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愁眉笑脸》解决农民丰收与卖粮难矛盾，批判不良社会治安

张刚喜剧有个鲜明的特色，就是直面社会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他亲身体验并有深刻的领悟的，达到非说不可的地步。他真正做到了从生活中打捞电影剧本，用百姓的视角去看待社会百态，反映百姓的心声。

《愁眉笑脸》是张刚编剧并导演的第一部阿满系列电影，它反映的是一个改革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江西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粮食大丰收，可丰收却有丰收的烦恼，农民手里的粮卖不出去，粮管所的仓库都放满了。《愁眉笑脸》说的就是这种幸福的烦恼下发生的令人捧腹的事。从这部电影就可以看出张刚的喜剧天赋和对社会深刻的洞察力。张刚把一个社会问题转化成三种矛盾。他能够准确地捕捉到时代的变化与随之发生的矛盾，并用一种机智幽默的方式去化解矛盾，让观众在笑声中生发思考。

片中的第一个矛盾是农民丰收与卖粮难的矛盾。农民们纷纷运着丰收的粮食来到青河镇粮管所，可现有粮仓装不下这么多粮食，老所长何阿满又喜又愁。他的手头有许多白条，都是想走后门先卖粮的。群众卖粮难的问题亟待解决，老所长阿满一面动脑筋挖潜力，一面向镇政府申请解决办法。幼儿园主任刘玉芳应允把幼儿园小礼堂让粮管所借用十天暂存粮食。问题只是得到暂时缓解，老阿满几次找上级想办法，可是那位镇办公室主任钟步柳却是一个办事拖拉、因循守旧的人，对何阿满的请求总是说“研究研究”、“考虑考虑”。

愁眉笑脸
电影剧照

片中的第二个矛盾是青年人爱情观与父辈之间的冲突。何阿满有个女儿何贞贞，她是光山队农民熊木根的未婚妻。可她在这次处理卖粮难问题的过程中与镇农机厂青年关木根碰出了感情的火花。而熊木根遇到了初中同学银花，两人暗生情愫。年轻人通过开诚布公的谈话，决定去追求各自的幸福。突如其来的婚变让何阿满与熊阿福猝不及防，他们极力反对。

片中的第三个矛盾是旧思想与新思想的冲突。旧思想指的是封建思想，父母包办婚姻的做法，从一而终的观念。新思想就是婚姻自由，积极学习科学文化。

解决这些矛盾是方法就是“顶升”。“顶升”在片中是含义丰富的词，既包括用千斤顶来加高加固粮仓，以便存放更多的粮食，也包括人的思想境界与知识文化的提高，以便适应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片中的人物幼儿园主任刘玉芳看上去古板守旧，一生未婚，却是个思想开放的热心肠。问题和矛盾在她的热心张罗下，一个一个地得到解决。没地方存粮放在她的幼儿园，两位老人思想守旧她去做工作。刘玉芳的扮演者朱曼芳1985曾以饰演《少年犯》谢洁心一角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她的表演细腻老到，不温不火，让人忍俊不禁，给影片增色不少。

《丈夫的秘密》出品于1985年，是张刚导演的阿满系列的第二部。在这部影片中，他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不良的社会治安环境与青少年犯罪问题。

黄阿满本是一名车间工人，因为一次见义勇为，成了一名治安联防队员。影片中为了让他成为治安联防队员，作了两个重要的铺垫。一是面对突如其来的杀人犯时，他手足无措，并退缩了，虽然有长跑冠军的身体素质，他却没有对杀人犯紧追不舍。事后，有人指责他，他自己也陷入了自责。所以，当昔日的同事现在的公安人员章一兵鼓励他加入联防队时，犹豫过后，他还是加入了。这是一种道德上的救赎。二是他有个妹妹受到了流氓的侮辱，令人痛惜地自杀了。所以他对社会上的犯罪现象深恶痛绝，现在有了这样的机会抓坏人，他有这个责任加入这个队伍。

