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电影发展史：两个人的革命情谊

影视艺术的创作摄制真正在江西这块文化资源丰厚的土地与本土的文化资源相互融合，生根发芽，要待到新中国建立以后了。影视生产有它的特殊性，它不但是艺术生产，还是工业生产，是一种需要各个部门参与的综合性艺术。在旧中国，早期江西境内的电影活动，只不过是一些放映或者外来摄制组的摄制活动，并不是真正的电影生产。江西经济文化上的落后难以生产影视作品。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个在党的电影事业中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领导者与电影艺术家回归江西，江西才在影视事业中实现零的突破，迎头赶上，与中国的电影事业保持同步，并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个电影艺术发展的高峰，出现了电影生产的江西创作群，引领全国，引起广泛的关注。

这个人就是石凌鹤。

他的祖父石为玉在大田村创建了“乐陶山馆”，作为传道授业之所。石凌鹤后来在诗中说“记得少年时，乐陶山馆西，惜秋光，步月才归，轻弄竹园深密处，惊醒了宿黄鹂”，可以看出，他在这里度过了美好的少年时光，读书与美景让他乐陶陶。大田村秀美的风景，父亲与祖父严格的家庭教育和熏陶，让他具有扎实的文学功底和为民为国的开阔心胸。当命运把他推到党的文艺工作战线，并以他的才能与忠诚，成为一名出色的文艺工作领导者与优秀的文学艺术家。

石凌鹤（1906—1995），原名石联学，字明敏，江西省乐平市后港大田村人，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生于书香门弟，祖父是晚清贡生石为玉，学识渊博，尤其在古文、诗词方面造诣很深，他对于石凌鹤的影响很大。

当时的旧中国民不聊生，贫穷落后，残酷的现实不能让他沉浸于书本与美景，青年时代石凌鹤就在家乡积极投身革命，追求真理。1942年4月2日，他在乐平率领工人纠察队，活捉了国民党的头目程天放。在国民党4·12反革命政变前夜，坚定地加入了危急关头的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到景德镇躲避追捕，路上遇到了革命家邵式平，两人结下深厚的革命情谊，为他以后重回江西工作留下了伏笔。邵式平鼓励他继续革命，不怕艰难困苦，要坚持到底。他重回乐平闹革命，领导指挥年关暴动。年关暴动失败，他遭到了国民党的全省通缉。为了躲避追捕，他把名字由石联学改为“石炼顽”。1928年11月，他从上海出发，乘坐“长畸号”，东渡日本。在东京，他一边学习美术与话剧表演，一边继续从事革命事业。1929年底，他被日本政府驱逐，重新回到上海。在这里，他将开始一段革命文艺的生涯，涉足进步电影事业，由一位军事革命家转变为文艺革命家。

电影是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最时尚的文化形式。作为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文化，在上海迅速被接受。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摩登文化盛行，而“看电影”成为摩登文化的一部分。在1932年出版的《上海门径》中，有这样一段描述：电影本是外国的一种玩意，自从流入中国后，因电影非但是娱乐品，并且有艺术上的意义，辅助社会教育的利器，所以知识阶级中人首先欢迎，现在一般仕女，对电影都有相当认识了，所以“看电影”算是一句摩登的口号了，学校中的青年男女固然如此，便是老年翁姑也都光顾电影院。电影作为一种外来艺术形式第一次在中国放映就是在上海的徐园，中国的第一家电影院也是在上海出现的。当时的进步力量看到了电影在鼓舞发动群众和启蒙百姓中的巨大作用，并掀起一场电影史上著名的“左翼电影运动”。

左翼电影运动的兴起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的形势做出的正确决策。当时的共产党人敏锐地捕捉到电影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在上海掀起了一场左翼电影运动，石凌鹤正是这一运动的干将。阳翰笙说：“总的说起来，当时的电影界进步力量还是比较薄弱的，战胜不了帝国主义的那一套。而且，那个时候，国民党反动政府不认为美国电影充斥市场是文化侵略。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党对电影这一块阵地很早就予以重视，认识到电影艺术的巨大作用。1924年瞿秋白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我是社会学系的学生，当时，我们学生中有些人想去搞电影。秋白同志就认为，电影作为宣传工具是非常重要的，它无孔不入。……这些，都说明我们的党很早就注意到了电影这一阵地的重要性。”

