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与真纳：印度独立运动中的知名领袖

在这里值得重申的是，英国统治下的印度是个拥有许多不同政治运动和宗教运动的庞大国家，其追求自治的过程尤为复杂，并无单一的领导，也不是单向发展的，若将其视为一两名领袖的成果，则难以真正了解其过程。认识独立运动的两位知名领袖——甘地与真纳以及与二人相关的政党——印度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Muslim League），是掌握独立运动复杂过程的第一步。

印度国大党的政治行动，受到莫汉达斯·K.甘地（Mohandas K.Gandhi，1869—1948年）的深刻影响。以“圣雄”（Mahatma）之誉广为人知的甘地，是20世纪印度民族主义的灵魂人物。他将国大党从一个政论团体转变成积极的群众运动，采取以古代非暴力（Ahimsa）原则为基础的政治行动。

如同许多民族主义运动中的政治领袖，甘地也是律师出身。他的父亲是西印度土邦博尔本德尔（Porbunder）的迪万（diwan），甘地本人则前往英国学习法律。此后，他长期住在南非，一开始受雇于当地一名富裕的印度穆斯林，对方拥有庞大的零售业。甘地有虔诚的宗教信仰，但绝非传统取向，他非常热衷于策划非暴力政治行动的新方法。他在南非领导了数次非暴力群众运动，代表当地的印度社群争取平等待遇并反对歧视性质的法律。甘地成了南非印度人毋庸置疑的道德领袖。他动员群众以非暴力行动反抗不公律法，群众也愿意在国际社会注目下挤爆监狱，在全世界的目光下展现抗争的正义，这正是将非暴力原则带进现代世界的杰出做法。甘地称这类行动为“非暴力不合作”（Satyagraha，原意为真实的力量）。虽然甘地未曾担任政治职务，但在离开南非前，他与当时的总理协商，通过修法改善印度人的困境。这些行动获得印度与世界媒体的广泛报道，而甘地也如先前的韦委卡南达，在返回印度前已成为举国知名的人物。1915年，甘地抵达印度时，获得了英雄般的待遇。中年的甘地返回印度，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导者生涯。

这时，各种力量集合在一起，使民族主义运动更加激进，不再像国大党成立时那样采取以请愿为主的支持政府改革的路线。1906年，政府将孟加拉分成数个小省，高压且不得民心的决策激起反对声浪。“抵制英货运动”（Swadeshi Movement）抵制的是外国产品和英国统治下强制推动的贸易规则，支持印度本地产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政府在未得到印度人同意的情况下将印度及印度军队卷入一场与印度无关的战争，激起群众愤怒。1919年，旁遮普发生札连瓦拉园（Jallianwala Bagh）屠杀，当时政府宣布，阿姆利则在动乱时期禁止公众集会，戴尔将军（General Dyer）命令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印度群众开枪，打死300多人，打伤1000多人，直到子弹用尽士兵才停止扫射。这次事件引起排山倒海般的抗议声浪，并激起印度人对英国统治持续增加的敌意，这股敌意在英国民众表达对戴尔将军的支持后更加深化——英国民众在戴尔将军被解除军职后为其筹募3万英镑，并称其为旁遮普的救星。

这些事件浪潮中，印度人发起许多反对政权的行动。甘地绝非这些事件的主要策划者，但仍是民族主义运动中最显眼的象征，也是号召大批印度人为国家美好未来努力的核心人物。因此我们必须了解他的理念与方法。正是在这个历史时刻，印度人掌握先机并迫使英国人做出回应。

首先是甘地的个人风格，他并非以印度绅士的形象出现。他没有像多年前抵达南非时那样，身穿三件式西装，带着怀表与头巾，而是采用普通古吉拉特农民的装扮：手织的半身多提裹裙、光裸上身或以大披巾包裹上身、平头、拖鞋及长条木杖。其次，为了支持抵制外国货物、提倡使用印度国货的“抵制英货运动”，甘地推广使用棉线和手织布料。如前所述，来自英国的低价机械纺织布料摧毁了印度的手工纺织业，导致许多人失去工作，还造成国家产业萧条。抵制外国制造的布料，正是重新掌握国家经济的象征。第三，甘地为自己和亲近的追随者建了一处静修之地。这个乌托邦社区作为全国典范及政治中心，虽然远离西化城市，位于农村深处，但仍通过发行杂志《青年印度》（Young India）与全国各地保持联系。第四，甘地每日都会进行公共祈祷，所到之处，吸引了大量听众。最后，甘地发展出高度引人注目的不合作策略，鼓动全国民心，使英国政府处于守势。

