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宪政民主思潮最新展现

西方宪政民主思潮的新式样和新特征，是通过一系列影响广泛的事件得以表现的。诸如2014年苏格兰独立公投、2015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判同性婚姻合法、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等等。上述事件的发生给经典的宪政民主思潮造成了巨大冲击，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以及宪政民主的“滑铁卢”。正如美国政治学者福山所说，美国的政治体制确实变得功能失调；麻烦在于，特朗普和桑德斯这样的批评者并未找到问题的根源，也未能提供任何真正的解决方案。

（一）西方民主选举的变味

美国号称是“世界上最成熟的民主国家”，尤以其民主选举制度为甚。美国先贤所设计的普选制意在达成两项目的：一是国家机构的主要高级官员的产生普遍实行选举制，议会议员、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者国家其他部门的高级公职人员、地方行政首长基本都由选举产生；二是选民资格的普遍性，所有公民都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普选制为公共权力机构的产生提供了制度保障，确立了“民意政治”和“责任政治”，有利于培养公民的参政意识和政治责任感。但是，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则呈现出新的变化：一方面，选举过程的不确定性增强。民意调查、民意测验应该反映出大致的选举走向，但特朗普却在民意测评不被看好的情况下，最终扭转局势，取得总统选举的胜利。另一方面，总统选举的标准变得模糊。早期美国当选总统都有具备明显说服力的“政治资本”，或者是战功显赫的将军，或者是拥有地方治理经验的州长和参议员，但当选为总统的特朗普却并无任何拿得出手的政治资本，所以，总统当选的资本变得不再清晰。具体而言，西方民主选举制度在这次美国大选中呈现出的新特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基于个人魅力的威权主义重现

西方宪政民主号称的最大优势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建立在“理性精神”和“合理的分工、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依照规章办事的流程”基础之上的现代官僚制。它借助于法理型权威，不受个人超越常人的天赋和传统习俗的约束，仅仅依赖于法律规则之治。这是一种非人格化的统治，不具有人身专属性。但此次选举看重的并非是候选人的政治成熟度和政策有效性，而是重现了基于个人魅力的威权主义。特朗普以其“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竞选口号和口无遮拦的言说风格而赢得选举，这充分表明，以“非理性的自觉自愿行为去崇拜英雄式人物”的克里斯马型统治类型正在美国复活。这恰恰反映出当下美国焦虑烦躁的社会心态，同时也给美国政治和美国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一方面，它进一步加深了美国选民对政治和官员的不信任。尽管特朗普作为美国的“政治新人”不像美国其他政客那样善于开出很多“空头支票”，但他也不得不一上台就背弃其在竞选过程中许下的将对希拉里及其支持者采取惩罚措施的承诺，反而向希拉里及其支持者示好，以缓解选举所造成的社会撕裂。另一方面，特朗普一反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依法理统治的常态，推动了美国政治复现个人威权主义统治的趋势。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博士研究生马修·马克威廉斯指出，渴望建立秩序和惧怕外来者的心理状态，会使选民指望强势的领袖承诺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护他们不受外来者的侵害。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简单、强势且苛刻的形象正好契合了美国人对威权政治的心理需求。

2.民主政治的企业化

民主选举应该是平等的、公正的、程序正当的。但在今天的美国，各个层级的选举都依赖于大量金钱的资助，财富与经济资源的投入将直接影响到选举的最终走向。在选举过程中，金钱的地位和价值犹如人类呼吸离不开的“氧气”，民主选举不再表现得那么民主，反而使得民主变成了一种可以明码标价的商品被出售和被收买。金钱的输入使得原本应该民主的选举程序变得不再公平、公开，致使选举成为一个可操控的政治过程。金钱使得富人拥有一个可以表达自我选择的工具，但是穷人却没有这样的机会，因此，民主选举变成了富人与政客相互勾连的场阈。比如，大金主们会被许诺官位，小金主们能够获得和政要吃饭的机会等。美国的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在许多观点上不谋而合，意识形态和阶级利益是如此一致，被历史学家博耶尔形象地称为“企业时代的政治”，或者如沃林所说的“民主公司”。

