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项目制面临的最大问题莫过于项目的有效性问题，有效的项目固然能够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目标的达成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但无效的项目带来的则不仅是大量人财物资源的浪费，甚至危及整个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存在。循证实践正是解决项目制这一难题的良药。循证实践是21世纪美国未成年人司法改革的主流方向，它在未成年人司法研究者、管理者和实践之间搭建了桥梁，推动了世界范围内未成年人司法改革的浪潮。未成年人司法循证实践的主要特征是以数据为驱动，以研究为导向。循证实践最开始围绕项目的有效性展开，随着近年来最新科学的进展，未成年人司法康复理念的复归，传统的未成年人司法支持项目在循证理念的指导下，以更加科学、高效的方式吸引了政府管理者。换言之，就是在原来政府购买模式的基础上，纳入循证实践的理念，通过研究机构对各类未成年人司法支持服务项目进行有效性评估，选择最佳项目来推进未成年人司法支持服务的改革。基于经济成本的分析，循证实践能有效改变政府的购买决策，确保政府财政投入的有效性。研究表明，在一个证实有效的项目上投入1美元，可以给纳税人带来7美元至10美元的收益。[210]奥巴马政府上台以后，将犯罪学领域的研究进展落实到改革政策中，鼓励各州以循证为基础方法来预防和控制犯罪，开启了未成年人司法新的改革浪潮。[211]
（一）未成年人司法循证实践的发展背景
未成年人司法循证实践的发展与整个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发展密切相关，要解决的都是未成年人司法最本质的问题，即如何达成少年康复的使命。虽然美国未成年人司法的理念经历了康复、正当程序、惩罚等的变革，但是近年来最新科学的进展以及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促进了康复理念的复归，这为循证实践的开展奠定了基本的价值基础。循证实践在未成年人司法领域的发展，主要集中于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项目的有效性问题上，同时项目有效性的发展也影响着整个未成年人司法的发展进程，这两者不是彼此孤立的，比如，“马丁森炸弹”加速了未成年人司法的严惩趋势，项目有效的理念也开启了新的未成年人司法改革。
1.未成年人司法核心理念的复归——从治疗 （treatment）到疗效 （therapeutic）
近年来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发展对青少年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见解，并验证了青少年和成年人在成熟和变革能力方面的重要差异，重申了未成年人司法的核心理念，促进了未成年人司法循证实践的进一步发展。现代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发展表明虽然未成年人的基本认知能力在16岁已经成熟，但是影响未成年人做出决策和判断的社会情感能力，例如，冲动控制、未来导向、对同伴 （同龄人）群体影响的抵抗等能力需要到成年时期才能成熟。[212]大多数犯罪的未成年人在成年以后不再犯罪，只有5%到10%的少年在成年后成为长期犯罪者或继续犯罪。[213]联邦最高法院通过2005年的 “罗珀诉西蒙斯案”（Roper v.Simmons）[214]和2010年 “格雷姆斯诉佛罗里达州案” （Graham v.Florida）[215]取消死刑和无假释可能的监禁来削弱惩罚势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2005年罗珀诉西蒙斯案的判决意见中引用了科学发展的新发现，认为年轻人的社会情感能力发展不成熟，且容易受到同辈的压力，他们的行为在道德上不像成年人那样应该受到谴责，对未成年人犯罪应重在教育矫正而非惩罚。这意味着以教育矫正为主的康复理念开始复归，康复的使命使得未成年人司法的中心重新转向社会支持领域。因为少年康复的核心在于有效的社会支持和治疗，且新一轮的改革将康复理念中的治疗 （treatment）层面进一步推进到了疗效 （thetapeutic）层面。研究者、实践者开始探索更有效的社会支持和治疗，对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项目的有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进了未成年人司法循证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2.未成年人司法项目的有效性——从无效 （nothing work）到何者有效 （whatwork）
关于未成年人司法支持项目有效性的争论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它与整个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有效性息息相关。19世纪末，随着美国第一个少年法院的建立，与之相应的各类教育矫正项目大量涌现。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未成年人司法称为康复模式。[216]在康复模式下，未成年人司法支持服务项目发挥着重要作用。20世纪50、60年代，民权运动蓬勃发展，促进了未成年人司法正当程序权利的改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76年 “联邦诉高尔特案”（In v.Gault） 和1979年 “联邦诉温斯普案” （In v.Winship），将少年法庭关注的重点从犯罪的背景转向如何证明其犯罪，即强调未成年人司法的正当程序。与此同时，项目的有效性问题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即各类社会支持项目能否帮助少年康复，能否保护少年利益？项目的有效性实际上关乎整个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有效性。1974年马丁森教授通过元分析对1945-1967年之间的犯罪矫正项目进行评估，发现这些项目都是无效的（nothing works）。马丁森教授的研究使得学界和司法实践都对未成年人司法抱有消极态度，也促进了整个未成年人司法进一步走向严罚模式。各州对少年犯罪采取严惩的态度，大量未成年人被关进监狱或者大型惩教设施，监狱人满为患，引发了严重的财政和社会危机。
20世纪90年代，一种乐观的心态开始出现，关于项目有效性的问题在研究者中达成了一些共识，即有些项目在未成年人司法实践过程中确定有效。1996年马里兰大学受美国国会和司法部的委托对全美500多个犯罪预防和犯罪矫正项目进行有效性评估，以协助州和地方执法部门以及社区预防犯罪，最终形成了 “马里兰报告”。报告发现，一些预防项目有效，一些无效，一些有希望，还有一些没有得到充分的测试。随着犯罪学循证实践的发展，学者们采用随机对照实验和试验的方式对各类犯罪预防项目进行评估，并引入经济学领域的荟萃分析[217]，有效识别有效项目和无效项目的特征，提出了基于项目有效因素的最佳实践项目，开始关注何者有效 （whatworks？），支持用科学原则来解决与犯罪相关的问题。一些研究机构通过严格的实验研究和荟萃分析开发了一些经过实验验证的、有前景的项目列表，帮助决策者和实践者选择有效的项目，推行最佳的实践。例如，美国预防暴力犯罪的蓝图计划，未成年人司法和预防犯罪办公室的模范项目指南等。
（二）未成年人司法循证实践的界定
1.未成年人司法循证实践的概念解析
循证实践的概念最初来源于医学领域，是指在某一个特定领域内，利用科学原则评估项目有效性，发展最佳实践的过程。循证实践的过程体现了科学、公平、效率的价值，其对管理学、教育学、犯罪学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未成年人司法领域，循证实践是指经过严格评估并被证实有效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和减少未成年人再犯的项目、实践和政策。从广义上说，循证实践包含未成年人司法循证项目、未成年人司法循证政策和未成年人司法循证实践三个层次。狭义的循证实践则是指未成年人司法循证项目。[218]最早将循证实践的概念引入未成年人司法领域并进行界定的是美国学者彼德·W.格林伍德 （Peter W.Greenwood），他认为循证实践改变了预防犯罪和控制犯罪的方式，他将循证项目的范围界定为两个方面：一是预防犯罪项目，即旨在防止未成年人成为非行少年 （delinquency）的可能的项目；二是预防再犯项目，即旨在减少未成年人成为成人罪犯 （adult criminals）的可能的项目。[219]他认为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领域，循证实践包括评估社区和个人客户的需求评估，选择支持的项目，开发或实施新的项目，以及将儿童和青少年分配到特定的项目等过程。我国学者在引入循证实践概念时，总结了循证实践的四个核心要素，即研究者、实践者、实践对象和相关管理者。研究者负责提供最佳证据，相关管理者协调各方利益制定实践标准和指南，实践者负责根据最佳证据以及实践者个人需求开展实践。[220]结合我国学者对循证实践的要素解析，以及美国学者对未成年人司法循证项目的定义，笔者认为，未成年人司法循证实践是未成年人司法服务发展的方向，它的核心理念是通过科学评估，选择最佳项目促进涉罪未成年人的康复，这包含三个层次：一是从政府管理者的角度出发，是指政府根据研究机构对项目有效性的评估选择最佳项目，以指导政府的决策和资金投入，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已证明产生积极效果的服务支持项目，即未成年人司法循证实践政策；[221]二是指研究者利用实证实验研究、荟萃分析等寻找最佳项目，编制循证项目清单，寻找最佳循证项目；[222]三是实践者针对少年特点开展循证干预治疗。具体是指实践者以风险、需求、回应为原则，通过风险评估工具，确定少年需求，选择被证实能有效帮助少年康复的项目，推进未成年人司法支持服务项目，即未成年人司法循证实践。
