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的那一边：古德里安将军带来的初期胜利

战争第一年，希特勒的侵略战争给欧洲地图带来巨大的改变，尽管这种变化只是暂时的，它对世界历史的走向却有着持久的影响。造成这种划时代的变化的人物与其说是希特勒，不如说是古德里安将军。古德里安目光远大，用兵神速，深谙纵深突破长驱直入战略的玄妙之处。他创建并培训了德国装甲部队，并亲自率领他们所向披靡，取得节节胜利。而且，古德里安兼这种战术的创造者与坚定的执行者于一身，堪称史所罕见。古德里安率军在色当（Sedan）大举突破，坦克部队迅速挺进，直达英吉利海峡和瑞士边界，法国的防线顷刻崩溃。

没有古德里安就不太可能发生这种改变世界格局的大突破。希特勒虽然也颇有眼光，认可新军事技术的价值，但他不可能像古德里安那样运用自如。无论是德国总参谋部还是其他高级将领都难以使这一革命性的新战术化为现实。

在战前的那些年里，德国总参谋部更关注的是军队常规武器的改进，而不是装甲部队的潜能和运用模式。古德里安力排众议，发展这种“新模式”，曾遭到各方强烈反对。所幸他不像英国的装甲武器倡导者那样受到长期的抵制。快速运动的部队可以用在长线的战略突破，即先头部队可以远远超前于主力部队，古德里安认可这种观念，但许多高级将领却对此深表质疑。这些德国将领和他们的英法同僚一样思想呆板，害怕由此带来的风险，对突破制胜战术的巨大潜力视而不见。

甚至在迅速攻占波兰后，这种保守的观念仍在德军总参谋部和大多数高级将领中占主导地位。如他们反对在西线采取攻势。他们墨守成规，没人相信德军能取得大胜。如果当时采取了他们所钟爱的保守的观点，他们当然也肯定要证明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在制定进攻计划的会议上，他们坚持古德里安的先锋装甲师在突破阿登高原（Ardennes）后，必须在默兹河（Meuse）待命，等待大部队的到达。他们坚持认为部队过河至少需要9天至10天。如果那样的话，法国人就有足够的时间重整旗鼓，派出增援部队挡住德军的通道。

但是古德里安在开始进攻的第4天就到达默兹河，当天就率军强行渡河。他根本不管上司战战兢兢的告诫，长驱160英里，深入盟军后方，切断其运输供给线。在第11天，他已到达英吉利海峡，分割了盟军的左翼。闪电般的进攻是此战制胜的关键。

面对众将的质疑，希特勒曾力挺古德里安大胆的行动方案，但是他毕竟还是不如古德里安那么敢想敢干。要是希特勒没有下令古德里安止步不前，德军本可以截获从敦刻尔克撤离的英军。希特勒的插手干涉对二战的最终结果具有生死攸关的影响，只是当时并没有体现出来而已。法国军队再也没能从第一次打击后恢复元气，其左翼全军覆没。而且，正是因为古德里安从埃纳河向瑞士边界迅速挺进，才导致盟军残余部队全线崩溃，法国顷刻沦陷。

海因茨·古德里安1888年6月17日出生。他是弗里德里希（Friedrich）和克拉拉·古德里安（Clara Guderian）夫妇两个儿子中的长子。从非德裔化的姓氏可以推断他们可能来自荷兰一个叫做古德里吉安（Gouderjan）的村庄，它位于莱茵河口附近的一个小岛。古德里安的父亲曾是波美拉尼亚（Pomeranian）营的军官。古德里安本人参军后曾被派往汉诺威营，这种营也就是所谓的“轻步兵”，在英国军队里称为“步枪”团。他们进军迅速，行动比其他步兵更快，平时军训十分重视其特有的机动作战的传统。英国最早的三位坦克运动战的先知均出身于轻步兵，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它表明训练方式对潜意识的刺激作用。古德里安和他们三人一样，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阵地战僵持不下的局面印象深刻，认识到需要有新的战术和新的武器来恢复作战的机动性。