在这一过程中，民主和理性的政治变为了企业如何成功地营销和管理，变成了一个以现代商企为代表的“私人”治理系统。其最大特点是维持各种民主政治的表面形式，但在核心处保持彻底的非民主，即企业权力对公民参与的实质性取代。比如，特朗普在选举中，首先去筹钱，然后就是招募一支专业“竞选团队”（而非政治团队），由他们专业地进行各种策划：从定向选民的动员，到制造各种媒体“盛景”，再到制定宣传行销策略、疏通各种公共关系、处理各种危机公关。选举侧重点不再是政治政策、理念和方案，而是“政治领袖和经理们公开地、无羞耻地更关注直接的选举战术、人格的投射，更关注媒体呈现，而不是深思和倡导与长期社会需求相关的诸种理念和诸项政策”。

美国政府被强势利益集团把持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这也是美国腐朽政治体系的源头。因为政治体系问题的根本是在政治中掺杂了大量的金钱。

——［美］弗朗西斯·福山

3.作为无意识欲望的“快感政治”

民主选举理应是严谨和严肃的事情，其语言运用也应该是文明的，是我们所熟知的那种“刻板的政治正确的道理”。但是，特朗普却“口无遮拦”，将消极的语言演绎到了极致（特朗普曾长年主持电视真人秀，非常精于此道）。比如，他经常使用一系列非常出格的语言，体现出了语言上的“淫秽的快感”（obscene enjoyment），追求的是“话语的暴爽”。特朗普的选举获胜，也是因为提供了选民这样一种快感，它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因素。

快感政治致使选举过程变成了相互攻击、相互辱骂、相互诽谤中伤，而无视选举的实质内容和关键议题，为了获胜而置民主于不顾。快感政治的盛行离不开媒体的造势与炒作。大众传媒的介入，将此种荒谬和无聊的信息铺天盖地地传输给选民，并删减不利于自己的信息，以达到最大的效果。媒体将大选变为了一场哗众取宠的“表演秀”，它极具“快感性”特征。

（二）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复燃

2009年美国茶党发动的全国性示威游行活动，2016年英国全民公投宣布脱离欧盟，2017年法国大选中以勒庞为代表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实力的扩张，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近年来极右翼民族主义政党的崛起等，标志着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死灰复燃，并且逐渐进入到国家政治的主流当中。民粹主义思潮的出现，是传统西方宪政民主制度无力解决当下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是其无法应对世界新秩序挑战和全球化负效应的集中反映。西方民粹主义思潮的出现对西方宪政民主和世界秩序产生了直接威胁：挑动极端民族主义，导致全球化退潮；冲击西方民主制度，导致民主劣质化；促使政策极端化，加大了发生国际冲突的风险。西方民粹主义的兴起，如一股汹涌的浪潮深深地嵌入当代西方国家政治生态之中，对西方国家长久以来所形成的“共识政治”、多元社会造成了撕裂和不可挽回的严重破坏。

1.致使西方民主劣质化

“如果说极权主义是20世纪的政治之癌，那么民粹主义就是21世纪的政治祸害之一”。民粹主义的典型特征是非理性、极端主义、极具破坏性、缺乏建设性，致使民主劣质化，政府无法在问题面前提出有效的对策，无法作出理性的政治选择，对西方宪政民主制度及多元文化价值观念构成巨大威胁，使宪政民主制度的功能被弱化，主流政党不断萎缩。比如，从2017年法国大选第一轮的投票情况可以看出，极右翼的勒庞以21.3%的得票居于第二，中间派独立候选人马克龙以24.01%位居第一。而传统的中右翼共和党候选人、前总理菲永的得票率为20.01%，位居第三，传统主流政党严重萎缩，导致民粹主义抬头。民粹主义导致精英政治失灵、程序民主被削弱以及对政治正确的怀疑，致使强大的“民粹化”的民意架空政府，使其丧失自主性。具体表现为：一是政府无力将民众多样的利益表达整合为政策措施，决策效率低下甚至无法作出决策；二是为满足当下民众的非理性要求不得不作出短视抉择，最终导致治理失败；三是公投泛滥，政治精英为摆脱自身责任、为治理无能寻找借口，往往会将重大议题随意交付给全民公投，用简单粗暴的直接民主和公投代替代议制民主，肆意浪费社会资源，从而将国家和社会的命运引入不可控的境遇。

