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电影发展史：笑中带泪的喜剧风格

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到了创作电影《大惊小怪》时，张刚的喜剧电影日趋成熟，他从早期的纯粹社会问题的揭露、笑料的堆积转变成在批判中伴生着真善美的呼唤，从社会问题的揭露中寻找人性之美，并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也是他向国内外喜剧电影大师学习的结果。

中后期的张刚电影感情更加真挚，他从生活出发来进行阿满形象的塑造。从某种意义上，阿满就是他，他就是阿满。他总是把对人性的理解投射到阿满身上，让人觉得阿满形象的平易自然。这种真诚、平易、自然正是阿满最吸引人的地方。

阿满身上有不合常规的可笑之处，但细思之下，这可笑之处正是让人辛酸的地方。张刚带着对小人物的悲悯之心去塑造人物，他影片中的阿满显得既可笑，又让人同情，然后又让人肃然起敬。

《大惊小怪》可以说是20世纪80年代的《人在囧途》，它以流畅的叙事、夸张的手法、层出不穷的喜剧元素，达到了“笑”料不断的戏剧效果。这部出品于1989年的作品，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是张刚阿满喜剧系列中一部比较突出的作品，可以说它的出现，是张刚喜剧电影的一个里程碑。

片中的梅阿满是个小学教师，那个年代，学校流行办校办厂，他为校办厂置办设备，需要到千里之外的一家公司交钱款。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旅途之中。

大惊小怪
电影剧照

他遭遇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火车票。那个年代，火车票可说是千金难求，许多人求爹爹告奶奶托关系都无济于事。梅阿满买不到火车票，贩卖火车票的就乘虚而入，不过要高几倍的价格，梅阿满舍不得，没有买。令他高兴的是，正好有一人多买了一张火车票，两人一拍而合，可这时火车部工作人员就出现了，说是他们正在非法贩卖，他们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车站站长打着官腔，态度蛮横，对车站外猖狂的贩卖车票行为视而不见，对合法的交易却横加指责。买火车票难问题是那个年代的时代痛点，对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总有关于火车票的酸楚记忆。买火车票难是一种时代症候，它集中反映了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官僚主义、计划经济等等因素参与其中。张刚用喜剧的方式，犀利地讽刺了买火车难后面的滑稽现象。

他遭遇的第二个问题是住旅店难。买不到火车票，他就困在旅途，只能住店等买到票才能走了。住店同样是个难题，住私人小旅社，不但卫生差、设施差，价格贵，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住公家招待所，登记住店就得面对盘问，就像个被审问的犯人，事无巨细都得交代。盘问过后，还得出示介绍信、工作证等各种证明。招待所的服务也差，那里的服务员都是国家职工，对人都是呼三唤六的，处处显得高人一等，瞧人低三分。

他遭遇的第三个问题是骗子多。旅途中，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遭遇很多骗局，令人防不胜防。第一个骗子是姚小胖。他是个无业游民，专门与人勾结在公园等处设局骗人。他假装好人与梅阿满同行，实际上是看中了梅阿满包中的8000元巨款。只不过他良心未泯，最后在阿满的感化下，改邪归正。第二个骗子是游秀英的老公。他用3500元把游秀英从赣南山区买来，玩弄以后想转手一个60多岁的老头。在火车上的一场邂逅，游秀英认定阿满是个好人，她从丈夫手中逃出，并想与阿满共结连理。阿满把她送回了赣南老家。第三个骗子是他的学生钟小兵。这次他带的8000元现金就是给钟小兵的公司送去的，学校正在与钟小兵的公司合作。没想到钟小兵开的公司是个皮包公司，到处坑蒙拐骗，连自己的母校与老师也不放过。

梅阿满的旅途就在这些让人啼笑皆非的问题中开始和结束的。电影用喜剧的手法，把这些看似沉重的问题用轻松幽默的方式呈现出来，让人捧腹之余，不由陷入深思。犀利的讽刺直指忘恩负义的官僚阶层，他们大都是农民的儿子，在农村长大，到了城市做了官以后，个个变得面目可憎起来。影片有处神来之笔，体现了张刚作为大师级电影导演的水准。片中的那些代表官僚作风的钟站长、钟所长、钟团长、钟处长、钟主任、钟小兵等人皆为一人所饰演，他们长相差不了太多，但都有一个共性满嘴胡话官话套话假话，与老百姓越离越远。影片的最后，出现了一个老人钟大爷，长相与前面六个姓钟的酷似，阿满就问他：是不是他有许多儿子？大爷回答说：“是的，有很多儿子，他们都出去工作了，在不同的岗位上。”这一点睛之笔把那些令人厌恶的钟姓小官僚的出身以一种令人意外的方式道出，十分巧妙，意味深长。不但消除前面六个钟姓小官僚一人所饰演的突兀感，还前后呼应，如同相声里的包袱一样摔得很响。

