踪诡秘，难以捉摸。所以说1月10日这一生死攸关的事件仍将是一个悬而未解的历史之谜。
这次空中事故导致德国改变了进攻方案，希特勒由此大大获益，盟国却因此而吃足苦头。整个故事最令人费解的是面对送上门的警示，盟国却无所作为。德国少校携带的文件并没有被完全烧毁，可以清晰地勾勒出进攻方案的纲要，比利时人立马将抄本递交给了法英政府。可是同比利时的军事参谋一样，英法也倾向于认定这是德国人虚张声势的诡计。这样的判断有违常理，德国人不会使出如此愚蠢的诡计，这将致使比利时人提高警惕，并促使他们与英法加强合作！他们完全可能在德国发动进攻之前开放边界，让英法军队进入以加强防御。
更奇怪的是盟国最高指挥部根本没有改变自己的计划，也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以应对德军入侵的可能性，因为如果进攻方案真实可信，德军最高指挥部肯定会对进攻力量的布置有所变更。
最初的进攻方案是以哈尔德将军为首的总参谋部拟定的，其内容与1914年时德军的作战方案大同小异，只是预定目的不如那时远大。进攻重心集中在右翼，由陆军元帅博克指挥的B集团军穿过比利时的平原地带进行突击。陆军元帅伦德施泰特领导的A集团军作为第二步指向阿登高原。陆军元帅莱布（Leeb，Wilhelm Ritter）负责的C集团军在左翼面对法国，其任务只是威胁和牵制在马其诺防线（Maginot Line，一译骑诺防线）一带的法军。博克的麾下有第18师、第6师和第4师，从右到左布阵待命。伦德施泰特麾下有第12师和第16师。莱布麾下为第1师和第7师。更重要的是大部分坦克属于博克部队，伦德施泰特手下一辆也没有，他的任务只是向默兹河进军，掩护博克的左翼。
到1月，伦德施泰特的军力有所加强，分配给他一个装甲军团，计划中的进攻范围也有所延伸，他可以越过默兹河，建立宽阔的前沿阵地，与博克的侧翼连为一线，以便更好地掩护主力部队。这样安排仅仅是对作战方案的局部修正，谈不上彻底改变，进攻的重点还是放在右翼。
现在回头来看十分清楚，如果实施该方案，必将难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因为那将在途中遭遇英国军队和法国装备精良的部队。德军将遭到这些军队的迎头痛击。即使德军突破比利时的防线，那也只能将他们赶到法国北部的防线，那里离他们的后勤供应基地很近。
方案改变的内幕非同寻常，我也是一步步地追踪才渐渐获知真相。从一开始德国将领就十分乐意与我谈论军事问题，他们具有实事求是的军人职业操守。我发现他们大多数人过去都读过我的军事著述，这些人更愿意和我交谈切磋。他们也能直言不讳地议论纳粹领导人物，对他们的胡作非为表露出由衷的厌恶。谈到希特勒，他们一开始往往有所保留。显然不少人曾经受过希特勒的迷惑，对他仍心存畏惧，不愿提及他的名字。直到渐渐确信希特勒已经死了，这种畏惧才真正消退。他们开始比较放松地批评希特勒的行为，伦德施泰特就一直看不惯希特勒的做派。但他们仍然对军方内部的分歧遮遮掩掩，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所以在经过很多次的交谈后，我才得知德军智囊人物打败法国的真相。
新的作战方案出自曼斯坦因将军的灵感，他当时是伦德施泰特元帅的参谋长。他认为原先的方案太直露，过于因循守旧，盟国最高指挥部对这些招数了如指掌。
如原先所料，盟军一旦进入比利时，就会与德军发生正面冲突。用曼斯坦因的话来说：“或许我们可以在比利时打败盟军，也可能占领英吉利海峡地带。但我们的攻势很可能在索姆河受到扼制。战况就会演变成如1914年那样，我们唯一的优势就是占领了英吉利海峡，但没有任何求和的机会。”
该方案另一个缺欠是德军将与英军决战，曼斯坦因认为英国军队比法国军队更难对付。坦克部队是德军取胜的法宝，但按照该方案，德军坦克将穿过虽然比较平坦的田野，但那里河渠纵横，这将造成严重的阻碍，因为胜败所系取决于速度。
有鉴于此，曼斯坦因大胆设想，将进攻的重点转向阿登高原。他认为敌方料不到德军坦克会出现在如此险恶的地带。那里防守不严，有利于德军坦克在战役关键之际迅速挺进。德军坦克一旦在阿登高原出现，便可穿过默兹河，进而席卷法国北部平原，那里的地形适于坦克运动，然后直扑英吉利海峡。
曼斯坦因向我详述了他的作战方案：“我的方案还考虑到另一个方面。我料想法国可能会动用在凡尔登（Verdun）和默兹河与瓦兹河（Oise）之间的后备部队来组织反攻，便建议我方强大的后备军必须先发制人，不仅要在沿埃纳河（Aisne）和索姆河一带构筑坚固的防线，还要断然阻止法国组织任何反攻的企图。这个建议后来为希特勒和陆总所采纳。我感到决不能让法国构筑一条新的防线，否则我们将重蹈1914年的覆辙。”
曼斯坦因在酝酿作战方案时曾及时向古德里安咨询，让后者从坦克战的角度来探讨其方案的可行性，那是在11月。古德里安告诉我：“曼斯坦因问我，坦克是否能够穿过阿登高原，通向色当（Sedan）。他谋划在色当附近突破马其诺防线。这样就能避免与史里芬（Schlieffen）计划雷同，方能出乎敌人的意料。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对那里的地形比较熟悉，在参考了军用地图后，我肯定了曼斯坦因的观点。然后曼斯坦因说服了伦德施泰特将军。12月4日，有关备忘录上呈陆总，陆总拒绝接受曼斯坦因的观点。不过后来曼斯坦因成功地将他的观点告知了希特勒。
总参谋部认为阿登高原不利坦克行进，不适于作为主攻点。很难使他们信服坦克可以在那里作战。若不是坦克专家古德里安的权威论说，恐怕永远说服不了这些人。法国总参谋部也持同样的观点，他们甚至比德国人更顽固不化，结果给法国带来巨大的灾难。(1)瓦尔利蒙特提供了证据链的另一环。他告诉我曼斯坦因是如何向他说明新作战方案的，“大约在1939年12月中旬，我曾造访伦德施泰特在科布伦茨（Coblenz）的司令部。当时大家围着餐桌，我就坐在曼斯坦因的旁边……回到柏林后，我向约德尔将军提及此事，他对曼斯坦因的观点毫无兴趣。然而我相信，正是因为我这次谈话，曼斯坦因的计谋开始得到最高层的注意。”
几个星期后，空降部队一位官员因迷路而将原作战方案落入比利时人手中，德国高层这才开始对曼斯坦因的方案产生强烈的兴趣。正是由于1月10日的“失误”，曼斯坦因的方案才被推向前台。然而希特勒还是不太愿意改变原方案，他怕因此拖延发起进攻的时间。12日，预报天气仍无好转，希特勒也只是将进攻日期“A日”从17日推迟到20日。那已经是第11次延期了。到16日，预报还是说天气不好，情报部门也已确定原作战方案已经落入比利时手中，希特勒这才无限期地延迟进攻日期。
瓦尔利蒙特说：“就是在1月16日这天，希特勒才决定要对原方案的时间和内容作出彻底的改变。即便在这个时候，改变方案主要还是因为迫降事件和有情报说比利时已经于15日下令全面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荷兰的部分地区也已经加强了备战。”
