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及早施教
随着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繁荣，医药保健的不断普及和教育的发展，人们对学前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深入，并且非常强调对儿童应及早施教。
古人之所以信奉对儿童应及早施教，是因为：①早期教育所形成的习惯和品性比较容易巩固并长久。正如《大戴礼记·保傅》所言：“少成若天性，习惯之为常。”②由于年幼儿童尚未受到外部不良影响，纯洁如白纸，因此极易塑造。即所谓“幼子之性，纯明自天，未有外物生其好恶者，无所学而不成也”。在孩子知识、性情未定时，要及早进行道德教育和道德行为训练，这样方能达到“习与智长，化与心成”的效果。③儿童求知欲强烈，思维活跃，无其他繁复之事相扰，是培养习惯、学习知识的大好时机。即所谓“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④凡事要及早预防，不应等到儿童已经养成不良习惯和品性再去教育他，那就事倍功半了。针对借口幼儿无知而将教育延迟到长大后再进行的错误观念，司马光认为这就像懒于摘除树苗上的劣芽一样，等到长成大树以后再去砍那些枝杈，要费更大的力气。因此，古人认为“教妇初来，教子婴孩”。
2.量资循序
古人很早就认识到对儿童的教育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各个年龄阶段有着不同的教育内容和目的，必须依据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安排相应的教育内容，教学过程“虽不可缓，又不欲急迫，在人固须求之有见”。
如在古代家庭教育中，由于人们普遍认为幼儿因手骨没有发育完全，执笔有一定困难，故识字教学与习字教学常常是分开进行的。一般的家庭在幼儿六七岁时才开始教他用毛笔在纸上练习写字。教幼儿习字的程序大致是先教幼儿把笔，“盖蒙童无知，与讲笔法，懵然未解。口教不如手教，轻重转折，粗细具体，方脱手自书”。
《三字经》阐明的教育子女的程序为：“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经既明，方读子，撮其要，记其事。经子通，读诸史，考世系，知始终。”正是通过这样由浅入深、由易入难的教育过程，才能为子女打下良好的学习基础。
清初崔学古认为蒙养教育不能“欲速以求成”，“性急于一时”，“而在操功于悠久”。这里有两种含义，一是老师要了解学生天资禀赋，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教学计划。二是学生在没有外来强制的情况下，在“优而游之”的和谐愉快的状态下活动、学习，导致“自然慧性日开”的结果。
3.严慈相济
宽与严是家庭教育中的一对矛盾体，由于父母与子女的血缘关系，父母在子女教育方面比学校和社会教育更为有效和直接，同时也正是这种关系，往往使父母爱子过度，造成放任和溺爱，结果反而害了孩子，这就是家庭教育中爱与教的矛盾，也是家庭教育中的难点。在处理爱与教的矛盾方面，我国古代家庭教育中形成了严慈相济的教育方法。它主要源于儒家，孔子曾提出“为人父，止于慈”的观点，有“严父莫大于配天”之语，可见，儒家既讲慈，亦讲严。司马光则更进一步地发展了这方面的思想，在爱与教的矛盾上，提倡慈训并重，爱教结合。他说，“慈而不训，失尊之义，训而不慈，害亲之理，慈训曲全，尊亲斯备”，即父母只讲慈爱而不严加训教，便失去作为尊长的大义，只严加训教而不慈善，则伤害了骨肉相亲相爱之理，只有慈严结合，才具备了大义和亲情，才是完整的家教。清代学者在处理家庭教育中宽与严的关系上，更强调“教子宜严”，但“严”不是动辄打骂，而是严格要求，“严”不仅包括对子女的严，也包括对家长的严，为父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这就更全面地阐述了严慈相济的教育思想。
4.遇物而教
所谓遇物而教，即遇见什么事就教给孩子什么事情、事理，看见什么物就教给孩子什么物名、物理，以不断增进孩子对事物的认识，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
明代医生万全在《万氏家藏育婴家秘》中，对遇物而教作了高度的概括，“衣食器用、五谷六畜之类，遇物则教之，使其知之也”。衣食器用、五谷六畜都是幼儿身边的事物，形象具体，又与生活密切联系。父母把这些事物的名称、用途等及时教给幼童，更容易被他们接受，是对幼童进行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教育的好教材。
（二）封建社会学前教育的方法
1.环境濡染
我国古代家庭教育中非常重视环境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主张儿童应自幼接触良好的环境。所谓环境分两种：一是事物的环境；二是人的环境。父母应把儿童置于好人好事的环境之中，避开邪恶的人和庸劣之事的影响，使其受到好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孔子认为择邻不到风俗淳厚的地方去，就非明智之举。“孟母三迁”的故事，更是注重环境对孩子品德形成作用的典范。这一思想与实践被荀子概括为“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中国传统的处世箴言、家训教诲中几乎每篇都有要子弟谨慎交友的训诫。(www.xing528.com)