2.未成年人司法循证实践的循证标准
未成年人司法循证实践的循证标准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循证项目的标准，即什么样的项目是循证项目？二是循证实践有效性的标准，即评价循证实践有效性的标准。
在未成年人司法实践中往往有不同种类的项目，但是循证项目需要具备以下四个标准：第一，循证项目需要经过严格实验评估。评估需要在受控制的临床实验和真实的社区环境两种情况下均产生积极结果。即在实验研究和真实社区实践中均被证明有效。如果仅是实验研究证明有效的项目则是以研究为循证基础的项目 （research based evidence），如果仅是在社区实践中产生积极效果的项目则是以社区为循证基础的项目 （community defined evidence）。第二，循证项目是标准化可复制的实践。简言之，循证项目需经科学研究规范化，且可以复制扩展传播，持续产生积极效果。第三，循证项目是更有效的项目，即循证项目需要与同类项目交叉对比，但是如果没有经过严格评估，仅仅只是通过同类项目信息对比分析，则是有希望的项目（promising program）。第四，循证项目需经同行评价，循证项目需要由该领域的专家而不是项目开发人员评审。[223]
未成年人司法循证实践的有效性是循证实践开展的关键问题，判断循证实践的有效性有四个核心指标：累犯率 （Recidivism）、再犯率 （Desistance）、目标行为以及成本效益。累犯率是评价未成年人司法实践成效的关键指标。与我国刑事司法对累犯的定义不同，美国未成年人司法中的累犯可以指未成年人司法程序中不同阶段未成年人的累犯，比如，再次被逮捕、再次被定罪或者再次被监禁。再犯概念类似累犯，但是它更聚焦，再犯被限定在一个特定的领域，比如，再次被逮捕。目标行为的有效性是指针对特定项目中的目标行为，例如，对药物滥用项目的有效性评估通常侧重于使用和戒断的程度或者升学、就业等其他指标。成本效益是从政府或者管理者投资回报的角度评估项目的成本效益。这里要回答一个关键问题，即未成年人司法循证项目是否比利用其他资源更有价值，如前文所述，未成年人司法循证实践发展的一个关键背景因素是未成年人监禁成本巨大且效果甚微，美国政府积极寻找更有效的办法应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华盛顿州立公共政策研究所 （WSIPP）是未成年人司法循证实践成本效益研究的领跑者。该机构提出了许多未成年人司法循证项目，这些项目的成本效益远远高于监禁青少年，其中包括功能家庭治疗和攻击性替代训练示范项目等。 [224]
3.未成年人司法循证实践的核心原则
风险、需求和责任原则是未成年人司法循证实践的核心原则，它要解决循证项目在未成年人司法中运用涉及的几个核心问题，即循证项目以谁为目标，目标是什么，如何解决？该原则最早是由加拿大心理学家提出的，在未成年人司法犯罪预防领域发挥重要作用。首先是风险原则，即以谁为目标，风险是指少年再次犯罪的概率，影响未成年人犯罪的风险因素主要是指静态风险因素，比如，年龄、第一次被逮捕时的年龄、之前被逮捕的次数等。风险原则的重点在于通过静态风险因素预测犯罪，并根据其风险等级匹配相应的干预项目。风险的等级一般分为高、中、低三等。研究者发现针对高风险涉罪未成年人的干预会更有效，比如，一个整日与不良少年混在一起、冲动行事、未完成高中学业、没有工作的未成年人与一个愿意为他或她的行为承担责任、完成学业并获得工作的未成年人相比，前者继续犯罪的风险更大，更需要积极干预，而后者不太可能再次犯罪。其次是需求原则，即循证实践的目标，需求是指犯因性需求，也称为动态风险因素，包括反社会态度、消极的同伴影响、冲动、缺乏家庭支持、药物滥用、教育困难等。需求性原则要求未成年人司法项目应该针对犯因性需求，不包括与此无关的其他需求，比如，只是为了接受心理治疗或者其他治疗而留在未成年人司法系统中的少年。需求性原则是为了避免使得少年受到正规司法系统处理的负面影响，它关注的是少年的犯因需求，与再次犯罪的风险没有直接关联。最后是反应性原则，即如何处理，反应性原则是将少年的个人特点与项目特征相匹配。行为和认知行为技能培养技术通常被认为是最有效的项目选择。[225]
4.未成年人司法循证实践的基本特征
与传统的未成年人司法项目相比，循证实践项目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循证实践项目以需求评估为核心。需求评估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整体层面，一个是个体层面。整体层面的需求评估是指利用定量数据、主要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和知识，对实践区域现有的资源和项目以及需求进行评估，即对社区的承载能力和社区与服务对象的匹配能力评估。个人层面的需求评估是指利用标准化的评估工具对未成年人的风险因素进行系统评估，为未成年人安置决策提供明确的基础。社区层面的评估增加了项目扩展的可行性。比如，在经济不发达、配套设施不完备的地区推行循证项目，不能照搬或者强制推进，而是需要结合当地的资源和承接情况来综合确定可以推荐的未成年人司法项目。个体层面的评估主要是指风险需求评估工具的运用。风险需求评估是循证实践理念的重要体现，就如循证医学医生针对病人的情况对症下药，未成年人司法也需要针对未成年人的犯因性特点和需求来决定将其分到特定的项目。根据美国未成年人司法研究中心2013年的统计数据，目前38个州在州一级采用单一的风险评估工具，6个州基于地区差异使用分层/区域性风险评估工具，7个州对于风险评估工具的使用未做要求而是由地方自行决定使用。有42个州通过制定成文法或者缓刑机构政策对风险评估进行了规定。此外，4个州由州机构建议在未成年人缓刑中采用风险评估，并在未成年人服务机构中推行标准化心理健康普查和精神卫生筛查。[226]
第二，循证实践项目以研究为导向。循证实践项目与传统未成年人司法项目最大的不同是在研究和实践之间搭建了桥梁，纳入研究机构对项目的推进进行指导，利用研究机构对各类项目的有效性进行评估，指导实践选择最佳的项目。美国的研究机构已经形成一些有效项目的清单，指导各州未成年人司法循证实践的推广，例如，预防暴力犯罪的蓝图计划 （Blueprints for Violence Prevention）[227]， 马克·林普塞 （Mark Lipsey） 教授进行的meta项目分析，华盛顿公共政策研究所[228]、坎贝尔国际合作组织及其犯罪和司法小组的电子系统评论图书馆[229]，等等。此外，司法项目办公室的犯罪解决方案、未成年人司法和预防犯罪示范项目指南办公室、联邦政府青年项目跨部门工作组的 “查找青年息”也都公布了未成年人司法项目指南。《示范项目指南》是未成年人司法和预防犯罪办公室建立的循证实践的大型项目数据库，涵盖未成年人司法服务的各个方面。它是供未成年人司法从业人员和社区参考的重要资源，内容涉及哪些项目有效，哪些项目有希望，哪些项目在未成年人司法、预防犯罪以及儿童保护和安全方面无效。
第三，循证实践项目的内容更聚焦、更高效。被证实有效的循证项目主要分为三类：品牌项目、一般项目和一些原则。品牌项目是指通过研究机构验证有效且在联邦拨款的支持下广泛推广的项目，包括功能性家庭治疗 （Functional Family Therapy）、多系统治疗 （Multisystemic Therapy）、多维治疗寄养 （Multidimensional Treatment Foster Care）护士-家庭伙伴关系 （Nurse-Family Partnership）。一般项目是指心理咨询、行为矫正、团体治疗等通用策略项目。一些原则是指通过科学研究发现的某些原则在各种策略中被证明是正确的。它不是项目本身，而是已被证明在减少犯罪方面成功的技术和方法。例如，研究表明，关注高风险罪犯对累犯率的影响最大。
第四，循证实践项目的实施需要政府发挥核心领导作用。传统的政府购买未成年人司法项目由市场竞争自发形成。项目的运营方式是自下而上的，由社会组织、私人团体发起，政府购买其服务，政府或者只提供场所，或者完全由民营企业主导不介入项目运营。比如，由民营公司提供的新兵训练营等非监禁服务项目。[230]但是循证项目的运营要求政府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因为循证项目的运营往往需要协调少年警察、少年法庭、缓刑、教育、福利等未成年人司法相关机构，需要少年法官、检察官、辩护人以及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家庭等多方的参与。所以各州在推进未成年人司法循证实践的过程中州政府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未成年人司法研究中心的统计，目前有18个州的法律支持在未成年人司法领域推行以循证为基础的项目和实践。28个州的行政法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实施循证实践。其中13个州建立了支持中心或协作中心，致力于协调有关未成年人司法中实施、评估和维持基于证据的程序和实践的活动。
