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逆全球化思潮

近年来，受制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和经济危机蔓延，全球经济陷入了持续的结构性低迷，使得西方推崇的政治经济“新自由主义”与以“华盛顿共识”为具体表现形式的经济主张和改革方案相继失灵。特别是伴随着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使欧洲一体化进程受挫，难民危机让移民问题再现分歧，美国新政府奉行的“美国优先”政策反映出民粹主义、保护主义与孤立主义的相互交织，西方社会出现了一波标榜反自由贸易和反移民的逆全球化潮流，并呈愈演愈烈倾向，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逆全球化”，意味着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期。

（一）何为逆全球化

所谓“逆全球化”，又称“去全球化”，是指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全球贸易低迷等情况下，一些国家通过制定相关规则制度、政策手段来限制全球化，包含了由全面开放退回到有条件开放甚至封闭，在国际对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流动设置各种显性及隐形障碍，表现为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等与以资本、生产和市场在全球层面加速一体化进程背道而驰的思潮和行动。正确把握当今逆全球化思潮，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逆全球化是一个历史现象。全球化的发展并非线性和均衡的，自从近代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世界化开始，全球化历程从来都是波折不断、进退演进的。表现为背离全球化潮流而动的一种趋势的逆全球化是全球化周期变化的一个表现，与全球化进程一正一反呈现出“钟摆效应”，而每次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背后都包含着对全球化的主导权和话语权的争夺，并预示着新的全球化格局的诞生和重构，将催生出新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和国际治理格局。

逆全球化既是经济现象，亦是政治进程。首先，逆全球化指向纯粹经济意义上的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停滞或倒退。其次，逆全球化可以说是倒转全球化的国家化蜕变，是一个不断削减国家间相互依存和一体化的过程，集中体现为国家所实施的一揽子贸易保护政策，反映了国家在国际交互和协作上的退缩，指向阻碍或禁止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政治过程。如1929—1933年的大萧条所引发的极端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大战，使得世界经济陷入灾难。

全球化发展的三个阶段

钟摆效应：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就曾将市场能量释放与国内社会保护视为两类极化的变量，来解释全球化的钟摆效应。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乔万尼·阿瑞吉也曾以生产、贸易、财政和金融政策的阶段性扩张为目标，解释全球化的规律性特征。

反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二者都是作为对全球化的反对而存在，其中，反全球化代表着体制外的反抗，是社会力量作用的结果，代表一种质疑、批判全球化的思潮，是通过游行示威、集会结社、论坛会议来要求扭转和纠正全球化的不利影响的相关抗议性运动；而逆全球化则是国家力量介入甚至是主导，将民众对全球化的负面情绪加以引导、包装上升为国家政策，通过相关规则和制度来限制全球化，最终导致衡量全球化的主要指标发生重大变化，如贸易、投资、移民等指标的显著降低。

（二）欧美国家逆全球化思潮的表现

2008年是过去30年全球化的一个分水岭。一方面，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快速发展以及一整套国际秩序和规则的建立，人类经历了有史以来经济最为繁荣、整体发展最快的时期，在全球创造了经济增长的“正和”奇迹，参与全球化的国家普遍低通胀、高增长，高技术产品迅速普及，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等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数据，从1990年到2015年，发达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从78.7%降至56.8%，而新兴市场国家占比则由19%上升至39.2%。另一方面，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一些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一直没有找到未来的增长点，经济增长乏力，政府不断使用财政、货币政策刺激，效果越来越弱，宏观经济政策效益递减明显，全球化成了西方发达国家舆论的众矢之的，成了“替罪羊”，逆全球化趋势出现。特别是2016年以来，世界政治中的“黑天鹅”现象频现。首先是英国通过公投决定脱离欧盟，尔后是共和党候选人、华盛顿的“局外人”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两大政治事件都跟此前英美主流民调的预测相反。其后，在奥地利、意大利、法国、德国、荷兰等很多欧盟国家，极右翼政党、民族主义保守政党及其候选人纷纷登场，无一不是高举反对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大旗，展现出比以往更为强大的政治影响，凸显了美欧社会民众中极端主义情绪的上涨。其中，曾经是经济全球化领头羊的美国现在高举逆全球化大旗，其采取的逆全球化政策给未来世界秩序带来的影响巨大。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自就任以来奉行“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和“新孤立主义”的路线，宣扬和坚持“美国第一”，接连作出“退约”（退出TPP）、“筑墙”（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修建隔离墙）、“赶人”（移民禁令）等决策，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向欧盟、中国、日本、加拿大等主要经济大国和地区都发起了贸易战，加剧了全球化潮流的倒退与回潮。本轮逆全球化思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黑天鹅事件：英文为Black swan event。比喻小概率而影响巨大的事件，通常会引起市场连锁负面反应甚至颠覆。一般来说，“黑天鹅”事件是指满足以下三个特点的事件：具有意外性；产生重大影响；虽然具有意外性，但人的本性促使人们在事后为它的发生编造理由，并且或多或少认为它是可解释和可预测的。2016年俗称黑天鹅元年，这一年发生了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等事件，而在这一系列极度反常的政治事件背后，是民粹主义对西方世界的强烈冲击。