石凌鹤成长为我党电影工作的领导者之路不是一帆风顺的。1929年12月中旬，他由许幸之介绍进入了中共上海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组织及其领导的上海艺术剧社。他不仅在《炭坑夫》与《爱与死的角色》中担任主角，而且还帮助修改剧本，表现出了极高的艺术天赋。1930年，他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因上海艺术剧社被查，他被搜捕入狱。1932年，党中央文委决定成立上海电影五人领导小组，由夏衍、钱杏邨、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等5人组成，由夏衍任组长，石凌鹤分管电影评论。

作为党领导电影的一个机构，党的电影小组主要着手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分头到上海主要电影公司担任编剧主任或顾问，掌握编剧权；二是通过影评小组积极在上海各主要报纸开辟和占领电影副刊评论阵地；三是广泛联系、影响、团结争取进步的和还处于中间状态的电影工作者。作为分管电影评论工作的领导者，石凌鹤不但是个战略家，制订电影评论计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在意识形态领域同自由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宣传机构展开论战，争夺意识形态阵地，争取进步人士加入剧联；同时，他也是个优秀的影评家，在上海有影响的报纸杂志撰写电影评论，引起了很好的反响。

除了在党的电影小组中担任领导工作，开展左翼电影批评，石凌鹤还是影评人小组的得力干将。影评人小组与党的电影小组是两个不同的组织，它成立于1932年，归属于“剧联”。如果说党的电影小组是归属于党中央的电影领导组织，那么影评人小组则是个行业组织。

影评人小组因为它的开放性与合法性，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批评文章，在上海的各主要报纸副刊上发表。如大公报的《戏剧与电影》、《申报》的《电影专刊》等等。随着电影评论的广泛开展，他们还创办了自己的理论与批评刊物《电影艺术》。

在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的黄金岁月里，影评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左右市场。1933年2月，苏联影片公司到上海放映《生路》（原名《人生大道》），石凌鹤看完以后，即以凌鹤的笔名在《申报·电影专刊》上发表《评“生路”》的文章，文中说：

这剧本的故事，是如何的生动而有力呀！没有恋爱，没有女人的大腿和绅士的高帽或夜礼服，反之，它有的是强壮而欢乐的人群，有的是灿烂而光辉的青春之力的活跃。

这片中的主题是如此伟大。一群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摧残而流离失所的流浪的儿童们，为要在饥寒中挣扎着，为了要活下去，于是不得不从事偷窃，以至于杀人。无疑义的这不是良心或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于是在五年计划的努力建设中，这一群流浪儿也在循循善诱的教育之下而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但是，在他们努力的进程中遇着许多严重的阻碍，然而因为他们有着坚决果敢的精神与明了的认识，终于在几次的牺牲之后而达成功。^[1]

没想到，文章一发表，在上海引起了极大轰动。街头巷尾纷纷议论，人们争先恐后，欲一睹为快。该影片公司还以石凌鹤文章中的两句话“没有女人的大腿，没有绅士的高帽”作为影片的广告词。该广告词作用巨大，据说，后来一天连演6场，场场爆满，黄牛手上的票卖到三到四元一张。

在石凌鹤的评论文章的推动下，不管是苏联影片公司，还是《申报》的老板（该电影在他报纸上做广告），都十分高兴，他们的收入大增。但更重要的是，在石凌鹤文章的发酵下，一场电影史上有名的论战——软硬之争越发激烈。

20世纪30年代电影理论界发生的关于软性电影的论争，并不直接代表官方的意见。论争缘起于文人黄嘉谟及刘呐鸥、穆时英的一些文字。1933年3月1日，刘呐鸥、黄嘉谟主办的《现代电影》杂志在上海创刊。该年《现代电影》第1卷第6期（12月1日）发表黄嘉谟的《硬性影片与软性影片》一文，强调电影是“软性的”，黄嘉谟在1934年6月28日至7月4日的《晨报每日电影》上发表《软性电影与说教电影》，认为电影应该首先重视艺术表现力，而不应像左翼电影那样一味地呈现无趣的内容和说教，争论由此而起。