矛盾产生于他妻子的强烈反对。他妻子徐耘珍是食品店营业员，勤劳能干，善于打理家务，但她认为只要把小日子过好就行，多管闲事只会引火烧身，招人暗算。她知道现在美好的小日子来之不易，所以她特别珍惜，怕突如其来的变故把好日子糟蹋了。

黄阿满必须隐瞒参加联防队抓坏人的秘密。误会就此而来。他对妻子说练长跑，本该属于他做的家务活不干了，叫他去车站接岳父岳母失约了，直到他光荣负伤，进了医院做手术，这个秘密才被揭开。

这样的故事框架并没有值得发笑或引人深思的地方。失足少女小杜娟形象的塑造，让影片的意义升华了不少。小杜娟只有17岁，从小父母双亡，跟着奶奶长大。没有了父爱母爱，她的心灵扭曲了，成为一名小女流氓，常在街头拉客。她也是黑社会头目、影片中的头号大反派铁龙的小情人。她成为整部影片一个关键的人物，推动着情节的发展，预示着故事的结局。

黄阿满看到小杜娟，就想起自己死去的妹妹，他把她视做妹妹。小杜娟在黄阿满的亲情友情的感召下，渐渐地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给黄阿满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线索，为最后成功抓捕铁龙立下了汗马功劳。只是在影片的最后，铁龙在灭亡之前，潜入她的家中，残忍地杀害了她。故事至此，在喜剧的外壳下，赋予了悲剧的内核。所以这部影片并没有特别让人发笑的地方，沉重的主题与悲剧的结尾，有一些让人发笑的桥段，观众却笑不起来。

阿满漫步街心花园，注视着身边一群充满青春活力的少年在愉快地玩耍，眼前闪现出那些无知、无辜的失足少年的身影。他强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他在想，挽救失足少年，是全社会的责任啊。喜剧成为社会问题剧，这是张刚电影直面社会问题、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风流局长》是张刚阿满系列的第三部。不得不佩服张刚的犀利与准确，改革开放之初，《风流局长》准确地捕捉到机关单位的拖沓散漫，效率低下，利用一位不拘一格不墨守成规的基层领导的改革事迹，讽刺了官场的陈规陋习，弘扬了锐意进取的改革精神。

风流局长
电影海报

刘阿满本是个小有名气的演员，被委以广播电视局局长的重任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他牵住了牛鼻子，从拖了两年的电视剧拍摄抓起，取消由中层干部组成的领导小组，起用靠边站的有才华的老导演，新官上任的几把火烧起来后，人们却幸灾乐祸地想看他的洋相。他年轻资历浅，没有官场经历。喜剧片往往就是以种种手法揭示人性、人生和社会存在的荒谬性的。那么，《风流局长》揭示了哪些荒谬性呢？

一是对于知识分子不公正待遇的深刻揭示。刘阿满准备搞电视剧，首先想到的是老导演尤老运。他去尤老运家中谈电视剧拍摄事宜，没想到家里实在太过狭小，坐在小书桌前谈儿子说要写作业，坐在缝纫机前谈，女儿说要完成工作任务，坐在厨房里谈，烧饭的浓烟让人呛得透不过气来，坐在过道里谈，来来往往的人根本让人不得安身。做出过突出业绩的老导演的遭遇在笑过之余让人唏嘘。

二是对文化体制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的揭示。电视剧生产本来是艺术家的事，但在制作的过程中，需要开形形色色的座谈会，邀请各行各业的人来谈意见，众口难调，意见不统一，就拍摄不了；还有请上级相关部门领导审查，领导不首肯，也拍摄不了。这种体制下一部电视剧拖了两年而毫无进展。

三是对用人选人中的不合理现象的揭示。在物色女主角上，刘阿满看中了文化宫业余演员、小小饮食店炸油条的姑娘罗玲。但专业演员白娟也在利用和刘阿满的旧情以及上上下下的关系网，四处活动，争演女主角。一时难住了导演尤老运。经过试镜头和考试，摄制组一致认为罗玲有丰富的生活感受，气质上更与女主角相符。一个是专业演员、体制内的工作人员；一位是业余演员，属于个体户。如何确定人选？是能力优先还是人情至上？刘阿满与尤老运最终还是选择了罗玲，但在选择过程中的啼笑皆非说明了选择的艰难。

