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个体、群体、文化的变量影响人类行为

社会心理学本身有两派意见的对立，一派是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一派是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

从社会心理学诞生之日起，以罗斯为代表的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和以麦独孤为代表的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后来又出现了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等。社会心理学不同研究取向有各自不同的基本特点。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试图从个人的人格结构中求得对人类社会行为的解释，强调个体变量的重要性；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通过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社会化等“塑造群体”的因素来研究人们的社会互动，并进而达到对人类行为本质的解释，强调社会群体变量的重要性。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是从文化因素入手探索有关人类行为的解释，强调文化变量的重要性。但是，个人、社会、文化是紧密联系而不可分割的，彼此之间的互动是持续不断的。要充分准确地描绘人的社会行为，单一的研究取向是难以实现的，必须建立一种综合的研究取向才有可能。从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开始，欲图将社会心理学的不同研究取向加以整合的努力得以具体实施，尽管许多人做了大量工作，但学科间的联姻却未能获得预想的成功。

社会心理学和群体心理学相比较，社会心理学可以包含一些群体的内容，而群体心理学会把社会当作一个特殊的大群体对待。

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个体和群体的社会心理现象的心理学分支。个体社会心理现象指受他人和群体制约的个人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如人际知觉、人际吸引、社会促进和社会抑制、顺从等。群体社会心理现象指群体本身特有的心理特征，如群体凝聚力、社会心理气氛、群体决策等。

社会心理学的名字比较有气派，但这个比较气派的名字虚化了那些能够对心理起作用的重要因素，显得泛泛而谈。换种说法，看上去很丰富，但社会对个人心理影响一旦具体化就非常的皮毛，所以，至今也没有形成有影响力的理论体系。

元首和市长都是社会影响力最大的人之一，对个体心理起的作用却不一定比上司多。

我们的研究表明，这些标准并未切中要害。我们并不否认这些针对员工的举措的重要性。而只想强调，你的顶头上司——经理才是重要的。^[2]

群体心理学的名称显得比较小气，群体只是社会—群体—个体的中间变量。但这个中间变量并不是简单地承上启下，而是社会最大力量的原因。

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个体很难撼动社会；对极少数举足轻重的人来说，说一句话，威震四方，但就是这些人也是要通过一定的小群体的层层传递才能发挥社会作用。

人是社会性动物。对我们来说，社会是通过一部分人和我们相互作用。我们受这部分人影响，也影响这部分人。这部分人重点在于心中占位，而心中占位的原因是其结构化。跳过这部分人研究社会心理学，能够比较容易地寻求分类差异，但也容易丢失因由。

所以，有了群体这个中间变量以后，产生两个区别：

变化的群体，产生变化的个体和变化的社会——动态。

组合、构建金字塔——群体心理是心理力量之最。

人群和人群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在西方有效用的方法，到了东方就不行？

反之，亦然。

或者更小的范围，山北、山南、江东、江西。

更小的范围，朋友、闺蜜。

只要两个人以上，心理就会有变化。

由于人生理结构相同、感观近似，而且生活环境相近的人连感观积累都是相近，所以，人对人很容易有共感，也最容易受影响，而且一旦形成群体，影响力是倍增的。

亲属、同事、领导、朋友、导师、偶像（不一定认识但在心中占位极大）、服务人员、媒体、上下链、陌生人群（村和城市大大不同），最终，不同群体的影响。

如果没有社会，群体就自建一个，如果有社会，一定会通过群体，点滴反复，作用甚大。

在现代社会心理学里，从众是一个比较著名的群体心理学名词。

从众是在群体影响下放弃个人意见而与大家保持一致的社会心理行为。

什么样的情况下人容易产生从众心理

一、当情境模糊不清时

这是最关键的变量，决定着人们在多大程度上会以别人作为信息的来源。当你不确定什么是正确的反应、适应的行为、正确的观点时，你将最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你越是不确定，就会越依赖他人。

二、当情况处于危急时刻

危急是另一个促使人们以别人作为信息来源的因素，而且常常与模糊情境同时发生。在危急时刻，我们通常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但我们又需要立即行动，因此我们就很自然地去观察别人的反应，然后照着做。

三、当别人是权威人士时

一般而言，一个人在他人眼里越有权威，则在模糊情境下别人越可能跟从于他。例如，一名乘客看到飞机的引擎正在冒烟，他可能会去观察飞机乘务员的反应，而不是他身边乘客的反应。