此外，古人也已经注意到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化的相互配合、凝成合力的问题，认为“父兄教之于家，师长教之于塾，内外夹持，循循规矩，非僻之心何自入哉”。
2.激发兴趣
古代学者已经认识到，教育儿童，必须注意其兴趣。宋人程颐说，“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什么是儿童兴趣呢？那就是唱歌和跳舞。所以程颐说“欲且教之歌”，主张开展“咏歌舞蹈”等文娱活动，以引起他们的兴趣，提高他们学习的自觉性，达到“习与智长，化与心成”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古代的唱歌就是歌诗，也就是诵读《诗经》三百篇等。所以朱熹为此作了《训蒙诗》，其内容浅显易懂，便于儿童歌诵。歌诗又往往伴以习礼，就成为且歌且舞了，对儿童身心和谐发展有积极的作用。
正如明代王守仁所说的那样，“诱之歌诗，以发其意志；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这样做的结果，就可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
除了歌舞之外，古人非常注重采用游戏的方法愉悦儿童的情绪、锻炼其身体。常见的户外游戏活动有打秋千、放风筝、登高、翻筋斗、踢毽子、掩雀、捕蝉等。这些游戏或文体活动丰富多彩，童趣盎然，寓教育于娱乐之中。
3.榜样示范
即以正面人物的高尚品德、模范行为、先进事迹和卓越成就来影响儿童思想品德的方法。如让年幼女孩熟悉《列女传》，期望其中人物的事迹、品德、行为等对儿童产生示范作用。《颜氏家训》中列举一些英雄伟人的事迹、品行等，如羊侃有力抵抗侯景叛乱、齐文宣帝时尚书令杨遵彦治政有方等，要求子孙“慕贤”，以使子孙能从小就在榜样的教育感化下养成良好品行。
由于父母与子女朝夕相处，润物无声，因此，要求古代父母必须以身作则，树立正面榜样，注重“身教”。幼小的儿童缺乏明辨是非的能力，往往会模仿和学习父母的言行举止，而且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是长效的，所以“教子须是以身率先”。具体来说，首先，要求父母要在孩子面前保持端庄的形象及合乎礼教的言行；其次，身为父母，须言行一致，“信而勿诳”；再次，要求孩子做到的，自己应先做到，即“以身率先”。“身教”除了是对父母的要求外，也是对所有长者的要求，力图通过家庭中每个成年人树立的良好榜样，为儿童创造一个“触目皆是正”的教育环境。
4.警示与示警
古人认为对儿童进行教育要有预见性，即所谓“存天理之本然”“遏人欲于将萌”。儿童的不良品行一旦形成，纠正起来就很困难，所以应当对孩子经常进行警示，也就是为孩子树立反面教材，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古人认为，父母对于好耍贪玩、不求上进的孩子，经过反复说教，均无效果，最后以某种动作或信号进行警示可收到奇效。我国古代使用这种方法的典型人物是孟子的母亲。据刘向《列女传·邹孟母传》记载，“自孟子之少也，既学而归，孟母方绩，问曰，学何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断其织，孟子惧而问其故。孟母曰，子之废学，若吾断斯织也”。孟子在幼年时期学业停滞不前，孟母气愤地以刀割断她正在织的布，来警示孟子说，你废止学业，就像我割断此布一样，之前的努力全被毁了。并且警告孟子说，“今而废之，是不免于厮役而无以离于祸患，何以异于织绩而食中道废”。意思是说，少年不学习，长大只能成为被人驱使的奴隶并且祸患无穷，与织布半途毁废有何两样？孟母的警示，使孟子警醒，便“旦夕勤学不息，师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
【小故事】
曾参，字子舆，儒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孔子的弟子，世称“曾子”，有宗圣之称。曾子杀猪取信于子的教子故事，在我国广为流传。
有一天，曾参的妻子要到集市上去，儿子哭闹着要跟去。曾妻戏哄儿子说：“好乖乖，你别哭，你在家里等着，妈妈回来杀猪炒肉给你吃。”儿子听说有肉吃，便不随母亲去了。
曾参的妻子从街上回来，只见曾参拿着绳子在捆猪，旁边还放着一把雪亮的尖刀，正准备杀猪呢。曾参的妻子一见慌了，赶快制止曾参说：“我刚才同孩子说着玩的，并不是真的要杀猪呀！你看你怎么当真了？”曾参语重心长地对妻子说：“你要知道孩子是欺骗不得的。孩子小，什么都不懂，只学会父母的样子听父母的教训。今天你要是这样欺骗孩子，就等于教他说假话和欺骗别人。再说，今天你要这样欺骗孩子，孩子觉得母亲的话不可靠，以后你再讲什么话，他就不会相信了，对孩子进行教育也就困难了。你说这猪该不该杀呀？”
曾妻听了丈夫的一席话，后悔自己不该和孩子开那个玩笑，更不该欺骗孩子。既然答应杀猪给孩子吃肉，就说到做到，取信于孩子。于是丈夫和妻子一起动手杀猪，为孩子烧了一锅香喷喷的猪肉。儿子一边吃肉，一边向父母投去了信任和感激的目光。
父母的言行直接感染了孩子。一天晚上，曾子的小儿子刚睡下又突然起来了，从枕头下拿起一把竹筒向外跑。曾子问他去干什么？孩子说，这是我从朋友那里借来的书简，说好了今天还的，再晚也要还人家，不能言而无信啊！曾子笑着把儿子送出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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