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案件无效辩护制度实质上是一个权利救济的渠道，其目的是维护死刑案件被告人的辩护权，保护面临死刑人各项权利，确保死刑适用的正确性。对于国家侵权型的无效辩护，毫无疑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被告人辩护权的行为是程序性违法，那么被告人以此为上诉理由向上级法院提出申请，上级法院审查后认定无效辩护成立的，可以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而对于律师的失职行为是否属于程序性违法，因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程序性违法的主体包括律师，所以对此仍有异议。对此笔者持肯定态度，因为辩护律师的瑕疵行为导致辩护权无法得到有效实现，这实质上本就是侵犯了甚至是剥夺了被告人的辩护权，在死刑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辩护律师的不称职行为将导致控辩双方不平等，无法有效制约控方公权力的行使，从而产生对被告人不利的法律后果。除了前述的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后果外，无效辩护的行为无疑是丧失职业道德的，因此实施无效辩护的“无德”律师将会受到行业纪律和相关法律的惩罚。
【注释】
[1]基金项目：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厅项目“论我国死刑案件有效辩护的实现”（09C979）的阶段性成果。
[2]作者简介：王奎（1977—），男，湘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治湖南建设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全面依法治国与司法反腐研究所成员。
[3]李玉萍：《刑事诉讼行为无效制度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
[4]参见李贵方、张燕生等：《死刑案件的有效辩护》，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0页。
[5]［美］艾伦·德肖薇茨：《最好的辩护》，唐交东译，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6]贺红强：“美国死刑案件中的律师帮助权和有效辩护的互动”，载《社会科学家》2013年第2期。
[7]转引自冯健鹏：“有权利必有救济”，载《人民法院报》2006年2月6日，B4版。
[8]［印］约书亚·卡斯特里诺、雷·墨菲：“法律援助问题：体制比较”，刘家安译，载《环球法律评论》2003年第4期。
[9]Evitts v.Lucey，469 U.S.387（1985）.转引自吴常青、王彪：“论我国死刑案件无效辩护制度构建”，载《西部法学评论》2012年第2期。
[10]Kimmelaman v.Mornson，477 U.S.365，377（1986）.
[11]林劲松：“对抗制国家的无效辩护制度”，载《环球法律评论》2006年第4期。(www.xing528.com)
[12]The State v.T Makwanyane and M Mchunu.载 南 非 宪 法 法 院 网，http：／／www.constitutional⁃court.org.za／uhtbin／hyperion－image／J－CCT3－94.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12月28日。
[13]［法］勒内·弗洛里奥：《错案》，赵淑美、张洪竹译，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14]孙长永：“中国死刑案件的司法程序——基于国际准则的分析”，载孙长永主编：《刑事诉讼证据与程序》，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364页。
[15]参见沈德咏：“论疑罪从无”，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5期。
[16]参见王占启：《死刑适用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167～173页。
[17]参见陈瑞华：“有效辩护问题的再思考”，载《当代法学》2017年第6期。
[18]参见熊秋红：“有效辩护、无效辩护的国际标准和本土化思考”，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4年第6期。
[19]参见“明某某涉嫌犯故意杀人罪一案一审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载http：／／www.sohu.com／a／251058298＿642038，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10月15日。
[20]参见［美］约书亚·德雷斯勒等：《美国刑事诉讼法精解》（第一卷），吴宏耀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27页。
[21]参见吴纪奎：“对抗式刑事诉讼改革与有效辩护”，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年第5期。
[22]参见左卫民：“有效辩护还是有效果辩护？”，载《法学评论》2019年第1期。
[23]参见吴常青、王彪：“论我国死刑案件无效辩护制度构建”，载《西部法学评论》2012年第2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