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遭受历史性挫折

（一）逆全球化运动的风起云涌使新自由主义受到质疑

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国际战略上推销“全球一体化”，主张将整个世界纳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体系之中，然而发展实践证明，新自由主义所宣扬的理论模式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都遭遇了历史性挫折，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新自由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使其经济变得脆弱，出现了对外依赖程度提高和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等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推广新自由主义的动机在于，在“本国优先”的前提下将国内危机和矛盾向全球转嫁，意图使发展中国家成为资本主义跨国产业链中的低端环节，自己则稳固享有“宗主国”的超值利润。事实证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后，民族经济凋敝、产业链条断裂、生态环境恶化。比如，拉美国家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后，推行国企私有化、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几乎卖光了国有企业，导致经济被外国控制，少数人一夜暴富，在短暂的泡沫破灭后，许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自拔，金融危机愈演愈烈，高失业率与经济萧条相伴，最终出现全国性动乱。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按照“华盛顿共识”的药方推行“休克疗法”，一度造成货币飞速贬值、国际资本外逃、金融机构纷纷破产、实体经济不断衰退、宏观经济动荡不安，经济出现负增长，丧失了昔日苏联的强大基础。埃及在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后，工业化水平持续倒退，日渐成为依靠旅游、侨汇、出售石油等原材料度日的国家，面对的是产业结构畸形、4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严峻现实。新自由主义对于竞争和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放任，助长了寡头垄断的大肆扩张，加剧了国家间发展的不平衡和全球不平等。

古典自由主义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的产物，崇尚放任式的自由，主张有限政府论，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新自由主义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展阶段的产物，完全竞争已经被垄断竞争代替。因此，新自由主义反对凯恩斯主义主张的政府垄断行为，维护垄断资本经济行为不受干预的自由，核心内容是主张市场万能、彻底的私有化、全球自由化和福利个人化。

华盛顿共识是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约翰·威廉森领衔的包括美国财政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们为拉美量身定制的经济振兴政策。华盛顿共识主要包括10个政策工具：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②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③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④实施利率市场化；⑤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⑥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⑦放松对外资的限制；⑧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⑨放松政府的管制；⑩保护私人财产权。（参见约翰·威廉森（John Williamson）《华盛顿所说的政策改革意味着什么》）

20世纪90年代后，拉美经济增长呈现明显的前高后低、逐步衰退的态势：1991—1994年，经济增长率不足4%；1998年后由于接连发生经济危机或金融动荡，1999年和2001年的经济增长率仅为0.5%和0.3%。据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公布的数字，拉美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比例1960年为8%，到21世纪初仅为4%。1989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中国的两倍多，而10年后仅为中国的1/3。到2003年，在26个原苏东地区国家中，只有7个国家的GDP超过了1990年的水平，其中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2003年的GDP只有1990年的40%左右。

英美两国是西方发达国家践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代表，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伴随着两国经济的衰退，新自由主义遭到重创。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主张大力推进经济的全球化，而经济全球化背后则掩盖着对普通劳动者财富和就业的剥夺。资本与市场化自由结合，导致全社会过度追求利益最大化，将社会生产和交易置于一种无序竞争的状态，致使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成果被发达国家的大资产阶级侵占，广大的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实际上获益很小，有的甚至是全球化的受害者。在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占总人口90%的家庭拥有的财富总和相当于占人口0.1%的最富有家庭的收入。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等发达国家民众感到财富日益缩水、民生日益艰难、阶层严重分化，进而带来底层民众强烈的愤慨，“占领华尔街”及其后续运动就是一次系统的展示。贫富差距扩大、泡沫经济严重、有效消费需求不足等，不断催生着经济危机的基因。

