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电影发展史：文化乡土电影的典型代表及其特点

所谓文化乡土电影，就是指电影中有着强烈的文化属性，包括浓郁的地域特征、古建遗传、民间传说、传统技艺、文化传承等等；也包括电影中体现出来的文化包容性与创新精神。文化乡土电影的典型代表有毕必成和蒋迅。

毕必成出生于1941年，江西九江彭泽县人。一生共创作文学作品200多万字，创作并拍摄成电影的剧本12部，发表的电影剧本21部，此外还有电视剧剧本80部。他是一位多产的电影剧作家，可惜的是英年早逝，1993年12月22日，他在上海因病逝世，享年52岁。

毕必成的乡土电影有强烈的文化属性，体现着赣地文化的地域特色，所以，本书把他的乡土电影称为文化乡土。他电影中的文化属性体现在文节俱高、包容多样、开拓创新等几个特质。

《他爱谁》是毕必成的第一个电影剧本，由珠江电影制片厂1980年出品。从这部电影开始，毕必成开始崭露头角。影片是对“文革”中一些人见风使舵两面三刀的丑陋行径的鞭挞与反思。片中的杨明是个青年工人，长得帅，脑子灵活，为人伶俐，善于钻营，把爱情与婚姻当作个人往上爬的垫脚石。他为了达到往上爬的目的，主动靠近文化局革委会代主任宁乔的女儿宁燕。以谈恋爱为名，想借此调进文化局工作。宁乔对杨明很赏识，杨对宁更是俯首贴耳，百依百顺。宁乔停职检查了。"文化大革命"前担任文化局长的肖毅获得了重新工作的机会。善于察言观色、看风使舵的杨明，断然抛弃了宁燕，转过身去追求肖毅的女儿肖英。肖英开始不明就里，答应了杨明的求爱。就在肖英下乡接父亲回城工作时，认识了忠厚、老实、有眼光的知识青年董林。后来肖毅再次蒙难，杨明公然出卖肖毅，抛弃了肖英。肖英在严酷的生活之下，懂得了怎样看清一个人。影片中把广大的乡村作为锻炼人的广阔舞台，肖毅下放的农村村民朴实勤劳，乡风淳朴，大家互助友爱。影片巧妙地把政治形势的变化与个人的命运紧密地结合起来，自然晓畅，反映出毕必成作为一名编剧敏锐的生活洞察力与对生活的细腻的感悟。这种洞察力与艺术直觉一直保持在毕必成的创作中。毕必成的剧本从来不会禁锢于一种类型、一类生活，他总是四面出击，不断尝试。《庐山恋》就是这种艺术创造的产物。

他爱谁
电影海报

电影《庐山恋》的拍摄与放映本身就是赣地电影的一个传奇。编剧毕必成在写这个剧本之前，已经有一个电影剧本《我爱谁》拍成了电影。这是他第二部拍成电影的剧本。1979年7月，剧本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招待所完成，前后只用了五天。写成之后，他拿着本子找住在对面房间的鲁彦周请教。鲁彦周是著名作家，曾经创作了电影《天云山传奇》。这时导演黄祖谟也来看望鲁彦周，毕必成就问黄祖谟有没有空看看剧本，指点一番。黄祖谟说正参加一个会议，没有空，过几天再说。两天之后，黄祖谟找上门要了剧本，三天之后，黄祖谟与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正副厂长找到了招待所里的毕必成，当面拍了板，决定《庐山恋》投拍。为了表现女主角海外侨胞的身份，张瑜在影片中一共换了43套的服装，成为当年一个热门话题。据说每一套时装都是当时剧组派人专门去香港采购的。一年之后，《庐山恋》拍摄完成，在庐山东谷电影院举行了首映式，并在1980年9月1日全国公映。公映之后，成为一个文化现象，观者如潮，女主演张瑜在片中的穿着引领了时尚风潮，大街小巷争相仿之。1981年5月，《庐山恋》获得中国第四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张瑜获得最佳女演员。导演黄祖谟把电影定位在风景抒情故事片，把故事与风景相结合，并在庐山的东谷电影院一直放映至今，创造了三个之最：观众人数最多、放映场次最多、使用拷贝最多；在2002年12月12日获得世界吉尼斯世界纪录。