第五，循证实践项目的推广是动态可持续发展的。循证项目的实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一般需要2-4年时间完成，具体包括项目探索、项目融入、项目初步实施、项目全面实施、项目创新以及项目可持续发展六个阶段，且各个阶段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的。[231]最佳的实践总是处于一个动态发展过程中，现在正在进行的项目可能不是有效的，但是它的实施为最佳实践的开发提供了研究证据，促进了最佳实践的发展。在推行项目的过程中，不断扩展新的循证项目，且不断补充新的数据促进循证实践往更优更深入的方向发展。除了上文提到的四个品牌项目，各州也都在研发新的循证项目，进行项目创新，促进项目可持续发展。
（三）未成年人司法循证项目的实践样态
未成年人司法循证实践改变了以往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运作方式，需要政府、少年法庭、少年检察、缓刑以及社会组织等相关利益方积极参与和配合。一般需要建立一个循证实践指导委员会，制定循证实践改革的基本战略，根据实践区域人口、资源等特征选择与之相匹配的循证项目。此外，为保障循证项目得到持续发展，还需要解决配套资金、研究支持、技术援助、人员培训等诸多问题。未成年人司法循证项目早期主要是在私人基金会的支持下在地方一级开展。但是随着循证实践项目不断发展的需求，由于基金会等社会团体的协调能力有限，无法完成循证项目大范围的复制传播，迫切需要各州在未成年人司法循证实践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于各州未成年人司法体系本身各不相同，原有的基础和面临的问题亦不同，在促进未成年人司法循证实践的发展过程中，各州采取了不同的路径。本书选取三个具有不同特点的州来展现未成年人司法循证实践的现实样态。康涅狄格州走在了改革的前列，在法庭支持服务部门的领导下，开启循证实践改革，是未成年人司法循证实践的先导；佛罗里达州原有的未成年人司法服务体系比较完善，在原来项目制的基础上，由未成年人司法部主导建立循证实践配套措施，顺利推进循证实践改革；路易斯安那州未成年人司法体系备受诟病且面临联邦诉讼，在这种情况下采用在研究机构主导下开启未成年人司法循证实践改革，并成为有效实践的典范。
1.康涅狄格州：法庭支持服务部门主导的循证实践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康涅狄格州的未成年人司法系统经历了漫长而系统的改革和转型，从自认为 “存在严重缺陷”的未成年人司法系统，转变为新实践和研究成果的 “早期采纳者”之一。康涅狄格州的领导者和社会组织积极合作，积极吸收最新青少年发展和犯罪学知识，将之前低效、惩罚性的未成年人司法转变成为改革的典范。康涅狄格州的改革有效地改善了未成年人羁押的基础设置，扩大了未成年人司法循证项目的投资，为拘留、从法庭分流以及问题少年建立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高质量的循证实践服务项目。[232]康涅狄格州未成年人司法改革成功的关键包括全州范围的战略规划、强有力的司法领导、立法支持、跨系统的协调以及对循证项目的研究和实践探索和支持。
第一，建立以法庭支持服务部门为核心的强有力的司法领导。在未成年人司法改革中，法庭支持服务部门逐渐发展成为核心力量，主导未成年人司法的支持服务体系。[233]在康涅狄格州，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对违法犯罪行为负有不同的责任。法庭支持服务部门 （Court Support Services Division简称CSSD）属于司法体系，提供审前及审后服务，包括羁押及感化监督。儿童和家庭部 （DCF）属于行政部门，负责管理青少年矫正和善后辅导服务。1999年为推动循证实践项目发展，康涅狄格州综合二者成立最佳实践中心 （Center for Best practices），该部门后来被法庭支持服务部门吸收，纳入未成年人司法支持服务体系。
第二，促进跨系统的协调，加强对循证项目的研究和实践探索。法庭支持服务部门在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司法部门之间发挥着重要的协调作用。在推进循证实践的过程中，该部门负责确定循证项目的清单。关于循证项目的标准，不仅包括经过随机实验研究确定的品牌项目，比如MST等，还包括基于准实验或非实验设计的较低证据标准的有希望的服务项目。例如，儿童和青少年家庭支持中心 （CYFSC）的两个项目模型。[234]法庭支持部门通过数据导向的购买程序和严格的监管流程来确保未成年人司法循证项目的推进。它利用司法部的财政拨款购买循证项目和支持服务，并与项目提供方保持密切的联系。对于购买的项目，法庭支持服务部门会进行严格的审查，被选定的项目提供方必须定期参加项目推进质量保障会。法庭支持服务部门指定一名法庭规划人担任项目联络人，负责指导和审核项目，每月与项目供应方会见一次，定期评审，当服务提供者不符合标准时，向他们提供培训和技术援助。此外，法庭支持服务部门还与一家第三方质量保证供应商签订了一份合同，提供全州范围的MST和MDFT服务。
第三，成立了研究、项目分析和质量改进中心，旨在为法庭服务部门内部各单位以及其他机构以及项目供应商提供相关信息，加强彼此联系。开发案例管理信息系统，为未成年人司法管理决策提供信息。该系统包含少年人口信息、家庭背景信息、社会历史、逮捕、犯罪历史、风险/需求评估结果等内容。该系统是法庭支持服务部门在数据驱动下实施的改革措施，数据驱动的举措加强了未成年人社会组织和未成年人司法系统之间的对话，通过基于明确数据的政策、实践可以使得各方更好地沟通和推进循证实践的发展。
2.佛罗里达州：未成年人司法部主导的循证实践
佛罗里达州的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体系高度集中，佛罗里达州未成年人司法部 （Florida Department of Jvenile Justice简称DJJ）监管着几乎所有为违法青少年提供的支持服务。未成年人司法部的指导理念是预防和教育优先，在开展服务的过程中加强与立法、司法以及社会力量的合作；通过有效的干预促进公共安全，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而有教养的环境，使他们保持和恢复身心健康。未成年人司法部的宗旨是发挥家庭作用，通过有效的预防、干预和治疗服务，扭转问题青少年的生活，减少青少年犯罪，从而维护公共安全。[235]未成年人司法部的社会支持服务，提供包括预防犯罪、受害者、拘留、缓刑和社区干预等。各项支持服务以项目形式运作，每个服务都有相应的专门项目办公室，且大多与未成年人司法部签订了合同，由未成年人司法部来资助。[236]
图8 佛罗里达州未成年人司法流程图[237]
佛罗里达州的未成年人司法程序大致包括受案、审前、法庭审判以及审后安置四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都有未成年人司法部的相应支持服务部门与之对应：在受案阶段，预防犯罪和受害者服务办公室是未成年人司法服务体系中的第一个服务部门。它的工作目标是尽早干预高危未成年人的生活，减少未成年人被捕和再犯的机会，负责实施旨在防止未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司法系统接触或者更深层卷入未成年人司法系统的项目。在审前阶段，风险评估中心负责对涉案未成年人进行羁押风险评估，以确定将未成年人分流或者转入羁押替代措施、成人法庭或者少年法庭等。安全羁押中心负责暂时安置未成年人，等待法院处理。未成年人需接受法庭聆讯 （非陪审团审讯）。未成年人必须出庭，法官将决定结果和制裁。在少年法院进行裁判听证之后，将由缓刑办公室负责未成年人的监督，缓刑官会与该未成年人会面制定青少年授权成功计划 （Youth-Empowered Success，简称YES）。少年缓刑官和案件管理项目经理合作，利用风险评估中心评估结果及其他信息，与未成年人及家庭合作，制定有意义的目标及行动。
从21世纪初开始，未成年人司法办公室开始在其服务体系中实施循证实践。为有效推进循证实践，使用已证明在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方面有效的支持服务项目，未成年人司法部确定了有效干预支持服务的五项基本原则：其一，有效的干预措施应针对风险最高的罪犯；其二，干预措施应着重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动态需求；其三，关注认知行为方法和技能发展；其四，针对未成年人的学习方式量身定制干预措施；其五，持续不断地指导监督支持服务，确保它们符合预期。在上述原则的指导下，未成年人司法部采取了一系列推进循证实践项目的措施：
第一，2006年未成年人司法部成立了项目责任办公室（Office of Program Accountability），负责未成年人司法支持服务项目的运营和监督。项目责任办公室下设采购处、项目管理处、项目质量处、数据技术援助小组、政策改进小组以及风险评估小组。不仅负责购买和运营项目，还通过数据技术支持以及专家小组为项目改进提供支持。[238]项目数据技术援助组 （Pro-gramming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该小组成立于2006年，是根据质量改进的原则成立的。项目数据技术小组评估项目需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提供技术援助，比如提供风险评估的培训、有效行为管理培训等，推进循证实践和最佳实践，并对项目进行监督，确保未成年人得到有效的干预。该小组一般由10人组成，其中5名技术援助专家，他们负责项目现场工作。[239]
