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刚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乘势而起的电影人。可以说，是改革开放造就了他，他是电影改革的一面镜子。他也是江西喜剧电影的一面旗帜。他是个传奇人物，原籍北京，出生于1933年12月，1950年加入了解放军文工团，随军南下。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江西话剧团的一员，曾经参与创作话剧《八一风暴》。他与电影的结缘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1年，他与人合作，创作了电影剧本《女大当婚》，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把自己毕生的精力与心血都投入到喜剧电影中。从1984年开始，他开始了“阿满”系列的喜剧电影创作，至2005年的21年间，共创作了25部，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迄今为止最长的系列电影。他的传奇还不止于此。他被称为向传统电影创作发行体制挑战的第一人。作为江西话剧团的演员兼导演，他知道这样的身份是无法实现他的电影梦的，于是他“出走”江西话剧团，在1985年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同组建了南昌市电影电视创作研究所，成为一名“游击导演”。由于体制的约束，南昌市电影电视创作研究所并没有创作与发行电影的权限，他只能通过“买厂标”的方式来进行电影生产。在当时的文化体制下，拍电影首先要有“厂标”，这是电影走向市场的通行证，而一个民营企业想获得一个拍摄电影的“厂标”没那么容易，于是张刚就游击于全国各地电影制片厂，以求得一个拍摄电影的厂标。他的20多部喜剧电影都是挂着各个厂的厂标走进电影市场的：有上影厂、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福建电影制片厂、潇湘厂、珠影厂等等。他的“游击战术”带来了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以至于后来的民营电影公司，纷纷效仿，成一时风气，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并被命名为“张刚现象”。
成就张刚传奇的，有他的执着，也有当时的社会条件。张刚从小就有个喜剧梦，并且执着地坚持，在当话剧演员时，他就开始有意识地塑造喜剧角色。当他接触了电影后，他的喜剧梦就有了载体，他的梦想就有了翅膀，渐渐地形成了他的“阿满系列”。他从小丧母，成长过程中充满了辛酸与艰辛，对身边的小人物有着切身的体会与同情，所以，他的作品为小人物立传。这些小人物不是完美的，有着各式各样的缺点，但他们有个共点，那就是善良富有同情心，能忍受各种困苦，顽强地生活，充满了乐观的精神。观众很容易从这些小人物身上找到相同点，仿佛看到自己的影子，看着片子里的生活似曾相识，共鸣也由此而生。
张刚作为导演，他的心里装着观众，知道观众想看什么，他能提供什么。正是清醒的市场意识成就了他的传奇。他拍的阿满系列，很少有亏钱的。“他执导的影片35毫米拷贝平均每部都在100个以上，而供广大农村发行的16毫米的拷贝，要超出一般影片的2倍甚至3倍、4倍。多部影片达到一千个以上。如《多情的帽子》16毫米拷贝达到了1234个，要知道同是喜剧片并广受专家好评的《小巷名流》16毫米拷贝仅196个。的确，张刚属于观众，特别是属于胼手胝足的在烈日下耕耘的农民大众，属于每天挤着公共汽车上班下班的工人兄弟。他的拍片宗旨和拍片效果证明，他的头脑中自始至终有着强烈的观众意识”。[1]
良好的市场反响形成一个又一个票房神话，这在改革开放之初还没有引入西方大片的电影市场上，确实是不同凡响的。他的影片观众喜欢，专家叫好，属于叫好又叫座的类型。
张刚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他有长期的舞台实践，对喜剧有着自己独特的体悟与认识。他从小喜欢诗歌，他发现诗歌与喜剧一样迷人与美丽。有一次他想创作一首诗歌，结果诗歌没写成，却写成了一个讽刺喜剧。就这样，他渐渐发现了自己的喜剧才华，并一条路走到底，默默耕耘无怨无悔。他13岁时在南京人民电影院，看了卓别林的喜剧，并狂热地喜欢上了这位喜剧大师，萌生了从事喜剧事业的想法。
他对卓别林的喜爱与模仿，是有意而为之的。他说：“我崇尚的喜悲剧（不是悲喜剧）是来自伟大的世界喜剧大师先驱查理·卓别林的晚期作品，虽然他的早、中期作品已有某些喜剧中的悲剧色彩，但他真正形成的喜悲剧的浓郁风格，是在《舞台生涯》《凡尔杜先生》等晚期作品中。”[2]