刘阿满挑战不合理的现象，自然会有反对的声音。搜集他的资料，向上级有关部门告状是有些人乐于干的事。甚至有人中伤他，到处散播他是风流局长。影片用一种轻松风趣的笔触去描绘这些反对的声音，这些反对的声音后来转变成支持的力量，说明勇于改革的人最终将会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

《风流局长》反映的是锐意改革者遇到的问题。当时的社会背景是改革开放之初，一些习惯于吃大锅饭的人不但不思改革，反而处处给改革设置障碍。该部影片揭示了其中的问题，呼唤着锐意改革的时代先锋。

出品于1986年的《多情的帽子》同样是针对社会热点问题而创作的喜剧，这一次，张刚把讽刺的矛头指向了“停薪留职”。改革开放以后，许多国营剧团举步维艰，难以为继，一些人就想到下海经商，开办公司，挣钱养家，同时，他们对舍弃自己的专业和艺术，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心有不甘，因为没有经营经验与头脑，处处碰壁，问题重重。张刚作为曾经的体制中人，对这些体制中的文化人有敏锐而深刻的了解与观察。《多情的帽子》说的正是文化体制中人下海创业没挣到钱却被海水呛的故事。某剧团黑管演奏员、大龄青年陈阿满是个诚实、忠厚的老实人，一次偶然的机会，阿满和好友钟可坚相遇。“乐园大酒楼”的小崔建议他们办帽子工厂，并答应给他们贷款和联系呢料。财迷心窍的钟可坚被小崔的花言巧语吹得晕头转向，拉阿满接受了这笔交易。大批新式礼帽生产出来了，却因成本太高，价格昂贵，而无人问津。帽子滞销，负债累累，给阿满和钟可坚带来了灾难。小崔日夜逼债，搞得他们寝食不安，度日如年。阿满和钟可坚悔恨交加，抱头痛哭。自酿的苦酒自己喝，他们拿出全部存款又变卖家具还债。在制作帽子与销售帽子的过程中，阿满丢弃了自己喜爱的黑管，整天游走于销售，他想脱身而不得，这如同一张巨大的网，把他网进去了，结果把自己娶老婆的本钱也输掉了。

这场在喜剧包装下的悲剧发生的原因是个人命运被时代大潮所挟持。陈阿满喜欢吹黑管，喜欢演出，可演出没人看，人们都纷纷看歌星演出去了。这并不代表他的演出没有市场，影片中有个神来之笔，他戴着帽子去郊区集镇推销帽子，还一边吹着黑管，想通过卖艺的方式来推销，结果被人们围得水泄不通，人们感兴趣的不是劣质的帽子，而是他表演的音乐。陈阿满没想到以这种方式把艺术推销给了底层的百姓们。他停薪留职并非他个人所愿，是在糊里糊涂的状态下做出的糟糕的决定，同时也是他不得已的决定。这部影片表达了个人命运在时代大潮冲击下的渺小与无奈。

爱情是张刚喜剧必不可少的调料。陈阿满是个30多岁还未婚娶的大龄青年，甚至连对象也没有。这也反映出所谓艺术家的艰难处境。他有个老舅，不断地给他介绍对象。这一次，女方叫田静，是位温文尔雅的姑娘。酒席桌上，阿满和田静一见钟情。老舅生怕此事不成，在田家母女面前隐瞒了阿满的年龄和职业，谁知又因阿满说了真话而被戳穿，母女俩断然拒绝了这门亲事。老舅满腹怨气，可阿满却认为，就是一辈子打光棍儿，也不能说假话骗人。后来，阿满、田静又一次相会了。为接受教训，老舅再三叮嘱阿满，就说自己快调文化局当副科长了。阿满非常为难，可又怕伤了老舅的心，便违心地第一次撒了谎。不料田静听后愤然离去。阿满后悔莫及。阿满找田静承认了错误，田静谅解了阿满，并告诉他，积压的帽子由舅舅推销，没有蚀本。帽子的风波平息了，阿满也找到了知音，爱情的种子终于开出了艳丽的花朵。通过陈阿满的爱情，张刚想表达的是“讲真话”。“文革”以后，虽然改革开放进入了新时代，但社会上依然假话成风，甚至连找对象这样的事也有人弄虚作假。老实人，讲真话的人往往遭受打击。张刚的《多情的帽子》是对巴金《随想录》中呼吁讲真话的一种回应。(www.xing528.com)

