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拉彻曾经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的姿态，写过一些经济学论著。自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充当了英国工党政府的内阁大臣以后，他的机会主义的尾巴，就翘得很高了。在一九五六年他出了一部《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论著。这部著作，虽题名为《现代资本主义》，但里面所讲的，实质上是要借现代资本主义来论证马克思的《资本论》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何为这个现代资本主义所推翻，如何成了“过时”的东西，同时论证凯恩斯的经济学如何对现代资本主义有现实性和创见性。他的立论手法和他所极力推崇的罗宾逊的手法差不多。他有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表示一些恭维意见，无非是要用来衬托凯恩斯的“伟大”，或模糊读者的视听罢了。他在该书第一章讲到他的研究方法和目的时说：“我在若干章节中采用的陈述方法，目的就是把一些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著名经济学家的分析，不仅拿来和事实上已经揭露的现实比较，而且还拿来和马克思或他的继承者的分析相比较。”[36]也就是说，通过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看谁的理论不对，谁的理论对。
斯特拉彻在他的现代资本主义论著中，也和罗宾逊一样，对马克思主义讲了一些“恭维”的话。他说：“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件无缝的外衣，当我们单独考虑它的经济方面时——虽在表达它时不得不从某一部分开始，我们就破坏了这个整体。但是我们决不应该忘记，马克思永远企图超越经济学而在我们面前呈现人类社会怎样在各方面运行的宏大全景。”[37]“如果我们拿现在根据经验而得知的马克思所达到的深入观察的程度，来同其他任何一位社会学家的造诣比较一下，我们将会对他充满尊敬。”[38]但是，斯特拉彻认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危险所在。因此他在紧接着前面那段“好话”之后马上说：“一百年来的发展指出他的企图除了极粗略的初步近似论而外，并未成功亦不可能成功，而这些近似论如果不加批评地应用，势必引起巨大的错误。”[39](www.xing528.com)
斯特拉彻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如从经济学方面开始，就得从劳动价值论开始。因为“价值概念在历史上和理论上，都拦在经济思想的门口”[40]。“劳动价值论今天首先被认为是马克思体系的基础。”[41]马克思把劳动价值论发展成为剩余价值论，即利润从何而来的学说，积累的学说，资本的学说；同时，在劳动价值论里，又包含着劳动力价值仅够维持劳动者生存的“工资生活费论”，由此引伸到相对绝对贫困化论，危机论，终而招致资本主义制度灭亡论。斯特拉彻要人们不要拒不承认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比经济学家们有巨大的进步[42]；说他对许多经济问题，都提出了独特答案。如果说，“经济学家们已经研究了每个独立的资本主义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但马克思深入工厂，研究了工厂内的隐蔽的交换过程。这是工人的劳动力同占有者支配的生活资料交换过程。马克思使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这个特殊的交换行为，这是他的无上的成就。”[43]然而，这都不是正面的文章。而他真正要说的，却在这里：整个马克思主义，与其说是科学体系，不如说是一种方法[44]，要“使用马克思的那种包罗万象的方法，是带有莫大危险性的”[45]。为什么呢？斯特拉彻反复指出：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的劳动价值论，虽然被“巧妙地”用来说明国民产额在社会各阶级间的分配，在这种意义上，不失为一个“有收获的假设”[46]，但在他看来，第一，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单位，势将无法表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无法解释不增加劳动者人数或劳动时间，却可大大增加产额的事实。他不但和罗宾逊一样把价值和使用价值混做一谈，并按照马歇尔的庸俗看法，认为“价值不但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人——时决定，而且由资本的当前的报酬水平决定”[47]。其次，劳动价值论一般都把工资生活费论作为它的重要内容，以为劳动者总只能获得等于或低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他认为这是马克思对国民产品在社会各阶级间分配的说明中的重大缺点，也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相对绝对贫困化学说不符合事实的根本原因。一般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者都反对绝对贫困化的理论，但对相对贫困化的理论却很少反驳。这位工党经济理论家竟连相对贫困化也不肯承认了。他说：“在过去一百年的全部过程中，英国并无‘相对贫困化’（美国的数字也大致相似）。工人生活水平不但加了倍，而且他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也没有下降。”[48]其所以如此，他以为是由于工会的压力，和不断通过议会政治施行了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再分配的社会财政措施的结果。斯特拉彻所讲的工人阶级，不是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包括经常有成千上万、成百万成千万失业者在内的工人阶级整体，而是指帝国主义国家的在业工人，特别是其中被大资本家收买的工头、工人贵族、官僚阶层；而据此，斯特拉彻竟别有用心地作出结论，说马克思用劳动价值论来巧妙地说明国民总产品在社会各阶级间的分配，对于劳动力在生产中占有极重要地位的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前期，尚有一定的妥当性，到了生产资料在生产中愈来愈占有重要地位的十九世纪后期，特别是二十世纪，那已经行不通了。他说马克思只看到资本家阶级为了榨取更多利润，从而要尽可能把工人的工资压低到仅够生存的限度这一方面，并把它看作是一个无可改变的规律，但事实上却不过是一个可以改变的倾向。[49]这就是说，马克思严重地低估了工会、国会、工党政府所作的抵销各种经济固有倾向的努力[50]。所以，从今天看来，马克思主义几乎是一种完全错误的学说，很少接触到或者根本没有接触到现实[51]。可是，斯特拉彻毕竟知道马克思主义是驳不倒的，他说：“尽管我们可以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常不能恰当地解释事态的真正发展，但除非有一更现实、更灵活而同样包罗万象的人类社会科学来超越它和概括它，否则它不会失掉它的吸引力。低于这一水准的科学是不中用的。目前唯一能够最后满足我们要求的东西，是不但在经济方面而且在其他方面解释社会之间真正的相互关系，至少足以提出粗略的预言以及根据这些预言而采取的控制措施。”[52]然则资产阶级社会是否已经出现了这个“高水准”并可以对付并抵销马克思主义的包罗万象的体系呢？斯特拉彻对此答复得非常含糊，但他在这本书中，却反复表明，他自己以及他所崇拜的凯恩斯、罗宾逊，还有奥地利学派“后起之秀”的熊彼得，都在致力于建立一个象马克思主义那样的，包括经济学但不限于经济学的社会科学体系，来与马克思主义相对抗。他言外暗示，只有凯恩斯“提出粗略的预言以及根据这些预言而采取的控制措施”。他说：“凯恩斯一生致力于发展了我们现在生活的资本主义的新的、最后阶段学说的一个完整的方面。”[53]“其整个精神和着重之点违背了这一时期任何其他正统学派经济学家的著作”[54]；“凯恩斯所做的首要事情，是站在（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制度外面，以便观察它的全貌”[55]。其所得的结果，照他借熊彼得的话说，就是“惊人的判断”，有启发性的“先见”，即“说这个制度并非自行调整，就是说它需要使它发挥作用的某些当局的自觉控制”[56]。而在“自觉控制”中采取的象举债兴办事业、增税、由国家创造投资消费条件等等，便被斯特拉彻说成是凯恩斯所作的“和平转变的技术”的“贡献”。事实上，凯恩斯的贡献只不过是他对于垄断资本的贡献，只不过是他对于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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