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新自由主义变化中的新动向

在2010—2017年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进行的年度国内外十大思潮的调查评选中，新自由主义已经连续八年进入年度十大思潮。尽管近年来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受到打击，声势不断减弱，但是基于40多年来全球范围的实践，新自由主义具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基础，其影响是根深蒂固的，短期内很难清除，会以各种改头换面的方式宣扬自身的主张，时隐时现、相时而动。因此，我们要始终坚定政治立场，警惕新自由主义发展变化中的新动向，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主动担负起反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重任，对其错误论调从理论与实践的不同层面进行辨析与批驳，旗帜鲜明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新自由主义在年度最受关注的十大思潮中的排名走势

数据来源：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

（一）国外新自由主义的新动向

1.经济金融化，继续推动虚拟经济膨胀

一方面，全球金融市场渐趋稳定，虚拟经济继续膨胀。国际金融危机后，面对持续低迷的经济状态，全球量化宽松政策不断升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往往通过购买长期非常规资产、直接货币交易等方式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来稳定金融市场。这些流动性工具的使用不断扩大着全球信贷规模。据相关资料显示，“以平价购买力计算的全球名义GDP在2010年左右只有不到1万亿美元，截至2015年上升为近5万亿美元。然而与此同时，信用却以远超GDP的规模呈不断上升趋势，即使在2010年处于危机后数值最低点时也有5万多亿美元，到了2015年上升为近9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危机以来全球大量的信用增加并没有相应地促进实体经济增长，而是进入了金融市场”。

另一方面，政府金融救市方案为新自由主义增添了“计划”的色彩。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多国启动了政府担保的金融救市方案。英国在纾困计划中筹集了4000亿英镑向本国的银行业（如苏格兰皇家银行、哈利法克斯苏格兰银行、劳埃德TSB银行等）注入资本并提供担保；德国政府启动5000亿欧元的救市资金为银行间借贷提供担保并向银行注入资金；日本央行向金融系统注入将近4000亿美元；美国启动金融救市计划，拿出2500亿美元直接购买九大银行的股份。显然，面对动荡的金融市场，各国以国家的名誉和身份对金融体系进行担保旨在唤回市场信心，而相关的金融机构也正是在国家的支持下度过了劫难。后危机时代，金融机构的规模不仅没有缩减，反而得到进一步的扩张，在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助推下，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关联性不断加强，金融资本以更大的规模、更快的速度在国际市场流动。

金融衍生产品是与金融相关的派生物，通常是指从原生资产派生出来的金融工具。其共同特征是保证金交易，即只要支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就可进行全额交易，无需实际上的本金转移，合约的了结一般也采用现金差价结算的方式进行，只有在满期日以实物交割方式履约的合约才需要买方交足贷款。因此，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具有杠杆效应。保证金越低，杠杆效应越大，风险也就越大。

在金融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下，资本家可以不经过生产过程，而仅凭资产所有权或货币索取权的凭证实现货币的自行增值。在经济持续低迷的状态下，政府首先是以金融机构为主要救助对象的，政府的救市措施客观上是用国民财富来补贴金融机构、庇护金融资本，危机过后，金融寡头的实力非但没有削弱，反而迅速得到了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在此过程中，政府逐渐回归市场，“看得见的手”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发达国家抛弃了新自由主义，市场理念永远是作为资本主义的灵魂而存在的，只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最新发展中增加了“计划”的色彩，这种色彩的浓淡与否将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但需要明确的是，只要金融资本仍然处于统治地位，作为金融资本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就会始终存在喘息的余地和空间。

2.金融政治化，利用金融霸权转嫁国内经济危机

新自由主义盛行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是西方发达国家转嫁国内“滞涨”危机、实施全球扩张的重要工具。新自由主义主张，市场是万能的，为了保证市场效率必须实行私有化。但是，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实践中，工业化基础薄弱，市场力量单薄，只能通过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起主导作用，私有化会使发展中国家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并迅速集中到私人资本尤其是外国资本手中，从而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破坏国家经济安全。例如，阿根廷在金融自由化改革之后，由外资控制的银行资产从1992年的12%上升到1997年的52%，在2001年金融危机爆发时，阿根廷政府甚至找不到可作抵押的国有资产，无法向国外金融机构贷款，引发全国性动乱；埃及作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典范，大量出售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放任国际资本流动，最终导致两极分化现象日趋严重，形成了名副其实的依附经济；东欧的大部分国家在进行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改革后，外国资本对工业和银行业的控制达到了50%以上，经济主权根本无从谈起。

