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舆论传播：揭露后真相对我国的影响

“后真相”从2016年成为国际热词以后，我国学界才有了相关研究。与西方“后真相”多和政治语境相关不同，我国对于“后真相”的研究与表述集中在哲学、政治、新闻、传播理论等多个角度。学者们在分析“后真相”观念及其引发的现象时基本分为两大阵营：部分学者对“后真相”持肯定的态度，认为“后真相”呈现的是一种新的真理形态，向我们展现了在科学主义笼罩之下存在着的被异化了的客观性，它作为一种新闻理念是真理与社会在当代呈现自身的新表达方式；另一阵营持与之对立的观点，他们明确反对“后真相”信条。我们认为，对于“后真相”这一西方特有的新闻舆论现象，我们不必惊慌，也不必盲目否定，只有揭示其“失真”的真相，弄清其“主观”“实质”，才能消除其消极影响，牢固树立起正确的、顺应时代和人民需求的新闻观。

再从国内各类社交媒体的现实运作来看。微博、微信、短视频平台及今日头条等都是“后真相”发酵的平台。从2010年微博开始爆发以后，有数据显示，70%的微博用户把微博当作主要的新闻来源，尤其从微博热搜中出现“爆”点新闻的那一刻起，微博用户们至少会有一个礼拜的关注点都在这个爆点新闻上。以至于明星为了炒作，各类“大V”为了赚取流量而“买热搜”“买爆点”的行为便屡见不鲜。2017年的江歌案实则可以看作是自“后真相”被列为2016年国际年度热词后我国“后真相”新闻的第一案例。从开始大家关注江歌被杀到质疑室友的见死不救，舆论焦点从杀人凶手转向凶手女友即江歌的室友刘鑫；再到室友刘鑫不出庭作证，江歌母亲公开刘鑫家人信息等，瞬间舆论开始集体讨伐刘鑫。江歌案已然成为互联网上热议的公共话题。从新京报“我们”视频出品的人物专访栏目《局面》对江歌母亲的采访开始，各类社交媒体平台便不断涌现出对这个话题的不同讨论，对该案件讨论的“画风”也开始逐渐跑偏。甚至有人说刘鑫也是该案件的受害者，也有人说，整个舆论场都是江歌的母亲在搅动。当然这些衍生的讨论都是一面之词，但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在整个过程中，情绪比事实真相更有感染力和传播力，直到现在微博还是会不断出现有关江歌案的相关“热搜”。所以，在“后真相”思潮的影响下，我国的新闻形态正在发生着十分剧烈的变化，而且新闻舆论领域确实还有一些困境与挑战需要我们去面对。

我国大部分学者对“后真相”持否定态度。例如，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晓明教授认为，所谓“后真相”就是意味着真理的消退，新闻客观性已不再有约束力。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史安斌教授认为新闻报道的生命是客观事实，而“后真相”却印证了新闻事实纽带的断裂，“后真相”对社会凝聚力和价值观有着十分强劲的冲击力。

（一）舆论传播的多元化格局

在我国，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形成的舆论模式，舆论主体呈现多元化局面。信息的传播不再仅仅由社会主流和精英阶层掌握，舆论主体实现了从主流媒体、政府机构到普通民众的多元共生转变。普通民众在互联网社交空间中开始占据比较多数的舆论空间，能够参与讨论、发布动态。2016年出现了“罗一笑，你给我站住”引发的舆情事件，在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舆论多次反转，从同情转发到痛斥谩骂，几乎所有人从一开始便没有注意到事件的真实性，而是被同情心牵引，尔后又发现自己的善心被欺骗，转而被憎恶情绪挤占头脑，所有参与的人似乎瞬间被这些感性因素主导而忽视了理性事实。近年来这样的博眼球、赚取注意力的新闻确实屡见不鲜。当它们被证实是虚假新闻之后依然能够引起社会上的广泛讨论，其重要原因就是人们在接受信息时被情感所主导而忽略了事实。