被张刚学习借鉴和看重的《舞台生涯》与《凡尔杜先生》是怎样的电影呢？《舞台生涯》是卓别林在1952年出品的电影，它讲述的是一个年老的没落喜剧演员和一个年轻芭蕾舞女的故事，影片的主人公一个是成为酒鬼的喜剧演员，一个是患了腿疾的舞蹈演员，他们都是失败的人，在笑中含着悲愤与不舍，其中的心理刻画细腻。《凡尔杜先生》说的是1930年的事，世界经济危机前的银行职员亨利·凡尔杜，为了摆脱窘境而用许多假名字和一些有钱的女人结婚，然后把她们一一杀死，14个女子依次成为他的牺牲品，阴谋败露后，他被逮捕，最终被判死刑。这是一部融喜剧性和哲理性为一体的电影杰作。卓别林以蓝胡子的形象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犯罪实质，同时还对大量宣扬凶杀的影片进行了讽刺性模仿。剧中以一个一个的插曲和戏剧性的悬念，以及巧妙的时空压缩和标志着时间飞逝的火车车轮的不断再现，从而塑造了凡尔杜既残酷狠毒又虚伪狡诈的银幕形象。人们这样评论《凡尔杜先生》：“既让人笑得浑身颤抖，又忍不住泪水直往上涌。”卓别林影片的最大创新，就是喜剧中交融着悲剧的成分，这种笑中带泪的艺术以其撼人的魔力带给观众别样的审美感受。这种笑中带泪的效果的产生，来自天才喜剧大师对人生和幽默的理解。他说：“人生主要是由矛盾和痛苦组成的。”(www.xing528.com)
卓别林对社会犀利的讽刺，笑中带泪的艺术风格，悲喜交融的情感塑造以及对于人性的深刻洞察，都深深地影响着张刚的喜剧风格。他喜剧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其中有他坚定清晰的艺术追求。
还有一个导演对张刚影响深刻，那就是日本的山田洋次。他的电影深刻地记录着日本普通人的生活，说着日本人心里事，成为日本普通民众的代言人，有“喜剧山田”、“庶民剧大导”之称，更被封为“日本人心灵的代言人”。他电影中的人物出身普通，但乐观善良，有人情味。
山田洋次的电影系列片《寅次郎的故事》是日本松竹映画历时近30年（1969年-1995年）制作的全长48部的喜剧影片，是世界目前最长的系列电影。影片讲述的是一个热爱家乡却四处流浪、又四处失恋的浪子闲人寅次郎的故事。如果把张刚电影中的“阿满”与山田洋次的“寅次郎”作个对比的话，就会发现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如“善良”“平凡普通”“有人情味”，但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体现着张刚的创造力。
在张刚的“阿满”系列之前，中国电影已有比较成功的喜剧系列电影。王先生系列喜剧片当属中国最早的系列喜剧电影了。它出现在1934年，根据漫画家叶浅予的连环漫画《王先生》改编，导演邵醉翁严格按照喜剧类型片的要求来进行运作，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主演汤杰后来自创影业公司，继续着王先生系列电影的拍摄，使这一系列成为新中国成立前拍摄影片数目最多、延续时间最长的系列喜剧影片。在抗战“孤岛”时期，徐卓呆编剧、国华影片公司制作的系列电影“李阿毛”系列三部，虽然得到的评价不高，但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1935年底，上海艺华公司拍摄了《化身姑娘》系列，把喜剧电影与侦探故事结合，对喜剧电影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新中国的第一部喜剧系列片是三毛系列电影。这部系列早在1948年就开拍了，只是当时条件所限，受到了国民党特务的破坏，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得以完成。影片根据漫画家张乐平的同名漫画改编而成。它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与不公，展示了旧社会儿童的悲剧命运，同时又颂扬了儿童正直天真的心灵，把辛辣的讽刺与严肃的批判融为一体。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以三毛为主人公的电影层出不穷。最近的是1992年出品的《三毛从军记》，导演张建亚颠覆了传统的喜剧模式，用丰富的想象力把喜剧电影的风格引向黑色幽默与荒诞。
张刚的“阿满”系列在中国系列喜剧电影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对中国传统喜剧电影的一种传承，也是对传统喜剧电影的一种突破。它借鉴了国外喜剧电影的艺术经验，特别是美国的卓别林与日本的山田洋次，同时进行了民族化的改造，用中国化的喜剧风格讲述中国普通人的故事，直达老百姓的心灵，深受老百姓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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