经济上的依附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依附，通过对后发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构建了资本力量主宰一切的世界秩序。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4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新自由主义将巨型企业培养成为可以和政府相匹敌的力量，这些垄断巨头在主导经济生活的同时，对政府决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即使新自由主义引发了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爆发以来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它仍然得到了国家权力的支持。因为，新自由主义在实现垄断资本的统治意图方面无疑是成功的，成为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扩张过程中构建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工具。

因此，反映国际垄断资本整体利益的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并没有被抛弃，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实践也验证了这一点，无论是左翼政党还是右翼政党进行执政，都无一例外地奉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和主张。为了推动美国经济复苏，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都采取了较高强度的国家干预主义措施，甚至推动了部分国有化改革。但与此同时，小布什和奥巴马仍然公开宣称坚持新自由主义，继续通过各种途径向发展中国家强行输出新自由主义。即便是号称要让美国再次变得伟大的现任总统特朗普，虽然公开宣称要在国际贸易领域推行保护主义政策，但在税收、社会福利以及金融自由化等方面所坚持的仍然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综上所述，尽管近年来新自由主义受到各方面的冲击，声势有所减弱，但它仍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增强了金融资本的政治统治力，充分体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逻辑，这也表明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特定的社会范围内仍发挥着重要影响力。

3.民主空壳化，变本加厉的金钱政治

新自由主义主张绝对的市场化、自由化，但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并没有带给人们自由、平等和民主，市场经济释放的大量资本不断扩张以实现垄断寡头的利益，垄断资本通过操控权力将所谓的“公权力”转变为维护权贵资本主义利益的“资权力”，最终势必侵犯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利益。纵观2016年美国大选，内斗政治、金钱政治、游说政治、民粹政治等折射出美国政治的乱象丛生。政治内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和规模，金钱政治变本加厉，“一美元一票”取代了“一人一票”，构成了美国民主的本质。据统计，美国总统的竞选开支由1980年的1.62亿美元飙升到2008年的50亿美元，募集竞选资金所得来的每一分钱，都对应着当选总统后所给予的政治允诺，候选人已然成为财富集团的利益代言人。美国大选被权贵资本牢牢绑定，俨然成为有钱人的政治游戏，广大民众的声音被湮没于资本的驯化中。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普通民众的权益日益被践踏。新自由主义主张削减财政开支、限制政府力量，因为缺乏必要的国家干预和调控，政府不能直接影响收入再分配，造成资本财富不断积聚的同时，劳动者日益贫困，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首选的救助对象是危机的始作俑者——金融机构，而对不断恶化的公共服务境况却视若无睹。欧洲各国因深陷债务危机而实施了大量的紧缩政策，社会福利和公共开支被大幅削减，贫困人口数量居高不下、处境日益恶化，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奥巴马政府推行的全民医保改革法案在原有按照劳动者劳动所得缴纳保费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提高了中产阶级的医保成本和获得医保的难度。特朗普新政实施了大量减税降费的措施，大量缩减社保预算，推动金融市场自由化，这些举措都具有明确的新自由主义属性。与此同时，各国出台了大量打击工人力量的政策，工人的组织性和斗争性受到严重削弱。因此，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转型与推进，西方国家的民主质量渐趋下降，出现空壳化的现象，这实质上暴露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

4.文化虚无化，价值观空洞下的虚无和混乱

在自由市场走向失灵、放任的自由主义带来社会分裂的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也面临着思想道德的危机：“快餐文化”盛行，价值观日益碎片化，在进行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时多元化的、相对主义的价值观消解了价值共识，在这背后凸显的则是价值观的空洞、虚无和混乱。

例如，当前欧美民众对“西方价值观”的理解存在严重的分歧，美国国内乃至欧洲“左右极端对立”。“推翻雕像运动”在英美等国愈演愈烈，英美各地围绕历史上的人物是否政治正确展开了大讨论。曾经的民族英雄纳尔逊的雕像被英国人视为第一个应该被推翻的目标，因为他被认为是奴隶制的辩护者；而作为美国联盟象征的罗伯特·李在部分民众眼中则由内战英雄转变为白人至上主义者，其雕像的移除甚至引发了夏洛特维尔的暴力事件，导致了一场“新型内战”。从国际层面上看，欧洲各国与特朗普主政下的美国所持的国家价值观之间的裂痕也越来越大。特朗普在波兰的演讲中，立足于宗教和文化的角度阐释了西方价值观并提出捍卫西方文明的号召，他所界定的西方价值观受到了欧美等国精英阶层的严厉批评。此外，“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也成为当前国际与国内价值冲突的主要来源。