本书中把《庐山恋》归入乡土电影的类型，是基于以下几个考虑：一是它反映的是中华儿女对祖国与故土的热爱。片中的女主人公周筠第一次回国观光，就被庐山的美丽山水所吸引。她的父亲周振武虽是国民党的将军，现居住海外，但依然想念与热爱着祖国。男主人公耿桦的父亲耿锋在“四人帮”时代遭受过严酷的迫害，在这样的际遇中依然对祖国、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这里的“乡土”等同于“故乡”，是从文化意义上定义的。二是影片中反映的庐山风光与乡土田园景色相互辉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说是风景抒情故事片，也包含着田园景色与风光。

影片的故事并不复杂。侨居美国的前国民党将军周振武的女儿周筠旧地重游，来到庐山。五年前，周筠第一次回国观光，她巧遇耿桦。耿桦的父亲耿烽在“四人帮”肆虐的时期遭到迫害，他陪重病缠身的母亲来庐山养病。即便是在这样的际遇中，他仍对祖国、对未来充满信心。两人相识后，携手同游美丽的庐山。耿桦的朴实、腼腆与自强不息的精神吸引了周筠，热爱祖国、振兴祖国的共同理想使这对青年产生了不同寻常的爱情。但是，在那个乌云压顶的年代，他们的爱情遇到了阻力。五年过去了，政治的阴霾散去，耿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大学。适逢出差的机会，他也重来庐山旧地重游。不期而遇的两人欣喜若狂，约定结婚。耿桦征求父亲的意见，耿烽从周筠一家人的合影中认出周振武乃他当年黄埔军校的同学，后来在大革命的风暴中分道扬镳，成为战场上拼杀的敌手。经过一番波折，怀着对祖国统一的渴望，两位老相识在庐山相会，变冤家为亲家。周筠和耿桦更是欢天喜地，有情人终成眷属。

这种题材是当时的环境下是需要冒风险的。当时正是“文革”之后，一切正百废待兴，一切又处在教条之中，许多荒谬的、形而上的规定处处限制着人们的创作。在革命话语至上的年代，爱情的描写是个禁区。更令人担心的是，影片不但写了男女青年的爱情，还把爱情与上一辈人的恩怨联系在一起，与政治相交叠，可以说是禁区中的禁区了。毕必成以艺术家敏锐的直觉与大胆的创造构思故事，突破了禁区，唱出了时代的主旋律，引领了时代的审美观。《庐山恋》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源于求新与求变。

庐山恋
工作照（左）

庐山恋
电影剧照1（右）

《庐山恋》的“新”体现在艺术形象和题材把握上。周筠是前国民党将军的女儿，从海外归来。这对刚刚经历过“文革”的中国电影来说，这样的人物是完全陌生的。这种艺术上的“陌生感”把观众吸引了，让他们如痴如醉。影片以此为线索，勾勒出一个国共两党中的两位将军的恩怨情仇，把政治与爱情融合得恰到好处，分寸感拿捏得极为老到，做到了突破了禁区但不会踏入雷区。毕必成在题材的把握上避重就轻，重点渲染的是年轻一代的爱情，把上一代国共将军的冲突作为背景轻轻带过，把严肃沉重的政治变为美好轻松的爱情，并满含诗意，充满激情。这是编剧的高明之处。

《庐山恋》的“新”体现在艺术形式上。影片的片头多以全景和大全景呈现晴日的庐山，展示了开阔的空间和秀美的风光，片尾则以同样的镜头风格呈现云雾中的庐山，展示了庐山景观的瑰丽和奇幻。凸显了与文革时代样板戏电影封闭的舞台空间完全不同的开敞空间，在景深、机位和色彩方面透露出社会文化剧烈变迁的症候。这是电影镜头语言的一种全新的尝试。另外在故事形式上，影片也进行了全新的尝试。

