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产物

马克思写作《资本论》，开始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政治经济学批判》出版于一八五九年；当作《批判》续编的《资本论》的第一卷出版于一八六七年，第二卷、第三卷则系在马克思死后，由他的亲密友人和忠实同志恩格斯编好遗稿分别于一八八五年和一八九四年问世。由写作到全部出版，前后几历半世纪的时间，恩格斯始终是这个伟大的难产工作的全力支持者和协助者。

决定《资本论》难产的最初的也是最根本的因素，应当说是有关立场的问题，把解放无产阶级，因而解放人类的历史任务，属望于无产阶级自身，这在一开始，就要对一切传统的因袭的思想，采取非常坚决的革命立场。如果不是在斗争实践中认清了无产阶级的力量；不是在科学研究上，发见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乃至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错误认识，也就不可能站稳这个立场。如其说马克思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就采取这个立场的，那么我们有理由把四十年代看作是《资本论》写作的酝酿准备期。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前后，可以说是西欧资产阶级社会正经历着饱满发展的前进的阶段，同时，也恰好是这个社会在以极大的规模和极快的速度来创造发展它的致命的对立物——无产阶级的时期。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愈来愈益采取了公开的形式。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早，劳动阶级远在一八二四年就已取得了集会结社自由的英国，一八三一年就在选举法改正运动中出现了奥文派领导组织的“全国劳动者阶级同盟”，一八三六年又由“伦敦劳动者同盟”积极展开废除选举财产限制的普选运动，这个运动以和平请愿始，和平请愿失败，就诉之于全国总罢工，在各地引起骚扰，警察军队到处和群众发生冲突。资产阶级原来是想利用劳动者阶级的组织力量，好从保守的封建地主阶级争取政治权力，但劳动者阶级——经组织发动起来，就把他们自己的要求带到运动中去，而往往大大地超越了资产阶级所希望实现的限界。当英国资产阶级为了对付贵族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压倒势力，致不惜利用无产阶级，并帮助他们获得集会结社的自由，而结局弄得大伤脑筋的时候，而在顽固地不肯给予无产阶级以那种自由的法国统治者，却并没有证明他们做得聪明。一八三一年法国里昂的丝业工人起义了，这个城市被工人们占领了许多天。对于这个事件，法国大资产阶级右翼的机关报《辩论报》（Journae Dls Debats）极敏感也极明确地第一次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的现实赤裸裸地揭露出来了：

“里昂起义已经显示出了一个重要秘密：就是社会上已经发生了有资产的阶级和没有资产的阶级的斗争。

商工业社会和其他社会一样，有它的创伤，这个创伤就是工人；有这个永远在增长、永远在匮乏中的劳动人口，社会就没有平静可言……

试比较一下城市里面的贸易和产业阶级的数目和工人阶级的数目，你就会为了它的不平均而大吓一跳——一对一百。(www.xing528.com)

工人阶级随时在生活不安的状态下要求一种改变，这是现代社会的危机。”^[30]

这个从法国资产阶级口里讲出的“现代社会的危机”或“商工业社会的创伤”在落后的德国一开始现代化，就很快地表现出来。一八四四年作为德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第一次阶级战斗而出现的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起义了，马克思极其重视这次起义的重大意义，他非常坚决地指出：“……无产阶级立即非常肯定地、尖锐地、毫不客气地、庄严地、大声疾呼地宣称它是同私有制社会相对抗的。”^[31]在前一年即一八四三年刊行的《黑格尔法律哲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人的解放，……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的看法，所以他异常兴奋地看到这样的斗争场面，认为“……没有革命，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需要这种政治行动，因为它需要摧毁和消灭旧东西”^[32]。无产阶级诉之于直接行动的革命斗争实践，不仅向革命导师们表示了他们的力量，同时并还增强了革命导师们对于他们的信赖。恩格斯是直接间接参加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宪章运动的，他非常关心英国的工人生活，他在一八四五年写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最后表示了这样的结论性的意见，他说：“穷人反对富人的战斗，今天已在个别地间接地进行着，在英国，那将导向一般的、全面的、直接的行动。要和平解决，不成了。阶级差别愈悬殊，敌对的精神就愈加要贯彻在工人们脑中，加深他们的怨愤；个别的游击式的袭击，会集中表现为重大的战斗和示威，一个小的冲突，很快就会扩展为雪崩的运动。全国都发出‘不战斗就没有出路’的吼声，那时富豪们就是能够注意到，也来不及了。”^[33]马克思是非常重视恩格斯的这种著作的，他同恩格斯在一八四七年底合草的《共产党宣言》，已显然把他们对于无产阶级的认识和期望，更明确更系统地表达出来了：在一方面，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中最下层的阶级，它若不把压在它头上而由组成正式社会的那些阶层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物抛出九霄云外，便不能伸腰，便不能抬头”^[34]。同时，“资产者阶级生存和统治的基本条件，是财富积累在私人手中，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生存条件，是雇佣劳动制，雇佣劳动制是全靠工人们自相竞争来支持的。但资产阶级不由地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却使工人们经过互相联合达到革命团结代替了他们因相互竞争引起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所借以生产并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脚下抽去了。它所生产的首先是它自己的掘墓人”^[35]。其结局就是：“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36]即社会主义是无可避免的。马克思在五十年代之初，已经是明确地站在工人阶级立场，并抱着实现社会主义的充分信念而开始其《资本论》的写作的。