再如，西方传统选举制度遭受挑战。西方民主选举制度的基本规则在于，不论选举过程如何激烈，选举结束后，败选者都会承认获胜者的合法性地位，确保总统权力的平稳衔接。但是，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明确表示，对于大选结果自己能否接受仍保留悬念，此言暗示如果特朗普竞选失败，他将不会接受败选的结果，若真如此，这将是对美国200多年民主制度的讽刺与挑衅，彻底否定了美国政治制度中最核心的理念。最终特朗普如愿当选美国总统，希拉里的支持者则不满此次选举结果，在美国多地进行示威游行活动抗议特朗普当选总统。选民们面对美国虚伪的民主制度和撕裂的政治环境，日益感到虚无、混乱和失望。

美国《华尔街日报》与全国广播公司（NBC）2016年10月17日共同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仅有54%的18至34岁的年轻选民对美国大选有兴趣，较2012年下滑了6个百分点，与2008年大选相比更是下降了30个百分点。

综上可见，随着利益和价值观的高度分化，价值虚无化思潮不断消解着人们心中的基本信念，西方国家的很多民众对社会制度产生怀疑，对未来的发展缺乏信心，人们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信仰缺失和价值迷失。

（二）国内新自由主义的新动向

1.歪曲“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关于这一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科学论断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的“基础性作用”转化为“决定性作用”，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和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取得的重大创新成果，反映了我们党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正确把握。《决定》颁布后立刻引起了国内外新自由主义者的广泛关注，他们以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来曲解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解读为“彻底市场化”，而对“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行选择性忽视，夸大、鼓吹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割裂了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两者在资源配置中相互统一的关系，完全否定、反对国家宏观调控。一时间，以全面市场化作为我国下一步改革方向的呼声甚嚣尘上。

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反对国家干预、解除政府管制、放任市场自由发展的声音就一直存在，警惕并防范政府是所有新自由主义者的核心主张。按照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之间具有天然的对立关系，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率的工具，通过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可以自发地保证经济生活的高效运行，在此过程中，人们通过劳动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从而使每个人的权利和尊严得到公正平等的尊重。而政府的存在是为了给这种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一个宽松而安定的外部环境，其所充当的是斯密意义上的“守夜人”的角色，服务并服从于市场，而不能直接介入市场、干预经济。因此，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始终企图以“原教旨市场经济理论”来影响、左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强调凡是可以交给市场的都交给市场处理，只有在市场完全失灵陷入危机的情况下，政府才可以干预经济，一旦危机解除，政府的干预要立刻从市场经济中撤出。而中国经济发展出现困难的根本原因正是在于当前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过多，限制了市场自由配置资源的作用。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被新自由主义者视为中国进行全面市场化改革的“宣言书”，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新自由主义式的解读并提出相应的主张，例如，把“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篡改为“全部由市场决定价格”，把经济领域中的“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拓展到政治、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概而言之，国内新自由主义者全面市场化的主张，其实质在于从不同角度攻击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否定党的领导，最终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诱导我国改革开放走上资本主义的歧路。(https://www.xing528.com)

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表明，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两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这既是减少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有效途径，也是避免经济危机的重要保障。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系列重大论断和改革举措，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理论和实践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通过市场提高资源特别是稀缺性资源的配置效率，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不是全部作用。作为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更需要政府的积极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府职能，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特征之一。

历史经验表明，自二战以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没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进新自由主义完全市场化的改革，经济发展停滞倒退乃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少数国家经济腾飞的原因在于将政府有为和市场有效有机融合在了一起。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新自由主义者主张全面市场化改革的背后，彰显的是彻底私有化的诉求，必然会误导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这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我们一方面需要不断规范完善政府的角色，充分发挥政府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调控职能，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求，弥补市场调节的缺陷，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另一方面也要创造各种条件，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地发展。

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互为补充的。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完善市场机制，打破行业垄断、进入壁垒、地方保护，增强企业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反应和调整能力，提高企业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和竞争力。发挥政府作用，不是简单下达行政命令，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用规划明确投资方向，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