按导演黄祖谟的说法，这是一部风景抒情故事片，后来人更多的称它为风光故事片。这种把著名风景名胜与故事相结合的电影形式是崭新的。庐山作为文化名山，从古至今，文人雅士纷至沓来，留下了无数的诗篇与传奇故事。它作为“世界文化景观”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当初导演黄祖谟果断地投拍这部电影，也是被庐山所吸引。在电影中，庐山的主要景点都被纳入镜头中，并巧妙地推动着情节的发展，把景与情完美地统一起来，如花径、仙人洞、含鄱口、芦林湖、白鹿洞书院、望江亭等。“御碑亭斗嘴”一段中，男女主人公为了躲雨，一同来到御碑亭，两人“不打不相识”，斗嘴打趣，算是正式认识了。御碑亭独特的建筑样式、古老的传说与两位年轻人的邂逅奇妙地联系在一起，起到了情景交融的作用。事隔多年，当耿华与周筠再次在庐山相见，地点是在人工湖。他们从不同的方向奔跑而来，挥舞着双臂，脱着衣服，并一头扎进湖中，向对方游去。再次相见的激情与兴奋在交叉蒙太奇的镜头下渲染得淋漓尽致。这同样是景与情融合巧妙的例子。耿华与周筠相识相知相爱的过程都被融入庐山的景色中，耿华还被赋予了导游的角色，不断地给她介绍庐山各个景点的由来、历史典故，背诵相关的诗词。为了表现庐山的美，影片运用了多种形式全方位地进行呈现。周筠从海外归来，带着相机，用她的镜头记录着庐山；耿华是用笔来勾画庐山，而电影镜头运用特技，把庐山上流淌的云雾、瀑布上的彩虹、泉水下的人物拍摄得富有质感。庐山成为一个观看凝视的对象，不管是电影中的人物，还是观众，都被其美丽的景色所吸引，又被两人的爱情所感动。可以把这种人与景相互交融的艺术表达方式理解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自然与人的关系历来是哲学与文学探讨的主题，《庐山恋》用镜头与影像的方式表达了对于自然的敬畏，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华民族把“天人合一”作为修为的最高境界，在美好的大自然中，人才能找到自由与解脱。《庐山恋》中的男女主人公在美景中找到了爱情，他们的上一代在美景中冰释前嫌。

《庐山恋》的“新”体现在艺术情感上。当时看多了“文革”文艺（样板戏）的观众，对高大全的情感表达方式已然厌倦，他们渴望着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个人表达。《庐山恋》适逢其时，对祖国真挚的热爱、对爱情纯洁的向往表达着年轻一代的心声。影片中有两个场景直接表达着这种心声，第一个场景是耿桦在树林中温习英语，海外归国的周筠藏身树后用更为纯正的美式英语为他校正发音，他们一念一和的句子是我爱我的祖国，我爱祖国的早晨（i love my motherland，i love th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第二个场景是在庐山著名景点含鄱口，为美景陶醉的耿周二人在远眺鄱阳湖时共同用英语再次呼喊出同样的两句话。由影片上映的年代看，这两句英文台词不啻为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的自我表述、召唤与回应，在与庐山自然和人文景观的共鸣中营造出后文革时代新一代献身者的文化仪式。

庐山恋
电影剧照2

男女主人公的表演自然不做作，大方不矫情，表达的感情单纯真实。影片中的不少镜头，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是大胆突破了禁区的，里面的“吻戏”称为“文革”后电影的第一吻。为了这场吻戏，全剧组做足了准备，清场不说，还拉起了长长的警戒线，为演员的表演腾足了空间。就是这样，演员还需要不断的鼓励。排练了好多次，演员总觉得不好意思，一次也没有成功。最后，在导演的督促下，女演员张瑜才扑上去亲了一下，动作有点猛，双方都有些恍惚，“文革”后中国电影银幕的第一吻就产生了。据女演员张瑜回忆，当年只是嘴巴轻轻一碰，感觉就浑身发抖。这一吻表演得纯情、简单、干净。在“秀峰龙源”这场戏中，男女主人公身穿泳衣，青春靓丽，健美活力，这同样给男女人物间的感情注入了时代气息。周筠活泼可爱，提供了一个不拘束爱自由的女性身体形象，与耿桦拘谨腼腆的孔夫子形象正好相对，这种人物设计符合当时男性对女性的想象。

尽管《庐山恋》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但也引起过争论。当时有人写文章质疑说《庐山恋》消解了国共两党间的解放战争的意义，把战争当成是个误会。这样的解读无疑是布满陷阱的。毕必成读了文章以后，就写了篇《电影批评应实事求是》，对此文做出了回应。他认为电影并没有抹杀国共两党斗争的是非界限，并逐条驳斥了质疑的声音。(www.xing528.com)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当年轰动一时的影片一直在上演着，有着固定的地点，它本身已经成为一个旅游景点。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庐山恋影院的放映实践进一步凸显了影院环境、影片文本和自然景观之间特殊的历史关联，构成了有关电影与旅行经验的独特案例。《庐山恋》影片推动了庐山风景的展示的同时，庐山恋影院则将影片本身社会空间化了，在新千年提供着通向20世纪80年代庐山风光的一个入口，同时，其放映活动提供了与周边空间并不连续的时空体验，黑暗的电影院内部空间将电影观众与影院外部空间分隔开来，观众因而易于被引入当下现实相疏离的历史场景之中，又由于这一影院常年只放映一部单一的影片，其循环往复呈现的同样的故事，场景和声音在影院内部空间形成了特殊的文化存在，引领着旅行者充满惊奇和怀旧感的观景体验。”^[2]