凡尔赛和约禁止德国拥有坦克，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古德里安对坦克及其运用没有直接的经验。但是他勤于学习，认真钻研有关坦克的文字材料。他告诉我曾经怎样积累这方面的知识，他说：“1922年，老的国防部任命我为机械化部队的巡视员，我开始对坦克产生兴趣。打那以后，我开始研究坦克在一战的情况，以及一战后坦克在外国军队的发展状况。因此我在1928年被聘为坦克战术的教师。我的听众是柏林摩托运输教育处的学生，他们来自各个军种。这个机构是德国装甲部队的发祥地。随后几年，我发展了坦克部队的战术和组织理论。经过这番理论研究，我暗下决心，一旦德国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束缚，就要组建坦克师。”法英战后有关论著探讨了坦克的战术、坦克的历史和未来发展，古德里安对这些论著详加研究。法国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坦克只能用来辅助步兵的进攻，古德里安对此不以为然。英国人当时倡导的是一种新的理念，认为坦克是一支独立的武装，可以独立作战，它可以像几百年前的骑兵一样，在战争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古德里安对此颇为赞许。古德里安聪明好学，干劲十足，有关坦克作用的革命性观念对他是正中下怀。

1930年，古德里安成为柏林附近第三机械化营营长。在当营长的两年中，他组建了一个坦克侦察连，一个坦克连，一个反坦克连。用模拟的坦克和大炮进行演练。“我用无线电通信来建立坦克之间的联络，效果甚佳。”虽然这种演练规模不大，比不上三年前英国部队进行的“装甲部队试演练”，其实践的方向却是并行不悖的。1931年10月，古德里安被任命为卢茨（Lutz）将军麾下的机械化部队总参谋长。他说：“将军完全同意我的观点，有力地将这些思想付诸实施。”

希特勒在1933年1月掌权后大力促进组建装甲部队。“1934年6月，成立了‘机械化部队指挥部’，后来改名为‘装甲兵司令部’，我成为该部总参谋长。1935年7月，在卢茨将军的指挥下，我们在明斯特拉格（Munsterlarger）第一次进行了坦克师的演习，大获成功。1935年10月1日，成立了三个装甲师。第一装甲师驻扎在魏玛（Weimar），第二装甲师在维尔茨堡（Wurzburg），第三装甲师在柏林。”第一装甲师的师长是中将魏斯克（Weichs）男爵，第三装甲师师长是费斯曼（Fessmann）中将，古德里安被任命为第二装甲师师长，当时他只是一个陆军上校。

两年前，英国国防部曾在某固定基地组建过一个坦克旅，这在世界上属于首创。与1927—1928年的“装甲部队试演练”不同的是，坦克旅的司令员是坦克专家霍巴特（P.C.S.Hobart）准将，他富于进取精神，对作战机动性有充分的认识。在坦克战术和快速作战的无线电控制方面，霍巴特贡献不小。他还抓住机会将装甲部队独立作战快速渗透的战略思想付诸实践。此前10年我就一直在阐述并倡导这种思想。然而，英国军方高层大多数人对此持怀疑排斥的态度。帝国总参谋长阿奇博尔德·蒙哥马利-马辛贝德爵士（Sir Archibald Montgomery-Massingberd）后来干脆不准霍巴特继续这样演练。更有甚者将坦克旅扩大为坦克师的计划也整整搁置了三年。