过了一个月后，曼斯坦因的方案才得到希特勒的首肯。约德尔的日记表明，在2月13日，他向希特勒进呈备忘录，提到将军队的重心转向南方。不过他最后的语气又表露出对这种改变不无疑虑：“我提请他注意，向色当进军是一条可供选择的‘秘密通道’，但也可能会在那里陷入战神的手掌。”
最后终于敲定采用新的作战方案，决策的过程比较离奇。曼斯坦因针对勃劳契克和哈尔德的原方案提出新“计谋”的方式令俩人颇为不快。于是他们决定将曼斯坦因调离原岗位，派他去指挥一个步兵军团。远离主渠道，他就不易推介其新方案。但是曼斯坦因被调离一个月后，在1月底，曼斯坦因受到希特勒的亲自召见，便借此机会全面详述了新作战方案。这次会见是由施蒙特（Schmundt，Rudolf）将军一手安排的。施蒙特是希特勒的贴身副官，他十分崇拜曼斯坦因的军事天赋，认为曼斯坦因受到了莫大的委屈。根据他的回忆，15日举行会见后，事情就有了很快的进展。
瓦尔利蒙特说：“几天后，希特勒便要求军队按新方案进行部署。凯特尔和约德尔不得不尽力说服陆军高级将领和总参谋长遵循新的路线。尽管陆军高层极不情愿，但还是批准了新方案。参谋长们奉命贯彻落实，总参谋部的经典案例之一由此诞生。”
曼斯坦因的方案大胆出奇，本当受到希特勒的青睐，可奇怪的是希特勒并没有马上全面接受这个方案。最可信的理由是因为他不愿延迟西线的进攻日期。但希特勒一旦决定推迟进攻日期，采用新方案后，他便立刻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这个方案是他本人设计的。他表扬曼斯坦因只是因为后者与他看法一致！在谈到这次会见情况时，他随口便说：“在与我探讨西线新方案的所有将领中，唯有曼斯坦因最能理解我的意图。”
总参谋部没能认识到新方案的价值，希特勒慧眼识货，迫使总参谋部执行了这一克敌制胜的方案，但希特勒并不以此为满足。与曼斯坦因分享新方案的荣耀有可能降低希特勒作为最高战略制定者的威望，他可不愿这样。再说他不会忘记曼斯坦因曾经是弗里奇将军和贝克将军的得力助手，属于反纳粹的阵营。引人注目的是他对陆总将曼斯坦因边缘化的做法听之任之。
一个提出制胜计谋的将军却无法参与该方案的实施，这实在具有典型的讽刺意味。曼斯坦因善于捕捉机动战的战机，其谋略远远高于总参谋部的其他高级将领。当全新的机动战术行将创造辉煌之际，这样一个良将却被派往指挥步兵，在发起进攻时，只能跑跑龙套，岂非莫大的讽刺。
有幸的是古德里安将军直接参与了进攻方案的实施，他在实战中走得比曼斯坦因方案更远。不过如果当时曼斯坦因仍在伦德施泰特身边的话，古德里安会打得更加得心应手。
古德里安向我讲述了新作战方案进展的情况：“为了检验曼斯坦因方案，2月7日由哈尔德将军负责在科布伦茨举行了一次军事演习。我建议不必等待步兵跟进，由坦克部队独自以最快的速度攻过默兹河。这个建议遭到哈尔德的严厉批评。他认为在战役打响后的第9天或第10天部队才可能有组织地冲过默兹河。”
“由李斯特将军指挥的第十二集团军进行的第二次军事演习也得出否定的结论。李斯特将军主张在装甲部队抵达默兹河后原地待命，等到步兵上来后再渡河。我和十四集团军司令维特斯海姆（Wietersheim，Gustav）将军提出异议。但伦德施泰特最终决定坦克师可以在渡河时打头阵，此外不可有非分之举。那是3月6日。伦德施泰特将军显然尚未充分了解装甲部队的能力。进攻总指挥舍曼斯坦因其谁！”
“3月15日，克莱斯特将军和我，还有伦德施泰特和他部下将领在柏林会见希特勒。每个人陈述自己的工作，发表自己对进攻方式的看法。希特勒问我渡过默兹河占据桥头堡后，我军该如何行动。我说应当继续迅速挺进直指亚眠和英吉利海峡的港口。希特勒点头赞许，没有人反对。”这样古德里安认为到时候他就可以一马当先如愿以偿，将进攻方案付诸实施。他看到了将战略深入的理论付诸实践的可能，决心全力以赴。他的那些谨慎保守的上司可能还会加以阻挠，但此时他们已经无法捆住古德里安将军的手脚了。
在探讨进攻方案时，古德里安始终强调要尽一切可能将重兵部署在阿登高原的突破点。陆总主张在那里部署少量的装甲师，这看似较为保险，其实在部队突破深入时带来的风险更大，会因此而丧失一战制胜的机会。正如古德里安对我所说的：“一两个师难以独立作战，打好战役需要整个装甲军团。集结大量的坦克是装甲部队独立作战的先决条件。1940年我要求集中所有的坦克向英吉利海峡方向进军，顺利地调集大部分坦克，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战略目的。”
德军在阿登高原突袭战中以摧枯拉朽之势大获全胜，这也要归因于法国的作战部署正中德军下怀，正好让德军新的作战方案大展宏图。事实证明让法国受到致命伤的并非通常所谓防守失误或“马其诺防线情结”，而是他们作战方案中的进攻设想。法军将左翼部队深入比利时，正好是让自己被敌方控制，突进的法军陷入困境，重蹈1914年覆辙，当年法军的第十七号作战计划使自己差点遭到灭顶之灾。这次的情况更为险恶，因为敌方是机械化部队而非靠两条腿行军。盟国在左翼突进比利时的军队包括法国的第1师、第7师、第9师和英国远征军，这些部队装备精良，是最先进的机械化部队，他们陷入战场后，法军最高指挥部就失去了可供调度的机动力量，结果受到更严重的惩罚。
德军新方案最大的优点在于盟军越往前进一步，对伦德施泰特在阿登高原的侧翼突破越有利。这在该方案草拟阶段就已经可以预见，伦德施泰特告诉我说：“我们预料盟军会通过比利时和荷兰南部向鲁尔进攻，这样我军先发制人的进攻就会产生反攻的效果，我们就自然而然占得先手。”这个计谋出乎盟国的意料，但还不止于这一步。德军的右翼在比利时和荷兰边界发起进攻，刺激盟军冲进比利时和荷兰，以实施盟国在秋季拟定的D作战方案。博克的突进诱使盟军冲出自己的防守阵地，向前进入开阔地带，使其侧翼和后方暴露在伦德施泰特的迂回突破面前。
希特勒向西方的突袭在朝海的一侧取得了惊人成功。这就像斗牛士的斗篷，吸引了全部注意力，人们因此忽视了阿登高原方面正在进行的突破，其矛头直指法国的心脏。
5月10日凌晨，德国空降兵向荷兰首都和荷兰通信联络中心鹿特丹发起进攻。与此同时德军向其东面100英里的边防前线发动猛攻。前后两边夹攻，加上德国空军的狂轰滥炸，荷兰全国恐慌万状。德国装甲部队乘乱从南侧打开缺口，在第三天就与空降部队在鹿特丹会师。法国第7师匆匆赶来援助，可德军就在它的鼻子底下抄近路到达了目的地。第五天，荷兰就投降了。
德军的突袭强行打开了入侵比利时的大门，撬开门锁的正是空降兵，他们抢占了马斯特里赫特附近横跨艾伯特运河（Albert Canal）的大桥。第二天，装甲部队冲进开阔地带，从侧翼包围列日（Liege）防守森严的桥头堡。当天傍晚比利时军队全线溃败，丢弃了工事坚固的前沿阵地，向西方狼狈逃窜，因为此时盟军正按计划向代尔河一线进军。
德军对荷兰和比利时的正面进攻势不可挡，给人们的印象似乎是投入了重兵。值得注意的是德军并未投入重兵，对荷兰的进攻尤其如此。屈希勒尔（Kuchler）将军率领的第十八军负责进攻荷兰，它的兵力远不如对手，而且沿路河渠交错难攻易守。德军主要依靠空降兵的突袭来掌握主动。不过这支新型的空降部队规模之小出乎人们的意料。
