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唯物主义的辩证方法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既经明确了，现在我们要进而讨论它的方法。虽然确定什么是研究对象，也是方法论上要处理的问题，但我们这里却是要指出：已经确定了的这样的对象，必须用怎样的方法来研究它。

马克思对于经济学的研究，自始就是非常重视方法的。早在一八四七年批判蒲鲁东的一部经典著作——《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对蒲鲁东的形而上学方法，作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蒲鲁东没有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方法，去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生产关系，及其内在的矛盾运动和发展，却把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从那种生产关系抽象出来的范畴，概念原则，看成是既定的，永久不变的；以那些概念范畴间的矛盾表现，来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的现实矛盾运动的分析。结果，他就只能在资产阶级经济学概念中翻筋斗。事实上，那些“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25]从这里，我们已不难看到，马克思在他对于蒲鲁东，从而也是对于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的批判中，已不仅表明他是如何重视方法，还表明他重视的是什么方法。

以唯物主义的辩证方法，来反对并代替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就使得经济学发生了彻底革命。

把资本主义社会，看成是不再变革的、最后的社会形态，这就是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依照这个观点，就会把各种经济事物当作是孤立的，或没有内在联系的，认定它们只有量变而没有质变的，只强调对立物统一的一面，而不注意其对立斗争的一面。这样来对待并处理社会经济关系及其问题，就是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方法。比如就作为资本主义运动根源的对立物的统一与斗争来说，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总是倾向于对立物的相互联系或统一的一面，而不肯强调斗争的一面。马克思曾批判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说：“在经济关系——以及它所表示的范畴——包含对立性的地方，在矛盾和矛盾的统一存在的地方，他总是把对立物的统一强调，而把诸对立物否定。他把对立物的统一，化为对立物的直接的同一。”^[26]愈到晚近，所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以及一切右翼社会党人和修正主义者，都在把穆勒这种看法，作为他们的阶级调和论和阶级合作论的理论基础。

但必须指出，十九世纪以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所以要采取那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和方法，除了他们的阶级立场，愈来愈以采取这样观点方法对他们有利以外，还因为当时的社会生产水平与交换关系，还有些妨碍他们放开眼界，全面地、深入地把全社会经济当作一个整体来考察它的内部联系及其矛盾运动的规律。而这正是有待于采取唯物主义的辩证观点，运用辩证方法才能正确处理和发现的。依辩证的观点看来，各种社会经济事物是有它们的内在联系的，它们在“自己运动”中，不但有量变，并还有质变，而作为其变动的推动力，则不是什么对立物的相互依存与统一，而恰好是它们的矛盾与斗争。这和上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观点，是完全相反的。而依据这个观点，来对待处理现实经济关系，当然会得出相反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研究方面运用辩证方法，就要引起经济学彻底革命的原因。

与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形而上学地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所得出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将永远维持下去的结论相反，马克思运用唯物主义的辩证方法，却明确而不可动摇地揭露出了它的暂时性与过渡性。关于什么是经济学的辩证方法问题，马克思曾借一位俄国经济学者就他的《资本论》的方法所讲的话，来加以表述。那位经济学者说：

“对马克思说来，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从事研究的各种现象的规律。并且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在这各种现象具有一个完成形式，并保持一种可以在一定期间内看到的联系的时候支配着这各种现象的规律。对于他，比什么都重要的，是这各种现象的变化规律，它们的发展规律，那就是由一个形态过渡到另一个形态，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这种规律一经发现，他就要详细研究这种规律在社会生活上由以表现的各种结果。……所以，马克思所殷切关怀的只是一件事：那就是用严格的科学研究，证明社会关系上某些具有一定性质的秩序的必然性，并且把那些对他说来是当作出发点和根据点的事实，尽可能完善地指证出来。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他只要证明现在的秩序有其必然性，同时另一种秩序也有其必然性，并且不管人们是否相信，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前一种秩序总是不可避免地要推移到这另一种秩序中去。马克思把社会的运动看为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有人会说，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永远是一样的，不管是适用于现在，还是适用于过去，都是一样的。马克思正好否认了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照他的意见，正好相反，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特有的规律。……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不同，社会关系和支配这种社会关系的规律也不同。马克思抱定这个目标，从这个观点去研究并且说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时，他不过严密科学地，树立了每一种对经济生活进行的准确研究所必须具有的目标。……这样一种研究的科学价值，是在于阐明，一定社会有机体的发生，生存，发展，死亡，以及它由另一个高级社会有机体代替的事实，受着一些什么特殊的规律支配。”^[27](www.xing528.com)