霍巴特的演练在国外却引起极大的注意，好学的古德里安对此尤其敏感。战前有一位比利时军官卡恩耶夫（Khandyeff）上校曾到过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他说：“古德里安坚信坦克的威力，他竭尽全力向部下灌输这种思想。他自己花钱分发从国外买来的有关军事书刊，还对其内容注以粗略的德译。”卡恩耶夫还说，古德里安是如何将我所描述，霍巴特又加以实验的“每一个步骤”“抄下来，向排练戏剧一样进行演示”。“曾有一位前来访问的反坦克专家指出坦克的种种局限”，还引用了英国那些将军的保守观点来批评新战术。古德里安“忍不住打断他的话，说：‘这种观点太陈旧了，已经过时了。我相信霍巴特，他代表着新思潮。’”古德里安后来也证实“卡恩耶夫的叙述没错，那是在1935—1936年，当时我是在维尔茨堡的第二装甲师的师长”。

新的战略观念主张让装甲部队具有充分的自主权，敢于长驱直入独立作战。然而，事实证明要让德军高层转变观念，接受新事物殊非易事。尽管古德里安对此有着坚定的信念，在阐明自己的主张时，他还是比较谨慎的。以致有些同僚认为在1939前古德里安尚未全盘接受坦克战的新理念。但是从1936年起就和他接触十分密切的老部下曼陀菲尔（Manteuffel，Hasso von）曾言：“古德里安从一开始就对坦克战术极为推崇，主张不畏侧翼受敌，深入重地，克敌制胜的战术。所以他以同样的方法，将所有的坦克辅助因素（步兵、炮兵、工兵）按部就班地布置好，物资供应（汽油、弹药、食品）有组织地编入各战斗部队。一切以坦克部队为核心，其他部门如众星捧月，伴随其后，直到与之完全融合。这样古德里安的部队就能确保有三到五天的给养。”

“在某些场合，他不会十分强调这个观点，那只是因为那些老军官不会轻易接受。他会用比较容易被人接受的方式来提出自己的观点。”

可见即使在德国军队，这种克敌制胜的新理论也曾备受阻挠。古德里安生性坦率、心直口快，不会在上司面前闪烁其词、曲意逢迎。他常常直言不讳，不搞转弯抹角的那一套。欧宝（Opel）汽车公司的经理诺德霍夫（Nordhoff）曾对我的一个丹麦朋友讲，战前弗里奇任陆军总司令时，有一次他和其他几个汽车厂的代表受邀参观机械化部队演习。“演习刚刚结束，古德里安的举动让在场的军官和来宾大吃一惊。他径直跑到弗里奇面前说，这次演习太糟糕了，坦克没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最后他还说‘要是能采取我的建议，我们现在就能有一支名副其实的装甲部队了’。”

在场的一些人认为，面对这么多上级军官，古德里安的言行显得太桀骜不驯了。古德里安对这些议论却颇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自己仅仅是遵循了普鲁士军人的一贯传统，对他人“赤诚相见，即使面对国王也要直言不讳”。这种传统自18世纪一直持续到20世纪。

古德里安相信这一传统，也相信他的上级同样尊重这个传统，当时的情况也确实如此。在为新兵种挑选指挥员时，德军高层重视专业知识，慧眼识才。相比之下，英国的坦克专家就没有他这么幸运了。1938年初，古德里安被破格提升为德国首支装甲军团第十六集团军司令，级别一下子超过了不少原先的上司。他被任命的那天是1938年2月4日，与德国军方高层大变动的日子正好巧合，就在同一天布隆贝格和弗里奇将军被撤职。古德里安在回忆此事时说：“对德国军方来说，这是黑色的一天。”但从历史的角度看，从二战初期德军的赫赫战果看，任命古德里安为集团军司令与军方两员大将被撤职，所得远远大于所失。