——2017年1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2.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引向歧途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要任务，将其作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并作出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战略部署，但这一部署却被部分国内新自由主义论者曲解为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他们指出，造成当前中国经济困境的重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因此，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取消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积极扩大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个体经济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控股比例，通过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推行，不断稀释国有经济，推进国企私有化改革。

作为公有制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重要途径，混合所有制是由不同的所有制成分在企业内部以资本为纽带结合而形成的所有制形态。通过各种经济形式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满足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混合所有制改革，既不能等同于彻底的私有化、民营化，也不可能出现国有经济“吞并”非公经济的情况，而是不同所有制经济相互融合、扬长避短、共同发展。

一方面，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我国宪法规定，公有制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占有主体地位，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基础，对于推进国家现代化，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发挥了强大的支撑作用。任何削弱甚至消解国有经济的企图或行为都会严重危害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破坏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叶利钦主政时期的俄罗斯将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非但没有将俄罗斯带入发达国家的行列，瓦解国有经济的结果是财阀横行、经济停滞、社会扭曲，整个国家竞争力衰竭。因此，我们需要时刻警醒，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新自由主义者鼓吹的由私营经济、外资经济控股，其实质上是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来消解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实现经济私有化。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根本目的是增强国有经济的影响力、控制力和竞争力，从而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加强国有经济的主导力量，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另一方面，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促进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混合所有制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多层次性的综合反映，应当充分发挥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不同所有制经济形式的特色和优势，为非公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平台，使其与公有制经济开展多种形式的战略合作，实现共赢发展的良好局面。

综上所述，混合所有制改革并不是股份多元化改革，无论怎样混合，都是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共同持股，体现的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作为一种富有效率和活力的资本组织形式，混合所有制改革将成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载体和持久动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当前需要抓住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契机，积极盘活国有资产存量，转变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奠定政企分开的产权基础，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实现国有企业顺利转制。

3.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混同于西方供给学派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和政府主动适应、把握、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调整经济结构而作出的重大部署。围绕这一战略部署，国内外舆论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解读，在诸多解读中，国内一些新自由主义论者套用西方供给学派的理论来阐释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这一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的理论混为一谈，主张中国应该向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学习，根据萨伊定律中“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生产会自行创造销路”等相关论断，进行完全的市场化改革，如大幅度降低个人和企业缴纳的税率、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构建小政府等。这种主张实质上是假借“改革”的名义，贩卖新自由主义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的政策意图，误导了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思路，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陷入西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陷阱，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我们只有正本清源、澄清认识误区，才能科学地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我国经济生活健康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后的重要改革部署，其根本目标是通过优化供给侧机制、促进产业升级，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不断提高供给效率和供给质量，使供给体系可以灵活地根据需求结构的变化进行适应调整，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存在本质区别，不能进行简单的套用。首先，供给学派认为市场自主的供给能够自发地创造需求、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反对政府干预，本质上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体现；而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目标是优化经济结构，这既需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政策导向职能，通过深层次的结构重构和调整，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实现“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三位一体。其次，不同于供给学派对需求侧管理的全盘否定，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推进供给侧改革，提高供给能力与供给质量，形成供需匹配、协同推进的新经济结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只有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管理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国民经济健康协调稳定运行。最后，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具有全局性、长远性的宏大系统工程，不能简单套用里根经济学以及供给学派的基本经验，例如大幅减税，而需要全面考虑改革背景、改革进展等多个层面的问题。

总体来看，西方供给学派轻需求重供给、弱政府强市场的单一性主张，是始终围绕私有化这一宗旨而展开的。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坚持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基础上兼顾需求侧与供给侧的双重管理，统筹市场与政府两种职能，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实施的战略部署。任何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供给学派混为一谈的言论，不过是变换使用了新的方式来主张中国实行“绝对自由化、完全市场化、彻底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对于这种企图，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警惕。

4.把“建设法治政府”与反对政府干预混为一谈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作出科学界定的基础上，十八届四中全会围绕“依法治国”这一主题，提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重大任务。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党的十九大报告围绕法治政府建设明确要求形成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完善国家机构组织法。针对这一系列重大部署，国内新自由主义者借机造势，片面理解甚至曲解文件精神，把“建设法治政府”与反对政府干预混为一谈。他们指出，一方面，法治政府的提出就是针对当前政府对市场经济干预过多的现状而要限制政府权力，建立“小政府”“有限政府”；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本身蕴含着自由、公平、独立的价值精髓，政府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只会有损市场效率及市场的健康运行，导致经济失序和社会不公，最终侵犯个人的自由和财产等权利。只有依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才能实现各种经济主体的充分竞争，才能有效制约政府权力，促使政府权力更为公平、更为合理地运行。

