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社会支持机制

我国目前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中缺失相应的风险评估机制。原因有两点：一是上文分析的社会调查报告核心价值和内容不明确，重调查、轻评估；重教育、轻风险；二是跨学科联动机制的缺乏，风险评估的研究需要心理学、法学等领域的专家和学者进行合作。笔者认为，在我国建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社会调查风险评估机制，需要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认识到风险评估的重要性，纳入研究机构推动风险评估工具的研发。正如 “直觉的判断被迫让位于精准的数据分析”^[54]，在大数据时代，调查方式和调查获取的资料越来越信息化。我们需要有意识加强对未成年人犯罪相关数据的统计和研究工作。首先，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推动风险评估的研发和应用。其次，加强与大学等科研机构合作。依托合作关系，建立数据驱动的未成年人司法信息系统。利用研究机构的数据整合和分析能力，研发本土的风险评估工具。最后，注重多部门跨领域合作，风险评估机制的建立需要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部门、社区矫正、社会福利部门等的多方参与。这些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参与可以为评估工具的研发提供有效的建议，对未成年人风险评估工具的细节进行修正，以使其更加符合实践的要求。总之，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应该吸纳循证实践的理念，推动研究驱动、数据驱动的循证实践改革。

【注释】

[1]Risk Assessment in Juvenile Justice： A Guidebook for Implementation， http：//www.njjn.org/uploads/digital-library/Risk_Assessment_in_Juvenile_Justice_A_Guidebook_for_Implementation.pdf，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16日。

[2]参见周立武：“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审查与运用”，载 《青少年犯罪问题》2018年第4期。

[3]高维俭：“再论少年司法之社会人格调查报告制度”，载 《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2年第2期。

[4]李忠林等：“社会调查报告收集和审查机制的实证研究——以桂林市两级法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研究对象”，载 《中国应用法学》2017年第6期。

[5]刘立霞、李晓南：“运用大数据理论完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载《法学杂志》2015年第1期。

[6]陈立毅：“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研究”，载 《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年第6期。

[7]石经海：“从极端到理性：刑罚个别化的进化及其当代意义”，载 《中外法学》2010年第6期。

[8]陈兴良：“论人身危险性及其刑法意义”，载 《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

[9]张明楷：“论预防刑的裁量”，载 《现代法学》2015年第1期。

[10]关于未成年人 “人身危险性”概念的界定以及人身危险性与再犯可能性的区别，将在下文结合社会调查的具体内容展开。

[11]陆士帧、常晶晶：“简论儿童福利和儿童福利政策”，载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12]《儿童权利宣言》指出：“儿童应享受特别保护，并应以法律及其他方法予儿童以机会和便利，使其能在自由与尊严之情境中获得身体、心智、道德、社会各方面之健全与正常发展。为达此目的，制定法律时，应以儿童之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儿童权利公约》也要求关涉儿童的公私机构以儿童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第3条规定：“1.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2.缔约国承担确保儿童享有其幸福所必需的保护和照料，考虑到其父母、法定监护人、或任何对其负有法律责任的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并为此采取一切适当的立法和行政措施。3.缔约国应确保负责照料或保护儿童的机构、服务部门及设施符合主管当局规定的标准，尤其是安全、卫生、工作人员数目和资格以及有效监督等方面的标准。”

[13]［美］玛格丽特·K.罗森海姆、富兰克林·E.齐姆林、戴维·S.坦嫩豪斯、伯纳德·多恩编：《少年司法的一个世纪》，高维俭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41页。

[14]Anthony Bottoms； James Dignan， “Youth Justice in Great Britain”， Crime and Justice： A Review ofResearch， 2004 （31）， p.35.

[15]《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编辑委员会编译：《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 （欧洲卷·上）》，中国检察出版社2016年版，第358页。

[16]张丽霞、李青、李梦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专章实施评估研讨会综述”，载 《青少年犯罪问题》2019年第2期。

[17]域外未成年人 “社会调查报告”名称不统一，美国采用量刑前报告，英国则是审前报告，为了保障论述集中，本书统一采用 “社会调查报告”。

[18]转引自尹琳：《日本少年法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页。

[19]肖巍鹏：“比较研究视野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载《2018第二届全国检察官阅读征文活动获奖文选》。

[20]张鸿巍：“浅析美国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制度”，载 《河北法学》2014年第5期。

[21]Donna B.Towberman， “A National Survey of Juvenile Risk Assessment”， Juv.＆Fam.Ct.J.1992 （43）， p.61.