四、个人在群体中的地位

个人地位的高低可在群体结构中得到反映。居于较低地位的群体成员常常感到来自高地位者施加给他们的从众压力，人们往往愿意听从权威者的意见，而忽视一般成员的观点。高地位者之所以能影响低地位者，使之屈服于群体规范，是因为他被认为有权利和能力酬赏从众者而处罚歧异者。此外高地位者比低地位者显得比较自信能干、经验丰富，能得到比较多的信息，这样，就赢得了低地位者的信赖。因此，一般来说，群体中那些地位越高的人，越不容易屈服于群体的压力，反之，个体的地位越低，就越容易发生从众行为。

五、群体凝聚力

一般情况下，群体的凝聚力越强，群体成员之间的依恋性、意见的一致性以及对群体规范的从众倾向就越强烈，个体越有可能为了群体的利益而放弃个人的意见，与群体的意见保持一致。相反，如果群体是一个松散群体，群体成员之间的意见存在分歧，则群体中个人的从众行为就会大大下降。

六、群体规模

群体规模影响从众行为，但也并不是群体规模越大则群体带来的压力越大。研究表明，群体规模一般在3～4人时对群体成员的从众行为影响最大。

从众是最省能量的通道。在一个未知的领域跟随大多数人，是比较节省力气的，学习资源相对较多，同时，也会取得同向支持与逆向冲突在数量上的优势。

在最初的选择以后，群体对个体始终存在着抑制和支撑，主要是抑制和支撑的多少。群体在数量上的优势，即使不针对对抗，消耗也足以完成抑制；反过来，就是隔三岔五地不断施加。另外，群体中的高能量个体总是特别主动。

想象一下，大男人穿着比基尼走在大街上的感觉。当然，在苏格兰的盛典上不穿裙子才是不合群。

但是，在专业领域或者已经积累了大量经验的时候，不太有人从众了，因为，最省能量通道，并不意味着最好或者最合意的通道。

群体的一致性，心理构建也是一种说法。大家的建材相近，很容易建造相近的结构，这个建材是感受的近似。这与从众有关，又有区别。

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是个好名字，是重要却因意识不到而易忽略的领域，只是其内容并不是望文生义的这个。

集体无意识是瑞士心理学家、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用语，指由遗传保留的无数同类型经验在心理最深层积淀的人类普遍性精神，在1922年《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一文中提出。荣格认为人的无意识有个体的和非个体（或超个体）的两个层面。前者只到达婴儿最早记忆的程度，是由冲动、愿望、模糊的知觉以及经验组成的无意识；后者则包括婴儿实际开始以前的全部时间，即包括祖先生命的残留，它的内容能在一切人的心中找到，带有普遍性，故称“集体无意识”。

高出水面的一些小岛代表一些人的个体意识的觉醒部分；由于潮汐运动才露出来的水面下的陆地部分代表个体的个人无意识，所有的岛最终以为基地的海床就是集体无意识。

荣格注意到了意识的条件，但仅指向了“婴儿实际开始前”，而中枢神经的生物结构功能靠下固定、靠上可塑，因此，需配合地域社会环境的因素才是意识条件的全部。意识前提条件制约了群体意识的方向和大小，集体前意识力量是无意识的，但只是无意识力量的一种。

第二种是群体组合无意识力量，因个体意识方向和大小的各自不同，一经群体组合，方向和力量都会变化，其中一些力量会倍增，多数则是分散边缘化，就是有意识也无效，自我反馈的动态增强和一哄而散都是有可能的。并且方向还可能出现与所有人的意识相左或错位，如劣币驱逐良币。这个组合后的属性经常越出人们的意识范围，而成为无意识。

这个群体无意识盲区的力量非常大，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却造成和想不一样的结果，并在意识之外成为社会问题的主因。

比如西门豹之死，原因是他在兴办十二渠时，征用了大量民工，加重了百姓负担，引起了民怨。当地乡官豪绅乘机大进谗言，千方百计陷害他。魏文侯轻信谗言，西门豹用事实说服了他，免了要害之罪。但魏文侯的儿子武侯继位后，西门豹却仍惨遭杀害，含冤死去。