庐山恋轰动全国之后，仿效者纷起，以世界文化遗产乐山大佛为背景的故事片《乐山大佛》、以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为背景的故事片《武当传奇》、以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园林为背景的故事片《爱情，你姓什么》。

如果说《庐山恋》的文化属性体现在艺术上的“新”、对祖国的“爱”，那么《来的都是客》体现出文化上的冷静与批判。

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称为“三农”问题，这是党和政府十分关心的。毕必成在《来的都是客》中，用影像的语言表达乡村的诉求，说出农村面临的问题，夸张但不变形，风趣中充满了辛辣的讽刺。

《来的都是客》由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赵半山、巩汉林、句号等著名笑星参加演出，是一部经典的喜剧电影。影片拿竹编工艺品说事，肖望发是个竹编工艺厂的厂长，精明能干，产品远销国外，打入了国际市场，深受消费者喜爱，一时取经采访、旅游订货、调查者络绎不绝。作为乡镇企业，招待客人的任务就落在了乡食堂的身上。乡长肖玉田忙得焦头烂额，干脆把食堂的管理交给了肖望发。肖望发一方面竭尽所能，出色地完成了乡长交给的任务，把领导们侍候得眉开眼笑，吃得舒舒服服；另一方面觉得这些弄虚作假、奉迎拍马的做法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做的。他十分痛心与愧疚。后来省里的郭书记来检查不正之风，狠狠地批评了这种吃喝风，竹林乡的乡亲们看到了希望。剧本都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毕必成能写出这样针砭时弊的剧本，一定是深入生活，从生活中寻找灵感的。九江有瑞昌竹编，其中斗笠、丝箩、米筛被誉为“瑞昌篾器三宝”，曾荣获江西省对外贸易厅出口产品供货先进单位。2008年，瑞昌竹编被正式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瑞昌竹编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这也是江西省唯一的参展作品。影片中的竹编与瑞昌竹编有高度的相似性。另外，瑞昌竹编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田先敏和电影中肖望发一样，1983年就办起竹编厂，产品远销欧洲市场。这些相似性不是偶然的，应是毕必成创作的素材来源。

影片的叙事明白流畅，紧扣吃喝的不正之风做文章，有几个场景令人印象深刻，成为经典的影像记忆。听说某领导爱吃猪肝，市场上的猪肝又卖完了，到有猪肝的百姓家求出让又没有得到人家同意，乡长想出了杀猪取肝的主意，把乡食堂两百斤的猪立马杀了。听说某领导要吃宫廷菜肴蒸蜂蛹，肖望发不顾脸上被蜜蜂蜇得青一块紫一块，做出了这道菜。为了领导的“满意”，乡长确实想尽一切办法，食堂的工作人员可以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某领导喜欢钓鱼，就安排到农户的池塘钓鱼，鱼儿迟迟不上钩，这可急坏了旁边陪同的乡长和县长，乡长又生一计，让一个会水的干部潜入水中，把鱼挂到鱼钩上。领导说招待不可浪费，只能四菜一汤，乡长让肖望发想办法，又让领导吃好，又不会破坏四菜一汤的规定。肖望发就用脸盘大的盘子装菜，每人盘子装四道菜，看上去是四个盘子，其实是十六道菜，真可谓费尽心机。这些影像成为记录历史、见证反腐的经典画面。

影片紧紧扣住“吃喝风”这个主题，形神兼备地刻画了农村基层某些官员的生存之道和为官之术。影片的高潮在省里来的郭书记掀翻桌子的那一刻。他看到大吃大喝的风气如此盛行，党风民风都喝坏了，怒不可遏，一把掀了桌子。这代表的是民意，也是影片的高潮，影片也在此戛然而止，给观众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影片表现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竹编作为素材，这是文化属性的体现。非遗的地方特色和悠久传承都为影片增加了文化厚度。

