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手有两只，一只是亚当·斯密那只，还有另一只。
“看不见的手”是一个隐喻，亚当·斯密（Adam Smith）用来描述这样一种原理：于个人行为的非故意的结果，一种能产生善果的社会秩序出现了。虽然斯密在他的著作中从这种意义使用“看不见的手”这个词只有三次——一次是在《道德情操论》中，一次是他谈到早期宗教思想时，他幽默地写到希腊神话中朱庇特“这只看不见的手”。一次是在《国富论》中，但是这个隐喻所表达的思想是渗透在他的全部社会和道德理论之中的。
230年以来，无数人渴望从书中挖掘有用的东西，最终发现了一句话“看不见的手”。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每个人都试图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来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清楚增进的公共福利有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个人的利益，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达到另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个人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效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
各自的目的基于价值制造时，会出现整体的提高，而各自的目的基于价值转移的时候，无论是手段升级，还是力量升级，都会出现整体的下降。
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基于价值制造，而另一只则基于价值转移。
凯恩斯和哈耶克基于亚当·斯密之手起争执的时候，却无视另一只手，经济平衡很难实现。
凯恩斯全面地论述了其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认为“萨伊定律”并不成立，供给不能自动创造需求，资本主义经济也不能自动地达到均衡。因为，在边际消费倾向一般比较稳定的情况下，人们总是把所增加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储蓄，而不是消费，这使得有效需求经常地表现为不足，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难以自动实现均衡。所以，为了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凯恩斯主张放弃经济自由主义，代之以国家干预的方针和政策。国家干预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实现赤字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以公共投资的增量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增加公共投资和公共消费支出，实现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这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有效方法。由此而产生的财政赤字不仅无害，而且有助于把经济运行中的“漏出”或“呆滞”的财富重新用于生产和消费，从而可以实现供求关系的平衡，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不平衡依赖输血，问题是能一直输下去吗？
经济被控制了，不相关的努力还有用吗？
哈耶克早期以研究货币和经济周期理论成名，提出货币投资过度理论。他认为经济周期的根源在于信贷变动引起的投资变动。银行信贷的扩大刺激了投资，一旦银行停止信贷扩张，经济就会由于缺乏资本而爆发危机。他相信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有一种自行趋于稳定的机能，反对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他把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滞胀的出现归罪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哈耶克一直反对社会主义，反对计划经济，认为社会目标是个人目标的总和，社会目标不能抑制个人目标。而社会主义贬低人的个人目标，而遵从于社会的目标，限制了利己的动力。
鱼说的自由，其实和虾米说的不是一个意思。消除对掠夺的干扰，才是自由。
群斗自由秩序（自发秩序）的结果经常是大鳄。
投机资本和实体经济谁更有竞争力？
回答如下：“为什么会有经济危机？实体经济输了。”
其实，没有经济危机，实体经济也是输面居多。
钱赚钱，赚得越多说明金钱成本越高。
消灭做事的动力还是消灭做事的基础？
无视这两种理论的片面或者没有应对的措施，马上就会看见不同种类的机会主义者的笑脸。
控制、自由、宏观调控、微观调控各不相同。
金钱能量巨大，在初期市场，大家都没钱，只要把钱聚起来，人力、设备、资源的规模能够更有效率地制造价值来钱赚钱。而后期市场，大家都不怎么缺钱，把钱聚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制造价值的优势，这时候钱会做另一件更容易的事——价值转移（这个时候金钱力量的位置，转移价值更容易）。不过，当用钱赚钱很好赚的时候，一定会有做事赚钱变得非常艰难的跟进，再接下来就是钱在四处游荡，事未起就掠灭了，钱赚钱也不好赚了。
和谐社会是人人有事做，金钱和权力都能集合人的力量提高效率。但是，它们却有可能产生一个副作用，就是使一些人低于能做事的门槛，而另一些人用不着做事了，并把这个转移成了人们努力的目标。事要少，钱和权要多。
商可促进流通，也可卡死渠道，金融的目标是增强实体的流通和效率，但是，因为其本身强大的力量，结果却有可能毁了实体。金融杠杆是非常厉害的，杠杆压倒性的优势正是金钱凝聚的力量，是凝聚，钱比人更容易。但钱并不能单独起作用，所以，实质还是散众与紧密群体之间的互动。在房价的决定因素中涨跌方力量并不对等。有意思的是，离开民众的“支持”就不会有权贵，但权贵也分以价值转移为主的和以价值制造为主的两种。(www.xing528.com)
聚起来的钱，可以促进更多的事发生，也可以抑制很多事无法进行。
经济平衡的基本问题。
你的收入可以储蓄，而你的生产是否也可以储蓄？
我们的产品周转得越快越好，好的企业零库存；我们的储蓄越多越好，这是很矛盾的。
通常，我们用金融盘活储蓄，但是金融的作用增长应多于消耗，否则是亏本，理论上并不能解决消耗的问题（这中间有个账面和实际的问题）。
100产品≠70消费＋30储蓄
100产品＝70消费（这样也行不通）
结果是100产品＝70消费＋30别人消费
再结果就是100产品＝（70消费＋30取款＋30别人消费）×经济系数
股市涨跌，赢亏来了，通胀和紧缩的效果更大，不管和不和金融相关，都会受影响。十年前的100元，存银行是一二百多元，不存银行就是100元，不过，不管一二百多还是一百，都管不了十年前的用。
这个别人消费是价值转移，也是金钱成本之一。
最后，最有制造力的人都去做了别人，例如英国由工业大国变成金融大国。
大英帝国既然已经拥有了广大的海外殖民地和廉价的劳动力，可以从全世界获得廉价的农产品，传统的工业和农业已经不像工业革命时期那么重要。投资开始流向贸易和放贷，而不是投入工业制造业。进行贸易和金融贷款的金融资产者（而不是国内农业主）的利益自然成为头等大事。
1846年《玉米法》废除，帝国的金融商业急剧发展。然而大英帝国赖以崛起的工业技术却因投资的转向，在短短数十年间迅速衰退。一个新的工业后起之秀却在此时挟科技和工业之利迅速崛起，这就是采纳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经济学理论的德国。
在俾斯麦领导下，德国开始建立庞大的铁路网，给国内的工农业发展施加关税保护。从1850年到1913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5倍，人均国民收入增加了250%。与英国依赖贸易不同，德国的迅速发展建立在工业技术进步和教育、职业培训基础上。在产煤量、钢铁产量这些过去英国引以为自豪的指数上，德国迅速超越英国。而德国的化工、电力及工业设备制造领域则让英国汗颜。
然而英国人崇尚的自由贸易并不是如詹姆斯·威尔逊宣称的那样，反对在国与国之间制造“交流壁垒、猜疑、仇恨和妒忌”。
日不落帝国的自由贸易基础既然是庞大的殖民地，以及银行、航运、工业和政治军事一体化的庞大网络系统，那么英国的外交必须且只能维护垄断者的地位——所谓“霸权”。这让英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永远不是合作，而是制衡。[2]
如果没有别人的消费，储蓄是个问题；如果有别人的消费，储蓄还是个问题。
储蓄是个问题，没有储蓄也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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