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努力探索与艰苦的实践,张刚的喜剧风格形成以后,他有意识地在电影中加入人文思考,关注人的价值与尊严,关心普通人的命运,使电影的思考变得更加深邃。人文主义的情怀包括平等意识与平凡人的价值尊严,也包括对于不合理现象的鞭挞。
《多此一女》中张刚把目光投向了父母离异家庭的孩子。片中的小女孩因为父母的离异,成为一个多余的人,父亲忙着找对象,母亲有了新家庭,她成了累赘,睡觉吃饭都成了问题。虽然片中把她塑造成一个懂事乖巧的孩子,但这样的家庭与氛围对她的成长是十分有害的,她的心理会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影响着她的未来。该片表面上是儿童片,实际上是给成年人看的,它善意地提醒着人们,请多多关注孩子。《多此一女》这部影片卖出了一百七十多个拷贝,受到了观众的喜爱,张刚自己也说这是一部“剜心之作”。
《提心吊胆》是张刚新开创的一种喜剧类型——惊险喜剧。它的开场就是激烈的打斗,工地上两个男人扭作一团,互相用石块攻击,最后一个被另一个打死了。这种激烈血腥的场面应是悬疑片或是侦探片的套路,但张刚用温情与人性,硬是打破了套路,使影片回到了喜剧的道路上。
提心吊胆
电影海报
这个杀人的场面被一个小女孩看见了,凶手急欲找到小女孩,小女孩机灵地穿过草丛、越过水洼,逃进一间摇摇欲倾的小屋。屋内仅有一位盲人,凶手追来了。一个女孩、一个盲人、一个凶手,演绎了一个既让人提心吊胆又让人忍俊不禁的故事。
这名叫郭铁的男子追到一个小屋,盲人阿满和他开始周旋。郭铁因在斗殴中受伤昏了过去,阿满连忙为他按摩。郭铁醒来知道阿满并未报案,非常感动,他要阿满代他将两千元钱交给小保姆荷香,以作为给儿子小铁的赡养费。为防阿满有诈,他将薇薇扣作人质。
阿满冒雨按着地址摸去,但两千块钱却在路上被小偷偷走,幸亏得到了陈玉姑娘的帮助,才捉住了小偷并找到了荷香和小铁。阿满在暴风雨中赶回了家,破旧的小屋已经倒塌,郭铁和薇薇被压在下面。危急中,又是陈玉带着公安人员救出了郭铁和薇薇。
郭铁在阿满的真诚感召下,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原来,他要杀死的人是占有了他妻子的钱老板。钱老板并未死去,郭铁因有悔过表现被判刑一年,缓期执行。
一场凶杀案就在这样一个充满温情与谅解的氛围中结束了,成为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张刚在片中饰演了盲人阿满,角色塑造充满张力,把一个机智勇敢充满正义又柔情似水的盲人形象呈现在观众面前。这部影片并没有把凶手塑造成穷凶极恶的单面人,而是注重他的内心的复杂,挖掘他犯罪背后的情不得已,揭开其背后的社会根源。影片中的人文主义体现在张刚对社会边缘人士生存现状的关注,通过对他们生存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的呈现,引导社会去关心爱护他们。工地打工的农民、开按摩店的盲人、迷路的小女孩,成了电影的主角。
《夫唱妻和》改编自胡桔根的高安采茶现代戏《木乡长》,此剧荣获中共中央宣传部1996年度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第七届文华奖“文华新剧目奖”、“文华剧作奖”,中国剧协第四届“曹禺戏剧文学奖”,1995年第四届江西玉茗花戏剧节剧本一等奖。把一部取得成功的舞台作品搬上电影屏幕,对张刚来说,这是第一次。他的改编意味着他的创作靠近主旋律,争取得到官方的认可。事实证明,他的尝试与努力是成功的,该片获得了1996年华表优秀故事片奖,"五个一工程"优秀故事片奖等。