2011年9月17日，上千名示威者聚集在美国纽约曼哈顿，试图占领华尔街，他们通过互联网组织起来，要把华尔街变成埃及的开罗解放广场。示威组织者称，他们的意图是要反对美国政治的权钱交易、两党政争以及社会不公正。2011年10月8日，“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呈现升级趋势，千余名示威者在首都华盛顿游行，并逐渐成为席卷全美的群众性社会运动。纽约警方于2011年11月15日凌晨发起行动，对“占领华尔街”抗议者在祖科蒂公园搭建的营地实施强制清场。美国奥克兰警方于2011年10月25日向示威人群使用警棍清场，事件演变为流血冲突。

拉美陷阱、亚洲金融风暴、美国次贷危机、欧洲货币危机等导致世界经济长期低迷，进而引发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逆转，不断刺激着发达国家反自由贸易和反移民的逆全球化思潮。2016年的英国脱欧、美国大选、意大利公投和2017年的法国大选、特朗普新政主张的“美国优先”等事件背后折射出西方强烈的逆全球化思潮，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新评估新自由主义所宣扬的价值观点，将逆全球化由思潮转变为政策。第一，密集出台反倾销等贸易救济和贸易保护主义举措。

特朗普新政包括反对全球化和自由化，主张加强贸易保护；通过减税、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防开支来扩张财政，提振国内经济；呼吁采取措施让美国企业回流，增加就业等。第二，限制人口跨境流动的排外主义政策广为推行。特朗普强调“把美国放在首位”，认为大规模移民削弱了美国工人再就业的机会，从而进一步降低了他们的工资水平，因此主张“美国优先”，推行各种政策阻止外国难民移民流入美国。与此同时，伴随着高涨的反移民浪潮，欧洲各国移民政策陆续收紧。第三，一体化进程受到严重阻碍，多边主义合作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先后退出TPP、《巴黎协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甚至威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使得全球多边事务合作进程受阻。2017年很多疑欧派政党如德国选择党、荷兰自由党等都进入了本国议会。逆全球化运动的风起云涌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分道扬镳，这股潮流所积聚的强烈仇视社会不平等的力量，目前正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不断发展蔓延，并逐步成为社会主要思潮。多年来，作为全球化指导思想的新自由主义，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影响大为削减。

（二）民粹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崛起对新自由主义产生强大冲击

近几年来，民粹主义等社会思潮崛起，尤其是在欧洲表现出强劲的上升势头，逐渐成为欧美主流政治的一部分，给新自由主义思潮重大打击。2017年欧洲各国大选结束后，民粹主义政党以前所未有的势头进入欧洲政坛，控制和影响着各国甚至欧盟的政策走向。在德国，高举反欧元、反难民、反德国伊斯兰化大旗的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12.9%的得票率一跃成为仅次于基民盟和社民党的第三大党，同时选择党也是二战后第一个进入德国联邦议会的民粹主义政党；在法国，尽管秉承种族主义和极端排外主义的玛丽娜·勒庞未能成功当选总统，但民粹主义政党（如“国民阵线”“不屈法国”等）纷纷由长期处于政治边缘地带的政党转变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奥地利、冰岛、捷克等国的民粹主义政党也都取得了历史性突破，跻身本国政治舞台中央。综上所述，2017年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影响力上升，传统主流政党优势地位下降，多个民粹主义政党的民众支持率创历史性新高，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格局，取得了民粹主义在二战结束以来的最好成绩。(www.xing528.com)

民粹主义的崛起，对欧洲各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思潮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原有的“共识政治”逐渐向“极化政治”发展，导致欧洲国家政治版图碎片化趋势明显。2016年，脱欧公投彻底颠覆了英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根本政策传统，其也被称为民粹主义思潮的典型事例。它虽然表面上事关欧洲，实际上牵涉的问题更加复杂：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新自由主义拿不出解决危机的有效措施，经济复苏乏力无望，许多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同时，西方国家频发的、无法控制的大规模移民、难民潮使民众的就业岗位越来越不稳定，人们深感恐慌，普遍认为下一次金融危机很可能已经走来，因此他们开始大声疾呼、强烈抗议。英国脱欧、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的不断发生，实质上正是民粹主义在欧洲乃至全球盛行的缩影，在此过程中，新自由主义被冲击得元气大伤，步入衰退。