第二，建立了一个循证实践指导委员会，负责协调全州范围内循证实践的传播和可持续性发展。该委员会与项目技术援助部门合作，对循证实践进行界定，并且专门成立了一个项目审查委员会，以确定哪些项目是基于证据的。对州内正在使用的当前基于证据的实践进行编目，编制项目资源手册。该委员会还设立了项目技术援助小组，负责在全州范围内为未成年人司法部题注的循证项目提供有效的技术和培训支持。在佛罗里达州推广以循证实践项目的一个关键是项目、项目提供者与项目技术援助小组之间的互动关系。未成年人司法部鼓励使用全州统一的风险评估工具，要求对高风险的未成年人提供循证实践服务。项目技术援助小组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不仅负责提供技术和培训支持，还会跟进项目进展，检查项目提供者的技术，衡量其对循证实践的理解，并及时反馈。
第三，推进循证实践的另外一个重要举措是成立了佛罗里达州未成年人司法信息系统。该系统是美国最大的国营未成年人司法数据库之一，通过收集分析数据为未成年人司法服务项目提供数据和以研究为基础的想法和建议。佛罗里达州未成年人司法信息系统目前包含100万青少年的犯罪和安置信息，包括平均羁押时间、风险水平、项目完成情况和再犯率等。[240]该州的研究和数据整合部门的官员负责确保系统中的数据是统一和准确的，并制定了数据输入的统一标准。[241]该系统的数据被用于在全州推广循证实践，并监督循证实践服务质量。
3.路易斯安那州：研究机构主导的循证实践
路易斯安那州的改革始于联邦司法部提起的诉讼。联邦司法部对该州未成年人拘留设施的调查显示，其严重缺乏适当的医疗和精神卫生服务。在联邦诉讼的压力下，该州协调了多个系统和相关利益方，开启了未成年人司法系统的全面改革。
路易斯安那州的未成年人司法体系支持服务覆盖未成年人司法的各个环节，包括违法未成年人初次接触该体系、受案前转处、分流、羁押、特殊法庭、安全监禁、缓刑监督、教育矫治等多方面的服务项目。未成年人司法程序包括四个阶段：初次接触、受案、法庭裁判以及裁判后安置。初次接触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未成年人可以通过转处方式进入支持服务体系，其中包括需要接受支持服务的身份犯的家庭 （FINS）；为被未成年人司法系统正式受理的未成年人案件提供羁押和羁押替代服务项目；在法庭裁判阶段还有针对特殊法庭的专门项目，比如毒品法庭的支持服务项目；在审后安置阶段包括安全监禁设施、缓刑监督以及再社会化服务项目。
图9 路易斯安那州未成年人司法支持服务系统[242]
在20世纪90年代末进行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改革之前，路易斯安那州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是以其成人司法制度为蓝本的惩教和监禁模式。20世纪90年代少年管教所监禁率很高，很多需要精神卫生和药物滥用服务的未成年人得不到照顾，这引发了联邦对州的诉讼，要求该州提供合理的安全条件和教育、医疗、心理健康和治疗服务等。诉讼的结果是州政府与私人原告和美国司法部达成了一项和解协议：由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德普拉托博士的团队牵头，引入麦克阿瑟基金会有关未成年人司法变革倡议模式，围绕扩大正式程序和安全监禁的替代项目、发展循证实践项目、减少少数族系触法比例三个核心目标推进未成年人司法改革。
第一，与专业研究团队建立合作关系，试点循证项目。在这场由联邦诉讼引起的未成年人司法改革中，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研究团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该团队有运营循证项目MST的经验。他们强调改革实践的主导权，要求州政府给予团队在用人、技术等方面的完全自治权，试点推进MST项目。该团队重视风险评估，认为就像医生需要评估每一个病患并跟踪治疗结果一样，同样的原则也应适用于未成年人司法系统，在未成年人司法中需要重视风险评估，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将未成年人分配到相应的项目并接受适合其特点的支持服务。
第二，完善未成年人司法立法，设置相应机构支持改革。2003年路易斯安那州发布1225号未成年人司法改革法案，法案要求围绕未成年人司法程序的各个环节，加强州和地方政府不同机构和不同利益群体的合作，推进以社区为基础、学校为基础、地区为基础的未成年人司法替代服务。根据法案成立了未成年人司法执行委员会，负责监督各类服务项目的实施，并在地方层面成立了儿童和青少年计划委员会。2004年将少年服务部门从惩教部门分离，2008年更名为未成年人司法办公室，专门负责监督和支持全州的未成年人司法项目。
第三，依托大学-机构合作关系，建立数据驱动未成年人司法信息系统。未成年人司法循证实践改革的关键是使用数据指导改革决策并评估改革的有效性。传统的未成年人司法机构不具备数据整合和分析能力，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大学与未成年人司法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工作，指导路易斯安那州未成年人司法改革。
以上三个州未成年人司法的实践样态各不相同，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共同的规律和特征：其一，各州都认识到在未成年人司法中建立循证实践的必要性，都确立了统一明确的循证实践价值基础，即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体系的建立不是单个案例的成功，而是需要有一个共同的价值目标，即维护社会安全和促进未成年人的福祉，更具体的指标则是羁押率和再犯率。如何达到这一目标，需要有最佳的证据来证明，否则会出现大量的社会支持项目涌入社会支持服务领域，但最终都是无效的 （nothing work）结果。其二，在全州范围内推行循证实践的战略计划需要多方的合作和支持。尽管各州的牵头组织不同，但是他们都纳入了多方机构，进行跨部门、跨专业的合作。未成年人司法循证实践不是一家之言，单个机构的力量难以完成如此系统化的改革过程，比如，立法的支持、财政的保障、机构间的协调等。循证项目的实践是未成年人司法各个相关机构和利益方共同合作的结果。未成年人司法循证实践的推进也不单单是法律的问题、矫正的问题，还涉及医疗、教育、精神卫生等多个专业领域的知识。循证实践研究的结果将心理、医疗、教育等专业知识也深深嵌入未成年人司法体系，与司法体系互为补充，共同完成未成年人康复的使命。其三，循证实践改革的一个鲜明的特征即是引入研究力量，在科学研究和具体实践之间建立桥梁，实现了研究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利用高等院校的专业优势和技能优势，对未成年人司法项目进行评估，寻找最佳实践项目，推进实践的有效发展。利用具备未成年人司法、刑事司法专业知识人员的数据收集和分析能力，帮助建立未成年人司法循证实践的信息系统，研发风险评估工具等。
（四）未成年人司法循证实践的价值评判
1.未成年人司法循证实践的优点
与传统的基于志愿服务理念的分散化未成年人司法支持服务相比，循证实践的优势很明显，它往往更有效、更具成本效益，也更具有科学性。其一，从实践的结果角度看，未成年人司法循证实践能有效减少未成年人监禁和再犯。循证项目的治疗理念，帮助未成年人及其家庭发现和改进其触法的根本问题，有利于真正实现未成年人的福祉。其二，从实践的成本角度看，未成年人司法循证实践将政府和社会的有限资金用于更有效的项目，能发挥有限资源的最大价值。为政府购买未成年人司法项目提供了科学的指导，保障财政资金的有效利用。其三，从实践的过程角度看，未成年人司法循证实践更加体系化，更具科学性。循证实践的特点决定了其会不断吸收和引入最新的研究成果来指导实践，且以更加开放的视角引入多学科的力量，共同合作，帮助未成年人达成康复使命。
2.未成年人司法循证实践的局限
虽然未成年人司法循证实践的发展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未成年人司法循证实践也不是完美的，关于循证项目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一，现有的循证项目并不能成为未成年人司法体系各个阶段所有决策的依据，比如，逮捕、分流、矫正等都具有不同的特点，需求也各不相同，相应的项目选择也需要更进一步的细化，但是细化的项目评估需要充足的资金和人员的支持。如果将某一项目固定为未成年人司法服务的必然选择，有可能打破有效性和全面性的平衡。[243]其二，没有完美的研究，也没有完美的项目。美国未成年人司法循证项目的评估本质上是对人类行为以及如何改变其行为策略的研究。然而，人类行为极其复杂，无法完全测量。从技术上讲，研究人员从来没能证明某一项目一定是有效的，他们的研究仅是在减少不确定性，真正的最佳项目还需要在不断的实践中发展完善。其三，循证项目虽然对改善涉罪未成年人的境遇有积极作用，但也并不完全符合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基本价值和原则，其需要在惩罚和教育之间找到平衡的价值理念。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研究委员会建议，应该将发展的理念作为处遇未成年人犯罪的核心原则，即在一个支持性的社会环境中为涉罪未成年人提供发展的机会。[244]
【注释】
[1]根据1991年 《刑事司法法案》，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提高到18岁，所以将Jucenile Courts更名为Youth Courts。
[2]Anthony Bottoms， James Dignan， “Youth Justice in Great Britain”， Crime＆ Just.2004 （31）， p.21.