甘地采取的方法，是全面开放国大党，将其转变为吸纳各阶层人民的群众运动，而不仅仅是英语精英的团体。妇女也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扮演积极角色，表现出众。

群众参与主要掀起三次事件，每十年一次，都由甘地扮演主要领导角色：1920—1922年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1930年的“食盐进军”运动（Salt March）；1942年的“退出印度”运动（Quit India）。

1920年，国大党开展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鼓动全体印度人断绝与殖民政府及相关机构的关系。此运动要求政府官员离职，大学生退学，消费者抵制外国产品。大规模退出及拒绝与政府合作的内容，也包括和平抵抗法律和大规模主动入狱。(www.xing528.com)

“食盐进军”运动是甘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最具创意的一个。自古以来，由地底采盐或以海水制盐被认为是政府的垄断权。英国政府积极保护这项垄断，坚持对取盐和制盐采取许可制并收税。例如，19世纪，殖民政府花费极大力气在边界植篱，以控制重税引起的食盐走私，但效果不彰。无论是对穷人来说，还是对富人来说，盐都是生活必需品，而且每人消耗的盐量差别不大，因此盐税对穷人的影响更大。因为此税占穷人收入比例较高，所以给穷人造成的负担更大。甘地的“食盐进军”运动正是特意在众目睽睽之下制作海盐，抗议政府垄断，以迫使政府将他和追随者逮捕下狱。甘地和追随者从中印度的静修地出发，徒步前往约400千米外的古吉拉特的丹迪（Dandi）海岸。每日行程以公共祈祷会告终，吸引了大批地方群众，受到印度媒体和国际媒体的报道。随着队伍前进，甘地吸引了越来越多支持者跟随，最后，被英国人逮捕下狱者超过八万人。虽然违法行为相当轻微——仅是以海水制作一小撮盐，但运动本身的公开性迫使殖民政府镇压如此明显的违法行径。而镇压进一步令英国政府在印度人与全世界目光下颜面尽失。

1942年的“退出印度”运动，则是甘地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回应。同“一战”爆发时一样，“二战”爆发时殖民统治者再一次未征询印度人民同意，便径自将印度卷入战争。“退出印度”口号表达了要英国在战争期间即刻退出印度的要求，并且要求在日本军队入侵前，让印度人自己做主。战争时局中，殖民政府认为自己除了将运动参与者关进监狱外，别无他法。因此从甘地开始，连同几乎所有国大党领袖都被捕入狱。这个运动更大的背景是，20世纪30年代，英国人已经开始与印度人分享更多权力，1937—1939年间，国大党成员开始担任地方政府官职，掌握治安和国防之外的多数事务。随着“二战”爆发，国大党成员辞职以示抗议，但也因此将政府职位拱手让给其他政党，包含穆斯林联盟。在“退出印度”运动期间，国大党进一步撤出政治行动，加深了它与穆斯林联盟之间的裂痕。此裂痕不久将导致印巴分治。

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uhammad Ali Jinnah，1876—1948年）同甘地一样，也是一名律师，然而相似点仅止于此。真纳以杰出的法律才能吸引了最富裕的客户，因此他在孟买的法律事业蓬勃发展。他将高明的谈判艺术引入政治领域，几乎无人能敌。真纳时尚、儒雅，身着优雅的西装，品位卓然，带有明确的自由和世俗的倾向，甚至有些艺术气质。早期他曾想成为一名莎士比亚戏剧演员。在这些方面，他与甘地截然不同。虽然两人常常合作，但即便是在立场一致时，也从未建立任何情谊。当两人意见相左时，真纳是可怕的敌手，即便拿到一手烂牌，也能打出精彩的一局。