空降部队总司令施图登特将军对我讲了详细情况。“1940年春，我们的伞兵部队总共才4500名受过训练的军人。进攻荷兰要一举获胜必须动用大部分伞兵。于是我们出动了5个营，共4000名伞兵。另外又空运一个师，也就是第二十二师，该师共有12000人。”
“有限的兵力迫使我们将进攻对准两个目标，这两个地方对入侵的成功至关重要。由我直接指挥的主攻点是鹿特丹、多德雷赫特（Dordrecht）和穆尔代克（Moerdijk）的桥梁，从这些桥延伸的大路向南通往莱茵河。我们的任务是在荷兰人将这些大桥炸毁之前占领它们，等待地面机动部队的到来。我的部队有四个伞兵营和一个由三个营组成的空运团。我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仅仅伤亡180人。我们可输不起，如果我们没能完成任务，整个入侵将以失败告终。”施图登特将军本人也是伤亡人员之一，他的头部被狙击手的子弹打伤，离开战场养伤花了8个月。
“第二个进攻目标是海牙。目的是占领荷兰的首都，尤其是要占领荷兰政府的办公机构，由施波内克（Sponeck，Count Hans Von）将军负责指挥，他的部队只有一个伞兵营和两个空运团。进攻没有成功，我军伤亡数百，还有许多人成为俘虏。”
施图登特将军被释放后向我透露了更多的详情。他告诉我，5月2日他和施波内克突然被召回柏林会见希特勒。“我们是最早得知西线进攻日的司令员，希特勒事先就告诉我们打算在5月6日发起进攻。由于天气因素后来改为5月10日。”施图登特将军还提到在会见时希特勒特意关照他们“要保证不可伤害荷兰女王和王室成员。”希特勒最后说：“女王威廉敏娜（Wilhelmina）深得荷兰人民和全世界的爱戴，只要不伤害女王，一切后果由我负责！”
与装甲部队的迅速突进不同，空降兵的突袭完全是来自希特勒的灵感，虽然施图登特将军的想象力也足以与希特勒相匹配，而且也是空降突袭的积极执行者。但施图登特将军坦然承认大多数空降突袭的方案均出于希特勒的亲自谋划。此前希特勒还策划过两次空降突袭方案，只是没有实行罢了。第一次是计划让空降兵占领比利时根特（Ghent）西南的“国家防御堡垒”，从而切断前方比利时军队的退路。
希特勒亲自拟定了这个计划。该计划吸取了1914年的教训，当时比利时军队凭借着坚固的防御工事顺利撤退，使盟军的防线延伸到海岸。10月底，希特勒将这个任务交给我，并花了不少时间和我探讨如何实施和如何取胜。然后我将计划进行细化……要实施这个计划困难不少，但我相信能够成功。一个远离敌方前沿、工事坚固的阵地不再有守军掌握，而是被敌军占领，这在军事史上将是史无前例的。
圣诞前几天施图登特接到新的命令。让他拟定另一个备用方案，该方案的目的是占领位于那慕尔（Namur）和迪南（Dinant）之间默兹河上的桥头堡，为克卢格的第四军打开通道。在总攻开始之前，两个空降突袭方案都备案待用。
空中事故导致泄密之后，整个进攻方案全部改变。装甲部队的主攻方向转为朝南，空降部队的主攻方向则转而朝北，对准“堡垒般的荷兰”。
施图登特将军告诉我，为了完成突袭荷兰这个重要任务，仅给进攻比利时的部队分派了500名伞兵。这些空降兵要占领艾伯特运河上的两座大桥和埃本·埃马尔（Eben Emael）要塞，这是比利时武器装备最先进的要塞，它确保了侧翼水上防线的安全。那支空降特遣部队规模虽小，却改变了整个格局。因为要接近比利时边界须先通过荷兰边界上那块凸出的地带，也就是所谓的“马斯特里赫特盲肠”（Maastricht Appendix）。而德军一旦经过荷兰边界，比利时前线艾伯特运河桥梁上的守军就有充分的时间得到警报，他们可以在德军地面部队通过15英里狭长地带之前就炸毁那些桥梁。空降兵在夜幕下悄无声息地从天而降等于开辟了一条新捷径，这也是确保那些大桥要道安然无恙的唯一方法。
入侵比利时的空降兵规模极小，离奇的是当时有关报道却说数千德国伞兵空投到比利时几十个地点。施图登特告诉我其中的奥秘。他说由于兵力有限，就在比利时各地空投了许多伞兵模型来迷惑敌方。加上谣诼纷传夸大了进攻人数，这个诡计极为成功。
施图登特接着说：
艾伯特运河这步险棋也是希特勒亲自谋划的，此人足智多谋，这一招堪称一绝。他召见我，向我征求意见。我考虑了整整一天，肯定此计可行，受命着手准备。我任命上校科赫（Koch）指挥500名伞兵。能征善战的第六军司令赖歇瑙将军和他的参谋长弗里德里希·保卢斯（Paulus，Friedrich）将军都认为这个方案风险太大，感到信心不足。
突袭埃本·埃马尔要塞的任务是由维齐希（Witzig）中尉带领78名伞兵组成的微型特遣队完成的。阵亡仅6人。这支微型特遣队出其不意地降落在要塞的屋顶上，制服了那里的空防人员，用新发明的烈性炸药炸毁了所有的炮楼和工事。这种炸药以前一直是保密的。
这种新型炸药的威力堪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42公分榴弹炮，这种榴弹炮曾将列日的碉堡和法国坚固的工事炸得粉碎。对埃本·埃马尔要塞的突袭就是靠这种新型武器，而将这种炸药悄悄运往目的地的则是另一种新型武器——货运滑翔机。
维齐希中尉的特遣队在屋顶上将1200名守军牢牢控制了24个小时，直到我们的地面部队到达。
值得注意的是在比利时和荷兰战区，只有那些遭到伞兵突袭的桥梁没有被守军炸毁，其余的桥梁都按原先计划遭到彻底破坏。
贝希托尔斯海姆（Bechtolsheim）将军向我讲述了入侵的全过程，他是负责主攻的第六军司令赖歇瑙的手下干将。战前他曾出任德国驻伦敦大使馆的武官，我和他是老相识。
第六军的主力冲过马斯特里赫特，直趋布鲁塞尔，其右翼从鲁尔蒙德（Roermond）出发，经过蒂伦豪特（Turnhout）攻向梅赫伦（Malines），其左翼从亚琛（Aachen）出发，经过列日，直趋那穆尔。在战役的第一阶段，马斯特里赫特至关重要，或者更正确地说，马斯特里赫特西面艾伯特运河上的两座大桥是事关生死的要地。滑翔机将士兵运到西岸，在大桥可能被炸毁之前占领了它们。占领埃本·埃马尔要塞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只是不如前者那么迅速。第一天最令人遗憾的是马斯特里赫特地区默兹河上的桥梁被荷兰人炸毁了，这一来就使支援占领艾伯特运河地区空降兵的部队难以及时赶到。
不过默兹河上刚架起浮桥，赫普纳（Hoeppner，Erich）将军就率领第十六装甲军团迅速冲过河，向纵深进军。只是他深入的距离有点太远，只有一座桥可以通过，那里就成了一个瓶颈。一旦通过这个瓶颈，军队就能迅速扑向尼韦勒（Nivelles）。进军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www.xing528.com)
最初的方案并没准备进攻列日，而是打算绕过这个防备森严的城市。左翼在北方作掩护，第四军的右翼负责南边。但是实战时我们的左翼直扑列日，没遭遇到什么强烈的抵抗就从后面冲进了城。