2.倒向多数暴政(www.xing528.com)

民粹主义无法摆脱基层民众所挟带的“褊狭思想、一成不变的观点、肤浅的怀疑主义和表现得有些过分的自私”，行事多以激情、盲从为主，进而绕过法律和规则之治，以占多数的“人民之意”侵犯个人权利和少数族裔的基本人权。民粹主义民主活生生地威胁到个人自由，对西方所钟爱的人权理念构成更为根本性的威胁。以“人民至上”为原则的民粹主义早在法国大革命过程中就展露出色彩浓厚的“多数暴政”，多数人不受限制地侵犯少数人的基本权利和合法权益。在民粹主义者看来，掌握公权力的是人民，而具有众多人数优势的“人民”具有天然和最高的合法性，没有任何机制能够监督制约人民，办事风格直接、简单，粗暴对待决策程序中的审慎和自我矫正。因此，民粹主义非但不能给人民带来自由和民主，反而会给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理性和秩序以及少数族裔的基本人权带来比君主和政治强人更大的危险和威胁。如果多数人想要侵犯少数人的权益，那是轻而易举的。

梦想者计划或追梦人计划，是奥巴马政府推动实施的旨在帮助那些未满16岁时非法入境美国的移民的计划。2012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签署了《童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行动》行政命令，容许在入境美国时尚未满16岁的非法移民申请可延期两年暂缓遣返，并容许他们申请工作许可。

3.逆全球化

随着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国家主义等这类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的政治理念，成为西方世界主导人们进行政治思考的流行观念，自由贸易、民主发展、世界主义大有被人弃如敝屣之感。英国的脱欧公投是民粹主义复燃的典型表现，它让人们对欧洲联盟的前景颇不看好，致使欧洲因应全球化趋势采取的移民政策、难民政策备受指责。特朗普所实行的“旅行禁令”“美墨隔离墙”使得“美国梦”成为一场梦魇，使奥巴马政府的“梦想者计划”或“追梦人计划”成为废纸。对此，美国商会发表声明指出，特朗普的做法将会损害美国经济。登记在“追梦人计划”当中的每个人都是真心诚意的，而且深深扎根于美国的社区和国家经济当中。现在走回头路并且遣返这些人，抵触了基本的美国原则和美国的最佳利益，终止他们的就业资格也抵触了总统刺激美国经济增长的目标。

国际主义和世界大同主义视民粹主义者为死对头，因为民粹主义者对所选择的人民边界之外的相关的人的态度是胆怯的。孤立主义和隔离主义自然倾向于民粹主义。这就是为什么民粹主义常常与种族民族主义和外交政策上的孤立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原因。

——［英］保罗塔·塔格特

西方民粹主义的死灰复燃和抬头，是近年来西方经济社会内部矛盾和冲突的必然产物，是西方宪政民主内在本质和制度缺陷的集中表现，也是西方宪政民主制度难以回应全球化挑战的必然结果。

一方面，巨大的贫富差距是西方民粹主义复燃的直接动因。世界金融危机爆发、贫富两极分化，“使决策者总要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多年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所倡导的经济全球化给西方大资本家集团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也造成了西方社会内部的巨大贫富差距，非普惠使普通人民群众在心理上产生了深深的不公平感和无力感。资本狂欢的背后是金融垄断资本对西方国家普通民众的剥削和掠夺，带有强烈的财富掠夺性。在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情况下，美国社会出现的民粹主义就是美国普通民众的相对剥夺感、不满和愤恨情绪充斥整个社会的集中体现。

政治衰败具体表现为政治体制越来越难以回应民众的诉求、金钱政治难以消除、政府行政成本过高、施政效率低下、社会共识度降低、利益集团林立、投票率低下、社会分享机制失效、社会内部的政治分歧加大等等。民粹主义似乎总是指向某种政治制度，尤其是西方现代政治制度失范所形成的乱象。

