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资本论》研究的对象问题，我们已在前面讲过了。把第一、二、三卷的内容作了全面说明之后，再回头谈到它，就会更有意义了。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自己并不曾象我们今天研究政治经济学那样，特地提出定义式的说明。他经常总是在事物的关系或运动中去加以表达。我们只能就全书研究的出发点、体系和散见于这里那里的一些有关的提示，去体会把握。就因为这样，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者间，即使对这个问题有大体一致的理解，说它所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但议论之间，也有主张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还有在生产方式中，认为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同样重视的，甚至还有在表面上主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并重，而实际却把生产力看得更重要的。而且，任何一方面，也许都能在《资本论》及《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找到个别论点来支持自己的看法。这里不能从长讨论这个问题，但却值得提出这一点来考虑，就是从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的《资本论》体系来说，它的严格的研究对象，如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那部名著中反复讲到的，只能是生产关系。马克思自己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也较明确地提出了这一点。虽然他在《资本论》中，往往是连带生产方式讲到生产关系，如说：“一定的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303]，“……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即一方面有资本家，另一方面有雇佣工人存在的生产方式……”[304]，“和这种特殊的历史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305]……等等。社会生产关系的形成，总要把一定的物质条件或生产力作为它的历史前提；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总要受到一定生产关系的促进或妨碍，在这样的情况下，广义一点，当然可以说《资本论》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306]。但是，如果我们稍为回顾一下《资本论》中假定的社会主体和经济细胞，以及它严格规定的经济范畴和规律，就知道，它所研究的严格对象，只能是生产关系，或者，只能是通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研究它的生产关系。因为不是这样，它就不可能有一个连贯全书的体系。
恩格斯在一篇评介《资本论》的论文中说：“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307]。这里所说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资本家和劳动者构成的生产关系的另一个表现形式。马克思说，“资本家和工资雇佣劳动者，作为资本家和工资雇佣劳动者，也不过是资本和工资雇佣劳动的体现、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刻印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是这各种确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308]。资本和劳动的结合，资本家或其代理人，和劳动者最初相遇，就是资本的生命和生活的开始。“资本只能在那种地方发生，在那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遇见了自由的劳动者，那种出卖他本人的劳动力的人。这一个历史条件，包括着一部世界史。所以，资本自从它出现的时候起，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时期。”[309]等到资本开始它的生命和生活以后，它就由资本主义生产自身内在的规律的作用，使生产资料的集中与劳动的社会化，或生产力的提高达到一个与资本主义的外壳不能相容之处，而响起丧钟，使已经形成和发展的资本与劳动，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关系，根本瓦解，于是又开始一个更新的历史时期。《资本论》就是在研究这个资本主义或这个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的发生发展以及灭亡的总趋势。恩格斯说它是在“实际上出色地叙述了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这个问题在这里第一次得到充分而又互相联系的叙述”[310]。由于《资本论》把这个资本与工资劳动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而揭露存在于这个关系中的资本对于无偿劳动的占有；证明“我们的银行家、商人、工厂主和大土地占有者的全部资本，不外是工人阶级的积累起来的无偿劳动！”[311]或者换一个表现方式，论证“在现代社会中工人并没有得到他的劳动产品的全部价值”[312]。这就象红线一样，从头到尾贯串在《资本论》全书中。至于劳动者得不到他的生产物的全部价值的原因，毫无疑问，是由于在这种生产关系中，是由资本家用他的资本来行使统治，是因为资本家在这种对抗关系中，处在主体的地位。正如同奴隶或领主贵族在奴隶制或封建制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一样。但“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取得的权威，他作为生产指挥者和统治者的社会职能，和奴隶生产、农奴生产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权威，是本质上有别的。……执掌这种权威的人，只是作为那种和劳动相对立的劳动条件的人格化，而不是象在以前各种生产形式内一样，以政治的统治者或神权的统治者的资格来得到这种权威”[313]。他们与劳动者相互间的关系，是以劳动力的购买者和出卖者的对等姿态出现；这样，他们对劳动者的剥削，就比以往的奴隶主与领主对奴隶与农奴的剥削，采取了更掩蔽的交易形式；而且，他们不但和工资劳动者以商品买卖者的资格相对立，还在他们自己相互间也以商品生产者、商品买卖者的姿态相对立；后面这种发生于流通分配领域的对立，更把前面那种发生于直接生产过程的剥削实质掩盖了。马克思要在《资本论》第一卷，暂时舍象去一般的流通关系与分配关系，专从直接生产过程来揭露资本家对工资劳动者的无偿劳动或剩余价值的剥削，而分别在第二卷、第三卷讲流通和分配，那并不单纯由于叙述方法上的便利，还更由于所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了非采用这样的叙述顺序，就不易把问题的实质揭露出来。这是我们要在下面说明的。
正因为资本家的剥削，是采取非常隐蔽的形态，无论如何要通过商品的形式，要通过商品的生产及其买卖的流通过程，才能把所要榨取的无偿劳动实现出来。所以，马克思就商品生产者即资本家的生产企图说：“第一，他要生产一个有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一个决定用来售卖的物品，一个商品。第二，他还要生产一个商品，它的价值，比它生产上必要的各种商品，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总和更大。他已经为这些商品，在商品市场上垫付了他的善良的货币。他不仅要生产一个使用价值，并且要生产一个商品，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并且要生产价值，又不仅要生产价值，并且要生产剩余价值。”[314]这样，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就不再是在自己劳动基础上生产的简单商品，而是在他人劳动基础上生产的资本生产物，而是最鲜明地体现着资本与劳动关系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形态了。(www.xing528.com)
当然，我们这样讲资本主义的经济细胞——商品，讲体现在这种商品里面的生产关系，讲资本家对工资劳动者的强制和剥削，只是在说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必要限度内，简单交代一下，表明作者始终把他的着眼点放在资本与劳动这个资本主义制度的轴心上，放在资本家对劳动者的无偿劳动的占有这根线索上；正因此，他才能把体现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包含着剩余价值的商品，当作资本生产物，当作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形态来把握；并也因此表明：所有出现在《资本论》中的其他经济范畴乃至存在于它们之间的规律，都无非象商品那样，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某个方面的表现。只有这样，《资本论》的体系，才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联系的正确反映，而其结构，才说得上为什么要作那样的布局安排。如果有谁要把《资本论》的严格研究对象摆歪了，或摆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外去了，那末，全书就没有被一根红线贯串起来，完整的体系就无从建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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