[22]Juvenile justice services， http：//www.jjgps.org/juvenile-justice-services， 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16日。

[23]《工作指引》第36条规定：“社会调查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个人基本情况，包括未成年人的年龄、性格特点、健康状况、成长经历 （成长中的重大事件）、生活习惯、兴趣爱好、教育程度、学习成绩、一贯表现、不良行为史、经济来源等；（二）社会生活状况，包括未成年人的家庭基本情况 （家庭成员、家庭教育情况和管理方式、未成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和遭遇、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和关系、监护人职业、家庭经济状况、家庭成员有无重大疾病或遗传病史等）、社区环境（所在社区治安状况、邻里关系、在社区的表现、交往对象及范围等）、社会交往情况 （朋辈交往、在校或者就业表现、就业时间、职业类别、工资待遇、与老师、同学或者同事的关系等）；（三）与涉嫌犯罪相关的情况，包括犯罪目的、动机、手段、与被害人的关系等；犯罪后的表现，包括案发后、羁押或取保候审期间的表现、悔罪态度、赔偿被害人损失等；社会各方意见，包括被害方的态度、所在社区基层组织及辖区派出所的意见等，以及是否具备有效监护条件、社会帮教措施；（四）认为应当调查的其他内容。”

[24]张吉喜：“论刑事诉讼中的社会调查报告”，载 《刑事法评论》2015年第1期。

[25]转引自黄希庭：“再谈人格研究的中国化”，载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26]诸如明尼苏达多项个性调查表、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测试表等。

[27]叶青、王刚：“论心理测试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的运用”，载 《青少年犯罪问题》2003年第2期。(www.xing528.com)

[28]Criminal Justice Act 2003，SCHEDULE 15.

[29]Public Protection Sentences and “Dangerousness” Guidance for youth offending teams， https：//webarchive.nationalarchives.gov.uk/20110205191310/， http：//www.yjb.gov.uk/publications/Resources/Downloads/Public%20Protection%20Sentences%20and%20Dangerousness%20-%20Guidance%20for%20YOTs.pdf，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16日。

[30]张明楷编著：《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49页。

[31]我国 《刑事诉讼法》第81条规定了：“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五种情形，应当予以逮捕：①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②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③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④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⑤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第302条规定：“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

[32]倪润：“强制医疗程序中 ‘社会危险性’评价机制之细化”，载 《法学》2012年第11期。

[33]《工作指引》第38条第2款规定：“社会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三）综合评价，包括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身心健康、认知、解决问题能力、可信度、自主性、与他人相处能力以及社会危险性、再犯可能性等情况的综合分析；……”

[34]宋伟卫：《刑事一体化视野下的人身危险性研究》，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9页。

[35]陈伟：“认真对待人身危险性评估”，载 《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5期。

[36]Melissa Hamilton， “Risk-Needs Assessmnt： Constitutional and Ethical Challenges”， American Crininal Law Review， 2015 （53）， p.231.

[37]See David Garland， “The Limits of the Sovereign State-Strategies of Crime Control in ComtemporarySociety”， British Journal ofCriminology， Autumn 1993 （36）， pp.445～471.

[38]Christopher Slobogin， “Risk Assessment and Risk Management in Juvenile Justice”， Criminal Justice， 2013 （27）， p.11.

[39]Megan Stevenson， “Assessing Risk Assessment in Action”，Minn.L.Rev.， 2018（103）， p.304.

[40]［英］戈登·休斯：《解读犯罪预防——社会控制、风险与后现代》，刘晓梅、刘志松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1页。

[41]Christopher Slobogin， “Risk Assessment and Risk Management in Juvenile Justice”， Criminal Justice， 2013 （27）， p.10.

[42]Anthony P.Thompson， Aldis L.Putnins， “Risk-Need Assessment Inventories for Juvenile Offenders in Australia”， Psychiatry Psychol.＆ L.， 2003 （10）， p.324.

[43]Christopher Slobogin， “Risk Assessment and Risk Management in Juvenile Justice”， Criminal Justice， 2013 （27）， p.10.

[44]Melissa Hamilton， “Risk-Needs Assessmnt： Constitutional and Ethical Challenges”， AmericanCrininal Law Review， 2015 （53）， p.235.

[45]Eva Mulder； Eddy Brand； Ruud Bullens； Hjalmar Van Marle， “A classification of risk factors in serious juvenile offenders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patternsof risk factorsand recidivism”，Crim.Behav.＆ Mental Health，2010（20）， p.24.

[46]Charlotte E.Rennie； Mairead C.Dolan，“The significance of protective factors in the assessment of risk”， Crim.Behav.＆ Mental Health， 2010 （20）， p.13.

[47]Risk Assessment in Juvenile Justice： A Guidebook for Implementation， http：//www.njjn.org/uploads/digital-library/Risk_Assessment_in_Juvenile_Justice_A_Guidebook_for_Implementation.pdf，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16日。

[48]Melissa Hamilton，“Risk-Needs Assessmnt： Constitutional and Ethical Challenges”， American Crininal Law Review， 2015 （53）， pp.236～239.

[49]Anthony P.Thompson； Aldis L.Putnins， “Risk-Need Assessment Inventories for Juvenile Offenders in Australia”， Psychiatry Psychol.＆ L.， 2003 （10）， p.324.

[50]Christopher Slobogin， “Risk Assessment and Risk Management in Juvenile Justice”， Criminal Justice， 2013 （27）， p.12.

[51]Megan Stevenson， “Assessing Risk Assessment in Action”， Minn.L.Rev.，2018 （103）， p.306.

[52]李忠林等：“社会调查报告收集和审查机制的实证研究——以桂林市两级法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研究对象”，载 《中国应用法学》2017年第6期。

[53]域外风险评估的风险在不同的刑事程序中具体指征也不同，比如审前羁押阶段的风险主要是逃避法庭、妨碍诉讼程序进行或者再次犯罪的风险等，量刑阶段的风险则主要是再犯风险，且再犯与中国语境下的 “再犯”含义不同。

[54]［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周涛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