那年夏天，古德里安甚至被考虑取代贝克成为总参谋长。不过此事引起了争议，最后不了了之。有些人不喜欢保守的哈尔德，他们竭力推荐古德里安当总参谋长，结果导致了激烈的争议，双方的敌意有增无减。反对派将古德里安描绘成一个纯“技术专家”，认为他不能胜任总参谋长这样的高官。他们恶意诋毁，说他“没有进过正规的军事院校”，说得多了，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也就信以为真了。在与一些德军将领的交谈中，我发现他们也是这么认为的。其实古德里安在1913年曾考入军事学院，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止了他的学业，但他在一战中多次担任过参谋职位，在1918年确切无疑地成为总参谋部的一员。战后，德国在斯德丁（Stettin）暗中成立规模很小的参谋学院，代替原来的军事学院，古德里安在那里担任过三年教员。“所以我熟悉总参谋部的运作规范，也知道它的局限所在。”如果说古德里安不宜担任总参谋长一职，那也是因为他脾气急躁，而不是他资历不够。即使如此，6年后，古德里安还是当上了总参谋长，但如果他在1938年就担任此职的话，作用肯定更大。

机械化部队包括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1938年，古德里安被任命为机械化部队总司令。他曾在这些部队当过监察长，如今他可以从心所欲了。在大战爆发的前9个月里，他加紧训练强化所属部队，但对军队总体的现代化进程毕竟影响有限。他发现即使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来自总参谋部的阻力还是大于支持。回忆起这一时期，古德里安说：“战前，陆军元帅勃劳希契已经对装甲部队有相当的认识，他曾在莱比锡（Leipzig）担任过由机械化部队组成的第四集团军司令。他对机械化作战的战略战术有自己的认识，然而并没有充分将其付诸实践。他喜欢自己开车，所以他在总体上不会反对军队机械化。哈尔德与此相反，他是一个老派军人，办事墨守成规。他只做该做的事，别无他求。他根本不喜欢装甲师，在他的脑子里，步兵现在是，而且永远是最最重要的。”⁽¹⁾

战争爆发之时，古德里安自然更乐于驰骋疆场，因为入侵波兰的任务交给了博克指挥的“北路集团军”的装甲军团。但是大部分坦克却分配给了伦德施泰特的“南路集团军”。古德里安发现他的军团里仅有一个装甲师，师长是盖尔·冯·施韦朋堡（Geyr von Schweppenburg）。盖尔在1933年至1937年曾任德国驻英国大使馆武官，在古德里安于1938年被任命为德国首支装甲军团总司令之前，他的军衔高于古德里安。两人均个性鲜明，作风强硬，碰在一起难免势不两立。波兰之战伊始，两人的矛盾就开始升级。古德里安麾下仅有这么一个装甲师，他自然要通过它来实施自己的战略战术。在这种格局下，他难免要对装甲师的具体事务指手画脚，盖尔则毫不客气地提醒他，做你的司令员，不要来干涉我的权限。冲破波兰走廊后，古德里安又得到了一个装甲师。凭借着这两个装甲师，古德里安率军从东普鲁士直驱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Brest Litovsk），向南穿过波兰军队的后方，予以致命的一击，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此战过后，大多数坦克官兵都希望古德里安能成为进攻法国的装甲部队总指挥。当克莱斯特（Kleist，Ewald von）被任命为主攻阿登高原的装甲军团的总指挥时，人们感到军方高层中的保守派势力的偏见还是略占上风。不过，古德里安还是被任命为指挥由三个装甲师组成的先头部队。他成功地突破敌阵，率领军队切入纵深，抢占战略要地，割断敌军联络，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使自己的战略战术梦想成真。(www.xing528.com)

这场辉煌的战役将在本书第二部分的第九章加以详述。不过在此有必要交待一下古德里安本人对两个顶头上司的看法。人们不仅可以由此了解一些伦德施泰特和克莱斯特的为人，也间接地说明了只要上司重才识货，古德里安并非像人们所描绘那样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下级。古德里安说：“陆军元帅伦德施泰特足智多谋，堪称军方一流人物。他喜欢骑兵，并不十分看好装甲部队，但他并不像其他人那样因此而阻挠装甲部队的发展。他那彬彬有礼的骑士风度使部下如沐春风。即使不同意部下的观点，他也会记下来，让大家讨论。在希特勒面前，他也是直陈己见。连希特勒都对他的人品刮目相看。陆军元帅克莱斯特也是个品德高尚的军人。战争刚开始时，他并不看好装甲部队，但随着战役的进展，他改变了观点，学会了正确地指挥装甲部队作战。”