“后真相”时代，社会化媒体发展迅猛，其显著特点就是分众化、社群化。在强大的社交网络中，信息丰富且价值观多元，客观上成为社会人虚拟的“生存空间”，人们在其中很容易找到与自己志趣爱好相投的朋友。不同的网民开始基于血缘、地缘、学缘、业缘和趣缘等形成独立的圈子，相较于主流媒体，网民们更愿意依赖一个个“部落化小圈子”获得资讯，分享观点，获取归属感。这是社交网络凝聚零散个体的能力，它虽然有效地将大规模、具有差异性的现代社会整合起来，但是个人表达似乎无人阻拦，意见和信息不停涌动。相同意见与价值观念的人呈现抱团现象，一个个小“圈子”萌生，不同圈子之间的意见分歧与偏见也在逐渐增大，使得圈子和圈子间沟通与对话的难度逐步加大，圈子内部的人抱怨其他圈子的人不了解自己所处的圈子，既希望与其他圈子交往，但又以固有的偏见打量着外部世界。在这种进程中“去中心化”就愈发明显，这导致的结果便是，一方面传者和受者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另一方面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已不再是我们经验的世界，而慢慢变成了我们通过互联网去体验的世界，我们更多地通过社交网络开展与世界的对话。我们所接受的这种传播方式，以及我们所形成的这种偏见化的圈子，其实借助的都是狭隘的个人经历与情感意志，是个人色彩极其浓厚的认识社会的过程，这个过程往往更加倾向于建设一个景观世界，以一种表演和作秀存在的世界去取代真实世界。

（二）社交网络舆论场乱象

在多元化、全媒体化的舆论传播格局中，“后真相化”来势汹涌，尤其在社交网络媒体中乱象丛生，其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情绪成为驱动传播的主要动力。拥有了传播权力但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普通公众，很难从事实判断、价值判断的角度来进行信息筛选，大多数人只能是基于个人的直觉和情绪需要去选择想要的信息。社会化媒体是基于社交网络或者说人际关系网络的传播，在这样的传播网络中，能引起广泛关注、得到广泛传播的话题，往往与情绪相关。而在社会化媒体平台的作用下，人际传播有时能产生大众传播的效果，这也使得情绪可能被不断放大、传染。碎片化的传播内容也可能导致真相的还原很困难。2018年9月25日，微博热搜“中山公交女子被猥亵”视频疯传网络，“中山公交”微博、“平安中山”微博遭遇网友暴风式谴责，后经查实，发布视频的人为珠海市某学院学生，事发地并非中山，而是该学生随意标注地名。视频中的二人被核查清楚有事实婚姻，警方也对二人进行了规劝。2018年10月9日，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官方微博9日发布警情通报，通报表示，10月7日，一则“厦门某高校100多名学生HIV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的帖文在网络传播。警方迅速开展调查行动，经查，该帖文内容不属实。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集美警方依法对编造谣言的违法行为人王某佳给予行政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这些失真的报道和评论，以及不负责任的发布新闻的行为，引发了焦虑不安情绪在社会蔓延。当人们在社会化媒体中只接触到一个事实的部分碎片时，他们对事实的把握显然是不完整的。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的内容生产需要一定的时间，包括等待事实完全呈现的时间，也包括对于内容的层层审核的时间。但社交媒体的传播，基本与事实的发生过程同步，真相挖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人们在某些阶段难以触及事实的全过程与完整面貌。此外，在时效性压力大且人人皆媒的机制里，审核、把关也被弱化，甚至在很多时候出现缺位。这样，“后真相”就成了社交媒体时代的一个难以逾越的困境。

第二，扭曲的传播生态弱化了人们对社会政治真相的关注和认识。在人人为媒的“后真相”时代，网民的心理常态是“戏谑一切、嘲笑一切”。他们用“屌丝”和“矮矬穷”称呼自身，嘲笑主流媒体的报道，在嬉皮笑脸中化解日常生活的无奈。他们以八卦心态关注国际政治，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在美国大选报道中吸睛无数，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忘年恋”是很多人对法国大选的全部了解。在事实式微、情绪膨胀的新传播生态之下，严肃的社会政治问题被消解了，全面、客观的新闻报道备受冷落，甚至被当作“假新闻”受到冷嘲热讽。(www.xing528.com)

第三，“反转新闻”大行其道，使社会共识难于形成，主流价值观屡遭挑战。在传统报道中，情感和观点处于一种很微妙的地位。报道者投入工作要有热情、有立场，也可以报道新闻事件呈现出来的感情和观点，比如某个采访对象的感情流露。但是，报道者自己的感情和观点却不能轻易表达。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传统新闻模式受到严峻挑战，反转新闻则是这种挑战的一种集中体现，它以夸张和反叛的姿态对传统模式形成了多方位的冲击。几乎当每一个反转新闻发生，当事者和旁观者都通过自己的智能手机即时发布“我看到”“我参与”“我经历”的新闻，大众媒体记者反而常常需要延时的、二手的资料来制作和传播新闻。在这种“媒体见证”向“公民见证”转移的情况下，媒体的公信力与合法性都遇到强有力的挑战。特别是参与、围观和评论成为常态，一些传统规则明确禁止的做法，如在新闻中表达意见、抒发情感、标明倾向甚至传播未经核实的谣言等，在这里却司空见惯。由此，新闻传播陷入真相难明的困境。而由于缺乏基于共识的、清晰可辨的认知和传播模式，人们在新闻真相的认知、表达或传播层面往往产生分歧、误解和对立，新闻媒体也无法充分发挥其沟通信息、传播真相的社会功能。于是，利益和价值观相同的个人和团体“抱团取暖”，在“信息茧房”中各自互动传播，不断积聚情感力量，巩固本位立场甚至偏见，导致情感、信仰胜过客观事实的“后真相”情境生成。它表面上看热热闹闹，实际上却常常沦为一种伪交流，不是对话，而是对立；寻求的不是理解，而是增加己方博弈的筹码。它打破了新闻真相的传统模式和社会共识，却没有给出新模式，提出了问题，却没有提供寻找答案的路径。