纯粹为了搞笑的电影不是好的喜剧电影。张刚的《大惊小怪》并没有停留在这一层面，他揭露了社会的丑陋现象，也赞美了人性的美好。在旅店时，姚小胖与游秀英走错房间上错床，形成极大的喜剧效果，在这个喜剧情节面前，每个人的表演都是夸张又有分寸的，气急败坏的，大惊失色的，懵懵懂懂的；梅阿满却如柳下惠坐怀不乱，面对送上门来的女子，他想到的是怎么样去保护女子，消除误会，还她清白。游秀英从拐卖她的男人手中逃出以后，他没有落井下石，而是想到怎样去保护她安全回家。姚小胖怀着不良的动机来到他的身边，他用真情与耐心去感化他，最终让姚小胖改邪归正了。影片中还出现过一位他昔日的女学生春梅，她现在已是著名的女作家。她大胆地表达了对梅阿满的爱慕，并希望阿满能与她一起移居海外。她的开放大胆着实把他吓坏了，他说他的学校与学生离不开他，希望继续当一名教师，委婉地拒绝了她。梅阿满身上的正义与情怀让所有的讽刺都不那么沉重了，因为有了爱，就有了希望。

张刚的电影票房都是不错的，从来没有亏本过，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电影中的人民性。人民群众想说的话就是他电影想表达的东西。《大惊小怪》抓住了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不良现象，反映了人民群众最想解决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社会的热点与痛点。张刚不回避矛盾，也不夸大矛盾，用一种善意和艺术的方式把它们呈现给了观众，并用他惯用的“误会”、“夸张”等喜剧手法，达到了笑料不断的喜剧效果。观众看他的电影，有一种兴会淋漓的感觉，心里头会说，对，这就是我想要说的东西。张刚成了观众的知己，这是他作为编剧与导演最为成功的地方。

笑出来的眼泪
电影海报

如果要说张刚最好的一部电影，我会说是《笑出来的眼泪》。这部电影集中体现了张刚的喜剧电影风格。

《笑出来的眼泪》是张刚为数不多的自编自导自演的作品，这部影片在张刚的阿满系列中与众不同，风格独特，在喜剧的外衣下，讲述的是一个沉重的故事。它可以看作是张刚本人的自传史或心灵史。

片中的阿满是喜剧导演，他热爱事业已近痴狂，执着喜剧受过多次打击无怨无悔，只想搞出群众喜欢看而且质量上乘的喜剧来。在剧团，他得到了支部书记迟学智的支持，又得到同事白莉的鼓励，两人建立了纯洁美好的感情；不过，他因为对艺术的要求严格，免不了得罪一些人，当“文革”爆发以后，阿满就首当其冲地成了反动派，受尽批斗，差点丢了性命。本片讲的，就是“文革”中发生的让人啼笑皆非的闹剧。这是苦中作乐，在无尽的煎熬中只能靠着顽强的意志与坚定的信念，用喜剧的手法来表达悲剧的内涵，正如片名所说“笑出来的眼泪”，看到阿满的遭遇，刚想发笑，可眼里流出的却是泪水。

阿满参加劳动改造，工间休息，他毫没察觉地坐在一个地雷上面。这颗地雷是两派武斗时留在田间的。钟科长与小皮球吓得躲在掩体内叫阿满赶紧离开，阿满得知情况后，第一反应就是赶紧跑开，后又想到如果地雷爆炸将会对不远处的人群造成伤害，他勇敢地冲上前去想排雷，这个过程是惊心动魄的，但在夸张的喜剧动作下，又是笑料百出的，最后，阿满把地雷扔得远远的，虽然爆炸了，但避免了人员伤亡。这时，人们才察觉刚才经历的危险，寻找救人英雄，钟科长大言不惭地说是他排雷有功，把所有的功劳都揽在一个人身上。正在他享受着众人的夸奖与英雄般的待遇时，一帮人找上门来了，说是刚才的地雷把生产队的牛炸死了。在当时，炸死生产队的牛可不是件小事，钟科长又耍起了滑头，阿满对来人说是他干的。在这颗“地雷”的作用下，各色人所呈现出的不同的神情、动作与心态，活灵活现地表现了人的性格特点。在“文革”特殊的背景下，人性的美与丑都被放大了。张刚敏锐地捕捉到人性的复杂性，并在这个有些滑稽的场景中完整有趣地给予呈现。