《哭笑不得》犀利地批判了权力对知识的利用与剥削。方阿满是位业余作者，钟以坚是文联的科长，他们曾经“合作过”，方阿满撰写的剧本《大海的女儿》冠以钟以坚的名字，获得了剧本评比的大奖，钟以坚也被称为“著名剧作家”，领导信任器重，还赢得了女人的芳心，他的老婆陈丽芳就是因为看重钟以坚的才华才嫁给他的。这一次，宣传部需要创作一个以个体户为题材的剧本，把任务交给了钟以坚。他就把方阿满找来，一同到海边宾馆创作剧本。实际上钟以坚带上老婆，只顾在海边嬉戏玩耍，只有方阿满在埋头创作。片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钟以坚说：“你（方阿满）写一、二、三、四、五、六、七章，我写第八章，因为第八章最重要，需要主题的升华。”实际上，他连第八章也没写好。在他的忽悠下，这样一部八章的剧本，钟以坚成为创作的第一作者，方阿满只是协助他创作的助手与学生。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钟以坚误信了流言蜚语，以为剧本的主题思想出了问题要受到批判，在满是记者的座谈会上坚决地否认了他是主要的创作者，把责任全推给了方阿满。真相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呈现给了座谈会的领导与记者，也呈现给了观众，达到了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艺术效果，把钟以坚这个小官僚唯利是图沽名钓誉见风使舵的本性暴露得淋漓尽致。

《哭笑不得》在讽刺的同时，也讴歌了纯真的爱情。阿满为了创作，需要深入生活，他到渔村采访惠安女阿菊时，却遭到回绝。阿菊曾经有个丈夫，后来考上大学，就抛弃了她，所以阿菊格外恨拿笔杆的人。阿满不畏艰难，持续采访她，并帮她运鱼、卖鱼，抚慰她心灵的伤口。一次，几个投机商欺行霸市，无理羁绊阿菊，阿满拔刀相助救了她，自个却被打伤，使阿菊深受感动，并逐步爱上了他。最终，阿菊为阿满送别，有情人终成眷属。与方阿满的爱情形成对比的是，钟以坚与陈丽芳的感情。当初钟以坚获得剧本创作的大奖后，她主动追求钟以坚，陈丽芳与其说是看中了钟以坚的才华，还不如说相中了钟以坚的权力与获奖背后带来的虚荣。婚后，靠着虚荣与欺骗是无法维持感情的，她选择了出轨，与另外的男人鬼混在一起。她与丈夫以创作的名义在海滨度假，情人竟找上门来，要与她重温旧情。虽然她同时与两个男人卿卿我我，其实心底却十分空虚与悲伤。她羡慕方阿满与阿菊的爱情，纯洁甜蜜。影片对陈丽芳的塑造十分成功，不是一味地对她的水性杨花作道德的批判，而是深刻地刻画了她的内心世界，挖掘她的心理轨迹与社会根源。

哭笑不得
电影剧照

影片提出的问题十分尖锐。影片出品的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风气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但因为是改革开放之初，还有很多社会弊端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社会上存在“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种社会分配本末倒置的现象。影片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如何让方阿满这样的人才得以人尽其才，发挥积极主动性的问题，他有才华，却连个编制都没有，创作的作品被别人冠名；钟以坚靠欺骗与钻营能飞黄腾达名利双收。这种问题是时代性的，也具有永恒性。所以，《哭笑不得》的艺术魅力能经历时间的考验，至今还散发着光芒。

