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西方新闻舆论生态的真相

（一）“后真相”思潮主要观点及其流行的媒体基础

对于“后真相”究竟是什么，西方学者的主要观点有：第一，后真相是一种政治舆论生态，并催生出“后真相政治”“后真相制度”。1992年，史蒂夫在美国《国家》杂志中首次提出“后真相”这一概念，用以描述“水门事件”“伊朗门丑闻”“海湾战争”等事件的共同点。2004年，美国学者拉尔夫出版《后真相时代：现代社会生活的虚假和欺骗》，指出舆论与网络技术操控选举，透析出美国选举的新动向是通过网络舆论影响或操控民意的“后真相政治”。同年美国记者埃里克·阿特曼在《总统们说谎时》中明确提出“后真相总统制”概念，认为总统出于实用目的，用误导性言论在后真相政治环境中管理国家事务。2010年，大卫·罗伯茨全面描述了“后真相政治”现状即“媒体报道、公众舆论与政策讨论完全脱钩”。2015年，美国媒体人杰森·哈尔辛在《后真相制度、后政治与注意力经济》一文中，从权力与真理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后真相制度”，即利用所谓的“真相”市场压榨生产与传播的各类自由，强调了媒体和各类机构在“后真相”下从规训社会变成控制社会。第二，“后真相”被看作是“第三种现实”。拉尔夫·凯伊斯认为人类社会不存在真实与谎言的清晰界限，还有第三种“模糊的陈述”介于真实与谎言之间，并且人类可以通过这种模糊的陈述挑战新闻报道的准确性，进而迎合民众的情绪。第三，“后真相”指真相依据情景随意变化的新闻传播现象与社会舆论生态。2016年，迈克尔·格罗斯在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认为，“后真相”思潮的泛滥使得整个社会处在一种非理性状态中，这种状态使得真理能够依据情景随意变化。同年凯斯林·希金斯也强调“后真相”时代下“真相”会依据情景而变化的观点，并且指出就是这种状态为极端言论的发表提供了可能性。也正是在2016年，“后真相”一词成为牛津词典的年度国际热词，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并超越政治领域，波及社会各方面，这实际上还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演进紧密相关。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演进历程中可以看出，“后真相”与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观点十分吻合。在现代主义兴盛的时代，新闻事实是新闻报道的准则，文本、表征和符号都是闭合体系，到后现代主义则主张阐释的丰富与多元性，将文本、表征和符号都看作是开放系统，而正是这种强调阐释的多样性乃至不吝过度解读的后现代思想，催生了所谓的“后真相”新闻观及其社会思潮。

“后真相”思潮泛滥的直接原因是社交媒体平台的兴盛。从“阿拉伯之春”到土耳其政变及特朗普利用新媒体宣传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互联网社交媒体的普遍应用，为“后真相”的形成提供了媒体平台。在“阿拉伯之春”政治运动中，以移动通讯技术、互联网社交媒体（如Twitter）为主要支撑的新媒体，对整个事件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方面，社交媒体的实时报道为“示威”增添了持续的动力；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造成现如今阿拉伯世界持续动荡的推手亦是社交媒体。而特朗普的“Twitter治国”更是思潮的典型表现，在这一过程中“吸粉”成为第一关键，动辄发布“雷人”信息的特朗普成为最大政治“网红”。近年来，媒体的传播态势已由极具舆论引导力的主流传统媒体，转为极具自主性与个性的互联网、社交媒体，传统媒体的中心传播位置被进一步分散。而在原本传播态势下的受众也从互联网的智能授权中变成了用户，从接收者变成了传播者，基于此种变化，人们对新闻传播和内容的关注点就落在了是否满足用户的兴趣和某种情感需求上。所以，无论是“阿拉伯之春”还是特朗普用社交媒体宣传自己，从某种程度上都是切合了部分受众的心理，而这部分受众也乐意将个体化、碎片化、情感化的内容通过各类互联网传播方式进行二次传播，这就助推了以意见、观点、情绪为诉求的个人或者群体的力量。