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

——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推进，针对一度存在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比较模糊，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错位的现象并存的实际问题，中央围绕法治政府建设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部署。这反映了新时代党和政府对于法治建设的高度重视，体现了高度的法治自信和法治自觉，目的在于依法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此基础上规范政府与市场的行为，促进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统筹运行。因此，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现在的问题不是讨论是否需要政府、政府要不要干预，而是政府如何履行职能，政府干预选择的政策工具哪些是有效的、哪些又是无效的，怎样通过法律加以规范。

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后发现代化模式下实施的赶超战略和非均衡发展的实践，转型社会中各种传统的、现代的与后现代的因素杂糅交织，利益格局的重新建构与社会关系的巨大解构并存，这一时期尤其需要政府具有强大的调控能力，最大限度地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推动各项改革能够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中顺利实施，从而比较平稳地实现低成本的模式转换。在这种背景下，正确科学地履行政府职能的前提在于建设法治政府，实现政府权责的法定化。只有坚持实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以法治权，才能为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提供法律保障。法治是政府和市场的平衡器，特别是2014年简政放权“三张清单”的推出，为经济新常态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明确指引。根据“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建立“权力清单”，明确政府应该做什么，捆住政府乱作为的手；根据“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则建立“负面清单”，明确企业不应该做什么，发挥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根据“法定责任必须为”的原则建立“责任清单”，明确政府对市场的管理责任，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三张清单从限制政府权力到激发市场活力再到明确相关主体的责任，环环相扣、三位一体，为市场和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南。

5.用金融自由化误导“金融市场改革”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金融自由化的趋势也在逐渐增强。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何在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同时保持金融稳定，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项艰巨挑战。一些新自由主义者开出药方，积极主张金融业改革一定要坚持自由化、市场化的方向，并指出中国金融市场的最大问题就是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监管过度，市场被国有金融企业所垄断而导致严重的扭曲。他们主张，中国金融市场改革下一步必须要开放本国金融市场，在着力发展非国有、民营金融机构的同时，给予外国金融机构同等的国民待遇，放松金融管制、鼓励金融创新，鼓吹这是实现金融强国的客观要求。

金融自由化是针对金融压制政策而提出的政策主张，要求国家放弃对金融体系的管制与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价格自由化、业务经营自由化、市场准入自由化和资本流动自由化等方面，实际上就是新自由主义思想在金融学领域的展现，一度受到了西方学术界和政府的普遍欢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自由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实行金融自由化的国家的经济确实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增长，但与此同时，由于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加剧了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各类市场主体面临更多更复杂的市场风险，这种情况下市场失灵的现象时有发生。货币供给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相对于火爆的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不断衰退，金融与实体经济日益疏远，金融业的相互竞争逐渐出现失序情况，再加上银行监管的失误和各国缺乏国际金融风险防范的意识，几乎所有实施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国家都经历了明显的波动效应，多数国家还遭遇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包括美国的次贷危机、欧洲的货币危机、日本“泡沫经济”诱发的经济危机，以及拉美的债务危机、墨西哥和亚洲的金融危机等，给金融体系乃至经济发展带来巨大伤害，甚至引发社会动荡。

因此，面对当前国际金融环境的挑战，中国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最大限度地把握经济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应认真吸取各国在金融自由化危机处理方面的经验教训，谨慎务实地对待金融自由化，积极强化国家对金融系统的监管调控能力。多国金融自由化的经验表明，在制度环境弱的国家，尤其是在没有适当监管的条件下快速推动金融自由化，更容易发生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金融自由化并不能保证金融系统始终处于均衡状态，其所提倡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甚至可能引发金融系统的全盘崩溃。中国在金融市场改革过程中，既要避免重走政府全面干预的老路，更要避免走全面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的邪路，而是要在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进行有为政府建设，时刻保持强烈的防范金融风险的意识，强化政府的金融监管，健全金融监管体系，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机制改革，逐步减少金融自由化风险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引导金融回归本源，着力提升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