（三）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使新自由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遭到挫败

随着新自由主义危害的不断显现和日益加深，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世界各国都开始深刻反思新自由主义。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不但让中国逐步实现从贫困落后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转变，而且也为全球治理及经济复苏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一方面，中国道路打破了新自由主义的霸权主义教条，推动形成了多元发展的世界格局。新自由主义主张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和价值是唯一正确的进而应享有主导世界的地位，但冷战结束后的实践证明，广大发展中国家套搬西方模式进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非但没有解决本国的发展难题，反而换来的是动荡、冲突乃至战争。政治多极化、经济社会制度多样化和文化多元化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主要动力，任何国家都应该选择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中国改革发展从来没有遵循新自由主义推崇的所谓“正统”经验，而是努力寻求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路径。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坚持走自己的道路，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实现了从一穷二白到建立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跨越，实现了从物资极度匮乏、产业百废待兴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全球制造基地的跨越，实现了从贫穷落后到阔步走向繁荣富强的跨越。中国道路取得的成就，颠覆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阐释模式和理论预期，意味着西方不再是现代化发展的唯一样本，更不是先进的“坐标”。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和霸权主义，中国发展面向世界的出发点，是与世界各国多元共生，尊重世界各国的多元发展模式。当前，中国方案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认可与支持，中国道路蕴含的现代化模式具有强大的内生动力，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欧洲，土耳其于2017年4月16日举行全民公投，批准宪法修正案，加强总统和政府的权力。公投后，土耳其萨班哲大学的杰吉兹·阿卡塔尔教授说：“土耳其过去200年来一直走西方化道路，但去年以来，我们开始越出欧洲价值观的轨道，寻求去西方化的道路。”除了欧洲国家，亚洲国家也在寻求政治自主道路。2017年适逢东盟成立50周年，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尔特多次表示，菲律宾要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划清界线，加强自主性，东盟也要在“拥抱变革，融入世界”的同时，更加关注自身发展，强化在地区多边框架中的“中心性”地位，发挥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影响力。

另一方面，中国道路跨越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陷阱，提供了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一直以来，新自由主义都是指引国际经济合作的主导理论，然而，在当前合作共赢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作为冷战后西方国家御用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仍然秉承着赢者通吃的思维，以维护西方金融寡头的霸权地位、攫取财富巩固自身利益为唯一目标，主张彻底私有化、绝对自由化、完全市场化，其结果造成全球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矛盾冲突升级，从而形成全球化陷阱。与之相对，基于自身发展道路的成功，近年来，中国致力于为各国之间构筑多领域、多层次、多渠道的沟通合作平台，建立了诸如“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全球性、地区性的国际合作机制，提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贡献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这一方案不断凸显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合作中的重要作用，致力于从根本上扭转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的格局，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际构建，增进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也跨越了新自由主义主导下传统全球化发展中地缘竞争的陷阱。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尼夫·赫拉什直接指出，中国模式才是对在经济、民主等领域变得相当有害的新自由主义的解药。

2017年11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访华之际，美国著名的《时代》周刊发表了中英文两种语言的封面文章“中国赢了”。文章作者国际著名政治学家伊恩·布雷默指出，“如今俄罗斯、土耳其、印度等国领导人都追寻中国的脚步，政府一方面拥抱商业，一方面加强政治定力、经济竞争力和信息管控力。这个进程已经持续多年，使美中两国实力此消彼长。欧美国家深信人类发展的长期弧线会转向自由主义民主，但它们可能都错了”。

“一带一路”：英文为The Belt and Road（B&R），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它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的角色、作用和成效受到世界的欢迎和认可，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将“一带一路”写入重要决议。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英文为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简称亚投行，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亚投行的成立宗旨是促进亚洲区域的建设互联互通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并且加强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是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总部设在北京，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截至2018年底，亚投行有93个正式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