我军主力部队向西挺进，在代尔河（Dyle）一线与英国军队有过接触。我方暂时停止进军，集结部队准备进攻，与此同时从南方迂回进击，但是我军还没充分展开，英军就败退到了安特卫普。
在向布鲁塞尔进攻的过程中，我军一直准备盟军会在安特卫普向我右翼发起反攻。
与此同时，我方第十六装甲军团在南侧一路猛攻。他们在汉纳特（Hannut）和让布卢（Gembloux）与法国机械化骑兵军团交战。起初我方坦克数量不如对方，但是法国的坦克部队行动消极，从而丧失了优势。他们的驻足不前致使赫普纳军团其余的部队有时间赶到战场。到14日，我方在让布卢之战中开始占有优势。可是我们没能抓住机会一举获胜，因为赫普纳的部队又被召回，去增援在阿登高原已为我军占领的默兹河南的突破口。最高指挥部的这个决定让第六军在让布卢没有任何装甲部队可供调遣。
这个命令引起极大的不满，赖歇瑙发出强烈抗议。但是总攻的得失高于一切，他必须服从大局。第六军表现出色，它成功地吸引了法国最高指挥部的注意力，使他们忽略了在阿登高原正在形成的更大的威胁。在那些生死攸关的日子里，第六军牵制了盟军左翼的机械化部队。到13日那天，伦德施泰特装甲部队的前锋渡过默兹河，包围色当，冲进了法国北方绵延起伏的旷野。当德军从色当如潮水般地涌入时，法国统帅甘末林急忙打算调动其左翼的机械化部队加以阻挡，但他被告知机械化部队都被困在让布卢出不来了。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削减赖歇瑙部队的攻击力也就显得合情合理了，因为在伦德施泰特的大网尚未撒到法国的后方时，硬逼盟军的右翼迅速后撤决非上策。
赖歇瑙的装甲部队被调走前，对他的空中支持就已经削减了。贝希托尔斯海姆说：“进攻的第一阶段，在渡过让布卢附近的默兹河和艾伯特运河时，空军给第六军以强有力的空中支持。但是轰炸机很快便被调集到南方攻击色当附近的默兹河渡口。”我问贝希托尔斯海姆英国远征军向代尔河进军时没有遭到空中的轰炸，是否是有意引诱它向前。他回答道：“至少第六军司令部没有这个意图，但也可能是上级部门的安排。”
伦德施泰特的军队从阿登高原突破，向英吉利海峡迅速进军，盟军的右翼全部陷入困境。在讲述此战役之前，有必要先提一下贝希托尔斯海姆有关第六军作战概述，第六军接着便向后来从代尔防线迟迟撤退的盟军发起追击。
这时，我们进攻的轴心直指里尔（Lille），我军右翼向根特进发，左翼指向蒙斯（Mons）和孔代（Conde）。在斯凯尔特河（Scheldt）首次与英军打了一场恶战。本想往北迂回包围里尔，但是陆总下令将重点放在另一侧，以声援克卢格将军的第四军。第四军位于伦德施泰特集团军的右翼，此时他们正在鲁贝和康布雷（Roubaix-Cambrai）一带与盟军大战。我们第四军在图尔奈（Tournai）打了一场恶战，没能成功地突破英军的防线。
从康布雷传来了好消息，赖歇瑙将军终于说服陆总同意他的方案，从里尔北向迂回，直奔伊普尔（Ypres）。十一集团军以强有力的攻势在科特赖克（Courtrai）附近的利斯河（Lys）突破比利时军的防线。我们随即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直扑鲁莱斯（Roulers）和伊普尔。最终第六军彻底摆平了比利时军队。
“5月27日，从十一军方面传来消息，一位比利时将军来到德军司令部商谈停战事宜。此事上呈最高统帅部后，上面下令比利时必须无条件投降。”比利时人认输投降，第二天一早就放下了武器。“第二天，我在布鲁日（Bruges）召见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Leopold），他不太愿意到莱肯（Laeken）的城堡过幽禁的生活，他希望能到自己的乡间寓所去。我将他的要求汇报上去，但是没有被批准。”
我问贝希托尔斯海姆他是否认为比利时军队本可以抵抗更长的时间。他答道：“我看可以，因为比利时的军队损失并不严重。可当我驱车从排成长列的比利时军队前经过时，我发现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显得很轻松，因为战争已经结束了。”
我提的另一个问题是此时有没有得到英军正准备撤退的消息。他说：“有报告说大量船只正在向敦刻尔克集结，我们因此猜测他们可能会从那里撤退。此前我们预测英军会向南退却。”
总结这次简短的战役，他认为：“我们遇到唯一真正的困难是穿过纵横密布的河渠，而不是比利时军的抵抗。第十六装甲军团被调离时带走了许多造桥的工兵，以致我们后来推进时困难重重。”
他还列举了这次战役的四大教训：
首先，最大的教训是在实战中必须加强空军和陆军的联络配合。这在马斯特里赫特和色当的主战场做得不错。但并不是所有的战役都配合得这么好。在马斯特里赫特之战中，里希特霍芬（Richthofen）的斯图卡式（Stukas）俯冲轰炸机给第六军以有力的支持。但随后这些轰炸机便被派往色当去增援克莱斯特将军的进攻。空军必须与地面部队紧密配合，及时出击，这需要极大的灵活性。
第二，实战证明，在装甲部队被调离后，没有坦克的支持仍可由步兵发起进攻，这是因为步兵受过良好的训练，善于控制火力，精通突破深入的战术。大面积的威慑可以为集中突进打开缺口创造条件。
第三，当双方的坦克数量相当，又没有腾挪的空间，战斗就会陷入僵局。
第四，部队在进军时与敌交战必须要灵活机动。
5月10日凌晨，前所未有的大量坦克集结在卢森堡公国（Luxembourg）边界对面，它们如箭在弦上，准备冲过卢森堡、比利时直趋70英里外色当附近的法国边界。攻击部队由三个装甲集团军组成，它们构成三个方阵，分为三个梯队，前面两个是装甲师，第三梯队为机械化步兵师。德国首屈一指的坦克专家古德里安将军负责指挥坦克部队，克莱斯特将军统领全军。
布卢门特里特将军描述道：“三个梯队相互尾随紧密配合，犹如一个巨型的方阵。”装甲战车的队列从头到尾可长达100多英里，在莱茵以东的50英里内布满了军队。克莱斯特将军也对我作过形象的描述：“如果装甲部队行进在一条道上，那么如果它的头在特里尔（Trier），它的尾巴就可以拖到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Koenigsberg）。”
霍特（Hoth，Hermann）将军率领的一个独立装甲军团在克莱斯特集团军的右面，准备冲过阿登高原北部，直逼位于纪韦（Givet）和迪南之间的默兹河一带。
不过这些装甲部队组成的方阵只是集结在德国边界准备攻入阿登高原的大部队中的一小部分。按照布卢门特里特将军的说法：“A集团军已经有兵种齐全的86个师在窄而深的边界地带集结待命。”(2)他继续说：“从战术意义上看，穿越阿登高原不能算是一场真正的战役，而是一次逼近敌方的大进军。在筹备时我们就预计在抵达默兹河之前，不太可能遇到强有力的抵抗。后来证明这个预计正确无误。我们在卢森堡公国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只是在比利时的卢森堡省遇到轻微的抵抗，碰到过一些阿登轻骑兵（Chasseurs Ardennais）和法国的骑兵师。这些抵抗微不足道，一攻即破。”