《硬性影片与软性影片》首次抛出了“软性电影”的提法。该文称电影是给眼睛吃的冰淇淋，是给心灵坐的沙发椅，电影是软片，应该是软性的。

这篇评论文章对于那些提倡“眼睛吃冰淇淋，心灵坐沙发椅”的“软性电影”论者是一次迎头痛击。3月，国民党御用文人主办的《现代电影》杂志发表一系列攻击左翼电影运动和鼓吹“软性电影”的文章，攻击《生路》是赤色宣传。于是，国民党方面以姚苏凤为首，左翼方面以石凌鹤为首，在电影方针、方向上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这就是中国电影史上有名的“凤鹤之啄”。

石凌鹤除了主持《申报·电影旬刊》外，还负责编辑了《现代戏剧》《舞台·银幕》《戏剧·电影》等刊物。充分利用自己的阵地，不失时机地组织和发表左翼作家及进步人士如郑伯奇、沈端先、阳翰笙、阿英、尘无、章泯、张庚、宋之的等人的影评文章。这些刊物，很有特色。其中的许多主张和见解，即使对今天的影视界，也是至理名言。他在《告中国电影艺术家》一文中说：“无疑义的中国电影现在还止在募仿时期中……资本主义发达到最高点的美国，一般为娱乐而去电影消遣的人们，所需要的是美人的大腿和使人沉醉的多角恋爱……以此来麻醉观众……”作者呼吁，中国电影艺术家停止他人的摹仿，努力自己的创造，抓紧观众生活的需要，指明他们的出路，以正确的立场来解释社会现象，将电影艺术作为民主教育的有力工具。

1936年底，石凌鹤发表专著《世界电影导演论》，论及世界著名导演30多人，又著《世界电影明星评介》，评介明星百余人。在中国影评史上第一次接触世界影坛，把世界电影介绍给国内的观众。

“凤鹤之啄”，国民党御用文人一败涂地。石凌鹤更是成为中国影评界的权威。特务们注意石凌鹤了，准备对他下毒手。多亏《申报》老板的秘书钱伯涵相告，石凌鹤匆匆离开《申报》，才幸免于难。

石凌鹤作为影评人小组的得力干将，从1933年2月到1936年底，用各种笔名发表影评文章一千多篇，约300万字之多，成为了中国影评界的翘楚。他的文章既有思想性，又注意文学上的活泼、生动有趣，在介绍影片时，既肯定其优点，又指出其不足，对那些黄色、低级、庸俗的影片给予有理、有节的批评与斗争。他积极地介绍和宣传苏联影片，激励和鼓舞中国人民相信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美好的制度。他把《电影专刊》办成团结一切进步力量的园地，并与其他进步报刊副刊及文艺刊物的编辑，不定期地交流情况和经验，与反动文人进行斗争，发挥刊物应有的作用。

石凌鹤在电影领域的领导才能与艺术才华在党内是有目共睹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北上京城，原本可以接受任命，成为一名新中国的党的电影领导者。但他出于家乡情怀，最终接受了邵式平省长的邀请，回到了江西。

江西电影的发展离不开江西浓厚文化氛围，而这种浓厚文化氛围的形成需要一个领导人。邵式平省长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事业的卓越的领路人。

邵式平（1900-1965），江西弋阳县邵家坂人，他为人所知的，是我党我军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他其实是个儒将，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地系，曾是北京学联的总务长。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亲自点将，由他出任江西省长。

邵式平省长历来十分关心文艺工作。早在革命战争时代，他和方志敏、黄道一起领导了革命戏剧运动，使赣东北成为全国苏区红色戏剧三大活动区域之一。1921年，他同方志敏、黄道等同台演出了大型歌剧《政权》，1929年冬，又在贵溪县同台演出了方志敏创作的四幕话剧《年关斗争》。1931，邵式平亲自创作了《红军歌》在军民中广为流传。解放后，邵式平把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列入重要工作日程，高度关注，精心指导，不愧是江西文艺事业的卓越领导者。下面列举邵式平省长热心文化，关心文艺的一些事例。

