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根据其工程量大略计算这项搬运工程所需要的时间来推测当年的情形。当时的工程可以分为两项，一是栈道的开凿和架设工程。二是吊运安放工程。
栈道开凿工程连同一些辅助性的桩孔，共计有八十余个桩孔，除去上面的三层平台外，多数栈道都是三个或四个栈道孔组成的水平栈道层，通过对有经验的工匠的了解、讨论，这样一层栈道从开凿施工，到最后的栈道木梁安装完成，至少需要3～4天的时间，因为是在高空作业，工作面是只允许1～2名工匠在现场操作，不是简单地增加人员就可以加快工作效率。所以，以此推算，八十多个栈道孔从开凿到安装完成至少需要60～80天，如再计算上吊运和安放石雕造像的时间，这个工程大约需要100天左右的时间。
我们再来看北周时期的背景和条件，南北朝时期，佛教过于兴盛，皇家崇佛，全国有寺庙四万所，僧尼三百万人，占全部人口的七分之一还多，不但占用了大量的土地资源，影响了国家的经济收入，同时大量的青壮劳力出家为僧，国家可以控制的劳动力和兵源等都受到了严重影响，给国家经济带来了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北周武帝为了“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开始灭佛行动，“现成寺庙，出四十千，并赐王公，充为宅第，五从释门，减三百万，皆复军兵，还归编户。融扩佛像，焚烧佛经，三宝福财，簿录入官，登即赏赐。分散落尽”[6]。僧尼还俗给社会增加了劳动力和军队士兵来源。废除寺院，使大量土地回到国家手中，为扩展疆域的战争做好准备。
与北魏时期太武帝的灭佛有所不同，北周武帝虽然不信仰佛教，但是却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在其治国思想中，也深深地体现出其以儒法治国的思想。具体在这次的灭佛行动中，武帝先是召开了数次高级别的辩论会，让儒、道、佛各论优劣，“（建德二年）十二月癸巳，集群臣及沙门、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释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就已经发出了限制佛教发展的明确信息，次年三月，正式发出在全国范围内停止一切佛教活动的诏令：“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犯，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7]从目前全国各地的出土文物等情况看，当时的诏令执行是非常严格，但总体上是一种比较温和的政策，没有采取杀伐的手段来执行，而是用政府发出的制度来执行，崇信佛教的地方官吏就会有充足的时间来处理一些后留事务。在麦积山石刻造像入藏于高层洞窟这个问题上，当时的僧人和信众是有充裕的时间来完成这样的工程。
虽然政府的政令需要执行，在当时佛教习俗兴盛的背景下，佛教信仰深入人心，各级官员也多信仰佛教。所以各地在执行政策的时候是很难完全彻底进行，特别是对佛像进行破坏时，即使不信仰佛教的民众在破坏时也心存顾忌。在麦积山4窟，我们就发现了破坏痕迹，但确是象征性的破坏，只是对龛口等属于建筑装饰性的位置进行破坏，而其他位置如塑像、壁画等却没有看到破坏痕迹（另文探讨）。为了防止石刻造像后期受到更进一步破坏，当地民众就组织人员将这些石刻造像搬运到麦积山石窟高空洞窟中。这些石刻造像时代相对集中，数量较大，推测并非是麦积山寺院一处的石刻造像，可能包括秦州重要寺院中的石刻造像。
搬运石刻造像并将这些造像安置到悬崖的大型洞窟中，其本身就是一项大型工程，所需的人员多、时间长、影响面大，所以当地的官员不会不知道这个活动进行。这样的活动能顺利进行，必然有政府官员暗中支持下，否则无法保障其顺利进行。
在135窟中，存放着一根大型木梁，长3.35米，宽0.39，高0.44米（图5-28），此梁形制过大，非一般栈道位置所用，且非近代放入。民间有将此梁和李世民、尉迟敬德在天水的传说（马跑泉）联系起来，说是敬德为了显示自己的力气而一口气抗到西崖最高位置天堂洞。此说仅可搏听者一笑，但是无论如何，在古代栈道条件下，将这一根大型木梁运送到135窟位置，本身就是非常困难的事。前面讨论的栈道转弯半径、宽度、上下楼梯形制等方面都是无法通过，而且将这个大型木梁运输到这个空位置，必然是有重要的用途。而在正常栈道情况下，这样的木梁是没有用途的。我们结合这个木梁的基本尺度以及135窟上方的大型桩孔，可以做一个大胆的推测，这个木梁也许是北周时期吊运大型石刻采用的木梁。工程结束后无法安置，遂将其放置到135窟中。当然此说没有直接的证据，或许以后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采用碳十四技术对这个梁的年代进行测定，如果可确定到北周时期，那么就没有疑问是吊运工程所采用。
图5-28 135窟西壁放置的大型木梁(www.xing528.com)
【注释】
[1]董广强《麦积山石窟碑洞释疑》，载《丝绸之路》1999年1期。董广强《对麦积山石窟第133窟碑刻入藏年代的再认识》，载《敦煌学辑刊》2009年2期。董广强《再议麦积山133窟石刻造像入藏年代问题》，载《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3期。
[2]《魏书》卷73。
[3]《晋书》卷80。
[4]董广强《麦积山石窟“碑洞”释疑》，载《丝绸之路》1999年1期。董广强《对麦积山石窟第133窟碑刻入藏年代的再认识》，载《敦煌学辑刊》2009年2期。
[5]谢生保、陈玉英《麦积山石窟第133窟造像碑研究综述》，载《敦煌研究》2003年6期。
[6]《大正藏·广弘明集》。
[7]《周书》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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