主要的问题不是在战术上，而是在行政后勤方面，如行军中各种复杂的情况和供应的安排等等。关键是要充分利用所有可通行的大路和小道。在地图上制定行军路线要尽最大可能做到精确无误，要规定好前进时的章程，对来自陆路或空中的干预要有事先的准备。装甲师走大路，步兵师大多走分散的田野小路。参谋部最棘手的工作是要为连续出发的装甲部队制定出精准的出发路线，每个师行进的起点和终点都规定得精确无误。山路崎岖难行，林木纵横交错，地形十分险恶。大路的表面看似不错，其实陡峭不平，时常忽高忽低，弯弯曲曲。最糟的事情还在后面，当这些密集的坦克和步兵通过默兹河时，那里的河谷非常陡峭，致使进军部队步履维艰吃足苦头。
胜利的机会取决于进军的速度，克莱斯特的部队可以迅速冲过阿登高原，渡过色当附近的默兹河。只有过了河，他们的坦克才有用武之地。他们必须尽快渡河，否则一旦法国人明白过来，就会集结后备部队阻止他们过河。但是德国空军的照片显示在色当附近的河岸上有一个很大的桥头堡，上面工事坚固。有不少人原先就对希特勒—曼斯坦因作战方案有所质疑，这一来那些人的怀疑更是有增无减了。他们认为坦克无法冲破那些坚固的工事，要拿下那个桥头堡至少得好几天。
在进攻开始前的某一天，这些照片交给了一位擅长解读空中照片的奥地利军官，他果然独具慧眼，指出照片显示的法国防御工事刚刚动工不久，还没完工呢。他的报告立马被送到克莱斯特将军手中，德军的疑惧心理顿时烟消云散。克莱斯特将军十分清楚他必须让装甲部队和步兵同时推进，而不必等步兵清除前进障碍后再行动。向默兹河的进军就像一场赛跑，而不像一次通常意义上的军事行动。
虽然只是险胜，赛跑终于赢了。如果守军能够按照预先的计划破坏部分交通要道，以此来阻挡德军的前进，此战很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比利时人破坏了许多道路，致使我军的前进受到很大的延误。”古德里安曾经这么说过。
然而，幸运往往眷顾大胆者，却会严惩反应迟钝、战术陈旧的一方。古德里安向我描绘了先头部队进攻的情况：
我们一举冲破比利时的卢森堡边界防线，那里防守单薄，守军只是一些阿登轻骑兵。随后我们在讷沙托（Neufchateau）与驻守在防御工事内的法国轻骑兵打了一场遭遇战。在坦克师面前，这些轻骑兵根本不堪一击！他们被驱散后，在我军坦克的穷追猛打下逃往瑟穆瓦河边（Semois）的布永（Bouillon）。他们企图守住布永，炸毁了通往布永防区的桥梁。但是第二天，也就是5月12日，德军第一装甲师攻克了布永。法国人随后沿着国界组成新的防线，那里原来就备有铁丝网路障和混凝土碉堡。这是通往默兹河的最后一道障碍，可在同一天就被我追击部队攻破。如果法军在那里有更多的守军，就不会这么轻易地一攻即破。那里的法国守军缺乏足够的反坦克武器和地雷。
如果敌方在瑟穆瓦河谷或边界前沿组织好有效的防御，德军就难以如此进军神速。盟军的密集轰炸也能阻延我们的进军。但是我看一开始盟军并没有认识到德军的进攻会对他们构成致命的打击。
在这个阶段，如果盟军的装甲部队对德军的侧翼发动反攻，很可能会影响到德军高层的决策，从而使这次进军止步不前。即便没有发动反攻，德军也曾一度对克莱斯特左翼可能遭到来自蒙梅迪（Montmedy）的进攻而感到惊慌。古德里安在谈到这一点时说：“5月11日，克莱斯特得到情报，说是法国机动部队正从蒙梅迪向我军挺进。他马上下令让我的左翼第十装甲师停止前进，准备调头抗击法军。如果我服从这个命令，我们就不可能攻克色当，尽早突破法国的防线。于是我命令第十装甲师师长沙尔（Schaal）将军沿着先前的路线以北几英里处继续向色当进军。与此同时，我要求克莱斯特派维特斯海姆的装甲军团和随我军进攻的步兵加强我的右翼。”
盟军可能在侧翼进行反攻，还有其他各种潜在的危险，伦德施泰特和布卢门特里特并不讳言当时他们的这些恐惧。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布卢门特里特对我说：“当时我们很害怕盟国的空军，德军成群结队，如果你们前来轰炸，肯定会引起可怕的混乱。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我军曾堵在瑟穆瓦河达24小时之久。军官要在飞机上才可能发现并解决这个问题。（古德里安的第一装甲师虽然已经通过，他在右翼的第二装甲师却滞留在那里。）我们部队才组建不久，行军作战并不如1914年时的德军那么训练有素。不过法英的空中威胁并没有显示多少作用。这是第一大奇迹！”
布卢门特里特也详述了法国在防守上所犯的错误，指出他们防御不力。
敌方本来有几个月的时间在默兹河集结兵力。至少他们可以在那里构筑一些野外工事使马其诺防线得到有效的延伸。这样的话，一旦德军越过边界，他们便可以在同一时间进入防御工事，在那里静静地等待三到四天，以逸待劳，迎战德军。我们设想法国人会那么干，准备在默兹河进行一场恶战。我们以为法军的防御工作会准备得十分充分，并能得到炮火的支援。
针对这个设想，我们也拟定了一个应对的方案。该方案准备先让步兵团进攻默兹河，打开一个缺口后，再让装甲兵团随即通过。但这样得花将近一个星期时间。因为必须先调步兵上来排兵布阵，还有诸多的准备工作。进攻之前，所有的大炮必须赶往阵地，还要备足火药炮弹。
接着又发生了第二大奇迹。得知装甲师已经抵达色当北面默兹河岸边高地上的密林后，我和克莱斯特驱车前往察看，集团军司令伦德施泰特将军也亲临现场。我们一起驱车来到默兹河畔，装甲部队的工兵已经开始在那里造桥。默兹河西岸的混凝土炮台造型滑稽，规模很小，里面不时传出法国机枪稀稀拉拉的发射声。我们简直难以相信这个奇迹，还以为那是法国人的诡计。可我们所担忧的默兹河边顽强的抵抗事实上并不存在，那里的防御力量非常单薄。于是我们的坦克便争先恐后地过河了。
德军高层曾对这次进攻持谨慎和怀疑的态度，根据一般的战争经验，他们的这种反应也情有可原。轻敌自大通常不是取胜之道。但在这个战例中，法国方面仍死抱步兵时代的观念，而德军参战的将帅却已经具有坦克时代的观念，两相较量就产生了惊人的、具有决定性的结果。然而，若不是古德里安将军亲临战场，没有他自始至终对此战强有力的影响，德军能否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也是令人怀疑的。
克莱斯特将军对我谈了他本人对此战的看法：
我的先头部队横越阿登高原之后，于5月12日跨过法国边界。那天早上，元首的副官施蒙特来了，他问我是愿意立刻继续前进，进攻默兹河，还是原地待命，让步兵团先上。我决定抓住时机马上行动。施蒙特将军便说，明天，也就是13日，元首授权将德国空军包括里希特霍芬空中军团和俯冲式轰炸机全部归我指挥。当时我的指挥部在贝尔特里（Bertrix）附近，施佩勒尔（Sperrle，Hugo）将军为此事特意飞来见我，12日傍晚，我们共同敲定了此次行动的具体安排。