邵式平对新中国成立初江西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一是稳定演出市场。新中国成立初，南昌市有9家私营剧场，演职人员1000余人，这些戏老板对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在开业演出上持观望等待的态度，有的准备关门。戏剧演出出现冷落萧条的景象。

邵式平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指示南昌市市长邓飞，要抓一抓。第二天，邓飞即以南昌市人民政府市长的名义下了大红请帖，召开座谈会，座谈会由邓飞市长主持，会议中间邵式平去讲了话，他讲了两点，一是讲了党对私人剧院的政策，允许发展，二是讲了劳资政策，要看重演职员。通过执行党的政策，南昌舞台搞得有声有色。(www.xing528.com)

会后，民乐剧院带头，把著名的李万春京剧团请来了，江西剧院把赵燕侠的燕鸣京剧团请来了，童芷苓、童寿苓等也请来了，南昌市剧场一时出现了京剧热的场面。20世纪50年代，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等到了南昌，谭富英、马连良、裘盛戎、张君秋也来了。谭、马、裘、张还曾同台演出过一场《二进宫》，一时明星荟萃，轰动南昌。

在邵式平的亲自关心下，戏剧演出市场保持了繁荣的局面，并没有因为政权的交替出现动荡。这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智慧与远见。戏剧演出市场的繁荣稳定体现着民心向背。

邵式平对江西文化的第二个贡献对代表江西文化、具有代表符号性质的艺术种类给予支持与保护。如南昌采茶戏已有150多年的历史，但也存在一些封建糟粕，在新中国成立初存在要不要保留的争论。他提出对采茶戏要“保留下来，逐步改进”八个字。在这八字方针的指导下，解放初采茶戏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为了增加江西话剧团的影响力，1959年，邵式平还向周总理发出邀请，希望题写“江西省话剧团”的团名，周总理欣然同意。邵式平对文物保护工作也十分重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南昌起义纪念馆、江西革命烈士纪念堂、江西省博物馆都是他提议建设的。南昌滕王阁重修问题，一直萦怀在他的心间。解放不久，他就主持省政府会议，认真讨论过人大、政协会议关于重建滕王阁的提案。1956年，他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期间，为重建滕王阁四处奔走呼吁。由于当时国家财力困难，省委决定由地方集资重建，并将重建滕王阁工程列入1958年省计划工程项目。可是，其时正值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之狂热时期，紧接着是三年自然灾害，建阁工程只能搁置一边。

邵式平对江西文化的第三个贡献就是亲自参与文艺创作，繁荣文艺。作为毕业于北师大的高才生，邵式平喜欢文化。1958年，邵式平提出，地要绣花，人要文化的口号，省委领导同志带头从事革命回忆录和革命故事的写作。邵式平写了《两条半枪闹革命——红十军初创时期的片断》《枪的故事》。1961年4月上旬，邵式平又发出了关于在农历谷雨节期间开展支援春耕生产文娱活动的建议。4月10日，省政协副主席潘震亚主持由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大家热烈讨论，一致拥护邵式平的这个建议。从此，一年一度的谷雨诗会，成为江西各界人士的盛大文艺活动。他自己也为谷雨诗会创作了不少诗歌。

邵式平对江西文化的第四个贡献就是招揽人才。对于电影事业来说，邵式平省长主要是招揽人才。人才是一切事业取得发展的关键，邵式平省长作为英明的领导者，他深知这一道理。

吕玉堃留在江西是邵式平的主意。吕玉堃是资深的电影演员，1934年毕业于上海剧院乐剧训练班，开始从事话剧表演，1939年进入电影圈。先是在上海合众影片公司和国华影片公司任演员，主演《梅妃》《金粉世家》等影片。1942年后在中联、华影任演员，1946年赴香港任大中华影业公司演员，1949年为大同影业公司主演《梨园英烈》。参加拍摄了电影《二百五小传》《秋海棠》《爱情啊你姓什么》《金色的晚秋》《郑板桥》《中国兰》等十几部电影电视。新中国成立前他总共饰演过五十多部电影，是成就斐然的电影艺术家。