[3]Jane Piceford， Paul Dugmore， Youth Justice and SocialWork， 2012， p.54.
[4]注：保护性司法。
[5]Christina Stahlkopf， “Political， Structural， and Cultural Influenceson England's Youth Offending Team Practices”， INT'LCRIM.JUST.REV.2008 （18）， pp.455， 472.
[6]犯罪年龄曲线理论和犯罪标签理论：犯罪年龄曲线理论认为大多数犯罪儿童随着年龄的增长最终将不再犯罪；犯罪标签理论认为刑事司法对少年犯的处理都容易给少年贴上犯罪标签，不利于他们的发展，不主张将涉罪未成年人监禁起来实施相关的干预措施。
[7]Jane Piceford， Paul Dugmore， “Youth Justice and SocialWork”， SAGE Publications （2012）， p.50.
[8]1973年英国学者舒尔提出激进的非干预原则 “radical nonintervention”。
[9]Anthony Bottoms， James Dignan， “Youth Justice in Great Britain”， Crime＆ Just.2004 （31）， p.33.
[10]Anthony Bottoms， James Dignan， “Youth Justice in Great Britain”， Crime＆ Just.2004 （31）， p.35.
[11]“借口文化”由英国内政部时任大臣杰克·斯特劳 （Jack Straw）提出，是指在未成年人司法体政策为自己的无能找借口，而且常常为之前的少年犯找借口，暗示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他们很少面对自己的行为，也很少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更多的个人责任。这一制度允许他们继续破坏自己的生活，并破坏他们的家庭和社区。
[12]Christina Stahlkopf， “Political， Structural， and Cultural Influences on England's Youth Offending Team Practices”， INT'LCRIM.JUST.REV， 2008 （18）， pp.455， 472.
[13]The Crime and Didorder Act1998， sec37，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1998/37/section/37， 最后访问日期： 2019 年 7 月 26 日。
[14]英国2000年刑事法庭法案确立了少年法庭的一般职能，1993年的 《儿童和青年法案》要求少年法庭考虑儿童福利因素，确保儿童的教育和培训。
[15]现在更改为司法部下设非政府部门。
[16]The Crime and Didorder Act1998， sec38.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1998/37/section/38， 最后访问日期： 2019 年 7 月 26 日。
[17]Jane Piceford， Paul Dugmore， “Youth Justice and SocialWork”， SAGE Publications Inc.2012，p.79.
[18]参见吴宗宪：《西方犯罪学》，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44页。
[19]Jane Piceford， Paul Dugmore， “Youth Justice and SocialWork”，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12， p.80.
[20]Jane Piceford， Paul Dugmore， “Youth Justice and SocialWork”， SAGE Publications Inc.2012，p.83.
[21]The Crime and Didorder Act 1998， sec39.
[22]Christina Stahlkopf， “Political， Structural， and Cultural Influenceson England's Youth Offending Team Practices”， INT'LCRIM.JUST.REV.， 2008 （18）， pp.455， 472.
[23]Crime and Disorder Act 1998， Sec 41.
[24]2017年皇家监狱和缓刑服务部门成立专门的少年监狱和缓刑服务部，少年司法委员会对少年监禁和安置的服务被转移到该部门。
[25]Youth Justice Board Annual Report and Accounts， 2018 to 2019，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820 763/YJB_Annual_Report_and_Accounts_2018-19_pages_web.pdf， 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14日。
[26]2000年少年司法委员会制定了青少年犯罪小组、安全屋安置以及风险评估工作的国家标准，该标准在2004年、2010年、2013年、2019年进行了更新，本书以少年司法委员会网站2019年修订的国家标准为准。
[27]Standards for children in the youth justice system 2019，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780504/Standards_for_children_in_youth_justice_services_2019.doc.pdf，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14日。
[28]少年犯罪专门小组也称为转处令专门小组 （Youth Offeding Penal Team）。
[29]其中社区决议是非正式的庭外处置，少年警告、少年附条件警告法定的刑事处置措施。根据2012年 《法律援助，量刑和犯罪处罚法》，警告和附条件的警告取代了之前的非正式警告和最终警告，成为庭外处置的新体系，作出警告和附条件警告的条件都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承认罪行，并且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其犯罪行为且达到了起诉条件，只不过出于公共利益不做起诉决定。
[30]Out-of-court disposal work in youth offending teams， https：//www.justiceinspectorates.gov.uk/cjji/wp-content/uploads/sites/2/2018/03/Out-of-court-disposal-workin-youth-offending-teams-reportb.pdf，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8月4日。
[31]对于刑事案件的审理，英国设有两级初审法院：治安法院和刑事法庭，少年法庭属于治安法院，负责审理18岁以下少年犯罪的案件，少年法庭由1名地区法官或者2名至3名非职业治安法官构成，且必须包含男性和女性治安法官各1名。参见宋英辉、孙长永、朴宗根等：《外国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32]Referral Order Guidance，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746365/referral-order-guidance-9-october-2018.pdf，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14日。
[33]修复令、亲职令贯彻了新未成年人司法体系责任性的精神，是对之前借口文化的反应，要求涉罪未成年人在经被害人同意的情况下，作出实际补偿，或者在所在社区进行无薪劳动。
[34]Anthony Bottoms， James Dignan， “Youth Justice in GreatBritain”， Crime＆ Just，2004 （31）， p.89.
[35]在庭外处置阶段，恢复性司法并不是一项正式处置措施，而是可以与庭外处置的措施结合使用，比如，在警告和附条件的警告中都可采用恢复性司法的措施。
[36]Youth Out-of-Court Disposals Guide for Police and Youth Offending Services，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438139/out-court-disposal-guide.pdf， 最后访问日期： 2020 年 7 月 14 日。
[37]向青少年犯罪小组提供受害人信息，需经过受害人同意。
[38]Youth Out-of-Court Disposals Guide for Police and Youth Offending Services，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438139/out-court-disposal-guide， pdf， pp.12～17， 最后访问日期： 2020 年7月14日。
[39]总警务人员协会 （ACPO）设计了一个青少年犯罪严重性因素矩阵，该矩阵以刑事检控公共利益为原则，根据罪行严重程度，分为4等，其中最轻微行为1分，最严重行为4分。
[40]Code of Practice for Youth Conditional Caution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code-of-practice-for-youth-conditional-cautions， 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14日。
[41]Code of Practice for Youth Conditional Caution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code-of-practice-for-youth-conditional-cautions， 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14日。
[42]Youth Out-of-Court Disposals Guide for Police and Youth Offending Services，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438139/out-court-disposal-guide.pdf.pp.19～21， 最后访问日期： 2020 年 7月14日。
[43]National standards for the developmentand provision of appropriate adult schemes in England andWales， https：//www.appropriateadult.org.uk/index.php/downloads/nationalstandards，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15日。
[44]Criminal Justice Act 2003，Sec 158.