出品于1987年的《多情的眼镜》揭露讽刺的是20世纪80年代农村的沉渣泛起问题。片名很有意思，名为“多情的眼镜”，实际上是讥讽文化馆馆长的眼镜能“变色”，就像契科夫笔下的变色龙，见风使舵。文化馆长钟本坚接到有关方面指示，把调查农村封建迷信活动交给了刚参加工作不久的电大毕业生周阿满。这就发生了影片开头发生的一个场景：阿满踏着晨曦刚刚来到王村，就被一群突如其来的人“绑架”进村，捧为上宾，灌得酩酊大醉。原来人们把大清早第一个路经本村的外来人当作象征平安宝贵的“金甲贵人”，他能够给人带来好运，还能给病人治病。王村还有个巫婆叫王二姨，利用家传的巫术给人驱邪治病，行骗挣钱。王村还有座破庙，却香烟缭绕，进香人络绎不绝。整个王村被迷信的氛围所笼罩，更为严重的是，当地的乡长对迷信现象的盛行不但不加以阻止，还给予支持，带头集资修庙，背后打的是利用庙会与迷信活动来挣钱的主意。乡长与文化馆馆长狼狈为奸，周阿满的调查与阻止迷信的活动困难重重。

影片塑造了一个老土改老革命的角色。他是个老革命，在人民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与城里当官的关系也不一般。他支持周阿满的行动，并对乡长与文化馆长的错误行为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海强华这个角色有点突兀，他是个高干子弟，父亲是省城的厅长，他依仗权势招摇撞骗，欺负良家妇女。虽然他与整个故事结构稍嫌游离，还是让人体会到编导揭露高干子弟为所欲为的良苦用心。

影片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农村的现状，农村基层文化建设的严峻局面让人动容。当农村富裕了，农民有钱了，如何发展文化生活，丰富精神食粮，这部影片提出的问题意味深长。

《小老大传》讽刺批判了这样一些社会问题：一是相关部门的推诿扯皮之风。片中的儿子大满要解决饮食店门口的垃圾堆放成山的问题，跑了十几个部门，可关键部门的公章却迟迟盖不下来。老满和小满就把掌握着这枚公章的钟科长连拉带拽地拖到垃圾堆前，逼迫他盖了公章。这事带有黑色幽默的色彩，移除堆放成山的垃圾，还需要盖十几个公章，不然就对垃圾无可奈何。二是医院的送礼送红包现象。小满是个六岁的孩子，独生子，受溺爱，脾气暴躁，调皮捣蛋，一次他钻到汽车轮子下面轧伤了腿，送到了医院，正好碰上曾因违反交通规则而被老满罚款5角的钟大夫值班，钟大夫便借机报复迟迟不给救治。明眼人给老满点拨，说不送礼就不给治。为救孙子，老满只得叫大满送礼。他们鼓足勇气来到钟大夫的家里，看到堆成山的礼物，在吃惊之余，还要忍受钟大夫的侮辱。钟大夫一定要老满承认公事公办错了，他才会给小满医治。老满忍无可忍，提着礼物扬长而去。片子里把钟大夫睚眦必报唯利是图的丑陋嘴脸刻画得栩栩如生。三是崇洋媚外的问题。老满的女儿罗秀兰，喜欢新鲜事物，同时崇洋媚外，向往国外的事物，找男朋友也要找有国外背景的。她跟随那个“菲律宾华侨”出外旅游，未婚先孕狼狈地回来了。她的“华侨”男友仲小毛原来是个骗子，已被送去劳教。秀兰的美梦彻底破灭了，在付出巨大代价后，她开始醒悟，第一次深情地叫了老满一声“爸爸”。