就在那一天，我的先头部队已经冲过了默兹河以北茂密的森林地带，抵达河的南端，与对面隔岸相望。当晚，增援部队也上来了，准备强攻。13日早上，装甲师的步兵团也来到河边。下午，空军上千架飞机出现在天空。古德里安将军的部队在色当附近成功渡河。赖因哈特（Reinhardt，Georg-Hans）将军的部队在蒙丹梅（Montherme）附近渡河。蒙丹梅那里地势险要，河岸十分陡峭，进军相当艰难。
守军的抵抗并不厉害，真是幸运，因为我的炮弹仅剩50组了，而运送弹药的部队被堵在通过阿登高原的路上。到13日晚上，古德里安的军团已经在默兹河对岸建起了强大的桥头堡。步兵的先头部队直到14日才赶到。（古德里安说，步兵是在15日之后才赶到的。）
我向克莱斯特将军询问法国方面防守的情况。他答道：“沿着默兹河的防守并不十分严密，有一些碉堡，但没能配备与之相当的武器装备。如果法国军队在那里配备了反坦克炮，我们就不得不正视它了。因为我们大部分坦克都是早期的马克1型，这种坦克不经打！防守在那里的法军装备不整，战斗力较低。好多次在遭到我军的空袭和炮火轰炸不久，他们就放弃战斗了。”
法军4个由老兵组成的二级后备师驻守着40英里长的防线。他们布阵稀松，连最基本的反坦克炮也没有，也没配备防空高射炮。德军强行渡河时，先派出成群结队的飞机狂轰滥炸，坦克接着蜂拥而来，无怪乎那些不堪一击的法国步兵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了。
古德里安将军对色当突破的描述更为详尽，他也为克莱斯特将军的一些说法提供了言之有据的例证。“克莱斯特将军和施佩勒尔将军拟定了作战计划，其中有关空军和我的坦克之间配合却难以实施，有幸的是我和勒尔策（Loerzer）将军制定的方案没被他们否决。我们的方案拟定从进攻开始到入夜，不断地对法军的炮兵阵地进行俯冲式轰炸。克莱斯特将军却突然下令进行短时间的集中轰炸。我的计划是要将法国炮兵压在防空掩体内，直到天黑。如果照克莱斯特的命令办，空中威胁最多只能持续20分钟。法国炮兵就能回过神来，在我军渡河时进行炮击。”在色当战区，德军投入了12个空军轰炸机中队。
古德里安说，当时他的第二装甲师滞留在瑟穆瓦河边，他本来宁可等3个装甲师全部到齐后，在14日再发动进攻，但是克莱斯特下令当天下午就动手。进攻的重点集中在色当西面到圣芒日（St.Menges）之间一个半英里左右的默兹河上。由第一装甲师担任主攻，党卫军的机械化“大德意志军团”为助攻。这时第十装甲师已经抵达色当以东巴泽耶（Bazeilles）附近的默兹河畔，正在发起进攻。但是古德里安将他的火力集中在第一装甲师的主攻方向，准备在下午2时先开始轰炸。他发现对方的抵抗并不十分强烈，于是便将A.A.军团88毫米的大炮调到河岸边，直接向对岸进行近距离的轰击，炸毁敌方在先行轰炸中幸存下来的混凝土碉堡。
古德里安选择的突破口为进攻打开了一条完美的通道。在那里默兹河向北急转弯流向圣芒日，然后又朝南转，形成一个口袋状的凸角。北岸的高地上丛林密布，可以掩护进攻的准备工作，也有利于架设大炮，瞄准目标。我曾亲临现场，发现在圣芒日附近可以俯瞰这个口袋状的凸角，穿过马尔费森林（Bois de Marfée）的高地则从背后构成了一道屏障。
下午4时，突袭开始。装甲师的步兵用橡皮艇和木筏强行渡河，迅速控制渡口，将一些轻型的军车运送过河。部队很快便占领了河湾的凸角地带，进而攻克马尔费森林和南部的高地。到午夜时分，先头部队已经深入5英里，与此同时工兵在色当和圣芒日之间的格莱尔（Glaire）架起了一座桥，德军坦克蜂拥而入。
即便如此，在14日那天德军仍未能完全站稳脚跟，只有一个师成功渡河，只有一座桥梁可以让增援和给养通过。盟军的飞机猛轰这座桥，德国空军的主力被调往别处后，盟国的空军一度占了上风。但是古德里安的A.A.军团在桥上布下了一个强大的火力网，盟军的飞机损失惨重，无功而返。在中午之前，法军并没在地面上组织强有力的反攻。此后，古德里安的军力得到补充，他也不怕法国人发动反攻了。下午，当反攻的压力有所减轻时，古德里安的军队向右急转，第一和第二装甲师向西挺进，第十装甲师攻占朝南的阵地，成为向西挺进的大部队的侧翼。出其不意的转向，使德军的先头部队拿下了阿登运河上两座完好无损的大桥。夜幕降临之时，他的部队已经在10英里的纵深地带建立了前沿阵地。
15日一早，古德里安又开始向西突进。第一装甲师一度遭到有力的阻击，于是它便向北迂回，寻找防守薄弱的突破点。在与第二装甲师会合后，他们一举攻破普克斯-泰隆（Poix-Terron），随后便扩大突破口，再向南从背后进攻曾经阻击他们的法军。法军的后防线顷刻崩溃，通往西线的道路就此洞开。此后在前往英吉利海峡的进军中再也没有遇到任何有力的抵抗。
然而，这天晚上古德里安却如坐针毡，不是因为敌人的抵抗，而是“装甲部队最高司令部下令部队暂停前进，原地待命。我实在不愿也根本无法接受这个命令，因为那将使我们的突袭前功尽弃。我给装甲军团的总参谋长蔡茨勒打电话，但无济于事。于是我就直接致电克莱斯特将军，要求取消这个命令。谈话进行得相当激烈，我们交换了各自的看法……克莱斯特终于同意在后24小时内我的装甲部队可以继续前进，巩固已经占领的地区，并扩大战果，让步兵紧随其后。”
古德里安充分利用了这次好不容易争来的机会，装甲师终于可以行动自如了。古德里安西进的三个装甲师和赖因哈特将军从蒙丹梅隘口过来的两个师，以及霍特将军从迪南附近赶来的两个师会合。大部队横扫万里，法国的防御全线崩溃。到16日晚，西线的进攻深入50英里之远，德军到达瓦兹河，直指英吉利海峡。然而急速前进的部队又一次被踩了刹车——踩刹车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的上司。
默兹河竟被如此轻易地攻克，德军高级指挥官无不感到惊讶，简直不敢相信会有这么幸运。更让他们感到惊讶的是居然没有遇到像样的反击。古德里安曾经担心在突破阿登高原时，部队的左翼会受到猛攻。“我在战前就认识甘末林，我力图猜测他的心思，料想他会让后备军从凡尔登向侧翼运动。我们估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可以动用30到40个师，但并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希特勒也有同样的担忧。结果他就下令暂停进军。这是他第一次插手干预，第二次干预的后果更加严重。西韦特（Siewert，Curt）从陆总的角度讲述了希特勒第一次干预的情况，“元首唯恐法军主力向西进攻，他希望等到步兵大部队到达，在埃纳河沿线对侧翼形成保障后，再发起进攻。”勒里希特当时担任陆总和第十二军司令部之间的联络官，他的表述更为清晰：“跟随克莱斯特装甲部队前进的第十二军渡过默兹河后正向西迂回，直奔英吉利海峡，突然接到命令要他们向南朝埃纳河方向迂回。魏克斯（Weichs）的第二军上来作为步兵后盾，跟随向海峡进军的部队。我当时认为这个命令是极大的错误，它会浪费两天时间。最好让第二军向埃纳河迂回，第十二军则继续作为装甲部队的后盾向海峡进发。”