——吴晓明：《后真相与民粹主义：“坏的主观性”之必然结果》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政治衰败是民粹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多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宪政民主作为向全世界推销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进行新的殖民主义的工具，而忽视本国国内的政治建设，忽视对自己政治制度的改革完善和转型升级，无视国内民众的合理诉求和民生关怀，逐渐走向政治衰败。精英化政治和各种利益集团的疯狂敛财，使得民众与精英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民众发现，政治精英所代表的并非是民意本身，恰恰相反，它已经变成了精英牟取私利的工具；党派之间的明争暗斗，致使行政效率低下，许多惠民政策被束之高阁；所谓民主选举越来越成为精英政客们的名利场和作秀台，政治和政治家已经彻底失去了人民的热情和信任，政府真正陷入“塔西佗陷阱”之中，政府的公信力荡然无存。

（三）西方社会结构的极端化

宪政民主及其所宣称的自由、平等、人权，是西方国家引以为豪的制度优势和“普世价值”。但历史和现实的发展情况表明，所谓“普世价值”并不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乐观，宪政民主制度也不像他们所宣扬的那样有效。在西方发达国家，伴随着宪政民主制度的往往是各国内部利益集团之间的彼此分裂、相互倾轧，社会阶级和阶层之间矛盾重重、冲突频仍，近年来社会结构更是趋向无序的“逆向运动”，长期以来令美国社会引以为豪的中产阶级在最近十年间发生了结构性异化，中产阶级的规模快速萎缩，整个社会结构呈现出两极化的发展趋势。

现代社会学研究表明，中产阶级是一个国家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如果一个国家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在阶级分布上呈现一个纺锤形（中间大，两头小），那么它的政治系统就比较稳定，因为大部分人都会安居乐业。而如果这个中间阶层不稳，社会结构开始向金字塔转型的时候，那么其政治和社会稳定，甚至其民主制度就可能受到威胁。

一方面，社会分层呈两极化发展趋势。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社会阶级结构异化的表现大致包括：一是收入不平等现象越发严重，社会向两极化方向发展。例如，在1979—2011年间，最富有的美国人工资翻了一番，但普通工人却仅增加6%。1979—2013年间，最富有的1%的高收入家庭的税前收入占全美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在2014年约为23%，仅低于1928年的历史峰值一个百分点。有人感叹，“在美国，财富集中于最上层的速度超过近代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出现了一个超上层阶级”。二是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作为支撑美国社会阶级结构、美国阶级利益的平衡轮和稳定器的中产阶级，越来越走向滑坡，收入连连下降，生活越发不确定。“我们注意到了这一地区的极端分化开始出现。社会中的中产阶级……正在空洞化，真正的富人和穷人不会到别的地方去，但是白领阶层正在远离这个区域。”失业率的上升也是直接导致中产阶级空洞的原因。中产阶级逐渐失去中产地位而沦落为“草根”底层。无论是从收入还是人口结构上，中产阶级的不断缩水致使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也发生了极端分化，引起了社会的撕裂。

另一方面，政治制度不断僵硬与政党呈极端化趋势。美国政党极化在进入21世纪后达到新的历史高点，并导致明显的政策僵局。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系列调查，在1994—2016年间，民主党变得极左、共和党变得极右：2014年，有92%的共和党人趋于极端，而1994年时这一比例为64%；民主党人中有94%趋于极端，1994年时为70%。由此，美国两个主流党派——民主党和共和党——变得越发敌视和对立，互相不买对方的账。更有甚者，越来越多的人视另一政党为“国家福祉的威胁”：持这一观点的共和党人在2014—2016年间增长了8个百分点，而持这一观点的民主党人则增长了10个百分点。比如，1994年，有74%的共和党人讨厌民主党人，只有21%的极度讨厌；到2016年，极度讨厌的比例上升到58%，总体上讨厌民主党的人达到了91%。民主党阵营也是如此，1994年16%的人极度讨厌共和党人，共计59%的人讨厌共和党人，到2016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上升到了55%和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