[45]Criminal Justice Act 2003，Sec 156.
[46]How to use reports： section 5 casemanagement guidance， https： //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how-to-use-reports/how-to-use-reports-section-5-casemanagement-guidance，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15日。
[47]前言部分是标准化的格式，包括：①涉罪未成年人的基本人口学信息，比如姓名、出生年月、犯罪时的年龄、家庭地址等；②审议中的罪行类别及日期；③法庭名称及小型会议室地址；④报告提供人的姓名、职务和地址；⑤报告声明：“本报告是2003年 《刑事司法法案》第158条所界定的判刑前报告，是根据国家青年司法服务标准和相关指导编写的”。
[48]信息来源部分应该包括：①至少与涉罪未成年人访谈两次；②至少与涉罪未成年人父母及其监护人访谈一次；③皇家检控署提供的该案件相关信息资料；④Asset Plus和其他专家评估的资料，包括创伤和受剥削经历；⑤其他相关人士的报告，比如少年所在学校；⑥受害者的陈述及其观点。
[49]审前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是根据之前的分析和评估，向少年法庭提出量刑的建议，并制定与该未成年人情况相匹配的干预计划供法庭选择。干预计划的目的是有效地防止再犯，降低对他人以及社会的风险。如果法庭正在考虑判处监禁，审前报告详细说明监禁对该未成年人教育、就业、培训以及家庭、心理健康等的影响，尽量促成非监禁的裁判结果。
[50]当少年法庭要求青少年犯罪小组准备审前报告时，会对涉罪未成年人的罪行严重性以及可能判处的刑罚作出非限制性说明，比如罪行是否严重需要社区惩罚或者严重到不能仅靠罚款或者社区惩罚等，青少年犯罪小组需要在此基础上准备审前报告。
[51]就像承认犯罪不会降低风险因素一样，否认犯罪并不代表会增加风险因素，因此积极性的否认因素也会被考虑。
[52]Criminal Justice Act 2003，SCHEDULE 15.
[53]Public Protection Sentences and ‘Dangerousness’ Guidance for youth offending teams， https：//webarchive.nationalarchives.gov.uk/20110205191310/http：//www.yjb.gov.uk/publications/Resources/Downloads/Public%20Protection%20Sentences%20and%20 Dangerousness%20-%20Guidance%20for%20YOTs，pdf，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15日。
[54]Criminal Justice Act 2003，Sec 229.
[55]Referral Order Guidance October 2018，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746365/referral-order-guidance-9-october-2018，pdf，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15日。
[56]除了青少年犯罪小组，未成年人及其父母、监护人及其律师、指定的地方委员会等都可以提起异议。
[57]未成年人司法支持服务效果评估有三个核心指标：首次进入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系人数、监禁刑罚的使用、再犯率。
[58]Out-of-court disposal work in youth offending teams， https：//www.justiceinspectorates.gov.uk/cjji/wp-content/uploads/sites/2/2018/03/Out-of-court-disposal-workin-youth-offending-teams-reportb.pdf，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15日。
[59]杨新娥等：“附条件不起诉实证研究报告”，载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60]李红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实施问题研究”，载 《北京警察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
[61]Annual report and accounts2018/19，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820763/YJB_Annual_Report_and_Accounts_2018-19_pages_web.pdf，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15日。
[62]苏格兰，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英国）的政治实体之一。苏格兰历史上是一个独立王国，1707年与英格兰王国合并为大不列颠王国，但在其内部实行的是区别于英格兰的独立的法律体系。故，在上一节介绍过英国的相关制度后，本节单独介绍苏格兰的儿童听证制度。
[63]Sanford J.Fox，“Juvenile Justice Reform： Innovations in Scotland”， American Criminal Law Review，1974 （15）， pp.63～64.
[64]Michele Burman， Susan McVie， “Scotland” in Scott H.Decker and Nerea Marteache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Juvenil， 2nd edn，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Switzerland， Switzerland， 2017， pp.371～372.
[65]Michele Burman， Susan McVie， “Scotland” in Scott H.Decker and Nerea Marteache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Juvenil， 2nd edn，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Switzerland， Switzerland， 2017， pp.371～372.
[66]Fred H.Stone，“INTRODUCTION” in Stewart Asquith （eds），THE KILBRANDON REPORT-CHILDREN AND YOUNGPERSONSSCOTLAND， HMSO：EDINBURGH，Edinburgh， 1996， p.X.
[67]Fraser of Carmyllie， “Foreword”， Stewart Asquith （eds）， THE KILBRANDON REPORT-CHILDREN AND YOUNGPERSONSSCOTLAND， HMSO：EDINBURGH，Edinburgh， 1996， p.vii.
[68]Scottish Government， “The Children's Hearing System in Scotland”， https：//www2.gov.scot/Publications/2003/01/16151/16388， 最后访问日期： 2020 年 7 月 15日。
[69]法院保留了对儿童触犯严重罪行的管辖权。
[70]Scottish Government， “The Children's Hearing System in Scotland”， https：//www2.gov.scot/Publications/2003/01/16151/16388， 最后访问日期： 2020 年 7 月 15日。
[71]非部门公共机构是国家政府运行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机构，但不是政府或政府部门的一部分。
[72]Scottish Children's Reporter Administrator， “About SCRA-SCRA's role and purpose”， https：//www.scra.gov.uk/about-scra/， 最后访问日期： 2020 年 7 月 15 日。
[73]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1 （1）.
[74]National Convener， “Feedback Loop 2015/16 Report under Section 181 of the 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2011”， 28 July 2017， http：//www.chscotland.gov.uk/media/131236/Foreword-and-Analysis-v03.pdf，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15日。
[75]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4 （2） （b）.
[76]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chedule 2 para.2.
[77]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6 （3） （a）.
[78]Employment Rights Act 1996 s.50 （2） （b）.
[79]Kenneth McK.Norrie， Children's Hearings in Scotland 3rd， W.Green， Edinburgh： 2013， p.16.
[80]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60 and 66 （4）-（6）.
[81]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83 （1） （b） and 86 （1） （b）.
[82]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144 （2） and （3）.
[83]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201.
[84]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166.
[85]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199 （1）.
[86]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199 （2）.
[87]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199 （3）-（5）.
[88]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199 （6） and （7）.
[89]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199 （8） and （9）.
[90]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43.
[91]Rules of Procedure in Children's Hearings 2013， r.22 （2） and 45 （2）.
[92]Rules of Procedure in Children's Hearings 2013，r.8.
[93]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79 （2）.
[94]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90.
[95]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103 （4）.
[96]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104 （2）.(www.xing528.com)
[97]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110.
[98]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112 （3）.
[99]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78 （1） （b）.
[100]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27.
[101]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154.
[102]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132.
[103]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200.
[104]Kenneth McK.Norrie， Children's Hearings in Scotland 3rd， W.Green， Edinburgh： 2013， p.22.
[105]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2011 （Safeguarders Panel） Regulation （SSI 2012/54） reg.5.
[106]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33.
[107]Rules of Procedure in Children's Hearings 2013，r.22 and 26.
[108]Education and Skills Committee， “The Children's Hearings System-Taking Stock of Recent Reforms”， 25 April2017， www.parliament.scot/S5_Education/Reports/ESS052 017R05.pdf，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20日。
[109]Education and Skills Committee， “The Children's Hearings System-Taking Stock of Recent Reforms”， 25 April2017， www.parliament.scot/S5_Education/Reports/ESS052 017R05.pdf，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20日。
[110]苏格兰的法定结婚年龄是16周岁，未达法定结婚年龄婚姻自始无效。因为2011年 《苏格兰儿童听证法》中的 “儿童”有可能是超过16周岁的未成年人，所以此处订立婚姻的压力指的是超过16周岁的未成年人被强迫成立婚姻关系。
[111]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67.