《被告山杠爷》全国公映的时候，毕必成已经离开了人世。作为编剧之一，乡土电影《被告山杠爷》影响巨大，获得过第1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和第1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也引起过争议。故事发生的背景放在四川群山环抱中的堆堆坪，因为是峨眉电影制片厂出品的，以四川农村作为背景。毕必成是什么时候开始构思这个故事，他是如何把这个故事推介给导演范元的，也无从考证了。《被告山杠爷》是范元导演的第一部电影，他是四川人，应是他在构思故事的过程邀请了毕必成的加盟。按本书江西本土电影的定义来说，《被告山杠爷》算不上是江西本土影像。在这里介绍这部影片，是为了说明毕必成作为电影编剧的深刻与创新。

被告山杠爷
电影剧照

一部电影的成功，剧本是基础。《被告山杠爷》构思巧妙，别出心裁，找到了乡村治理作为电影的题材。山杠爷是堆堆坪的最高党政领导人，他全心全意为村民办好事，威望极高，村民也爱戴他。可他又是个人治的典范，认为在堆堆坪村，他就是法，“国有国法，村有村规，如果把一个村看成一个国家，村规就是国法”。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他惹出事端，村民强英吊死在他家门口。她因虐待婆婆引起公愤，山杠爷为惩治歪风邪气，当众处罚了她。强英既不服处罚，又不改正，被捆绑游街示众。当晚，脾气倔强的强英就上了吊。县检察院的同志来到村里调查，发现山杠爷是个大公无私的人，不管是人品还是能力，许多人都赞不绝口。但触犯了法律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山杠爷被戴上手铐，村里的人跪在地上为他送行。

山杠爷是个复杂的人物，不能用“好”或者“坏”形容他，有点像《公民凯恩》的叙事手法，用不同的人不同的眼光去评价他，刻画出一个立体的人物来。影片触及了“人治”与“法治”等深层次矛盾，是个吃力不讨好的题材，影片较好地完成了探讨这个主题的任务，引起人们的思考，引发人们的争论。另外，影像叙事、镜头运用、影像造型非常有地域特色，构思完整，主演李仁堂的演出投入、朴实生动，很有光彩。

《被告山杠爷》作为中国乡土电影，是一部有里程碑意义的电影，它的意义在于提出了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中国广大的乡村治理该走向何方？影片并没有给出完整的答案，它的探索让人深思。

史俊担任编剧的两部反映江西悠久文化遗产的影片是文化乡土电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万年飘香》由史俊担任编剧，由万年县委县人民政府、江西南国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江西昌硕户外休闲用品有限公司、江西宇晟实业有限公司联合录制。这是一部有着鲜明地方特色的乡土电影，讲述了鄱阳湖区万年县稻香农场的干部群众在梅春光的带领下，艰苦创业，把万年贡米的生产田园化、产业化，带动了当地农民致富奔小康。影片巧妙地结合了万年稻作文化的悠久历史、年轻一代新农民的事业和爱情生活，让影片既有深厚的文化品位，又有浓厚的生活气息。特别是影片中展现了不同阶段的耕种稻作场景，既有古老的人力与牛耕，又有现代的机器生产种植，展现了鄱阳湖区美丽的自然风光，正如片子中传达的理念，把贡米的种植生产与风光旅游紧密结合，让观众欣赏了一场稻作文化的视觉盛宴。

电影《山鼓声声》在2011年由武宁县委县人民政府、九江职业大学、江西南国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编剧是史俊和方平。这是一部反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电影故事片，作品巧妙地把武宁打鼓歌保护传承的故事与武宁打鼓歌的悠扬歌声相结合，既阐述了武宁打鼓歌的悠久历史与保护者的艰辛努力，又让人领略到武宁打鼓歌的艺术魅力。武宁打鼓歌早在2008年就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是江西知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影片把故事背景放在“文革”时期。这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一些人把武宁打鼓歌当作“四旧”去清除，而以阮国荣为首的武宁人在恶劣的环境中，写好了传承打鼓歌的文稿，不惜以生命的代价来保护这部文稿。阮国荣一家可称为打鼓歌世家，他的儿子不但传承了父亲的打鼓技艺，还继承了他父亲坚强不屈、刚正不阿的品质。影片把打鼓歌的传承与年轻人的爱情相结合，志同道合者走在一起。影片取景在武宁与九江两地，在这部影片中，武宁打鼓歌演员的本色出演与当地的美丽自然风光是不可或缺的艺术元素，成为赣地影像文化乡土的珍贵记忆。

山鼓声声
电影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