1950年，吕玉堃作为著名话剧演员率上海实验话剧团来南昌，在民德路200号大世界剧场演出《龙须沟》，他演二疯子，邵式平看了，认为演得十分成功，他对陪同看戏的石凌鹤说，我们江西没有话剧团，你同吕玉堃是老相识，要千方百计做工作，把这个剧团留在江西。1953年，吕玉堃率领大众剧团，集体参加了江西话剧团，向国庆10周年献礼时，该团还演出话剧《八一风暴》，受到好评。1959年、1979年，《八一风景》两度进京，反响很好，1981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改编为故事片《南昌起义》。

当然，邵式平引进的重量级的人才就是石凌鹤。

凌鹤本可以不回江西的。

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领导党的电影事业，1949年初，石凌鹤接到上海党组织的通知，辗转回到上海，迎接解放。5月28日，进入上海军管会，协助夏衍接管上海的文化机构，恢复和发展文化事业。6月18日，上海戏剧电影工作者协会正式成立，石凌鹤被推选为领导成员之一。7月，他以上海戏剧、电影界代表身份和夏衍一起赴北平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首届代表大会。

文代会结束，石凌鹤已经分配到中央文化部电影局担任领导，夫人高履平则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工作。这一年石凌鹤43岁，正是年富力强大展身手的时候。新中国的电影事业需要他这样懂业务又久经考验的领导者。文化部的领导认为他是无可替代的，期望他在新中国的电影发展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他自己同样踌躇满志。

一次老乡的会面，改变了石凌鹤的人生轨迹。

他与邵式平都是赣东北人，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相识相知，互相鼓励，成为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

1949年的一天，邵式平来到北京开会，见到了正准备去文化部电影局上任的石凌鹤。两位革命战友相见，来不及寒暄，直接谈及主题。

邵式平作为一省长官，面对百业待兴的局面，急需人才，特别是石凌鹤这样德才兼备，在大上海声名远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经受过考验的人。

作为战友与老乡，他不用拐弯抹角。

当邵式平提出让石凌鹤回家乡工作时，他并没有犹豫。他愿意放弃优厚的工作机会，回到当时一穷二白的江西。

确实，江西与北京相比，相差不只是一大截。促使他回到江西的，是江西的文化和江西的人。

他出生在赣东北的乐平，那里的戏曲文化浓厚，从小受戏曲的滋养，他热爱当地的饶河戏。

他从小就对方志敏心怀敬意，他执意要回江西，心中还有一个秘密：就是要写方志敏。他与方志敏虽然没见过面，但神交已久。

但他的任命还需要组织安排，原先文化部党组已经找石凌鹤谈了话，离正式任命只差一步报到了。

邵式平信心满满，他说这没有问题，他会找周扬说情去。

邵式平是为江西老区的百姓说情，求贤若渴，得到石凌鹤这样的人才是江西人之福。

邵式平估计错了，周扬并不同意。他的理由是：石凌鹤是我党最早的电影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现在，小组的成员如夏衍等大都在上海，文化部电影局没有一个内行来具体管理，怎么成呢？

邵式平打出老革命根据地这块牌子，他说起江西人民为中国革命作的牺牲，说起江西的百废待兴，急需人才。

这一招很奏效，周扬同意了。

石凌鹤回到江西后，省委即任命他为省文联筹备处主任，1951年4月江西省第一次文代会召开，石凌鹤当选为省文联主席。1952年底，江西省文化事业管理局成立，石凌鹤调任副局长，后任局长兼党组书记。士为知己者用，邵式平求贤若渴，知人善任，尊重信任石凌鹤，放手支持他的工作；石凌鹤也非常敬重邵式平，出色地充当了省委省政府抓文艺工作的参谋和助力。

现在看来，这个历史的转折，也在情理之中。一个艺术家，特别是有成就的艺术家，最大的特点，就是深沉的爱，常人所缺乏的那种刻骨铭心的爱。正是这种对故土、对亲人的爱，造就了石凌鹤的后半生的另一番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