[112]Education and Skills Committee， “The Children's Hearings System-Taking Stock of Recent Reforms”， 25 April2017， www.parliament.scot/S5_Education/Reports/ESS052 017R05.pdf，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20日。
[113]Kenneth McK.Norrie， Children's Hearings in Scotland 3rd， W.Green， Edinburgh： 2013， p.57.
[114]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60.
[115]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38.
[116]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61.
[117]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64.
[118]Kenneth McK.Norrie， Children's Hearings in Scotland 3rd， W.Green， Edinburgh： 2013， p.61.
[119]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68 （1）.
[120]Anthony Bottoms， James Dignan， “Youth Justice in Great Britain”， Crime ＆Just.2004 （21）， p.47.
[121]Scottish Parliament Information Centre， “Children and the Scottish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14 June 2016， p12， www.parliament.scot/ResearchBriefingsAndFactsheets/S5/SB_16-54_Children_and_the_Scottish_Criminal_Justice_System.pdf， 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15日。
[122]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68 （3） and （6）.
[123]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69 （5）.
[124]Rules of Procedure in Children's Hearings 2013，r.23.
[125]Rules of Procedure in Children's Hearings 2013，r.27 and 28.
[126]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78 （4）.
[127]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78 （1） and （2）.
[128]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73.
[129]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74.
[130]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182.
[131]Kenneth McK.Norrie， Children's Hearings in Scotland 3rd， W.Green， Edinburgh： 2013， p.78.
[132]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79 （3）.
[133]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82.
[134]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89 and 90.
[135]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91.
[136]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93.
[137]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94.
[138]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101.
[139]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102.
[140]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105.
[141]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106.
[142]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107.
[143]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108.
[144]Rules of Procedure in Children's Hearings 2013， r.58 （1）.
[145]Rules of Procedure in Children's Hearings 2013， r.58 （2）.
[146]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122.
[147]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25 and 26.
[148]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27.
[149]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28.
[150]Rules of Procedure in Children's Hearings 2013，r.7.
[151]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92 （2） and 120 （3）.
[152]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91 （3） and 119 （3）.
[153]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133.
[154]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132.
[155]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138.
[156]Education and Skills Committee， “The Children's Hearings System-Taking Stock of Recent Reforms”， 25 April 2017， www.parliament.scot/S5_Education/Reports/ESS052 017R05.pdf，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15日。
[157]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83 （1） （b）.
[158]见2011年 《苏格兰儿童听证法》第84条，对儿童的 “行动限制条件”指的是，以 “行动限制条件”所规定的方式限制儿童的行动，以及要求儿童遵守“行动限制条件”里的安排以检测其遵守的情况。
[159]“安全住宿授权”指的是将儿童被安置在儿童之家 （residential establishment）里能够限制人身自由的安全住宿的授权。儿童之家指的是：（1）苏格兰地区：依据2011年 《苏格兰儿童听证法》、1995年 《苏格兰儿童法》、1968年 《苏格兰社会工作法》为儿童提供的住宿，无论这一住宿是地方政府管理还是其他志愿者和组织管理。（2）英格兰或威尔士地区：1989年 《儿童法案》第53条所指社区居所、志愿之家或私人的儿童之家。（3）北爱尔兰地区：1995年 《北爱尔兰儿童令》第八部分所指的志愿之家或注册的儿童之家。
[160]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83 （2）.
[161]Scottish Parliament Information Centre， “Children and the Scottish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14 July 2011 http：//www.parliament.scot/ResearchBriefingsAndFactsheets/S4/SB_11-53.pdf，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15日。
[162]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145.
[163]Kenneth McK.Norrie， Children's hearings in Scotland， 3rd.， W.Green， Edinburgh：2013， p.202.
[164]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83 （7）.
[165]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86.
[166]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202.
[167]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86 （3） （e）.
[168]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154.
[169]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157.
[170]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155.
[171]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156 （1） （2） （3）.
[172]Children's Hearings（Scotland） Act 2011， s.156 （4） （5）.
[173]Kenneth McK.Norrie， Children's Hearings in Scotland， 3rd.， W.Green， Edinburgh：2013， p.2.
[174]Anthony Bottoms， James Dignan， “Youth Justice in Great Britain”， p.53.
[175]Anthony Bottoms， James Dignan， “Youth Justice in Great Britain”， p.29.
[176]Kenneth McK.Norrie， Children's Hearings in Scotland， 3rd.， W.Green， Edinburgh： 2013， p.4.
[177]Kenneth McK.Norrie， Children'sHearings in Scotland， 3rd.， W.Green， Edinburgh： 2013， p.3.
[178]Scottish Parliament Information Centre， “Children and the Scottish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14 July 2011， http：//www.parliament.scot/ResearchBriefingsAndFactsheets/S4/SB_11-53.pdf，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20日.
[179]Kenneth McK.Norrie， Children'sHearings in Scotland， 3rd.， W.Green， Edinburgh： 2013， p.3.
[180]Anonymous， “For the Good of the Child， for the Good of Society： Using Scotland and Jamaica as Models to Reform U.S Juvenile Justice Policy”， Harvard Law Review， 2002（115）， pp.1980～1981.
[181]Anna Poole， “Human Rights and Children's Hearings”， Juridical Review， 2016（2）， p.4.
[182]Scottish Parliament Information Centre， “Children and the Scottish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14 June 2016， www.parliament.scot/ResearchBriefingsAndFactsheets/S5/SB_16-54_Children_and_the_Scottish_Criminal_Justice_System.pdf，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15日。
[183]Anna Poole， “Human Rights and Children's Hearings”， Juridical Review， 2016（2）， p.5.
[184]Kenneth McK.Norrie， Children'sHearings in Scotland， 3rd.， W.Green， Edinburgh： 2013， pp.3～4.
[185]Kenneth McK.Norrie， Children'sHearings in Scotland， 3rd.， W.Green， Edinburgh： 2013， p.379.
[186]Scottish Parliament Information Centre， “Children and the Scottish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14 June 2016， www.parliament.scot/ResearchBriefingsAndFactsheets/S5/SB_16-54_Children_and_the_Scottish_Criminal_Justice_System.pdf，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15日。
[187]Scottish Parliament Information Centre， “Children and the Scottish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14 June 2016， www.parliament.scot/ResearchBriefingsAndFactsheets/S5/SB_16-54_Children_and_the_Scottish_Criminal_Justice_System.pdf，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15日。
[188]Michele Burman， Susan McVie， “Scotland”， in Scott H.Decker and Nerea Marteache （eds.）， I 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Juvenile， 2nd， p.380.
[189]Children's Hearings Scotland，“The Children's Hearings System Taking Stock of Reforms”， 13March 2017， www.parliament.scot/S5_Education/General%20Documents/20170313ChildrensHearingsScotlandSubmission.pdf，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15日。
[190]Education and Skills Committee，“The Children's Hearings System-Taking Stock of Recent Reforms”， 25 April 2017， www.parliament.scot/S5_Education/Reports/ESS052 017R05.pdf，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15日。
[191]Scottish Children's Reporter Administration， “STATISTICAL ANALYSIS 2017/18”， https：//www.scra.gov.uk/wp-content/uploads/2018/07/Full-statistical-analysis-2017-18.pdf，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15日。
[192]Education and Skills Committee，“The Children's Hearings System-Taking Stock of Recent Reforms”， 25 April2017， www.parliament.scot/S5_Education/Reports/ESS052 017R05.pdf，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15日。
[193]Education and Skills Committee，“The Children's Hearings System-Taking Stock of Recent Reforms”， 25 April2017， www.parliament.scot/S5_Education/Reports/ESS052 017R05.pdf，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15日。
[194]李培林、徐崇温、李林：“当代西方社会的非营利组织——美国、加拿大非营利组织考察报告”，载 《河北学刊》2006年第2期。
[195]Tina Maschi； Mary Lou Killian， “The Evolution of Forensic Social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 Implications for 21st Century Practice”， Journal of Forensic Social Work，2011 （1）， pp.8～36.
[196]［美］玛格丽特·K.罗森海姆、富兰克林·E.齐姆林、戴维·S.坦嫩豪斯、伯纳德·多恩编：《少年司法的一个世纪》，高维俭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页。
[197]［美］玛格丽特·K.罗森海姆、富兰克林·E.齐姆林、戴维·S.坦嫩豪斯、伯纳德·多恩编：《少年司法的一个世纪》，高维俭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页。
[198]Juvenile Justice and Delinquency Prevention ActReauthorization 2018，Sec.201.https：//ojjdp.ojp.gov/sites/g/files/xyckuh176/files/media/document/jjdpa-as-amended_0.pdf，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15日。
[199]Juvenile Justice and Delinquency Prevention Act Reauthorization 2018，Sec.206.
