胎教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及科学化

（一）带有政治色彩的胎教学说

汉代是儒家思想登上统治地位的时代，儒家高度重视教育，所以汉代的很多思想家都对胎教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使得古代胎教学说雏形初步形成。

汉代学者对胎教学说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西汉贾谊排除多子多孙观念的影响，独具慧眼地注意到人口质量的问题，在他的著作《新书》中专设“胎教”一篇，论述胎教的必要性。贾谊认为，对人的教育要从头抓起，“故君子慎始”，即如果夫妻双方都是来自“孝悌”门风的家庭，不管是胎养、胎教，都将是事半功倍，否则，夫妻失和，就很难做到好的胎养、胎教了。所以男子娶妻要选择“孝悌世世有行义者”；同时主张胎教要以礼教为主要内容，提出“正礼胎教”的观点：“正之礼者，王太子无羞臣，领臣之子也，故谓领臣之子也。身朝王者，妻朝后，之子朝王太子，是谓臣之子也，此正礼胎教也。”因此，要求孕妇生活中的一切内容都应该符合“礼”的规范，因此凡孕妇“所求声音者非礼乐”“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均不能迁就。

刘向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认为胎教的目的是“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过人矣”。因此“妊子之时，必慎所感。感于善则善，感于恶则恶”。正如中国民俗中有让孕妇看漂亮年画（往往印有大胖娃娃）的习俗，以期达到优生目的。

东汉王充在胎教问题上也有独到见解。他以“气”来解释人乃至万物的形成，而且人的健康与否、寿命长短也是“气”所导致的，正如他在《论衡·气寿篇》中云：“夫察气渥则其体强，体强则其命长；气薄则其体弱，体弱则命短，命短则多病寿短。”若母亲在受“气”时不谨慎，“必妄虑邪”，所生之子就会“狂悖不善，形体丑恶”。所以，他也十分推崇胎教之道。

这个时期的胎教理论，基本上都是由一些政治家、思想家提出的。这些人都是礼教治国的追随者，提倡胎教也都是从儒家思想出发，由重视教育到强调早期教育，以至推崇胎教，内容侧重于政治和伦理道德方面。

（二）趋于科学化的胎教理论(www.xing528.com)

唐代以后，研究胎教的人则由政界和学术界圈子转移到医师那里，与胎教有关的儿科、妇科也日渐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医师们继承了前人有关胎教实施内容的基本观点，以医学和生理学为指导，开展对妊娠生理特点和胎儿生理结构的研究，进而阐发胎教的意义、作用、内容和方式，这样就使胎教逐渐走向科学化。人们一方面在“正本”的同时，又把更多的眼光转向外界因素对胎儿发育的影响上。早期的“慎所感”的观点不断完善，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胎教理论——“外象内感”说。

这种观点认为，外界刺激作用于母体，经母体使胎儿有所感受，因而引起了胎儿相应的变化。明代邱浚指出：“夫古人有胎教，方其妊子时，必慎所感，所感于物，则其子形音肖之，故有胎教之礼。”（《大学衍义补·家乡之礼》）这样说的根据是“儿之在胎，与母同体，得热则俱热，得寒则俱寒矣；病则俱病，安则俱安。母之饮食起居，尤当慎密”（朱震亨《格致余论·慈幼论》）。

这种“外象内感”理论在古代胎教学说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古代胎教学说的核心内容，确实蕴含着一定的科学依据：怀孕初期的三个月内，是胎儿形体和心理发育的关键时期，外界环境的变化对胎儿的生长发育会产生深刻影响。在“外象内感”学说的指导下，古人非常重视胎教。比如，“文王设胎教之法，使孕妇常观良金美玉……又听讲诵经史传集，而使秀气入胎，欲其生而知之”。

因此，唐代名医孙思邈主张母亲怀孕时要“见贤人君子、盛德大师。观礼乐、钟鼓、军旅陈设……弹琴瑟，调心身，和情性……”如果能这样的话，则“生子皆贤良、长寿、忠孝、仁义、聪慧、无疾”。

《叶氏竹林女科》中强调，孕妇精神务必宁静，“宁静即是胎教……气调则胎安，气逆则胎病，恼怒则气塞不顺……欲生子好者，必须先养其气，气得其养，则生子性情和顺，有孝友之心，无乖戾之习”。

与前人以禁忌为主的胎教相比，唐以后的胎教理论更注重积极的保养，调和心神，接触外界各类有益于母子身心健康的良好事物，较前人的理论深刻得多，涉及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可以说，经过一代代中医学家们的不断努力，使初始形态的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胎教学说，渐渐地发展成趋于科学化的胎教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