能得到官方的认可与表彰,首先在于它塑造了一个勤政为民,大公无私、廉洁奉公的基层干部形象。他可爱可亲又可笑。片中有这样一个情节,穆阿满的女儿考取了大学,全家人都很高兴,可是要交的学费还差3000元钱,急得桂香直骂老公是又穷又硬的“木乡长”。游手好闲的疤子到乡长家来偷钱,被乡长抓住。乡长见他确有悔改之心,便要他帮忙将自己家中的彩电“偷”去卖掉,好给女儿交学费。这个情节把他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刻画得形象生动。他又好面子,怕夫人桂香说他没有能耐,出此下策,成为片中的重要喜剧原料。同时这个“木乡长”又是可敬的,基建队的陈老板使用了“美人计”,又送红包,他不为所动。陈老板改变策略,从他的夫人桂香处着手,给桂香送来两盒糕点,里面暗藏了3000元的红包。乡长回来,随手将糕点给了开小杂货店的老同学水根。老农刘二立花20元钱买了这两盒糕点打算送人。陈老板开车路遇刘二立父子,发现糕点转送了别人,急忙花40元从刘二立手中买了回来。可里面的红包却不见了。原来是水根拿了红包,他冷嘲热讽地将红包交给阿满。阿满气冲冲地回家问桂香是谁送的,坚持要她还回去。桂香哭闹着不肯,还以离婚相要挟。面对桂香的糊涂,阿满为了教育桂香,请刘二立帮忙。刘二立穿上借来的衣服,到乡长家,声称自己是上级派来查处乡长受贿的事。桂香吓得忙交代问题。影片情节的设置巧妙合理,环环相扣,笑料频出,这得益于剧本的优秀。
其次,张刚作为喜剧导演,对于影片的分寸火候掌握得当。笑不能太过,又不能不笑。当时有观众统计过,这部影片在电影院放映的时候,观众笑声不断,发出了二三十次笑声。这部影片还在中央党校放映过,观众大都是教授学者,还有在党校进修的高级干部,掌声响起30余次,还出现过全场欢呼的情景。这说明不管是普通百姓还是领导干部,对这部影片都是喜欢和满意的。如牛犇饰演的假公安到乡长家教育桂香的那段表演,塑造了一个精彩的喜剧情境,在导演的调度下,演员收放自如,既充分展现了人物各自的性格,又把矛盾冲突引向了高潮。(www.xing528.com)
第三,演员表演出色,塑造的人物形象生动,让人过目不忘。饰演乡长穆阿满的是著名演员严顺开,他的表演朴实而细腻,一双闪动的小眼睛表现得不仅真诚,还有农民式的狡黠,面对老伴的不理解,他没有表现出男权主义的武断与专横,更没有作为一乡之长的威权与居高临下,而是显出了一名中国式男人的无奈与宽容。面对生活的窘迫与困境,他展现了良好的心态、化解矛盾的调侃和幽默,憨态毕现,自然浑成。导演对这种特定环境下的山村小乡乡长的典型环境和性格,把握得十分准确。饰演刘二立的牛犇,喜剧色彩更为浓厚。在假冒法院工作人员办案的一场戏中,把农村红白喜事乐队穿的衣服当制服,扮成假法官哄骗乡长夫人,举手投足间充满了喜感,令人拍案叫绝。
第四,在夸张中让人感到生活的真实。影片在塑造正面形象的同时,并没有回避生活中的不良现象。作为基层官员、一乡之长,阿满自然会受到各种糖衣炮弹的袭击。影片中塑造了一个自以为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陈老板,他想得到工程的承包权,就给乡长送红包,在点心盒中放入了3000元。他得意地认为这招一定能拿下乡长。确实,陈老板这样的人物在现实中比比皆是,也常常取得成功。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少基层官员就这样被收买和利用,成为金钱的奴隶和走狗。不但陈老板自己认为这很正常,其他人也以为收个红包正常不过,它已经成了潜规则了。所有这些,都让人感到了在市场经济之下,人们的价值观与道德观念都起了很大的变化,从耳闻目睹到见怪不怪,人们对这些上不了台面的潜规则已经麻木了。影片敏锐地表达出现实的状况,并用“木乡长”的言行给了这些不良现象以当头一击。陈老板还有个女秘书,对乡长投怀送抱,想以色诱人。但乡长也扛住了。影片细腻地描写了当时农村的现状与矛盾,刻画了黑白掺杂的真实又给人以希望。