通过对这些社会问题的讽刺批判，《小老大传》全景式地展现了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风情与人间百态，独生子女现象、家庭养老问题、子女教育问题、时尚文化问题等等都在片中有所反映。张刚的犀利之处在于他没有停留在对问题的呈现与展示上，而是去追问这些问题后面的深层历史文化原因；他也没有孤立地看待这些问题，而是用联系整体的观点去反映。影片中运用了黑色幽默的笔法，把喜剧的“笑”引向了啼笑皆非的哭笑不得，笑中有泪，泪中带笑，这是张刚喜剧一贯的风格。

20世纪80年代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可生活中还有很多封建思想的残余，产生了让人啼笑皆非的笑料。张刚的《男女有别》抨击了封建意识残余在现代生活中的诸般乖情悖理现象。这部电影的构思完全出自张刚个人的生活体验。他带着夫人去北京参加一个会议，没想到旅馆的服务员竟要他们夫妇分开住宿。

影片中的杨阿满是个画家，带着爱人来到省城参加画展，没想到在住宿问题上遇到了难题，就算他们是合法夫妻，带着结婚证，还是被多家旅社直接拒之门外，一家旅店说就算有结婚证，还需要到乡政府派出所开证明，证明他们属于合法夫妻。这种荒唐理由下的“闭门羹”让他们疲于奔命，寻找了整个城市总算找到了一家名为“温暖旅馆”的旅店住下，名为温暖实不温暖，他（她）们夫妻俩并不能住一个房间，只能分住在两个房间，与其他的旅客住在一起。经理为了让他（她）夫妻不能方便地见面，还给他（她）们开了隔着好几个楼层的房间。温暖旅社的女经理是个单身多年的老女人，心理扭曲见不得别人的甜蜜，在“反对不良社会风气的外衣”下，实际上是她的变态心理在作祟。

更要命的是，旅馆的服务员偷看了林阿满参展的画作《纯情少女》，发现了是光着身体的，大为吃惊，当成特大敌情报告给了女经理，女经理一方面派人盯着林阿满，一方面向派出所报告。文化局的钟科长同样是大龄未婚，同样道貌岸然，他与旅社女经理见面后竟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两人在人前装模作样扮正经，私下里勾勾搭搭。他本来同意林阿满参展的，见了他的画后，出尔反尔，要林阿满撤展。从对待一幅画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每个人的心理特点与思想开放程度。特别是女经理与钟科长人前人后的强烈反差，产生了巨大的讽刺效果，让人捧腹。

因为舆论的压力，《纯情少女》的模特要求撤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林阿满陷入了困囧之中。这时有个姑娘主动要求做他的模特，他将信将疑，没想到姑娘大胆果敢，说到做到，这个思想开放行为大胆思想先锋的姑娘是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人的代表，是符号性的人物。她与旅社的女经理、文化局的钟科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思想开放的姑娘是文化局吴局长的千金。吴局长思想还算是开明的，他对林阿满的原作《纯情少女》是表示支持的，但要他的女儿做模特的裸体画展览在千万人面前，他犹豫了，然后表示反对，坚决不同意。姑娘以死相抗才勉强同意。

影片以“男女有别”为题，意为男女授受不亲，当严守规矩，不得逾雷池一步。连合法夫妻住店也要分开房间住，这种教条化律令化扭曲化的做法与欣赏人体之美的先锋艺术形成了一种张力，造成了巧妙的对比。20世纪的80年代就是在这种封建与开放，保守与大胆的不同思潮的交锋碰撞下不断向前的。《男女有别》深刻地抓住了80年代的时代特点与思想潮流，洞察了其中的变化脉络，在笑声中感受思想解放的不易与迫切。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开始深入人心，很多人纷纷下海，开办公司，搞活经济。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一切向钱看唯利是图的思想倾向，出品于1993年的《香港少爷》正是对这种不良思想倾向的回应与讽刺。

林阿满是名香港阔少，只身来大陆旅游，他的特殊身份让他成为贼人的目标，游泳时放在柜子里的衣服被偷。更让他始料不及的是，他在宾馆中的全部行李也被人提走。这下，他从一名腰缠万贯的少爷变成了身无分文的流浪汉。