片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是三伏酷暑，毒日当头，造反派把关在牛棚里的“牛鬼蛇神”拉到师范大学的水泥操场上暴晒。造反派躲在房内喝着冷饮毫无人性地看着这些知识分子在毒日下奄奄一息，有的甚至人事不省，生命垂危。阿满为了救人，充分发挥其喜剧的本领，在毒日下跳起了忠字舞，造反派们也不好说什么，阿满以忠字舞为掩护，巧妙地打开了一边的水管龙头，龙头里喷出的水对这些受难的人来说，简直就是甘露。阿满的喜剧在这种毫无人道的斗争场合，虽然显得突兀与意外，细思起来又是那么合情合理，令人信服。(www.xing528.com)

影片中塑造了两位女性的形象。一位是小皮球，她本是看押阿满的红卫兵，在长期的相处过程中，她被阿满的人格魅力所折服，两人成了忘年交，她经常利用看守的身份帮助阿满。一次，有人送给了阿满一尊主席塑像，在那个年代来说，这可是圣物，容不得半点损坏。不巧的是，在小皮球不小心的推搡下，塑像被打碎了，当时这可是滔天大罪，完全够得上枪毙，小皮球吓哭了。阿满安慰她，并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在这里张刚运用了巧合的技巧，钟科长正好撞到了这场“事故”，正想兴师问罪，没想到他无意间一屁股坐在了语录书上面，这在当时同样是死罪。于是，三人间达成了一场和解，谁也不说，保守秘密。小皮球通过这件事更加对阿满钦佩了。她后来因为同情牛鬼蛇神被调离了，去了乡下，她心里一直把阿满当成偶像，后来找老公也是按照阿满的样子去找的。小皮球原先是个单纯善良的少女，她被时代的大潮所裹挟，成为红卫兵，也做过一些错事，这不是她自身的错。影片通过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把个人与时代的关系阐释得比较具体充分。还有一位女性形象是白莉，她与阿满心意相通，情趣相投，称得上是知己。当阿满的喜剧在座谈会上受尽非议时，她挺身而出。道出了普遍观众的心声，给阿满以极大的支持。这是阿满在喜剧道路上坚持不放弃的动力之一。在阿满遭受苦难、身患重病时，她不顾冷嘲热讽，以妻子的名义去看望照顾他。其实，她并没有妻子的名分，更没有妻子的事实，她这样做，不会得到任何好处，相反，她的名誉会受到损害。她为了阿满，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患难之中见真情，她对阿满的情意，已经超越了男女之间的爱情，书写了一个女人的伟大与担当。后来，她去了乡下，与阿满分隔两处，再也没能见面，思念成为他们爱情的唯一方式。但黑夜过去，黎明来临，阿满一直在码头守望，等待着她的回城，期盼着两人的相聚。只是，阿满再也等不到那一天了，白莉病重过世，大家怕阿满伤心难过，一直瞒着他。阿满的等待是无果的。影片在喜剧的外壳下，说的是一个悲剧。两个有着共同理想追求的有情人，却因为命运的不公无法走到一起。白莉是阿满人生意义的寄托。他的喜剧，正是有了这样的人才有了意义。

《笑出来的眼泪》中的真情流露与含泪的嘲讽令它别具一格，得到了评论界的认可与好评。影片刚出来，《人民日报》社就在内部放映了此片，然后集合全国的知名专家学者进行了研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笑出来的眼泪》是张刚喜剧中的一个里程碑，这部影片让他的喜剧艺术上了一个新台阶。著名影评家王云缦认为这部影片是张刚所有喜剧系列中最好的一部。

《中国电影报》的评论说，在目前喜剧创作中，这是一部有特色的格调较高的作品，也是张刚编导的喜剧中最好的一部，是阿满喜剧的一次突破和提高。著名影评家梅朵评价说：“喜剧要烧毁生活中丑恶的东西，我十分赞赏张刚用喜剧的形式为美好理想奋斗的精神。