“阿拉伯之春”在埃及

特朗普Twitter主页

网络社群化下，关照自身的情绪情感需求是“后真相”思潮泛滥的重要因素。在过去，人们对于信息的需求在于时效性，而当前则更关注在迅速获得信息的前提下是否能够充分表达自己，自身情绪情感是否得到关照。分析一些流行的在线视频的传播可以看出，网民之所以愿意分享一些所谓的“网红文章”，是因为内容本身能满足用户的心理和情感需求，包含直接刺激感官上的元素。Facebook 一直以来都是西方假新闻传播的重灾区。2016年底，Facebook因假消息的传播更是被推至风口浪尖。美国大选期间，Facebook上传播起了如“教皇支持特朗普，震惊世界”“怀疑泄露希拉里贪腐行为的FBI探员死了”“小野洋子：我和希拉里·克林顿的婚外情”等消息，转发量非常高，对当时希拉里选情产生了很大的负面效应，但其实这些都是假新闻。人们之所以选择关注这些新闻，更多是契合了某种感官的心理刺激需求，这种通过猜测、断言、表达的充满阴谋性元素的视频得到广泛传播与关注，体现了民众不再只是从新闻中获取信息，而且在感受着某种切合心理的情绪。也因此，通过社交媒体，一些具有相同观点和兴趣的人会不自觉地聚集，形成一个个在线社区，这样的网络社群化会更加强化偏见，在枉顾事实的基础上开始“带节奏”。总之，社交网络媒体的数字化、社交化等特性，为个人的情绪化表达搭建了网络上的虚拟空间和传播平台，这个多维全面的空间与平台为人们的各类传播行为提供了可能。

（二）“后真相”下西方新闻形态的变化

“后真相”观念引导下的西方新闻观及其表现形态产生了如下三大变化：

第一，在新闻价值观上从重视真实性、重要性转向情绪与意见表达。很多西方学者将“后真相”定义为“诉诸情感与感觉的，而不顾及推理，它破坏了人们对真相的依赖”。一般而言，新闻叙事包括叙事内容与形式。叙事内容一般按照实际发生的顺序排列事件，有故事情节和结构。叙事形式是指事件的呈现方式和顺序，可以是“碎片式”的，也可以是“倒叙”等。通常意义下，新闻叙事从事件爆发开始，然后是结果，最后才是对于事件背景的介绍，进而引导人们对新闻的理解。从传统意义来看，新闻更多强调的是真实的叙述，而不刻意寻求生动。但在“后真相”时代，社交媒体降低了信息发布的门槛。对于新闻叙事不再注重情节再现是否清晰，是否准确把握了事件的因果联系，是否做到了真实叙述；而是在感性压倒理性的前提下，运用偏见化的情绪呈现叙事，增加了识别真相的成本，并逐渐倾向于以更直接和刺激的感性建立自我判断。情绪和态度成为表达的基础与形式，使得真相撤退。情绪表达则推动了舆情的进一步传播，无论是强烈的同情心还是情感共鸣，都使网民能够突破年龄和地域限制，表达情感并将情感发泄、聚集，使舆情进一步发酵。充斥愤怒或恐惧情绪的信息总是被更广泛地传播，诸如“为了××，今天，请转发这条信息”“每一个母亲都该看这段视频”此类“标题党”，两者都反映了传播者对公众情绪的反映和唤醒。从本质上讲，这些沟通策略不一定都是主观上恶意的，但旨在获得社交媒体的关注与认可，并激发共鸣和支持。