然而克莱斯特则持如下的看法：“我的部队其实只是停了一天。接到命令时，我们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吉斯（Guise）和拉费尔（La Fere）之间的瓦兹河。有人告诉我命令直接来自元首，不过我认为这个命令还不至于直接导致让第二军取代第十二军来作为我们的后援。主要因为元首担心我军的左翼遭到反击。形势明朗之前，他并不在乎我们向纵深进军。”
古德里安的陈述更说明问题，他身处前线，认为犹豫不决的并非希特勒一个人。“5月16日大捷之后，我根本没有想到上级部门还会持原来的观点，即满足于在默兹河对岸建立前沿阵地，然后等待步兵军团的到来。我希望立即乘胜进军，突破之后就直扑英吉利海峡。我曾向希特勒详细讲述过这个观点。希特勒同意了曼斯坦因将军大胆的方案，对我深入敌方的建议也无异议，很难想象他会变得胆怯，下令让部队立刻暂时停止前进。不过，我犯了个大错，第二天一早，事情就变得明朗了。”
“17日一早，装甲部队总指挥部通知我停止进军，早上7时在机场等待会见克莱斯特将军。他准时到达，一见面就指责我无视最高指挥部的安排。”古德里安坚持认为自己贯彻了作战方案的精神，强调如果停止前进就会失去主动，功亏一篑。“我要求解除我的职务。克莱斯特将军略显吃惊，然后便点头同意，让我准备向接班的指挥官移交权力。”
但是集团军司令部在商讨之后，又命令古德里安暂不离职，等候跟随装甲部队之后的第十二军司令李斯特将军的到达。李斯特到达后，古德里安向他汇报了整个事情。“他以伦德施泰特将军的名义废止了将我撤职的命令。并向我解释，暂停前进的命令来自最高层，必须服从。但是他理解我要求继续进军的理由，并代表军团同意我展开强有力的军事侦察。”
在古德里安看来，“强有力的军事侦察”这句话的含意富有弹性，在第十二步兵军团于埃纳河一带形成强大的侧翼之前，他可以有两天时间采取攻势，全速向英吉利海峡推进。在此战的初期，德军已经赢得了很多时间，攻克了敌方许多据点，所以在瓦兹河的暂停并没有对德军产生严重的后果。不过毕竟暴露了德军在时间把握上存在重大分歧。新派与老派之间的思想鸿沟要比德法两国之间的差距更大。
甘末林在二战结束时谈到德军渡过默兹河的战略应用时说：“这是一场出色的运动战。但事先是否就完全预见战事将如此发展呢？我看未必。正如拿破仑当年也不曾完全预见耶拿（Jena）之战的过程。毛奇（Moltke）也没能完全料到1870年色当之战的结果。这是随机应变的杰作。它显示了一个指挥官灵活多变的作战能力，他善于组织军队快速行动，而坦克、飞机和无线电更使他如虎添翼。没有动用大部队就能拿下决定性的战役，这或许是首开先例吧。”
根据前线指挥官乔治斯（Georges）将军的说法，按照比利时卢森堡省的阻击方案，本来很可能让德军“拖后4天”才能到默兹河。法国总参谋长杜芒克（Doumenc）将军说：“我们自以为敌方会照我方的预料行事。我们以为德军要等大部分步兵上来后才会试图渡过默兹河，这样他们至少需要5到6天时间，我们就会有足够的时间收复失地。”
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军方的预料与“山的那一边”的德军上层的想法何其相似。法国军事领导的运筹决策自有其理由，他们对德军进攻的基本预想也不无道理，尤其是在战斗打响后情况更为明显。但是他们忽略了这个人的因素——古德里安。古德里安将军深谙装甲部队独立作战纵深突破战术，对这种战术的可行性深信不疑。法国军方高层以为德国将领无不对上司唯命是从，古德里安则偏偏不唯上，以他的特立独行使法国人一再失算。古德里安和他的坦克兵带领着德军勇往直前，取得了历史上最辉煌的战果。
随着战役的深入，时间因素显得越发重要。法国的反攻一再贻误战机，就是因为他们的时间观念跟不上战局的进展，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德国坦克的行进速度要比德军最高指挥部快得多。
德军高层的不安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他们的指挥部远离前线。法国在默兹河防线的迅速崩溃，又没能组织有效的反攻，胜利似乎来得太容易了，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战事的发展证明了德军高层的错误估计，但并没能驱散他们心中的恐惧。机械化部队的闪电战一举打垮了法军，因为他们无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难以适应这种战术。希特勒下令德军暂停进攻，使法军得到片刻的喘息机会，但处于瘫痪的法军仍难以由此获利。
渡过默兹河，德军向西挺进，一路上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坦克沿着敞开的走廊轰隆向前，将盟军在比利时的左翼抛在后面。军事评论员将所谓“凸出地带战役”描绘得活龙活现，那纯属子虚乌有，事实上只是一路顺风的前行。侧翼部队偶尔会受到一些零星和随意的攻击。第一次是在色当以南的斯敦尼（Stonne），法军的第三装甲师一度阻击德军，但很快就被击退，因为它的侧翼受到德军重创。第二次是在拉昂（Laon）附近，发起阻击的是戴高乐将军新组建的第四装甲师。克莱斯特评论道：“并不像外界所大肆渲染的那样，这次阻击并没有给我军带来多大的麻烦。古德里安没告诉我，就自己解决了，我是第二天才得知此事的。”至于法国另外两个装甲师，第一装甲师耗尽了汽油，束手无策地被德军包围，第二装甲师则被派去分散驻守各个桥梁而实力殆尽。
德国的装甲部队在瓦兹河稍作停顿后便向西挺进，他们前进的速度是如此之快，敌方完全乱了套。克莱斯特举例说：“在前往海边的途中，一个参谋递上一份从法国电台截获的消息，内容是法国驻守默兹河的第六军司令已经被解职，任命吉劳德（Giraud）将军负责处理该地战事。我还在看电报，手下人带了一个英俊的法国军官进来。那人自我介绍道，‘我是吉劳德将军’。他告诉我，他乘着一辆装甲车去视察部队，不料却发现周围全是德国士兵，他根本没料到德军会来得这么快。我第一次碰到英国人也是在路上，我们的坦克追上了一营英军步兵，他们身上还带着模拟的弹药筒，正在搞演习呢。这也间接说明了他们显然没料到我们会来得这么快。”德军如洪水般地涌入英国远征军的后方，而此刻英军的大部队还在比利时内地磨蹭。
克莱斯特继续说：“总之，突破之后，我们就再没有遇到强烈的抵抗。赖因哈特的装甲部队在勒加托（Le Cateau）附近打了几仗，那不过是一些引人注目的插曲而已。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向南方挺进，一路所向披靡，在20日就到达阿布维尔，这样就将盟军的部队一切为二。维特斯海姆的机械化师紧随其后，迅速攻占了佩罗讷（Peronne）到阿布维尔之间索姆河沿岸的防线。与此同时，古德里安在第二天挥师向北。”(3)他已经切断英国远征军与基地的联络，现在他要切断英军向海边逃离的退路。
克莱斯特的坦克群进入法国后，负责掩护的侧翼部队实行轮班制，以保持前进的动力。步兵军团紧随装甲军团，在战争的各个阶段听从克莱斯特的命令在侧翼布防。但后来因为装甲部队前进的速度太快了，与步兵之间拉开了一个危险的空隙。一小支英国部队突然发起反攻，插入这个空隙。