看来在处理人际关系和容纳不同意见方面，古德里安不如伦德施泰特和克莱斯特，后者更适宜身处高位。古德里安的不少部下也对我表达过相似的看法，尽管他们在其他方面对古德里安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的一位部下曾说：“他不太善于体贴他人的想法，而这是一个总司令应该具备的领导素质。”“在下达命令和宣布决策前，如果部下或同僚与他意见相左，他往往没有耐心听人把话讲完。他是个强悍的‘骑手’，也常常马到成功，但是他并不擅长琢磨马的脾气和情绪，骑手的这种能力在传统的马赛中至关重要。然而，作为一个装甲部队的组织者和精于此道的指挥员，古德里安是个不可或缺的将才。”

说这些话的人固然不失公正，不过必须指出，这些人过去都曾当过骑兵。至于那些坦克部队出身的人，我从来没听到过类似的批评。古德里安可谓是受尽了这些偏爱骑兵者的气，所以他才会对那些老骑兵如此不耐烦。霍巴特在英国军队里的遭遇同样如此。

而且法国战役的有关证据均清楚地表明，正是在色当的突破给予法国以致命的一击，德国从而取得全面的战果。这主要应归功于古德里安，没有古德里安，德国也不可能坚持那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希特勒听从了古德里安建议，但甚至连他自己也曾胆战心惊、犹豫不决，考虑是否要中止该作战计划。但是古德里安“咬紧牙关”，决不动摇。虽然“暂停进攻”的命令最终对法国战役的结局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最后关头在敦刻尔克的止步不前毕竟让英国军队成功地渡海逃逸。

尽管古德里安脾气急躁，但他生性豪爽，为人坦诚，也理解上级有上级的难处，从他对伦德施泰特的高度评价就可看出这点。这种优点也表现在他对那些与他共同发展新兵种和新观念的同道的评价。（他曾撰文声称自己从英国军事思想中获益匪浅，他本人只是一个“学徒”。在运用新战术取得辉煌战果之后，他已经成为一个“大人物”，但他还是坦然承认其思想源于外国，一个与德国敌对的国家。能做到这样，实在是难能可贵。）

对于侵苏战役，古德里安也几乎从不埋怨他人，有这般气度，实属不易。他的许多战友，包括那些不属于坦克部队的军人都认为1941年最致命的错误就是当时最高司令部没能听从古德里安的建议。古德里安主张采取一年前西线作战时相同的策略，一招制胜，长驱直入攻克莫斯科。本书第十六章对此事有详细记载。

尽管有种种烦恼，古德里安还是努力做到心平气和地与部下相处。曾经与他有过节的盖尔的一席话就颇能说明问题。在谈到苏联之战时，盖尔说：“我的装甲兵团归古德里安军团管辖，充当进攻莫斯科的先锋。由于他的参谋长老练能干，加上古德里安的谨慎和善意，我们配合得有章有法。苦战六个月，两人之间没有发生过一次争吵。”盖尔详述了古德里安的“领导艺术越来越成熟”。参加1941年战役的其他部下也深有同感。

然而正当古德里安证明自己日益成熟，适宜担任更高领导之时，晋升的机会却被断然剥夺，那是因为他与希特勒的冲突。此事颇具讽刺意味，希特勒不听古德里安的建议，丧失了战胜苏联的良机后，又要命令部队在隆冬时节向莫斯科后方冒险进军。一向被人认为胆大妄为的古德里安此时却竭力反对，坚持要谨慎从事，两人的冲突由此而生。