南京大学蓝江教授指出，在“后真相”时代，我们恰恰需要重新高举真相的大旗，因为不是没有真相，而是以往我们接近真相的方式都出现了漏洞，需要重新在更宏大的背景下，重建一个可以接近客观性标准的框架，而不是让真相留下的空位直接转移到主观性之上。

学者张华在探讨“后真相”背景下舆情样貌的变化时指出，“后真相”时代新闻业的基本“症候”是“舆情反转”表征的舆论新样貌。他认为当前人们通过新媒体了解到的新闻，未必是真实的事实或事件的真相，言之凿凿的新闻可能转瞬间成为了失实的报道甚至虚假的谣言。这种现象屡见不鲜，极大地考验着公众的分辨能力，稍不留神就可能会被假象所蒙蔽。

（三）自媒体的“后真相化”及其后果

2010年微博大爆发，截至2019年3月底，微博月活跃用户达4.65亿。数以亿计的活跃用户，持续增强的使用倾向，使社交媒体已成为新闻传播和舆论生成的强势媒体。更为重要的是，微博的高交换率、强扩散性，使中国真正进入“大众麦克风”时代。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表达任何意见，发布任何信息。微博基于社会关系的传播催生了“旁观者政治”。在这样的现象中，舆论场域中的“蝴蝶效应”开始显现。一个人的质疑，瞬间可转化为全球人的质疑;一个人的愤怒，瞬间可转化为全球人的愤怒。这就是当前互联网时代中的社会舆论现实。

2015年起，随着微信公众平台的崛起，越来越多的记者选择了自主创业，微信公众号成为最适合媒体人的内容创业平台。瞬间，如何在短期内生产最多的“100000+”爆款文章，尽快积累百万粉丝，成为衡量自媒体创业成功与否的标尺。商业上的成功取代了严格的专业标准，追逐潮流热点、迎合受众情绪成为吸粉利器。与调查性报道所需要的专业能力、经济成本和伴随的政治风险相比，在新闻出来之后简单地“蹭热点”进行评论要省事得多。这就造成了今天的媒体生态：新闻事实供给严重不足，评论呈现过剩之势。在事实不足的情况下仓促评论难免被频频“打脸”，新闻和评论“反转”也就成了常态。

当前的自媒体在发布新闻或者消息时，为吸引观众，很容易将一个不明晰的社会事件直接赋予模糊化的文字内容，而且把最大的火力集中在标题上。网络上经常可见的吸粉攻略都在“如何一看标题就点进来”，这种攻略一般总结为三个层面：第一，引发共鸣；第二，留悬念；第三，引发不满。“标题党”的要害在于吸引大家来吐槽，这种所谓的“喷子”多了，浏览量自然就上去了。由于各种原因，自媒体在进行相关的报道中，或者在订阅号、公众号的一些文章中，在一些盗窃、抢劫、强奸等事件的新闻中，过多地使用“民工”“外来务工人员”等词语，也使受众容易将这些案件与这类群体进行看似顺其自然的联想，这些报道为某一类群体贴上了不应有的标签，是对这一群体的不尊重，同样更是报道中不公正的体现。新闻传播应当恪守客观真实信条，而片面的报道只能做到局部而非整体的真实，而且可能导致某一群体在社会中地位的进一步沦陷，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只有全面反映当下各种群体的生存状态，才能真正做到新闻报道的公平公正。

自媒体的“后真相化”导致的新闻不公正现象，也严重降低了人们对媒介的信任感。随着互联网成为最重要的信息传播平台，微博门户网站和专业媒体机构的在线媒体已经超越了传统媒体，成为有影响力的信息和舆论聚集地。但是，这些信息源所携带的信息内容的质量是不同的，且不可避免地对人们的感知、感受和行为产生巨大影响。虽然自媒体已经成为人们沟通和交流的工具，但它也可能成为虚假信息传播和人们发泄不良情绪的渠道，从而成为影响社会信任进而降低社会信任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