第二，在新闻媒介功能上由监督政府、社会公器更加向追逐资本与消遣转变。西方学者Bill Kovach和Tom Rosenstiel在《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一书中强调，新闻工作就是当代的地图绘制工作——为公民画出探索社会的地图。就像绘制地图那样，新闻工作的价值取决于是否全面和均衡地再现社会生活图景。“后真相”时代下，短视频成为舆情发酵的重要载体。与传统媒介的传递形式相比，短视频更直观、更有影响力，更加符合资本的逻辑，将利润至上的理念内化于新闻传播活动中。在资本逻辑的指引下，传播者配合投资方、广告方等的需求，选择编辑和播放相关内容，将新闻作品的商品属性无限放大。一些运营单位为追求转载量、社会轰动及其背后的利润，大量传播未经甄别、核实的信息，置当事人的感受于不顾。而当代西方新闻媒体机构这种追逐利润的商业化行为也已经变得常态化。2016年4月，在旧金山举行的“Facebook年会”上，为让参会的人了解如何使用历史上最大的媒体创建的高流量内容产品，会上展示了一个爆红的网络视频。视频内容是BuzzFeed两名员工使用橡皮筋捆绑西瓜直到西瓜爆裂的全过程。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看起来毫无意义和价值的视频竟然吸引了超过80万用户实时观看。这段视频生动地展示了当今社交媒体以“引人注目的效果”和“以流量为导向”创造的传播生态。这种为了博眼球的短视频在YouTube上屡见不鲜。

第三，在新闻道德观上，由强化受众责任意识转变为“去严肃化”与娱乐化。体现新闻道德的一个重要窗口就是新闻话语，它是新闻重要的外在形式。话语虽然不是表达新闻事件最清晰的窗口，但是它能够透露出所要表达的价值观。一般情况下，对于新闻事件话语表达的根本要求在于话语表达的清晰度、受众的接受度，而不是为了吸引眼球夸大其词，在原本的事件中加上戏剧性效果。毕竟新闻话语是否恰当直接关系着新闻的形式及其导向，这使新闻具有特殊的语言风格和语境。今天，随着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大多数网民特别是年轻人，拒绝严肃的言论风格，更喜欢狂欢与戏谑的情感表达。在网络上，一个热门话题很容易被另一个类似的热门话题所取代，这种形式的话语表达使人们在发言时大多缺乏理性交流的基础，更愿意通过自己的主观来判断新闻事实，媒体应有责任的缺失使得真相让位于公众的“狂欢”。

在“后真相”时代，玩乐、消遣成为舆论的正常表达，西方新闻报道也呈现出报道娱乐化趋势，最主要表现在“硬新闻”比例下降，“软新闻”比例大幅上升。例如，美国ABC和NBC播出了“未公开的故事”和“无结果的秘密”，主要是为了探讨20或30年前FBI的内部事件，以其内部的“秘密”作为节目内容的线索，以一些真实的新闻和道听途说的传闻等来“编故事”。这些节目的制作实际上使得所谓的新闻失去了原本的客观真实性，并且使新闻、纪录片、娱乐性节目的界限越来越模糊。(www.xing528.com)

（三）“后真相”对新闻公信力的冲击

新闻公信力是新闻媒体获得受众信任的能力，反映了新闻媒体基于新闻报道的信息产品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信任甚至赞扬。近年来，美国不同的调查机构对美国媒体的可信度进行了多次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媒体的公信力在不断下降。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在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掌权时，公众对美国媒体的信任达到了70%或更高的顶峰，而2016年则跌落到32%的谷底。网络媒体的发展使传统媒体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特朗普还多次与传统媒体“杠”上，将主流媒体推向公众的对立面。在“后真相”时代，信息实时发布的权利被滥用，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大大降低。从根源上讲，当代西方媒体所遭遇的公信力危机，实际上是真相危机。对于真相重要性认同的错位和倒塌的直接表现就是媒体的新闻产品缺乏真实性，为了利益歪曲事实的现象屡见不鲜。真相危机的直接表现，就是人们不再相信媒体，真理被后置，媒体权威被消解。

硬新闻：指题材较为严肃，着重于思想性、指导性、知识性的政治、经济、科技新闻。如重大犯罪、火灾、意外事故、劳工纠纷等。

软新闻：指不平常的、奇怪的、娱乐性的、人情味较浓的社会新闻（社会花边新闻、娱乐新闻、体育新闻、服务新闻等），容易引起读者的感官刺激及视听兴趣，如愉悦、同情、喜爱、憎恨、嫉妒等情绪。