伦德施泰特告诉我：“我的部队抵达海峡后，一度险遭不测。5月21日，一支英国部队从阿拉斯（Arras）朝南向康布雷发起反攻。我们曾经十分担忧那将切断我军装甲部队与后继步兵师的联络。法国军队的反攻都无损大局，但这次反攻却对我军构成严重的威胁。”［这次反攻确实让德军大吃一惊，险些造成这次进军中途夭折。幸亏这只是一支小部队，它属于马特尔（Martel）将军第五十诺森伯兰（Northumbrian）师。该师有第四和第七营组成的皇家坦克团。假设英军当时不是只有几个营，而有两个装甲师的话，德军的进攻方案很可能就此泡汤。］
这次反攻是冲破德军包围的最后一次努力。德军从后方向驻扎比利时的盟军撒开了一张大网，并很快就开始将这张网越收越紧。法军左翼的大部队和比利时军队全部陷入重围，只有英军靠“敦刻尔克奇迹”才死里逃生。战后重新检视当时英军逃跑的情形，令人感到简直不可思议。那全是因为希特勒的插手。
直到那时，事实证明希特勒要比他的那些高级将领更为高明。但是从战争的或然性看，那些将领的担忧也不无道理。任何理性的思考都不会料到法国总指挥会铸成如此大错，让德军的左路公然深入比利时的平原地带。若不是法军这一重大的失算和古德里安超乎寻常的勇猛突进，希特勒的进攻至多只能得到有限的成功。如果德军只是短距离进入法国边境，在那里停滞不前的话，二战的历史乃至世界的格局都将有所不同。
布卢门特里特将军说（也得到其他将军的首肯）：“希特勒的判断被证实后，他在将领面前更为如痴如狂，将领们也比过去更难与他争辩或对他的决策有所制约。”到5月13日发生的事情证明，较之法国，这样的结果对德军将领、对德国更为不幸。
仅仅一个星期后，幸运的天平便开始转向。
向北挺进，古德里安的装甲军团直奔加来，而赖因哈特则率领军队横扫阿拉斯西部地区，向圣奥梅尔（St.Omer）和敦刻尔克进军。22日，古德里安切断了布伦涅（Boulogne）与外界的联络，次日包围了加来。就这样大踏步地前进到了格腊夫林（Gravelines）的阿运河（Aa Canal），那里离敦刻尔克只有10英里之遥。敦刻尔克是英国远征军出逃的唯一港口，而英军的大部队此时还呆在比利时呢。赖因哈特的军团也到达了艾尔（Aire）—圣奥梅尔—格腊夫林一带的运河沿岸。当时只有一营英国军队驻守在格腊夫林和圣奥梅尔之间20英里长的阿运河一线。有60英里长的运河沿线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防守。许多桥梁没有遭到破坏，甚至都没做炸毁它们的准备。在5月23日那天，德军装甲部队轻而易举地在运河对岸不少地方建立了前沿阵地。正如戈特（Gort）在急电中所言，“河流就是这边唯一的反坦克障碍。”一旦过河，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坦克前进的步伐，也再也没法阻止德军将逃往敦刻尔克的英国远征军置于胯下。
在这关键时刻，克莱斯特接到命令，让他的部队在运河一线暂时停止前进。最初是由谁发出这个命令的？对此说法不一，但正是这个命令迫使部队止步不前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有大量的档案和当事人可以见证。正是敌方高层的命令使走投无路的英军得以死里逃生。
克莱斯特说当他得到命令时简直感到不可思议。“我决定无视这个命令，越过阿运河继续前进。实际上我的坦克已经进入阿兹布鲁克（Hazebrouck），将撤退的英军切割开来了。事后我得知当时英军司令戈特勋爵已经在阿兹布鲁克。然而这时又接到口气更为强烈的命令，令我军撤回阿运河，致使我的坦克在那里滞留了三天。”
古德里安说：“我再三反对，他们就是听而不闻，相反，还不断强调那个该诅咒的命令。法国战役后，我问陆军元帅勃劳希契将军他为何同意让装甲部队止步于敦刻尔克。他说那是希特勒的命令，并说他曾希望有人会不听从这个命令。”但是，在渡过默兹河后，在前进的途中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暂停的命令措词严厉，即便是古德里安也不敢再冒被撤职的风险而违抗命令。
曾在总参谋部主管坦克战的托马将军对我说，当时他正和古德里安的坦克部队挺进到贝尔格（Bergues）附近，敦刻尔克镇就在眼皮底下了。他直接向陆总发了多次电报，苦苦请求让坦克继续进军。但这些请求如石沉大海。谈及希特勒的态度，他不无尖刻地说：“跟这种白痴有什么好说的？希特勒这个家伙让唾手可得的胜利毁于一旦。”
与此同时，英国军队不断地撤往敦刻尔克，并加强防御以掩护士兵上船渡海。德国坦克部队的众将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英国人从自己鼻尖下溜之大吉。
“三天以后才取消禁令，”克莱斯特说，“部队重新开始前进，但此时就遇到了强硬的抵抗。我的部队刚刚开始前进，可是希特勒又命令我们后撤，转而向南去收拾法国临时布置在索姆河一线的残部。在英国人逃走后，让从比利时下来的步兵去占领敦刻尔克”。
几天后，克莱斯特在康布雷的战地遇见希特勒，他斗胆指出英军全身而退，德军在敦刻尔克丧失了一次极好的机会。希特勒回答道：“可能是的，但我可不想让德国的坦克陷在佛兰德的沼泽地带，英国人不会再回来参战了。”
对其他人，希特勒也给出各种理由，比如许多坦克出了故障，部队需要休整，进攻之前还必须加强侦察。他还解释说要确保有足够的坦克对法军残部进行攻击。
那些将领被迫止步不前，眼看着就要到手的胜利功亏一篑，希特勒的这些解释并不能让他们心服口服。那些装甲部队的指挥官对我说，当时每天有新的坦克运来取代废弃的坦克。他们对陷入沼泽的说法更感到可笑，当时他们身处战场，对情况的判断要比希特勒更高明。然而希特勒的解释亦非虚言，当时这三个理由一直盘旋在他的脑海中，他不得不为之再三思量。但这些还不是他做出致命决策的全部原因。
(1) 英国总参谋部也盛行这种观点。我在自己的一些著述中曾严厉驳斥这种长期流行的看法，我指出“所谓阿登高原难以逾越是夸大其词”，但是人们听不进。1933年11月，当时英国国防部着手组建坦克部队，军方曾向我咨询如何布置我军的快速坦克部队，以便更好地用于未来的战争。我建议如果德国入侵法国，我们应当用坦克在阿登高原进行反击。他们告诉我“坦克没法通过阿登高原”，我回答道，根据我对那里地形的研究，那样的看法是一种错觉。
(2) 他是根据记忆说的，好像在数字上有误差。资料显示进攻之前A集团军由46个师组成，陆总还在那里布置了27个后备师。
(3) 但是古德里安说22日才真正开始向北进军，“为了整顿队伍，在21日就暂停了一天”。不过他的先头部队已经指向欧蒂河（Authie）一线，准备向北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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