影片渲染了有些人在“一切向钱看”影响下的冷漠与无情。林阿满穿着游乐场有人遗落的破烂衣服回到酒店，不管是门卫还是经理一概翻脸不认人，不但不施以援手，还把他赶出门外。他要打电话回香港，可身无分文的他根本没有机会打电话。没钱寸步难行在林阿满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如果说张刚的喜剧是带着眼泪的笑，从《香港少爷》的林阿满身上可以验证这一点。尝遍人情世态炎凉，林阿满不用经历太多的人间苦难，只需要一场普通的失窃案就做到了。现在看起来有点夸张的成分，但真正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才会有苦涩的笑与会心的同情。

后来的故事就有些套路了。一个8岁的女孩芳芳，见他可怜，将自己的豆浆、油条分给了他一半，令饥肠辘辘的阿满感激不尽。芳芳的奶奶也在帮他，给他热饭吃。天无绝人之路，正当他举目无亲、万般无奈之时，四川妹子黄彩云来到了他的身边，热心地帮助他在工地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并为他洗衣，照料他的生活。阿满感动极了，告诉彩云自己是个“香港阔少”。谁知彩云并不高兴，认为阿满在花言巧语地骗人，生气地走开了。阿满在工地勤奋地工作，挣到钱后就千方百计与家中取得联系。彩云要学英语，林阿满就热情地教她。一个雨夜，阿满因冒雨抢运工地的水泥而病倒了，彩云在与阿满的接触中感受到了他内心的真诚，不由芳心萌动，主动来到了阿满的病榻前。阿满也在不知不觉中对彩云产生了爱慕之心，这一对年轻人相爱了。落难的少爷与平凡的姑娘产生了爱情，这是古代戏曲中经常用到的程式化情节，用在电影中，让人有似曾相识之感，情节处理上没有细腻的恰到好处的铺垫，稍嫌突兀，感染力不强。

《香港少爷》符合当时人对于香港的想象，富有多金，剧中的林阿满成为一种香港的符号——少爷，父亲是大老板，家中唯一的合法继承人。而工地打工的彩云却是千千万万从农村走出来到城市打工的普通姑娘中的一个，灰姑娘与少公子的爱情确实能挣取不少眼球，产生不少的笑料。但片中迎合了观众的需求，而没有深刻地去洞察人性，套路化的情节难以给人以意外的惊喜，所以这部片子在张刚的喜剧系列中算不上上乘之作。

《财迷心窍》把矛头对准了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切向钱看”的社会恶俗。在夜总会，五名服务员齐刷刷地跪在日本客人面前讨要小费，阿满冲上舞台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表达心中的不满与愤懑。他的同学、报社记者张茵与他一起做了这起事件的深度报道，深入这五个女孩的家庭，对这五个女孩的家庭背景、成长环境、心理状况作了详细的报道，揭露这起事件背后的社会根源。在采访的过程中，他们还揭出了钟科长贪污受贿的事实和88营养饮料厂制造劣质饮料的行为。在共同反击社会恶俗的同时，他们之间也产生了爱情。

李丁

老戏骨李丁在影片中饰演阿满的父亲一角。他的加盟，给影片增色不少。他同样对在日本客人面前长跪不起索要小费的现象义愤填膺，加入到儿子的揭发批判的行动中。他的表演亦庄亦谐，张弛有度，笑料十足。特别是他重逢昔日的恋人，让他焕发了第二春，老年人的爱情在他的精彩演绎下显得美好而自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阿满与张茵的感情闪闪躲躲，不够大胆。

影片同时对社会上充斥的“假货”现象进行了有力的抨击。饮料是假的，香烟是假的，药品是假的，在追求金钱的社会风气之下，道德沦丧，假话盛行。阿满在家人的支持下，不惜大义灭亲，其行为令人赞赏，又让人觉得多么不合时宜，有点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无力感。这是张刚喜剧的深刻之处，他用电影的方式来对抗不良的社会风气，虽力量单薄而一往无前，大声疾呼，不管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