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本土电影发展史及其重要作品

江西本土电影的呱呱坠地还与时代精神有关。

江西本土电影产生的时代，具有昂扬的精神气质。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高潮迭起，整个社会处在一片乐观之中。1956年5月2日，毛泽东提出著名的“双百”立针，这一方针在精神与气度上显示了社会主义文艺意识形态和权威话语的充分自信。“双百”方针被艺术家视为艺术空间的让度和创作自由的施与，艺术家的创作激情空前地被调动了起来。

1956年底，《文汇报》发起了《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的讨论，老舍发表了《救救电影》这样的文章。文中说：“尊重那些写过电影剧本的作家吧。他们之中，有的已写过很好的剧本，有的呢文学修养也许还差一些。应当鼓舞他们，培养他们。我也希望他们不要搁笔，或改行。要坚持下去，在坚持中提高自己。我也希望他们坚强一些，在创作剧本时要求自己不写电影八股；在修改时，不必尽信人言，自己须有个主张。我们都要加强，而不是放松政治思想学习。但是，怎样地表现政治思想，自己心里必须有底，不可生拉硬扯。假若某干部强派我们非添一个呆如木鸡的人物不可，我们便须给他讲讲何谓艺术。双方合作是必要的，但合作不是谁比谁更有权柄的意思。”老舍的文章针对电影剧本的创作生产问题，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办法，提出要尊重作家剧作家的劳动，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和能动性，既要讲政治，又要讲艺术。

电影与戏剧评论家钟惦棐发表了电影史的著名文章《电影的锣鼓》。文中说：“艺术创作必须保证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必须充分尊重艺术家的风格，而不是‘磨平’它。所谓‘导演中心’，乃是指为了克服当前导演在摄制组工作时感觉婆婆过多而且过严，某些艺术描写的细节都要遭受干涉的情景而言。祥林嫂手中的鱼掉不掉？何时掉？这完全是创作人员，首先是导演自己的事。如果这样的事都须由行政决定，要导演干什么？‘导演中心’自然还有组织影片创作，团结电影艺术家们在一起工作并逐渐形成创作核心，形成流派的意义。但它绝不是说，电影文学的基础对导演不具有约束的意义。影片的风格就其最根本的意义上讲，是由电影文学剧本所提供，而由导演所完成的。”

“电影的锣鼓敲起来了，许多电影工作者对我国当前电影工作的弊端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建议，这是党的‘百家争鸣’的政策的最好的收益，也是我国电影新的繁荣的征兆。文化主管部门亦准备对此采取一些有效措施。但组织措施不能同时解决许多创作理论上的问题，也不能够说当制片生产体制一经改革之后，所有电影工作者的电影文化水平便能够立刻大大提高。因之我们很希望这讨论还能继续深入下去，真正为我国电影事业打开一个新的局面。”^[2]

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敲响了新中国电影的战鼓，新中国的电影工作者们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以积极昂扬的姿态投入到电影的创作中。江西本土电影的从无到有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另一方面，江西本土电影的产生还与戏曲改革有着紧密的联系。1949年11月1日，政务院文教委员会设立了戏曲改进局，由田汉任局长，杨绍萱、马彦祥任副局长，下设艺术处、剧目审定处、辅导处、曲艺处等。戏曲改进局的任务就是对旧社会的旧剧进行改革，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新政府戏曲领域工作的核心。旧剧改造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改人，二是改制，三是改戏。1950年11月27日，文化部召开全国戏曲工作会议，周恩来接见代表时指出，要以歌颂人民反映人民的真实生活和教育人民的戏曲报答人民，要把人民的力量鼓舞得更雄伟，这就是戏曲改革的光荣任务。1951年4月3日，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毛泽东为该院题名，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周恩来题词：“重视与改造，团结与教育，二者不可缺一。”提出了党对戏曲工作的方针。5月5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号召“改戏，改人，改制”。(www.xing528.com)

改人就是组织戏曲艺人开展学习。学习包括四个部分，一是学习科学文化。由于旧社会教育的不公平，戏曲艺人大都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文化程度低。为此，各地为戏曲艺人举办扫盲班，建立以剧团为单位的业余文化学习班。二是学习政治，主要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与时事政策教育，教育他们增加对新中国的认识。三是帮助他们戒掉不良生活习惯。旧社会的戏曲艺人长期身居社会底层，没有社会地位，染上了不好的习惯，存在不良嗜好。通过学习，督促他们戒掉不好的生活习惯，帮助他们戒毒戒赌，宣传贯彻婚姻法，提倡青年艺人为艺术事业实行晚婚制。四是帮助他们提高戏曲演艺水平。

改制就是要解决戏曲演出中的制度性问题。改制中首要的是将戏班的体制由班主制改成共和制。旧社会的班主制中，班主是戏班财产的拥有者，他们掌控着戏曲演出的收入，艺人们属于受剥削的地位。共和制的戏班是大家共同拥有的戏班，戏班的财产属于戏班的所有艺人。其次是废除了不合理的制度，如童伶制度。三是城市中剧场的公有制改造。

改戏是对旧戏进行筛选与审查，过滤掉封建的、提倡淫乱享乐色情的戏。对于大量在演出市场深受欢迎的传统剧目，则通过改编，让人物关系的设置、伦理道德的取向和价值观念上更加符合社会主义的价值观。

“无论如何，戏改都是一场对中国戏剧整体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的艺术运动，它的影响之所以如此有力，在短短的几年内得以波及全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拥有上千年历史，广泛分布在有几亿民众居住的数百万平方公里范围内并且有着两百多个剧种的中国戏剧，就在于它用一整套全新的艺术观念与价值标准置换了传统戏剧的观念与价值，而且它用这套单一的观念与价值，取代了中国戏剧广大地区和多剧种原有的丰富多元的观念与价值，这整套观念与价值并不是从中国戏剧的实际状况与历史进程中发展出来的，而完全源于外部。”^[3]江西省的戏改走在全国的前列。早在1949年11月22日，省文联筹备处召开南昌市戏曲工作者座谈会，到会63人，首先由石凌鹤传达全国文联组织经过，并着重指出，旧剧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东西之一，它的内容有许多是不能演的。但在现阶段，旧剧还拥有不少观众，有其一定的艺术价值。今天我们要对旧剧进行改革，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搞清哪些是应该歌颂的，哪些是应该打击的。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便是剧人的自我改造，提高政治水平。这工作做得好，才能够为工农兵服务。

在戏改的背景下，江西文化战线的领导者石凌鹤对江西的旧剧进行改编挖掘，让一批传统剧目重新焕发出光芒。戏改的成果直接催生了像《珍珠记》《还魂记》等戏曲电影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