不过论到这里，我们需要着重说明一下当时存在于哲学上社会主义思想上及政治经济学上的各种学说对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的产生，所给予的巨大影响。

十九世纪上半期特别是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那个时期，资本主义在英国、法国乃至西欧其他一些国家，都以飞快的速度向前发展，社会阶级间引起了深刻的分化。而在较迟走上资本主义旅途的德国，无产阶级抬头了，封建贵族阶级却并没有倒下去，于是在阶级消长变化中，造成一种非常错综复杂的局面。在这种狂飙急变的情形下，一切传统的想法和看法，都不能维持了：形而上学的观点站不住脚，平等自由博爱的理性王国兑不了现。因而就在无产阶级逐渐由社会最底层爬升起来的同时，在各种社会意识中，在学说争鸣当中，已经为他们准备了或贮备了一些虽然是不完备的不成熟的但不少是有利于打破传统成见的进步思想因素。马克思就是呼吸在这样的思想生活的气氛中。我们由他的思想观点的急速转变，也不难理解当时进步思想学说给予他的刺激和影响。他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是由法律、历史、哲学再转到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是由青年黑格尔派，转变为费尔巴哈的学徒，再变成辩证唯物主义者的。当他由青年黑格尔派变成费尔巴哈学徒，变成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的时候，他就回过头来批判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兄弟，说他们把历史的创造者期之于所谓“批判的人物”，而把群众看为是惰性的阻碍“批判的人物”创造历史的东西，是完全错误的；他认为创造历史，实现社会主义的，正好要依靠无产阶级群众的力量。这是马克思表述在《神圣家族》那部早期论著中的意见，那已表明他这时的进步思想，是先从传统哲学上解放出来的结果。虽然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早就给予了这个热心于社会改革的青年哲学家以深刻影响。恩格斯在他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讲过：“现代社会主义，按其内容说来，首先是，一方面，对于那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间，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间的阶级对立的认识底结果，另一方面，对于那支配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的认识底结果。可是，按其理论形式说来，现代社会主义最初出现，只表示为是十八世纪法国的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原则的继续和似乎是更彻底的发展。现代社会主义，正如任何学说一样，应得首先从在它之前已经积累了的思想资料出发，虽然它在物质的经济事实中有着深刻的根源。”^[37]不错，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前述《共产党宣言》中，已经从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去探索它的深刻的根源，但要就无产阶级必然胜利，资产阶级必然灭亡的结论加以科学论证，那就非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或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大量思想材料历史材料，加以缜密周到地研究它不可。而这也正是马克思由哲学、社会主义转向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原因。他在一八五〇年开始经济学研究工作的时候，曾表示在英国做这个工作有莫大的便利：英国是资本主义的典型所在。“伦敦是便于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良好观察所”；“大英博物馆里收集有关于政治经济学历史方面的巨量资料”^[38]，马克思费了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的时间，钻研这些材料，批判其错误，吸收其健全而合理的成分，建立起他底以剩余价值学说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这就是说，剩余价值学说是沿着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发展过来的。所以列宁说：“马克思以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形成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考察经济制度时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初步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两个人的事业。他严整地论证并一贯发展了这一理论。”^[39]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进行这种批判分析工作的时候，显然是由于他在哲学上，已经由批判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核心，赞承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中的健全部分，而由是建立起了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这使得他把辩证唯物主义应用到人类社会生活方面，因而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上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至于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咒骂资本主义制度，分别提出各种各样消灭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理想图案，在天真的幻想中，确实夹杂有不少可供启发的天才预见成分。在把资本主义看作残酷的剥削制度，并否认其合理存在的限内，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点也没有低估那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重要影响。这就是说，作为无产阶级这个先进阶级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应该看作是一切思想遗产中底先进成分的赞承者和继续者，“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所已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是直接继承那些伟大的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底学说而产生”^[40]。这一点，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格外表现得明显。凡属前人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方面有所益助于无产阶级解放任务的基本论点乃至一鳞片爪的零星见解，几乎都可在《资本论》中找到它的适当地位。像亚里士多德、威廉·配第、魁奈、黑格尔、圣西门、欧文、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浩斯金、汤姆普生，往往是用一定的敬意来称呼的。“马克思主义没有丝毫与‘宗派主义’相像的东西，它绝对不是一种什么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出来的偏狭顽固的学说”^[41]，这基本是由于它所服务的阶级，即无产阶级，正是从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大道上产生出来，并负担有自我解放并进而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任务的缘故。

由上面的说明，我们知道，马克思在正式开始写作《资本论》的五十年代以前，就已经确立了他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即写作过程中，他不但从未怠忽他所担任的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并且一直是把那种写作，看作是在思想上鼓舞教育工人阶级的革命具体实践。所以当他听到工人阶级从他的《资本论》受到了教育的时候，他就喜不自胜地认为那是对于他的劳作的巨大报酬，正惟其他始终坚持着这个立场，他就有可能从现代哲学、政治经济学及社会主义思想中，批判驳斥其为资产阶级辩护的不合理的错误的部分；而将其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健全的合理的部分吸收出来，由是建立他自己底揭露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的经济理论体系。因此，在论及《资本论》产生过程的时候，我们是有必要把马克思底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阶级立场问题，作为最有决定意义的关键，而首先予以考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