一是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强调本国利益优先。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使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进一步凸显。长期由全球化和全球贸易推动的经济增长趋势发生逆转，全球需求的萎缩和增长低迷导致全球存量市场资源进一步收缩，各国政府在经济困难时期越来越多地寻求保护本国产业，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纷纷出现。其中，美国而今已成为限制自由贸易的头号国家。《瑞士商报》2016年7月27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从2008年到2016年，美国对其他国家采取了600多项歧视性措施，仅2015年就采取了90项。其中，中国是全球受贸易保护措施伤害最重的国家，2018年6月15日，美国对进口自中国的500亿美元商品开征25%的关税，7月11日，美国政府发布对从中国进口的约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关税的措施。这更不得不让人们担心美国是否正在颠覆以世贸组织为主要代表的全球贸易多边机制。正是这些贸易保护主义举措不仅会影响世界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破坏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也会给相关国家的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更可能会对未来全球经济结构的稳定性造成严重冲击。从贸易规模来看，1985—2007年全球实际贸易量增速是全球实际GDP增速的两倍，金融危机后，2009年进出口大幅下降至10.5%，最近几年全球贸易增速落后于全球产出增速，贸易占全球产出的比重下降。2012—2016年世界实际GDP增长率分别为3.5%、3.4%、3.4%、3.2%和2.3%，而全球实际贸易量增长率分别为2.7%、3.4%、4.0%、2.4%和1.9%。世界贸易持续低于经济增速，全球贸易已经跌入近10年来的低谷，这是二战以来不曾有过的现象。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势头仍然脆弱，全球贸易和投资低迷，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波动，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矛盾远未解决。一些国家政策内顾倾向严重，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

——2016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时的讲话

二是采用规则修正主义。自1648年民族国家体系在欧洲开创以来，“国家利益至上”一直被西方国际关系奉为圭臬。在他们看来，国际规则本质上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合则用，不合则弃”。特朗普上台后，脱离多边主义，强调美国第一的政策，表明美国对待国际规则的功利态度一以贯之，在“美国优先”、“让美国重新强大起来”和“公平贸易”的旗号掩护下，从国际规则、国际协议、国际惯例、国际组织“四管齐下”，背离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反向大搞“修正主义”。一方面，从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难民和移民问题纽约宣言》、伊朗核协议等美国已承诺的国际义务中“退出”或威胁“退出”，有选择地毁弃其认为耗费了美国过多精力的不值当的全球责任，以便重新聚拢实力开启新的“领导世界”周期；另一方面，通过谋求重谈各种双边自贸协定，把自奥巴马时期就已开始的对全球贸易体系的改造行动推向深入。(www.xing528.com)

三是走向政治孤立主义、单边主义。孤立主义反映了英美实用主义哲学的传统，是英美国家研判自身地理位置特征和安全环境的产物。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孤立主义的盛行往往同国际形势和西方国家内部矛盾激化相关联。近年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低迷状态加剧了一些西方国家内部的社会分化，部分西方国家领导人为迎合国内民粹主义，不少国家的外交政策取向及实践也表现出孤立主义情绪。比如，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美国近年来宣扬“美国优先”等，都带有孤立主义色彩，通过反对多边贸易体制，把孤立主义作为对外谈判的筹码，以退为进，将其作为一种在国际多边场合谋求更多利益的策略，实质上是逃避国际责任、缺乏诚信。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在《外交政策始于国内：办好美国国内的事》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对美国减少国际义务，放弃扮演“世界警察”角色，专注解决国内经济与社会问题的看法。