[200]Juvenile Justice and Delinquency Prevention Act Reauthorization 2018，Sec.223.
[201]Federal Advisory Committee on Juvenile Justice： https：//facjj.ojp.gov/about，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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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张文娟：《中美少年司法制度探索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18页。
[204]See Title II， Title V and JABG， http：//www.act4jj.org/federal-funding/titleii-title-v-and-jabg，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4月4日。
[205]See Juvenile Justice and Delinquency Prevention Act（JJDPA） Fact Sheet Series Funding， http：//www.act4jj.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files/Funding%20Fact%20 Sheet%20-%20FINAL.pdf，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15日。
[206]See Historical Federal fuding Chart， http：//www.act4jj.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files/Historic%20Funding%20Chart%20-%20FY19.pdf， 最后访问日期： 2020年7月15日。
[207]See Federal funding， http：//www.act4jj.org/federal-policy/federal-juvenilejustice-appropriations.
[208]张鸿巍：《少年司法通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59页。
[209]根据新泽西州 《未成年人司法改革法》，各县都设置了少年服务委员会，但是该委员会关注的重点不是未成年人司法改革政策，而是分配政府和联邦的资金并监督未成年人司法项目。所以领导团队在试点县成立了新的地方指导委员会，专门负责指导当地实施JDAI项目。
[210]See PeterW.Greenwood； Brandon C.Welsh， Promoting Evidence-Based Practice in Delinquency Prevention at the State Level： Principles， Progress， and Policy Directions，Criminology＆ Pub.Pol'y，p.493.
[211]See Donna M.Bishop， “Evidence-Based Practice and Juvenile Justice”， Criminology＆ Pub.Pol'y，2012 （11），p.483.
[212]See Elizabeth Cauffman； Adam Fine； Alissa Mahler； Cortney Simmons， “How Developmental Science Influences Juvenile Justice Reform”， UC Irvine L.Rev.， 2018 （8），p.21.
[213]See Laurence Steinberg， “Adolescent Development and juvenile justice”，ANN.REV.CLINICAL PSYCHOL， 2009 （5）， p.459.
[214]Roper v.Simmons， 543 US 551 （2005）.
[215]Graham v.Florida， 130S.Ct.2011， 176l.Ed.2d825 （2010）.
[216]宋英辉、苑宁宁：“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处置规律研究”，载 《中国应用法学》2019年第2期。
[217]元分析是一种用于编码、分析和总结研究证据的变量。
[218]https：//jjie.org/wp-content/uploads/2018/08/Whats-the-evidence-for-EBPractice-butts-jeffrey-2012.pdf，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16日。
[219]Peter W.Greenwood； Brandon C.Welsh， “Promoting Evidence-Based Practice in Delinquency Prevention at the State Level： Principles， Progress， and Policy Directions”，Criminology＆ Pub.Pol'y，2012（11）， p.493.
[220]张崇脉：“当代美国循证矫正及其启示”，载 《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6期。
[221]See How States Engage in Evidence-Based Policymaking：A National Assessment， PEWMACARTHUR RESULTSFIRST INITIATIVE， 1 （2017）， http：//www.pewtrusts.org/～ /media/assets/2017/01/howstates_engagein evidence based_policymaking.pdf.
[222]James C.Howell； Mark W.Lipsey， “A Practical Approach to Evaluating and Improving Juvenile Justice Programs”， JUV.＆ FAM.CT.J.， 2004 （55）， pp.35～48.
[223]See https：//jjie.org/hub/evidence-based-practices/key-issues/， 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16日。
[224]See https：//jjie.org/wp-content/uploads/2018/04/Ref-JJ-139-182.pdf， 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16日。
[225]See https：//jjie.org/wp-content/uploads/2018/08/What-Works-in-Reducing-Recidivism.pdf，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7月21日。
[226]See Juvenile justice services， http：//www.jjgps.org/juvenile-justice-services，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16日。
[227]蓝图计划是前文提到的1992年由科罗拉多大学预防暴力研究中心的Delbert Elliott领导的一个研究项目。Center for the Study and Prevention of Violence致力于通过决策者和行动者建立合作，将高质量的研究纳入预防暴力的实践。根据Center for the Study and Prevention of Violence蓝图计划网站统计，目前有89个项目，其中列出了3个模范加项目 （Model Plus）、14个模范项目 （Model）项目和72个有前景的项目 （Promosing）。 See The Blueprints for Healthy Youth Development， https：//www.blueprintsprograms.org/program-search/，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16日。
[228]华盛顿州立公共政策研究所使用元分析方法对项目进行评估，考虑项目对纳税人和犯罪受害者的成本，项目和策略没有排名，但对累犯的影响进行了测量。
[229]Campbell Collaboration成立于2000年，以有影响力的实验心理学家Donald Campbell的名字命名。合作的目的是通过元分析对教育、社会工作和福利、犯罪和司法等领域的高质量研究证据进行系统的审查促进以循证为基础的政策和实践。See The Campbell Collaboration， https：//campbellcollaboration.org/library.html， 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16日。
[230]张鸿巍：《少年司法通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96页。
[231]See Fixsen，D L；Blase，KA；Naoom，SF；Wallace，F， “Core implementation components”， Research on SocialWork Practice， 2009 （19）， pp.531～540.
[232]See JUVENILE JUSTICE REFORM IN CONNECTICUT：How Collaboration and Commitment Have Improved Public Safety and Outcomes for Youth， http：//www.justicepolicy.org/uploads/justicepolicy/documents/jpi_juvenile_justice_reform_in_ct.pdf， 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16日。
[233]See JUVENILE JUSTICE REFORM IN CONNECTICUT：How Collaboration and Commitment Have Improved Public Safety and Outcomes for Youth， http：//www.justicepolicy.org/uploads/justicepolicy/documents/jpi_juvenile_justice_reform_in_ct.pdf， 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16日。
[234]儿童和青少年家庭支持中心是康涅狄格州为青年提供的一种新的服务模式，它包括两个项目：一是为12岁至17岁的青少年提供全面的青少年和家庭需要评估，并提供一系列干预措施，包括技能建设团体、教育宣传、职业和生活技能发展、家长支持、家庭调解、个案管理和转诊服务；二是为涉及司法的青少年提供服务，也为那些因旷课、逃跑或其他违抗行为而被转到法院寻求家庭和服务的人提供服务。
[235]See Learn about the vision，mission and guiding principles of the Department of Juvenile Justice， http：//www.djj.state.fl.us/about-us/mission， 最后访问日期： 2020年7月16日。
[236]See Evidence-Based Policies， Programs， and Practices in Juvenile Justice：Three States Achieving High Standards Through State Support Centers， http：//www.ncjj.org/pdf/EBP%20Report/EBPinJJ%20Final%20032016.pdf， 最后访问日期： 2020 年7 月16 日。
[237]See Juvenile Justice Process， http：//www.djj.state.fl.us/youth-families/juvenile-justice-process，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16日。
[238]See Office of Program Accountability， http：//www.djj.state.fl.us/services/support/OPA，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16日。
[239]See Programming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Unit， http：//www.djj.state.fl.us/partners/programming-and-technical-assistance-unit，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16日。
[240]See Find out about themission and purpose of the Office of Research and Data Integrity， http：//www.djj.state.fl.us/research/about-us， 最后访问日期： 2020 年 7 月16日。
[241]See JJIS Information； http：//www.djj.state.fl.us/partners/data-integrity-jjis/jjis-information，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16日。
[242]See The Louisiana Experience： Building Evidence Based Practices， http：//modelsforchange.net/publications/562，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16日。
[243]See What's the Evidence for Evidence-Based Practice？， https：//jjie.org/wpcontent/uploads/2018/08/Whats-the-evidence-for-EB-Practice-butts-jeffrey-2012.pdf，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16日。
[244]See Reforming Juvenile Justice： A Developmental Approach， https：//jjie.org/wp-content/uploads/2018/04/Ref-JJ-139-182.pdf， 最后访问日期： 2020 年 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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