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肩负抵制泛娱乐主义的责任

鉴于泛娱乐主义的社会危害，及其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深刻影响，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自觉抵制它的渗透和侵袭。

（一）政府引导：以“双为”为根本方向，坚持价值、规范和技术治理相结合，努力营造清朗的文化空间

娱乐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涉及价值、法律、技术等多方面问题。因此，在娱乐文化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价值治理、法律治理和技术治理相结合。

一是价值治理。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决不能“以洋为美，以洋为尊，唯洋是从”；必须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必须始终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根本方向，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的美好文化生活需求。为了实现这些价值目标，必须制定一套关于娱乐文化的价值评价体系，组成一支由宣传文化管理者、文化专家和受众代表组成的测评队伍，对各类文化产品进行测评和分类。根据测评结果，凡是优秀文化产品，政府应通过各种途径加大宣传，同时将其列入政府公共文化购买名单，让优秀文化产品的创作者和生产者“名利双收”，以激励引导更多文化企业、文化人才切实履行社会责任，致力于精品文化的创作生产。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决遏制追星炒星、泛娱乐化等不良倾向。各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和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机构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追星炒星、泛娱乐化等问题的严重危害，坚决摒弃以明星为卖点、靠明星博眼球的错误做法，严格控制偶像养成类节目，严格控制影视明星子女参与的综艺娱乐和真人秀节目。各广播电视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结构化管理和宏观调控，减少影视明星参与的娱乐游戏、真人秀、歌唱类选拔等节目播出量，积极扩大新闻、经济、文化、科教、生活服务、动画和少儿、纪录片、对农等公益节目播出量，制作播出更多富有时代气息、格调积极健康、具有文化内涵的原创节目。

——2018年10月31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节目管理的通知》

二是法律治理。必须加强文化立法，明确哪些娱乐是允许的，甚至是应当鼓励的，比如审美性的娱乐；哪些娱乐是要控制的，比如“限娱令”对综艺娱乐、歌唱选拔、真人秀节目的限制；特别是要明确哪些娱乐是必须禁止的，比如说涉黄涉暴、追星炒星等问题。凡是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一定要加大执法力度，遇到违法犯罪案件，有一起严厉查处一起，决不能“小洞不补，大洞吃苦”，让一些不良娱乐产品蔓延开来。必要时还要开展诸如“打黄扫非”“净网行动”等集中治理行动，对违法犯罪者造成震慑，让广大群众受到教育。

三是技术治理。如今，越来越多的娱乐产品都是采用“互联网+娱乐”形式。互联网不仅有文化问题，还有技术问题。俗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技术问题就必须通过技术来治理。比如，对于互联网上的海量信息，技术监测的效率要远高于人工监测；再如，对于一些网民的“翻墙”行为，技术屏蔽是有效的办法。当然，技术治理并不仅仅是一个信息监测或信息屏蔽问题，它还涉及很多问题，如谁是技术治理的主体，技术治理的标准是什么，以及如何进行技术治理，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加以认真研究并予以明确，以发挥技术治理的最大效用。

（二）文化生产：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努力创作生产更多精品力作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这句话不仅适用于文艺作品，同时也适用于其他文化产品。

文化的使命是以文化人，这就决定了文化的生产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其底线是不能生产假冒伪劣，更不能生产文化毒品。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追求文化精品。而“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创作这样的精品，文化企业或文化投资者首先必须牢记自己的使命和社会责任，在投资文化产业之前就应当想清楚为什么而来。如果仅仅是为钱而来，最好远离文化产业。其次必须“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而不能总是围绕着玄幻、穿越、宫斗等题材打转转。这类影视动漫游戏产品，因为没有历史和现实依据，只能靠戏说、靠噱头等来吸引大众眼球，因而不可能成为精品。再次必须尊重文艺创作规律，鼓励“文艺工作者要志存高远，随着时代生活创新，以自己的艺术个性进行创新”，而不能以金钱来刺激和诱导文艺工作者以短平快的方式大量生产快餐文化甚至恶俗文化。

当然，强调社会效益并不否认经济效益，因为政府不可能满足民众所有文化需求，一些个性化的文化需求必须依靠市场来供给，而市场供给就必须考虑成本与收益。一个具有教育意义的文化产品，如果能够通过市场检验，为大众所广泛接受，其社会效益将会得到高度放大。相反，如果只是“导向正确”，而不能为市场所接受，最终只能锁在深宫无人知，或是直接从印刷厂拉到废品站，根本不可能产生社会效益。因此，文化产品的创作与生产最理想的结果，就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相统一和双丰收。

