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斗争的思想障碍-王亚南全集

在社会主义社会以前的一切有文化的社会，差不多只限于私有制社会。而那时所有的社会文化思想学说，也差不多是为了分别适应辩护各不同私有制度而逐渐形成的。在资本主义私有制阶段，由于这种制度比以前的奴隶制、封建制进步，也由于它的进步生产力允许社会文化思想有较大较全面的发展，它就有可能在社会思想的各个领域内，建立起把资本私有制合理化、合法化的各种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使生活在这种制度下的人们，不但是剥削者，连被剥削者也承认它是自然的，非如此不可的，从而是要永远这样下去的。这种思想的法网，不但是资本主义的强制的政治法律，赖以制订、赖以推行的有效的理论根据，同时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在社会风习中，在舆论中，捍卫资本主义制度，使不受非议反抗的思想工具。这些对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运动的思想障碍，已经够大了，而且在其间还掺杂一些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空想社会主义虽然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提到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但由于它基本上不是无产阶级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反科学的，所以，尽管它在攻击资本主义制度，并提出对未来社会的各种展望，这些方面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但是由于它脱离实际，回避政治斗争，对工人阶级革命斗争，造成的思想障碍，一点也不比那些拥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人的言论为少。为了说明的便利，这里只打算就资本主义社会思想学说中，最基本的也是与工人阶级利益最有关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讲一个梗概。

1．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依据马克思的批判的、科学的分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有两种类型，一是古典的，一是庸俗的。两者的性质不同，它们对于工人阶级思想毒害的影响也不一样。古典经济学产生于十九世纪以前，当时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还处在潜伏状态中，因此，那些古典学者还不妨从科学的立场，把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联系、内在矛盾揭露出来。他们肯定社会的财富或商品，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肯定劳动者所得的工资以及社会各种收入，资本家的利润，地主的地租，教会的什一税，国家的税收，归根结底，都是出自劳动的成果；他们还不掩饰，资产阶级越来越富了，劳动者阶级仅能挣得糊口的生活资料，并由此说明他们的利害冲突与阶级斗争。但他们认为，所有这些贫富悬殊的现象，阶级斗争的现象，都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必然要产生的，无可避免的自然现象。也就是说，工人阶级就是展开斗争，到头也改变不了被剥削的贫困的命运。不是么？历史上从来就没有通过斗争可以消灭贫富不平等的事情，不是这样的不平等，就是那样的不平等，做自由劳动者毕竟比做奴隶农奴高明啰！劳动所有权是被尊重的，一切都很公平，大家都是在平等地位上竞争，要斗争，也搞不出什么名堂来啊！这些话，不是很动听么？

可是庸俗经济学者不是这样看问题，由于他们基本上是出现在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白热化了的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乃至更晚一点的时期。在这时，作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他们已经害怕讲真理、讲科学了，已经在睁大眼睛否认资本家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了，已经不敢正面承认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了。他们认为财富是工人阶级与资本家共同合作创造出来的，他们的利益是调和的，不是矛盾的，因而斗争是有害的。资本家投资不能没有利润，就象劳动者出卖劳动力不能没有工资一样。斗争使得资本家无利可图，闭厂歇业，受苦挨饿的还是工人阶级。倒不如好好与资本家调和合作，彼此两利。

总的说来，古典经济学向工人阶级所作的忠告，是斗争也没有结果；庸俗经济学代工人阶级所作的打算，是根本用不着斗争。它们都是从一个共同前提认识出发，那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容侵犯。他们在这个私有制的框框里，把劳动权也塞进去，同资本权、土地权，平起平坐，被看作是“天赋人权”，看作是“平等自由”的理性的表现。但为什么这样的“平等自由”，“天赋人权”，一行使起来，竟是那样不平等，竟使小部分人富有，大部分人贫困呢？工人阶级从现实生活中是不难体会这种说法的虚伪性和欺骗性的，至少，他们对这种说法是怀疑的。但整个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是那些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们的似是而非的理论，使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想不透，说不清，心中没有底，影响他们的团结，斗争起来也就迷失方向。

2．空想社会主义(www.xing528.com)

在十九世纪初期，正当资产阶级的各种学者，特别是经济学者，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理性的产物，把资本主义国家当作“理性王国”来宣扬的时候，资本主义在它由形成以至发展过程中，造成的种种社会贫困罪恶现象，已经相当广泛地引起人们的不满。空想社会主义者是最初敢于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挑战的人。法国的圣西门和傅立叶，英国的欧文是他们的伟大的代表人物。他们从各个不同的视野：圣西门从哲学社会学方面，傅立叶从历史和社会制度方面，欧文从经济实践方面，分别大胆揭露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缺陷，其内在的矛盾及其不免于灭亡的暂时的过渡性；不仅如此，他们还越过资本私有制社会的视野，去设想展望和计划未来的合理生活远景，从而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意义的创见。圣西门宣告“生产是任何社会组织的目的”，到临终时，他还说“世界的将来是属于工人的”。傅立叶指出人类社会由蒙昧、野蛮、宗法以迄文明的四个阶段，但在文明社会，一切采取了复杂的、虚伪的二义的形式，在平等自由口号下的不平等不自由，贫困产生于过剩中，整个文明制度是在矛盾中、罪恶循环中运行，并由此提出他的协同主义的学说。欧文这位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家”，和圣西门、傅立叶不同，他更重视实际行动，他通过集体企业管理，通过劳动公平交易组织，通过合作措施，由一个实验到另一个实验，企图在资本主义制度孔隙中，找出并试验达到他所幻想的共产主义途径。三位空想大师分别在理论上出了很多主意，在实践上作了不少努力，他们的言论和行动，曾在一定范围内，激动人心，开拓工人阶级的眼界。但所有这三位空想大师的共同特点，就是都没有考虑到必须发动工人阶级来展开斗争，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然后才能谈到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而实现他们的理想。而他们所想的和所做的，恰是要通过教育宣传、和平改造的方法，不主张斗争，特别不主张政治斗争。这一来，他们在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罪恶并指出其不可避免的灭亡命运的方面，即使能帮助工人阶级，使他们走出资产阶级设定的思想迷宫，而在如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方面，不是又要把他们推进云里雾中吗？

从科学批判的立场来讲，也许我们是不能过多要求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在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在英国，还是刚刚以现代性的、以大工业为基础的周期经济危机，来表现它的内在矛盾运动的规律，而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又还是处在引而待发的阶段，不成熟的条件，只能允许他们提出不成熟的社会主义思想形态。

在二十年代前后，空想社会主义者是止于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方案，完全没有考虑到工人阶级成为改革社会的基本动力这个根本问题；而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则由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愈来愈不合这个历史时期资产阶级的口味，又正在开始为宣传阶级调和协作的庸俗政治经济学所代替。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在三四十年代展开的阶级斗争，迫切要求有一种能够让他们理解斗争意义，辨明斗争方向，团结斗争力量，指出斗争前途的指导思想，就非常明白了。

这是时代的要求，这是时代向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提出的极其严肃重大的阶级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