祭河伯时行为利益的群体意识与社会等级地位同向，而修河渠时付出收益与群体意识不同向，接下来还有静惯性与动惯性。总之，不仅是个体的方向、大小各不同，而且是不同组合，力量结果不同。(www.xing528.com)

需要注意的是，群体感性意识与群体理性意识都不会是纯的，而是一个百分比的问题，故群体意识的方向强度和力量大小也是矢量的。

无意识总是费解的，因为，它不等同于没意识，也不等同于前意识、潜意识、超意识、暗意识。意识属性，有效无认。

接下来还有第三种，群体潜意识力量，来自于个体意识与潜意识的冲突。意识问题既容易认知也容易确定，但游离在主控之外的潜意识一旦集合，会变成说起来是这样，其实不是这样。

群体前意识力量、群体组合无意识力量、群体潜意识力量分别来自内外环境、组合、集合，各不相同，但都是动词意识不到的名词意识的隐秘。

归因是社会心理学里另一个著名的个体心理学名词。

归因是指人们对他人或自己行为原因的推论过程。具体的说，就是观察者对他人的行为过程或自己的行为过程所进行的因果解释和推论。自海德提出归因概念和理论至今，归因始终是社会心理学的热点研究领域。

如同动机理论对动力的淹没，归因理论用少量的思维表象掩盖了态度的主体，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在有意无意地调整能量流，而归因只是特殊的高级控制和调整。

我们对动物的群体很有研究，并把这个称为动物社会行为，而人的特殊在于意识延伸，也因此产生了不对称性和不确定性。群体是个人心理变化的重要因素，群体心理又是社会变化的重要因素。社会对心理的作用是什么？虽说社会细分是群体，群体组合就是社会，但心理和社会之间含糊的关系，不仅在于脱节，而且在于被动，在心理形成过程中主动和互动才是主因。

人们热衷于强大的自上而下的统治力，但不管是社会底层还是顶层，都是通过群体来影响社会的。反过来，社会却是自下而上的金字塔堆建，这其中少见社会心理学理论，企业的团队建设理论中也少有心理学的影子。但是，近似的个人如何会形成不同的群体，近似的群体又如何能形成不同社会？这个过程不缺乏心理，且是原动力。

第一个实例：

工程师：我昨晚想，这几天我们装配X零件所遇到的困难，可能是由于在装配前没有先把零件洗干净。

工人：这个意见可以试试。

工程师：我挑选了几种洗涤溶剂。这里有50个零件，你是否试一下，看看结果怎样？

工人：我试了以后，将结果告诉你。

事情很顺利地得到解决。

第二个实例：

在另一个场合，该工人碰到一名陌生的工程师，手里拿着几个零件，做了个手势，意思要这工人改用新零件来装配部件。

工人即随便拿了个新零件，漫不经心地进行装配。结果通不过检验，于是她退给了工程师，带着胜利的口吻说：“它不顶用。”^[3]

对抗和叠加是永恒的话题，是人和人之间的心理。不同的群体结构不但力量可以不相等，智力也能不相等，选择与强迫，主动与被动。

自然影响和社会影响作为因很容易区分，但是作为果很难界定，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定性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定量的问题。在某一方向的影响，要看谁刷得更多，谁刷出的差更多？

生活在封闭的原生态社会、生活在小镇和生活在大城市的自然和社会的影响大大的不同，而生活在同一环境下，如果位置不同、地位不同，所受的影响也是不同的。所以，到底是自然因素还是社会因素刷出的更多？社会因素中又包含了社会的物质因素和社会的精神因素，两者也不一定绝对分得开，比如我们的传统文化有时就是通过文物来施加精神影响的。当然，这样分类并不利于心理分析，因为对心理来说，是不是文物不是主要的，能量因素的多少，才是主要的。

社会影响中社会关系无疑是很大的变量。其实，用群体结构来代替社会关系，更能体现关键的因素。社会关系通常把握不住重点，也缺乏量化对衡。

比如，父亲在社会关系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但在群体结构中，父亲随着人的生长周期对心理的影响权重是不断变化的。去社会定义后，我们可以更好地排除意识刻板的影响，分析人际间意识和感受的不同作用。