影片的人文主义关怀体现在把镜头对准了基层干部,反映他们的诉求与实际状况,以一种平常人的目光去观察一乡之长,既没有用高大全的手法去刻意抬高,也没有用媚俗的态度去贬损他。这在当时的影视人物中,算得上是塑造农村基层干部的一股清流。透过影片,让人感觉到一乡之长也是个普通人,也会为柴米油盐这些琐事焦头烂额。他有缺点,但更主要的,他有颗为民服务之心。影片的人文主义关怀还体现在从不把人物绝对化与模式化,人物不再以“好坏”来区分,而是以立体的多面的视角去刻画人物,就算是有些缺点的小人物,也有善良的一面。影片中的疤子是个游手好闲不事农事的主,影片突出了他身上善的一面,让人感觉他坏还没有坏到家,能改邪归正。这种宽容与仁爱正是人文主义的光辉所在。
多管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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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于1991年的《多管闲事》是张刚人文主义关怀最为浓烈的作品。它讲的是一个关于养老与抚幼的故事。钟有德是个退休工人,虽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却无人愿意赡养他,他演出了一场“跳楼自杀”的闹剧。安安是个孤儿,她才七岁,从孤儿院跑了出来,流浪街头。魏阿满是民政局社会科干部,他快要退休了,但依然充满热情地工作,影片就围绕他如何调解处理钟有德与安安的问题展开。
这是一个充满笑料的故事。钟有德的儿子有当科长的,有卖猪肉的,但他们都不想管老人。魏阿满苦口婆心地上门做工作,却碰了一个又一个钉子。钟有德急得想自杀,把一瓶矿泉水当成敌敌畏服下,并来到魏阿满家,递上自己的遗书。阿满急忙把他送到医院,自己却累昏了。三个儿女听说父亲服毒自杀了,家中设起灵堂,没想到钟有德又回来了,闹了一出让人啼笑皆非的好戏。这一闹,三个儿女终于醒悟,不应遗弃老人。影片利用戏曲脸谱化的手法来塑造人物,把几个不孝子女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
这是一个充满温馨的故事。安安流落街头,阿满把她领回家,对她无微不至的关爱令她情不自禁地把他当成亲爷爷。在他的照料下,她渐渐地找回了家的感觉,脸上重新绽放了笑容,原本已经失去了对人的信任重新找回来了。两人比亲爷孙还亲。
赣剧名角涂玲慧在片中饰演了田红一角。由剧团整编到民政局的田红并不喜欢新工作,不想做这个工作,阿满决定好好培训这个年轻人,阿满带田红走家串户,了解民政干部的琐碎与艰辛。在阿满的带领与影响下,田红渐渐地喜欢上了这份工作,还决定为自己的母亲当红娘,把单身的母亲介绍给阿满。涂玲慧的表演活泼灵动,颇见功底。
影片较好地诠释了“关怀”“尊重”“人的价值”等宏大的主题,把日常生活的琐碎与主题的宏大结合得恰到好处,让人并不觉得有说教之感。并获得了1979年—1992年全国首届“生力杯”人道主义精神优秀影片奖。影评家罗艺军说:“《多管闲事》的获奖,首先在于这部影片洋溢着充沛的人道主义精神,评委们还充分注意到,整个阿满系列片,在不同程度上均弘扬这种精神。如果要对这个系列片概括一个总主题,也许人道主义是恰当的。《多管闲事》不过是它的代表。”[3]
确实,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人们越来越注重利益与金钱,中华民族的一些传统美德正遭遇危机,比如孝道与抚幼。张刚敏锐地察觉到这种变化,并通过影片大声疾呼。人们在影片中感受到了他的真诚与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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