（三）逆全球化思潮的根源与诱因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是全球化的引擎。当前一些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现象从民间走向政府，其思想和主张在一些发达国家成为政府的政策，对世界产生的影响不容小觑，一定时期内将成为影响国际关系变化的重要因素。这一变化不是偶然的，以下多重性因素导致了逆全球化思潮的泛起。

单边主义：是指举足轻重的特定大国，不考虑大多数国家和民众的愿望，单独或带头退出或挑战已制订或商议好了的维护国际性、地区性、集体性和平、发展、进步的规则和制度，并对全局或局部的和平、发展、进步有破坏性的影响和后果的行为与倾向。即便在冷战中，多边主义外交政策虽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传统的以孤立主义为基础的单边主义却依然不时地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

一是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一方面，靠要素驱动的传统经济增长动能减弱，总需求严重不足，新的经济增长动能还未能有效形成，世界经济整体动力不足，复苏缓慢；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分工趋于放缓，主要用于投资的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的进口下降的幅度最大。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工业技术水平和能力的提高，有的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中的进口成分已经显著降低，国内增加值提高。同时，一些发达国家为促进国内就业实施再工业化战略，鼓励本地生产。自2012年以来，世界贸易处于持续低迷状态。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国际贸易增速已从1990—2008年的年均7%降至2016年的1.7%，世界经济增速从3.4%下降到了3.1%，这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历时间最长的贸易停滞，既反映了当前各国结构调整措施的短期影响，也反映了世界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失调。

二是全球治理体系存在不足，治理赤字突出。首先，全球化追求要素效率和利润至上，对环境、资源造成破坏，如全球气候变暖，其不良后果已经成为危及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其次，尤其是随着国际分工比较优势出现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对比有所调整，原有全球治理体系已经不能适应新的世界经济形势。随着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力量对比的变化，旧的均衡状态面临被打破的命运，而新的均衡状态尚未构建。再次，由于全球治理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和广泛性以及各自的能力差异和意愿不一，加上无政府状态下中央权威的缺失，使得国际社会中享受全球治理成果但不承担提供公共产品义务的“搭便车”行为蔚然成风。最后，一直发挥着推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领导作用的发达国家，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发展情况不尽如人意，其参与全球治理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意愿与能力均在下降，表现出来的逆全球化倾向，实质上也是试图重塑更加符合其国家利益的全球新秩序。

相关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比较（单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网站（http://www.worldbank.org/），访问日期：2016 年3月3日。

三是发达国家的内部问题。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不均衡、不公平，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矛盾在推动经济增长的长期努力受挫的情况下积累，并不断被放大。这种矛盾不仅体现在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同样也出现在各国内部。一方面，过去30多年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带动了跨国公司的快速发展，一些大跨国公司可以说达到了“富可敌国”的程度，精英阶层财富积累迅速，同时，随着国家化分工的加快，一些发达国家出现了制造业流失的情况，全球化产生的红利主要落入少数人手中；另一方面，这些西方国家由于缺乏良好的再分配机制，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等新旧矛盾交织，鸿沟日渐加深，国内治理危机频现，越来越难以有效回应民众诉求，加剧了其内部的贫富差距和阶层分化，造成了它的中产阶级和中低产的人群收入增加不快，购买力增加不多，导致普通民众心理失衡，成为民众抵制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原因。

主要发达经济体国内贫富差距有所扩大

资料来源：Wind.长江证券研究所

四是非法移民和恐怖袭击等问题激起民粹主义泛起。欧洲难民危机所触发的发达国家反移民倾向，是另一个使全球化逆转的导火线。具体包括：叙利亚和利比亚等中东、北非地区是难民的主要源头；伊拉克和叙利亚则是在西方力量的介入之后并未形成稳定的局面；此外，民主化浪潮波及北非、中东而引起的“颜色革命”又造成进一步的局势动荡，从而使得一些极端组织趁乱兴风作浪。加之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整体经济贸易额下滑，资本外逃，而经济的衰退尤其是实体经济的萎缩，使得民众的就业机会大幅度下降，同时大量难民的涌入挤占了本就已经减少的就业机会，这无疑会使部分民众把自身经济水平下降的矛头直指难民甚至全球化，助长了民粹主义的崛起。在民粹主义的裹挟下，公投和大选被当作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进一步推动逆全球化思潮的政治转向。

资料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长江证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