美国学者Elliott Aaronson说，人们对社会影响的反应主要体现为遵守、认同和内化这三种效果。其中，“遵守”可转化为对媒体的依赖性；“认同”可以看作是对媒体的文化诠释；而“内化”则是让传播入脑、入眼、入耳、入心的最佳效果，也是对社会最持久的和根深蒂固的回应。为了使受众产生“内化”反应，必须做到既能传播到用户的身边，又能传播到用户的心中，这就有必要提高媒体引导公众的能力。

媒体权威体现在真实性的承诺和持久性上，它是新闻传播的本真追求即真实性和客观性的绝对体现。社交媒体和新的通信技术通过精确的推送和算法机制参与新闻信息的制作和传播，以满足用户的个性化新闻需求。社交媒体作为一个新的议程制定者和守门人，极大挑战了新闻客观性原则。例如，Facebook的动态新闻算法是一种基于用户社交用法的协同过滤机制，其目的是过滤掉对用户“无意义”的信息。这种机制可能导致算法审查、信息操纵和意见偏向，从而影响受众的态度。另一方面，社交媒体用户在真相没有得到验证的情况下盲目地共享内容，这也助长了假新闻的扩散。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欧洲小国马其顿的一小群年轻人由于为“川粉”（特朗普的粉丝）专门准备了大量用于情感呈现和煽动情绪的假新闻而获得巨额经济收入。这表明，“社交媒体成为信息与受众之间的最终把关人，它必将彻底颠覆新闻价值、专业精神和职业伦理的共识”。

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一译“新吉纳主义”，是一种新闻报道形式。新新闻主义报道最显著的特点是，将文学写作的手法应用于新闻报道，重视对话、场景和心理描写，不遗余力地刻画细节。新新闻主义被认为是20世纪实务新闻学最激进的一种报道理论。其发展的高峰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代表人物包括汤姆·沃尔夫、诺曼·梅勒、杜鲁门·卡珀帝和亨特·汤姆逊。这些人的作品主要发表在《纽约客》、《乡村之声》和《老爷》等杂志上。

——维基百科

客观性要求明确区分事实和价值判断，这曾是美国新闻实践中的一个重要信条。客观性原则旨在“根据专业集体的既成规范来描述世界”，是一整套新闻工作的准则与制度。“新新闻主义”一度声称比传统的客观性更客观，对客观性提出了有根据的批评和怀疑，但这些方法依然以追求事实真相为目的，讨论谁更能接近真相的问题，而“诉诸情感”的“后真相”手法却为迎合需要而“罔顾事实”、无视真相，这直接动摇了新闻客观性的基本原则，因而也就动摇了新闻业赖以成为一门专业的依据和基础。

在新媒体时代，社交媒体蓬勃发展，媒体生态和观众心态发生深刻变化，越来越把新闻的价值等同于公众对新闻报道的潜在兴趣，这些都形成了对传统新闻价值理论的挑战。反过来，媒体越来越多地忽视有关严重社会问题的报道。特别是，新媒体会根据令人眼花缭乱的事实进行筛选，更多地倾向于选择那些“流血的就是轰动的”新闻事件，这使得客观公正的报道标准逐渐模糊。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受众能够更主动地选择接近自己心理的新闻，进一步加强他们在社区互动中的价值认同。传播技术和数据算法提供了跟踪读者偏见的可能性，并重塑了信息生成和传播的选择机制。2013年，赢得第三届任期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庆功会上，越过一名同僚的肩膀，把他手中的德国国旗拿过来扔在一边。这个举动被截成了一段小视频，并把它视为默克尔缺乏爱国精神的证据在社交媒体上疯传，这也刺激德国政府大力敦促Facebook等公司控制其平台上发布的仇恨言论和虚假新闻。同样，对于2016年11月的默克尔的一次演讲，Google和Facebook等互联网巨头又通过独家算法，将信息过滤后再呈现给公众，公众只能接收与其偏见相符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