《笑出来的眼泪》不但对那段动乱的历史进行了犀利的讽刺与深刻的揭露，同时也对处于历史事件中的个体表达了宽容与理解。王可与阿满是同一剧团的同事，因为阿满在工作中要求严格，曾经批评过他，他在“文革”中一变而成为造反派，公报私仇，对阿满拳打脚踢，想过不少鬼主意整治阿满。“文革”结束，阿满重新获得了艺术生命，而王可在“文革”中干尽了坏事，面临着人人唾弃的结局。他在阿满面前跪下求原谅。在他心目中，阿满一定会狠狠地报复他。但阿满根本没有这意思，他不怪罪谁，也不报复谁。他的心中，只有艺术，他想搞出群众喜欢自己满意的喜剧来。在百废待兴的历史关头，王可作为人才还是可以用的。所以，他想王可重新回到编创喜剧的团队中来。阿满的大度与原谅让王可百感交集，号啕大哭。宽恕与原谅，是影片想表达的另一个主题，这也是它的深刻之处。它把个体置身于历史与事件之中，从来没有孤立地看待人。

影片中的黎部长也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作为领导，他对阿满很熟悉，也希望阿满在艺术的道路上敢想敢闯，走出一片天地来。在“文革”中，他被打成牛鬼蛇神，与阿满关在同一个屋里。阿满的乐观正直善良，让他对阿满的认识又加深了几分，阿满在酷热的操场机智地以忠字舞救下了一批牛鬼蛇神，更是令他对阿满心怀感激。“文革”结束后，黎部长官复原职，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又成了对阿满的艺术有话语权的人。此时的阿满没有欣喜若狂，更不会通过黎部长的私人关系谋取一点好处。阿满以平常心平常人去看待黎部长，这也是影片内涵丰富之处。

由于张刚深切的生活体会，影片中塑造的人物有血有肉。真实的力量特别能打动人。影片中对于“文革”中批斗以戏谑的态度加以嘲讽，把一场接一场的批斗会当作参加不同的会议，说是只要心态放好了，这批斗会就没什么可怕的了。这种精神胜利法的运用是很多人能在“文革”活下来的妙方。另外，当钟科长被揪出也要接受批斗时，他害怕恐惧，浑身发抖，这时阿满作为被批斗多年经验丰富的老牛鬼蛇神，给钟科长面授机宜，说批斗最怕的是准备上场的那段时间，只要上了台，就好多了，面对山呼海啸的口号声，好像与自己无关，冷静下来后时间就会过得很快。这些非经历过的人不能道的生活语言，使整部影片显得有血有肉，接地气。

《想入非非》是张刚喜剧形式上的另一种尝试，他在片中加入了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打破了现实与梦幻的界限。影片带黑色幽默的性质，令人捧腹，也令人心酸。

丁阿满是一个洗脚工，无意间表现了酒量过人的特异功能，被某单位负责接待的科长盯上，视为特殊人才，聘请他为“陪酒专员”。在大吃大喝的公款接待的不良风气下，能喝酒被认为是一项不得多得的技能，不但行政单位需要他，国营企业需要，合资企业也抢他。丁阿满一个洗脚工一夜之间成了抢手的人才，这是他做梦也没想到的事。好事成双，由于他经常出入高档宾馆酒店，年轻漂亮的歌手陈阿美，请阿满跳舞，为他唱歌，以为他非富即贵，表露了爱慕之意。丁阿满开始以为阿美逢场作戏，后来在她的主动进攻之下，他倾情投入了，没想到她又变卦了，转身离他而去，情绪低落的他这才发现他喝酒如水的特异功能随着情绪的变化而变化，伤心的时候特异功能便消失。后来阿美遭人抛弃，又怀了孕，要求阿满做她的“丈夫”去医院做人工流产。阿满答应了，却惹来无数责骂。阿美于是向阿满道歉，不该看不起他的职业。最后是个大团圆的结局，阿满也找到了自己的爱情。

影片紧紧抓住“公款大吃大喝”这个社会问题做文章，不管是故事的立意还是情节的发展，都是围绕这个主题而展开的。因为大吃大喝，丁阿满的特异功能才有了用武之地，才有各单位抢人的怪现象；因为大吃大喝，钟科长才想到聘用阿满当陪酒员，让上级领导吃好喝好获得提拔重用的机会；因为大吃大喝，阿美才把阿满当成非富即贵的人而心生爱慕；因为大吃大喝，连情敌间的较量都靠拼酒才能解决。大吃大喝产生的社会问题很多，影片巧妙地运用了大吃大喝产生的问题而大加抨击，在产生强烈喜剧效果的同时也发挥了电影的讽谏功能。

