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社会支持与压迫理论研究

2002年，库伦与差别压迫理论的提出者卡尔文联名发表了论文 《压迫、社会支持和犯罪：一个整合性理论》，在社会支持理论和压迫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 “差别社会支持和压迫理论”，从而将社会支持与压迫概念加以整合^[14]。

库伦首先借鉴卡尔文的差别压迫理论，对社会支持理论进行了进一步延伸，认为社会支持也可能会以持续性支持和无常支持两种方式出现。持续性社会支持会在接受者与提供者之间建立一种较强的信任关系。这种信任感会成为一种较强社会关系的基础并且转化成对他人的强烈道德责任，利他主义而非利己主义会成为个人行为的首要动机，这有利于犯罪预防。对来自他人可信赖的社会支持的体验会减少紧张和愤怒并产生很强的内部自我控制，因为人们知道他们的行为可以产生可预见的积极结果并带来更多的社会支持。而无常的社会支持意味着个体无法依赖来自他人或者社会机构的帮助。这并不意味着处于无常社会支持下的个体必然会感到压迫，但他们多少会感到不安全并且会拼尽全力守护自己。这种无法预计的社会支持状况会导致中等强度的愤怒并且降低自我控制能力，因为此时社会支持的供给并不取决于一个人的行为。在无常社会支持状态下，个体可以通过挖掘潜在社会支持资源以获得帮助，但这只能造就建立在自我利益谋算基础上的紧张社会关系，而不是建立在信任和对他人奉献基础上的良好社会关系。库伦还进一步提出了社会支持的差别来源理论，即社会支持既可能来自合法来源也可能来自非法来源，如果人们被拒绝提供合法来源的社会支持，他们很可能会去寻求接受不合法的社会支持网络。而这些非法社会支持网络会给个体提供与各种犯罪行为有关的知识、技能、联系、角色、归属感以及社会地位，从而使个体积累犯罪资本，鼓励个体卷入更有技巧、有组织的各种犯罪活动。

在差别压迫理论和差别社会支持理论的基础上，库伦和卡尔文提出了 “差别社会支持和压迫理论”，将持续性社会支持、无常性社会支持、持续性压迫、无常性压迫这四个基本范畴置于一个系统之内并解释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理论的基本模型如图1^[15]：(www.xing528.com)

图1　差别社会支持和压迫理论模型

图1充分体现了差别社会支持和压迫理论的基本思想，在该图中，社会支持与压迫是一对呈反向关系的范畴：在宏观层面上，国家和社会提供的社会支持越多，人际间的压迫关系越弱，反之亦然；在微观层面上，社会支持能够弱化或者防止压迫体验，反之压迫则通常以剥夺或者威胁剥夺社会支持的方式出现。持续性的社会支持和持续性的压迫都有利于预防犯罪的发生，但是持续的社会支持能促使人们产生高度的亲社会行为并降低精神疾病的发生，而持续性的压迫则会降低人们的亲社会行为并引发高度的精神健康问题；无常性的社会支持和无常性的压迫都可能导致犯罪行为发生，且都会促使人们去寻求或者容易接近非法来源的社会支持。因此，库伦和卡尔文认为，为了预防犯罪的发生，好的社会政策必须提供持续性的、贯彻个体一生的来自家庭、学校和工作单位等合法来源的社会支持。这一理论对于刑事司法系统而言同样有效：通常我们对犯罪的下意识反应是采取压迫政策，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强化刑事司法控制对犯罪行为施以持续性的压迫，但一方面这种持续性压迫只能造就意志消沉的、抑郁的个体并为社会增加另一种负担；另一方面这种持续性的压迫实际上很难维持，除非我们能够建立起一套全天候的监控体系，然而这样的监控相较于我们所要预防的犯罪而言对人权的侵犯更严重。因此好的刑事司法和犯罪矫正政策也应当是在降低压迫的同时提高社会支持。这种政策必须包含建立一套清晰、持续并且公平、坚定的方案；对犯罪行为传递一种强烈的、持续的否定性信息；对良好行为持续性给予奖励；通过持续提供合法来源的社会支持以切断与犯罪网络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支持是关键因素，压迫只能作为最后手段，即只有持续性的社会支持未能产生服从效应后才能诉诸压迫手段。通过这个过程，个体就会知道结果的好坏完全取决于自己的行为，从而学会控制自己的行为以取得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