马克思曾满意地指出，那位俄国经济学者描述的《资本论》的现实研究方法，就是他的辩证方法。那段话不仅指出了这种方法怎样依据唯物主义的辩证观点来进行研究，还指出了，要怎样研究才好把所研究对象的辩证发展关系表达出来。尽管如此，但资本主义经济现象是错综复杂的、变化多端的，所有上面引文中提到的各种现象中存在的规律，特别是它们的变化的规律、发展的规律、由一形态推移到另一形态的规律，并不是明明白白摆在那里，叫人们一看就清楚的。因此还必须根据资本主义性质，用这样或那样的较具体的方式方法，从各种表面复杂的现象中，去发现它们的本质关系，去确定它们的最重要的方面，最有决定性的过程，而由是把资本主义的内在联系，其矛盾运动倾向，作为一个辩证发展的体系，在观念上复制或再生产出来。至于那些较具体的方式方法的如何运用的问题，马克思自己及其他革命导师，曾分别给予我们一些重要的指示。

马克思在表示他在《资本论》中应用的现实方法不外就是辩证方法以后，紧接着提出了研究的方法与说明的方法。他指示我们：“研究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只有在完成这种工作之后，实际的运动方才能够适当地叙述出来。”^[28]

说到怎样进行这种综合说明或叙述，恩格斯曾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依照已经确立的辩证方法，也可以采取历史与逻辑的两种方法来进行。他指出了这两者的直接联系和区别；而在理论的研究上，则以采取大体上体现着现实历史进程的逻辑的方法较为适合^[29]。上面引文中讲到的马克思看得更重要的，是现象之变化的规律，发展的规律，由一形态到他一形态、由一种联系的秩序到另一种联系的秩序的推移的规律等等，就是指着这种必然的逻辑。而马克思自己，在他着手写《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所写的一篇“导言”中，也曾讲到，经济学的研究或其叙述的程序，按照十七世纪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所做的那样，从活生生的总体状况入手，总是行不通的，总是需要借助于分析已经得到的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开始，然后由此一步一步地引到包含着更复杂规定的具体，即由简单的抽象上升到复杂的具体。但这样的说明叙述程序，一点也不能理解为任何一个包含有较复杂的关系或规定性的范畴的确定和研究，不要接触到活生生的具体情况。否则就成为脱离实际的从概念到更复杂的概念的抽象研究了。

在这里我们还需要指出，列宁就应用分析方法与综合方法所作的指示，对于我们有极大的启示意义。他说：“应用分析的方法还是应用综合的方法，这决不是（如通常所说的）‘我们随心所欲的事’，——这取决于‘那些必须认识的对象本身’”^[30]。对分析综合方法的应用如此，对上述研究方法与说明方法、历史和逻辑方法、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等的应用，也是如此。对于同一经济制度下的各种不同经济关系，经济问题，需要根据全面发展的观点，辩证法的要求，因所研究对象的性质范围而运用不同的认识手段或各种较具体的方式方法。

所有在经济学研究上分别处理不同问题对象所应用的这些方式方法，其中也还包括形式逻辑上的归纳法与演绎法，都是从属于辩证方法，而构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辩证方法论体系，在本质上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体系相区别。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不仅很突出地强调归纳方法或演绎方法，以致形成经济学上演绎学派和归纳学派。我们还知道有所谓历史学派、抽象学派，他们不时还大言不惭地玩弄“经济分析”的词汇。但他们在应用那些方法的时候，不仅是非常片面的、随意的，而且是依照他们那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方法，把社会经济现象看成是孤立的、或没有内在本质联系的、没有质变的，或者只有联系统一而没有矛盾斗争的。这样，他们就是运用任何有效的认识的手段或方式方法，都很难达到正确认识所研究对象的目的。恩格斯指示我们说，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上，“现今发展阶段上的德国的辩证方法比旧时庸俗唠叨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优越，至少象铁路比中世纪的交通工具优越一样”^[31]。

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成功地建立起他自己的新经济学，就是因为他一开始就掌握并运用了这个辩证的方法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