影片的结尾具有黑色幽默的效果。阿美结婚了，新郎不是他，他去贺喜，免不了一通大喝，他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的酒仙，千杯不醉。但在他曾经爱过的姑娘的婚礼上，他免不了会心疼，他的特异功能消失了，这几大瓶酒喝下去，他醉了，而且醉得人事不省，几天都醒不过来，送到医院，医生也无能为力。于是，几人想出了如下办法：一是以毒攻毒，给他灌酒，失败。二是把他抬到震耳欲聋的车间，还是无效；三是把他丢到游泳池，不见动静。阿满就这样被酒整得如中风一般似睡非睡似醒非醒毫无知觉。结果，还是把他抬到风光秀丽的河边，在阳光的照射下，在小女孩的抚摸下，他才醒了过来。

影片并不是完美的，在钟科长这个人物身上，影片着墨太多，而且有种无事找事生硬地往里填充笑料。为了说明他怕老婆，设计了一场家里宴会的情节，此情节与影片的主题不相吻合，表现得并不自然。

张刚通过《想入非非》这部影片，准确犀利地抓住了人民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进行冷嘲热讽，巧妙设计，把一个普普通通的洗脚工与官场现实联系了起来，把个人的婚恋问题与社会的潮流联系了起来，深刻而幽默。

出品于1990年的《面目全非》中，张刚继续着他的艺术探索，把荒诞与魔幻的手法运用于电影中。某涉外公司总经理潘志南在一次训斥农民的时候，肝火过旺，导致愤怒的表情凝固在脸上，再无法恢复常态，这种僵化凝固的表情成为一种隐喻，这就是当时的一些官员对待百姓的态度的傲慢与漠不关心。潘志南经理的手下钟科长由于长期接待外宾，终日脸上挂着献媚的笑容，有一天他也与潘经理一样，脸上的笑容凝固了，再也恢复不了原样，这同样是一种隐喻，讥讽了当时社会一些人崇洋媚外的奴性。这是影片“喜”的部分，把一些丑陋的社会现象用喜剧的方式呈现出来，犀利深刻，既让人忍俊不禁，又让人深思。

影片主人公阿满的出场稍嫌迟了一些，这影响了影片的节奏。阿满是个农村兽医，因为医治好了一位乡长的面瘫而名声在外。他被隆重地请到城里，给城里的怪病患者治病，用他的祖传手法与气功。影片着力阐述的不是他治病的过程，而是他的情感。他有个可爱活泼的女儿，羡慕着城里的生活，希望跟着他到城里开开眼界。没想到城里的诱惑太大，她遇到一个居心叵测的导演，以让她主演电影作为诱饵，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潘志南的夫人当年是曾嫁给阿满的女知青，后来她抛弃了他们父女回了城，重新组成了家庭。阿满陷入了情感的旋涡之中，当年的事与现在的麻烦纠缠在一起。影片用细腻的镜头语言，把阿满的父女情、夫妻情表达得富有层次，令人感动。从中可以让人感知到张刚影片中“悲”的部分，一种无可奈何的悲伤，它是命运使然，个人的渺小与时代车轮力量的巨大形成了反差。

片中阿满的老母亲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她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东西了，心里却什么事都明白，慈祥温柔，阿满对她非常尊敬，可以说得上是母慈子孝。他们一家三代人其乐融融，这是传统的家庭观念的体现。钟科长的笑面瘫着实难治，阿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只能牺牲自己，把笑面瘫转移到自己身上。当他回到家中，老母亲摸着他的脸，问他怎么老笑个不停，用她的手温柔地抚摸着他的脸，于是毛病转移到了老母亲的脸上，这一刻，阿满失声痛哭。影片的情节是荒诞的，情感却是真实饱满的，这就是影片的魅力所在吧。

影片的人物众多，每个人物都有着自己的诉求与心声，都在表达着自己的见解，诉说着自己的烦恼，这就构成了一种多声部的结构，让作品变得丰富有层次。这样的结构又显得太过饱满，要表达的东西过多，让影片的主题变得含混了。因此，《面目全非》是一部杰出的有瑕疵的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