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已经认识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资本论》,如果结合一定的政治任务,去从它找立场、观点、方法,然后再把它应用到我们实践中来,从我们的实践中总结经验,发现新的规律与原则,作出新的理论。这种理论,如象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如象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如象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其他体现在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领域和政策方面的理论,就是坚决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有关革命立场、观点与方法原则而继续发展下来的。但是必须指出,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论在哪一方面有所发展的同时,也必须是有关它的立场、观点、方法原则的充实与发展。为什么呢?这里存在着非常本质的原因,先分别来讲,然后再把它们综合起来说。
第一,在一切社会科学部门中,政治经济学以及与它有极密切联系的社会经济发展史(或社会发展史)本身,自始就把规定阶级性质,划分阶级成分,确定阶级对立斗争及其力量对比的消长变化关系等等作为它的基本内容。列宁指示我们:“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4]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关系,在阶级社会里也就是阶级关系。所以恩格斯反复讲到,《资本论》所要说明的,只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轴心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只是“我们的银行家、商人、工厂主和大土地占有者的全部资本,不外是工人阶级的积累起来的无偿劳动!”[5]谁都承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关系所作的分析,是十分详尽、全面、深刻的,但即使如此,他毕竟只是指出了阶级的基本原理,只讲到了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的阶级关系。而在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阶级关系,在较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象在我们中国过去那样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阶级关系,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关系,则需要他的后继者去继续努力了。这意味着体现经济关系中的阶级学说,要伴同政治经济学一同继续发展。
其次,就观点来说,马克思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发展应用到社会生活方面的第一个人;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正如他自己所说,是把唯物史观作为全书展开的导线。举凡包括在唯物史观中的各种命题,如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的一般过程,物质生产方式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辩证关系,或一度有着促进生产力发展作用的生产关系,到了束缚妨碍生产力发展时,就要导致社会革命等等,都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全面的反映。也就因为这样,列宁才在他那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著作中,反复说明,由于《资本论》,唯物史观变成为科学,即是说,上述的唯物史观的诸命题,或它作为一种科学所包括的各种原理原则,都被具体反映在《资本论》中了。为列宁所痛斥的米海洛夫斯基之流,读了《资本论》,不能发现在《资本论》中的唯物史观,诚如列宁所说,这不是马克思的过错。但这并不是说,有了《资本论》,就不再需要就唯物史观的各种原理原则以及它们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应用,作较全面较专门的研究著作。事实上,马克思逝世以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导师,几乎都分别结合所在社会阶级斗争的需要,在这门科学的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相继作了非常重要的补充和发展。而按照它和阶级立场的关系来说,如果不是把所在社会的特定阶级关系,根据调查研究作过唯物主义的精密的分析,要想在斗争中站稳立场,也是很难办到的。
最后讲辩证方法的问题。就它和《资本论》的联系来说,有些和唯物史观相类似。《资本论》全面体现了唯物史观,但不曾就唯物史观这门科学本身作专门的论述。对于辩证法也是如此。列宁曾这样表示过,《资本论》的作者没有留下辩证法,但留下了活的辩证法——《资本论》。《资本论》的目的,原来就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就在阐述它由发生、发展以至灭亡的全过程。这全过程都表现为它自身内在条件的“自己运动”,表现为必然规律贯彻的辩证发展关系。这就是说,有了《资本论》,我们就懂得了,在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中,辩证的发展运动规律是怎样贯彻的;特别是,我们由此了解到了,要用怎样的研究方法,才好把那种辩证法的发展运动规律如实地表达出来。但马克思毕竟没有留下辩证法,他曾计划过写这样一部书,而没有实现。事实上,他就是把这样的书写成了,也不能说他的后继者为了研究他们的所在社会新的经济关系,新的阶级关系或新的阶级斗争关系,而再无需要就那种方法原则作任何新的补充。
总之,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立场、观点、方法的原则问题,是和体现着特定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各种社会科学理论一样,要随着社会经济关系与阶级关系的发展,而不断去解决,去丰富充实它的内容。《资本论》在这每一个方面所作的伟大贡献,不仅在于它最先提出了有关的最基本原则,不仅在于它对那些原则的应用,作了永远值得我们效法的榜样;还在于,甚至特别在于,它在实际上不但容许而且要求那些原则,能被继续发展下去。列宁指示我们,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就在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那就表明,它在任何方面的科学理论的发展,同时不能不是有关阶级斗争学说,有关唯物史观与辩证方法的原则的充实与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在《资本论》出现以后,在《资本论》为了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阶级关系,首先创建了并正确运用了唯物史观与辩证方法的原则以后,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同志等,都要为了正确分析他们所在社会的不同于马克思当时的阶级关系,建立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理论与策略,同时还不能不分别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与方法的原则,作新的补充和阐述。这里只就毛泽东同志的论著作一简单例解。(www.xing528.com)
由《毛泽东选集》显示的整个毛泽东思想或其理论的突出特点,就是和斗争密切联系着,充分地体现了阶级斗争学说的实质。毛泽东同志的那些论著,不但全是在战斗环境中写成,并还是为了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复杂社会阶级关系下解决谁战胜谁,把谁当作敌人,把谁当作朋友的问题而写成的。中国过去的那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不但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为研究对象的典型资本主义社会大不相同;就是和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分别作为研究对象的较落后资本主义社会和最后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也颇不一样。工人阶级要在那样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领导革命斗争,首先就要因为它的太不发达的,又加上国内国外因素交织起来而变得异常复杂的阶级关系,而把辨认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在不同的斗争阶段,应该联合谁、打倒谁的问题,看作革命的首要问题,并且看作是关系到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民族以及对内对外政策等方面的根本问题。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就充分反映了这种情况。我们有理由把《毛泽东选集》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看作是全书的总脉络,看作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各方面和各历史时期的指南针。甚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以后,这个阶级分析的精神,还一脉相承地继续体现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献中,也体现在当前论证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历史阶段的各种文献中。这任一方面的研究分析,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但却显然不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中,去找现成的答案。就是在研究分析中贯彻并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方法方面,也不容许完全照抄现成公式。毛泽东同志其所以在唯物主义观点方面,以实践论作为论题;在辩证法方面,其所以以矛盾论作为论题,是和他当时研究中国社会复杂的阶级关系的要求,是有密切联系的。每个革命导师在认识论上都是非常重视实践的,都是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的;但用实践论来突出表现唯物主义认识论,却就不能不说把认识论引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在这里,脱离现实的教条主义,一开始就要受到抨击;在“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6]的认识论面前,它再也没有回避躲闪的余地了。每个革命导师在方法论上都是非常重视矛盾的,都是把矛盾规律提到应有的高度的;但以矛盾论来突出地表现辩证方法论,却也不能不说是把方法论引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在这里,主张阶级调和的修正主义,一开始就要受到严厉谴责;在“矛盾的斗争贯串于过程的始终”、“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7]的真理面前,它再也无从施其诡辩的伎俩了。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所作的论证与说明,清楚地指出了,对于研究分析中国这种复杂社会阶级关系及其斗争的理论与策略问题,特别需要强调实践对认识的重大意义,强调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到革命实践的能动飞跃的重大意义;也特别需要就矛盾的各种性质,就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就矛盾各方面的统一性和斗争性,就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作严格的区别。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合本国的情况,应用到本国革命与建设实践中来,它就不只是充实乃至发展了那个理论本身,同时也要相应充实发展研究分析所借以进行的有关立场、观点、方法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就是沿着这个正确的道路发展过来的,并也还是要沿着这个正确道路发展下去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