（三）学校教育：以教育人为己任，坚持文化熏陶与压力管理相结合，教育引导学生志当存高远

学校教育几乎是每个现代人必经的阶段，学校的职责不仅是要教书，而且要育人，而增强学生抵御泛娱乐主义的免疫力乃育人的一个重要内容。(www.xing528.com)

一是纠偏不正确的价值导向。古人云：“取法乎上，仅得其中；

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因此，在任何阶段，都必须教育学生“志当存高远”。一个人如果目标太低，没有远大抱负，没有社会责任感，稍有成绩，就会止步不前，追求享乐，把物质享受和文化娱乐作为对过去刻苦学习、勤奋工作的一种回报与补偿，躺在享乐主义的温柔乡里虚度年华。

二是改变忽视人文素质教育的做法。中国人口数量多，就业压力大，加上中国家长望子成龙的文化传统，形成了难以扭转的应试教育模式，一定程度上导致很多学生人文素养“先天不足”、审美能力低下，所以更喜欢接触通俗、庸俗和媚俗的文化产品。要创新方式，对学生进行音乐、美术、戏剧、电影、文学等方面的人文素质教育，不断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让他们的人格、道德等修养得到有效提升。

三是改革严进宽出的高等教育模式。有教育工作者指出，中国教育“玩命的中学、快乐的大学”的现象应该扭转。对中小学生要有效“减负”，对大学生要合理“增负”，提升大学生的学业挑战度，合理增加大学本科课程难度、拓展课程深度、扩大课程的可选择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专业志趣，真正把“水课”变成有深度、有难度、有挑战度的“金课”。应探索改革教学评估办法，积极引导教师始终坚持“内容为王”来征服学生，而不能靠泛娱乐化的手法来赢得学生的抬头率。应创新教学方式方法，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成才成长规律，改变教学内容满堂灌的教学模式，推广课前大量阅读、课堂深入研讨等教学方法，以充分调动每个学生的积极性。应强化对大学生课余生活的管理，对大学生的时间管理要进行适当指导，对大学生游戏成瘾、追剧成瘾等现象应进行积极干预。

（四）个人修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坚持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统一，不断提升审美需求和审美能力

感性认识是泛娱乐化、泛娱乐主义的认识基础。如果一个人的认识水平总是停留在感性认识水平，势必很难接受“阳春白雪”，而只能接受低层次的文化，甚至只愿意接受“三俗”文化，最终沦为“单向度的人”。因此，要克服和消解泛娱乐主义，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理性思维能力。具体路径主要有三条：

一是坚持阅读。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得到智慧启发，滋养浩然之气。要坚持好读书、读好书，把读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当然，不同的书有不同的作用，如“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学习数学使人精密，物理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高尚，逻辑修辞使人善辩”。因此，我们应当根据自己的需要，持之以恒地选读适合自己的经典著作和专业书籍，而不能总是读娱乐化的书，或是娱乐化地去读书。

二是认真思考。古语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在阅读中，我们需要与作者对话，需要与其他理论进行比较，需要思考它的时代价值，需要用它来分析当今的社会问题。如果我们把经典著作娱乐化，把一切专业知识娱乐化，没有深度思考，没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那么读书就会变成一种“精神快餐”或娱乐消费，既无助于认识能力的提高，也无助于道德品行的修养。

三是勤于实践。我们不仅要“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如今不少人已经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即媒体越发达，深入实践越少；而深入实践越少，就越依赖媒体。借助媒体并没有错，错就错在对媒体的依赖上，因为在泛娱乐化的冲击下，真正的社会现实可能会被娱乐化的媒体所遮蔽和曲解，如果仅依靠媒体建构的“拟态环境”，是很难认识真实世界的。这就需要我们深入基层、深入实践、深入群众，在调查中发现矛盾问题，在解决矛盾问题中提高理性认识能力。

当我们不断地读书、思考和实践，形成读书、思考和实践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我们每个人的理性思维能力和精神文化需求层次就会大大提高。与之相适应，整个社会文化供给的层次和水平必然会水涨船高，泛娱乐化和泛娱乐主义就会逐渐失去滋生的土壤和倾销的市场。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学习出版社2015年版。

（执笔人：郭榛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