再来看一看著名的霍桑实验。

照明实验：

时间从1924年11月至1927年4月。

当时关于生产效率的理论占统治地位的是劳动医学的观点，认为也许影响工人生产效率的是疲劳和单调感等，于是当时的实验假设便是“提高照明度有助于减少疲劳，使生产效率提高”。可是经过两年多实验发现，照明度的改变对生产效率并无影响。具体结果是：当实验组照明度增大时，实验组和控制组都增产；当实验组照明度减弱时，两组依然都增产，甚至实验组的照明度减至0.06烛光时，其产量亦无明显下降；直至照明减至如月光一般、实在看不清时，产量才急剧降下来。研究人员面对此结果感到茫然，失去了信心。

从1927年起，以梅奥教授为首的一批哈佛大学心理学工作者将实验工作接管下来，继续进行。

福利实验：

福利实验是继电器装配测试室研究的一个阶段，时间是从1927年4月至1929年6月。

实验目的总的来说是查明福利待遇的变换与生产效率的关系。但经过两年多的实验发现，不管福利待遇如何改变（包括工资支付办法的改变、优惠措施的增减、休息时间的增减等），都不影响产量的持续上升，甚至工人自己对生产效率提高的原因也说不清楚。

后经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导致生产效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如下：

1.参加实验的光荣感。实验开始时6名参加实验的女工曾被召进部长办公室谈话，她们认为这是莫大的荣誉。这说明被重视的自豪感对人的积极性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2.成员间良好的相互关系。

访谈实验：

研究者在工厂中开始了访谈计划。此计划的最初想法是要工人就管理当局的规划和政策、工头的态度和工作条件等问题作出回答，但这种规定好的访谈计划在进行过程中却大出意料之外，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工人想就工作提纲以外的事情进行交谈，工人认为重要的事情并不是公司或调查者认为意义重大的那些事。访谈者了解到这一点，及时把访谈计划改为事先不规定内容，每次访谈的平均时间从30分钟延长到1-1.5个小时，多听少说，详细记录工人的不满和意见。访谈计划持续了两年多。工人的产量大幅提高。

工人们长期以来对工厂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方法存在许多不满，无处发泄，访谈计划的实行恰恰为他们提供了发泄机会。发泄过后心情舒畅，士气提高，使产量得到提高。

群体实验：

群体实验是银行电汇室研究。

梅奥等人在这个试验中选择14名男工人在单独的房间里从事绕线、焊接和检验工作。对这个班组实行特殊的工人计件工资制度。

实验者原来设想，实行这套奖励办法会使工人更加努力工作，以便得到更多的报酬。但观察的结果发现，产量只保持在中等水平上，每个工人的日产量平均都差不多，而且工人并不如实地报告产量。深入的调查发现，这个班组为了维护他们群体的利益，自发地形成了一些规范。他们约定，谁也不能干得太多，突出自己；谁也不能干得太少，影响全组的产量，并且约法三章，不准向管理当局告密，如有人违反这些规定，轻则挖苦谩骂，重则拳打脚踢。进一步调查发现，工人们之所以维持中等水平的产量，是担心产量提高，管理当局会改变现行奖励制度，或裁减人员，使部分工人失业，或者会使干得慢的伙伴受到惩罚。

这一试验表明，为了维护班组内部的团结，可以放弃物质利益的引诱。由此提出“非正式群体”的概念，认为在正式的组织中存在着自发形成的非正式群体，这种群体有自己的特殊的行为规范，对人的行为起着调节和控制作用。同时，加强了内部的协作关系。

1933年，梅奥出版了《工业文明的人类问题》。

实际上访谈不只是发泄的作用，还有克里克原则中的激发和凝聚的作用。

另外解释一下霍桑效应：

所谓“霍桑效应”，就是指那些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别人观察的个人具有改变自己行为的倾向。

被不同的人观察，比如老板、同事、下级、异性、视觉感较好的陌生人、视觉感较差的陌生人、熊孩子，甚至是老虎、狼、羊等，人会有不同感觉。因为，在被观察过程中，人可能自动产生一些心理预期和防卫，重要的时候产生意识预期和防卫，而不重要的时候产生无意识预期和防卫。这些大大小小的预期和防卫是觉知外界能量体引起内部能量的变化，当然会改变行为。

没有意识到被人观察（偷窥），不会有霍桑效应；但没有人观察而以为有人观察也会产生霍桑效应。

传统文化一定是通过群体这一媒介来传承的，而这一过程就是反复地施加，反复地施加一定有其背后的能量因素，或者说能量结构的因素，最典型的是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