我曾听其他德国将领讲过古德里安和希特勒的冲突，不过他本人讲得更为直白。“1941年12月20日，我在东普鲁士司令部与希特勒谈了5个小时，向他汇报我指挥的第二装甲军团的情况。希特勒命令我们从南面和西南面包围莫斯科，然后向离莫斯科三百里外的戈尔基（Gorki）进军。考虑到部队的状态和给养问题，这个任务实在难以完成。”

“我力图让希特勒信服我的话有道理，无奈徒劳无功。我感到他收到的前线报告有违真相，建议他遣散原作战部的参谋，由来自前线的军官进行重组。希特勒接见我之后，对陆军元帅凯特尔说：‘此人不可信。’几天后，接替陆军元帅博克的中路集团军总司令陆军元帅克卢格（Kluge，Guenther Hans）指责我违抗希特勒的命令，不愿从图拉（Tula）向苏萨-奥克（Susha-Oka）一线撤退，那里有些防御工事，可以抗过严冬。克卢格讲得并不对，但他的报告足以让希特勒赶我回家。1941年12月25日，我被撤职。”对于曾为希特勒立下头功的古德里安，这可是一张冷冰冰的“圣诞贺卡”，希特勒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古德里安被解职后无所事事，直到1943年2月，希特勒将其召回，任命他为装甲部队督导，整顿在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遭到重创的德国装甲部队，实际上等于重新组建。到1943年6月，装甲师重组大功告成，重新装备的装甲师实力不亚于其前身。但不久，德军在库尔斯克（Kursk）的进攻受挫。希特勒的孤注一掷使重组的装甲部队再度遭受重创，这对抵抗苏联潮水般的进攻有着致命的影响。

一年以后，德军被逐出苏联，其防线处于全面崩溃的状态。1944年7月，希特勒召见古德里安，任命他为总参谋长。本书第七章将对古德里安军人生涯的最后一段故事和德军的垂死挣扎作详尽的描述。

在本章行将结束之时，不妨再引用两员大将对古德里安的评价，他们曾长期在他的部队服役，最有资格对他的才德和影响力作出公正的评判。我遇到过不少人，他们都毫无保留地对古德里安赞扬有加，但这两员大将平素从不人云亦云，凡事均有自己的见解。

一位是盖尔，他从不讳言自己与古德里安的矛盾。然而他的评判却颇为精到中肯。“德国装甲部队战绩的百分之六十应归功于古德里安。他抱负非凡，敢想敢干。体恤将士，也深得将士的钦佩和信任。但他性情暴躁，决策果断，对军官要求苛刻，个性太强，所以树敌甚多。甚至在希特勒面前也敢于直言不讳。作为一个带兵的长官，他为人善良，办事一丝不苟，思想开明进步。如果你提出一个革命化建议，他立马会说：‘好！’这种叫好可能性占百分之九十五。”

另一位是曼陀菲尔，德国装甲部队司令员中的后起之秀。他的评判是：“古德里安是独自将坦克引入德国军队，并作为实战武器的第一人，而决不是总参谋部。我曾作为装甲部队督察在国防部任职，清楚地知道古德里安为坦克战所作的种种努力。平心而论，这种新式武器带有他个人的印迹。坦克战的胜利应归功于古德里安。”

“他一贯坚持坦克战须先置两翼于不顾，强调突破，迅速深入重地。这种观点在和平时期显得有点孤掌难鸣。在数不清的场合和各种会议上，古德里安一直不倦地向人们灌输这种理念，让它们在坦克部队的指挥员的脑子里生根。”

“如果说在战争期间，坦克战理论并没能在每一个地方都获得成功，那也应该归咎于那些旧式军官的不信任，他们对坦克战几乎一窍不通。”

“古德里安是德国装甲部队的缔造者和坦克战的大师，我尤其要强调‘大师’这个词。”

(1)　需要指出，在1940年战役至关重要的敦刻尔克时期，哈尔德对充分利用装甲部队重要性的认识高于德国军方高层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