时局导致甘地与真纳成为对立阵营的领袖，双方对印度的未来有不同观点。从一开始（事实上直到今日）印度国大党视自己为代表所有信仰不同宗教的印度人民的大帐篷政党（big-tent party）。国大党对印度历史抱持“一个民族”的理念，在这个理念之下，印度民族是历史中所有人民融合的产物。然而，这并非唯一的印度史观。例如，信仰印度教的萨瓦卡（V. D. Savarkar，1883—1966年）则认为真正的印度人是那些祖祖辈辈生活在印度并信奉印度本土宗教的人。这意味着，对穆斯林、基督徒与其他宗教信徒来说，纵然他们生于印度，先祖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可能是印度人，却也不能被视为完整的印度人，因为他们所信的宗教并非起源于印度。这一论点称为印度教民族主义（Hindu Nationalist）^[3]。

虽然印度人口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印度教徒，但国大党并不自视为印度教政党，而是希望能凝聚所有印度社群。民族主义运动中最棘手的是作为少数派的穆斯林未来在印度的地位。分裂前的英属印度拥有大批伊斯兰人口，约为总人口的25%，将近1亿人，让英属印度成为当时拥有最多穆斯林的单一政治实体。麻烦在于，在新的人民主权理想和“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制度下，穆斯林成了永远的少数群体，在印度独立后的立法机关中将居于占多数的印度教徒之下。这是英国—印度代议制民主的长久问题：如何在民主选出的多数压制下，确保少数族群的需求获得满足。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之间有无数细节令两者的关系敏感又脆弱，然而这个结构性因素才是所有摩擦最根本的来源。此外，如前所述，印度的穆斯林主要由莫卧儿时代遗留的少量富裕地主及大批贫困工匠和无产劳工组成，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阶级仅占极少数，类似真纳这样的现代专业人士非常少。在这些条件下，印度民族国家治理下的未来对穆斯林来说是比较麻烦的。

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之间的关系时常变化。两者合作的高峰是“一战”期间，当时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结盟，英国强迫印度向奥斯曼帝国宣战。由于奥斯曼苏丹被视为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反英是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可以合作的一项议题，印度发起了基拉法特运动（Khilafat Movement）支持奥斯曼统治者。然而战后，土耳其世俗派民族主义者推翻了奥斯曼帝国，并终结了哈里发制度，基拉法特运动宣告终结。

两大政党的合作告终，逐渐成为印度民族的不同概念之间的冲突来源。20世纪前十年，英国在民族主义运动的不断施压下，试图构建所有政党同意的与印度民选官僚分享权力的政治结构。其中包括为穆斯林等少数团体保留一定数量的议会席位，以防他们在“赢者通吃”的选举中无法被充分代表。1937—1939年被称为“双头政治”（Dyarchy）的权力共享时期中，与英国政府分享权力的印度政府由选举产生，这导致国大党压倒性的胜利，许多省份都由国大党主政。这一结果强化了穆斯林联盟的疑虑，他们担心在未来的民主制度中，无法获得足够的权力保障穆斯林的利益。因此，“印巴分治”作为替代选项开始浮现，在此概念下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形成两个国家，认为印度穆斯林需要自己的民族国家——巴基斯坦。“二战”爆发后，国大党政府请辞，抗议英国未征得印度人民同意前就将印度拉入战局，真纳与穆斯林联盟宣布这是个举国欢庆的日子，因为脱离了国大党的统治。

“二战”后的英国大选中，工党在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领导下，取代了丘吉尔为首的保守党。丘吉尔极力反对印度独立，而艾德礼与工党则支持其独立，并希望尽快实施。工党的急迫有其缘由。艾德礼政府认为，印度独立必须在下一轮英国大选前，也就是丘吉尔可能再次当选之前确定，因此必须在五年内决定印度的未来。此外，英国经济被战争拖垮，无力承担印度的资源需求。而且，印度的纷乱状态已近内战边缘。最后一份主张印度独立和统一的宪法提案，也是最后一个将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统一在一个未分裂印度之中的方案，被称为内阁使团方案（Cabinet Mission Plan）。这份方案提出建立联邦体系，中央政府仅享有国防、外交等基本权，而地方政府则享有极大自治权，后者仅受中央政府有限度的管控。这份方案的特点是，地方省份可选择合并，形成拥有自治政府和权力的中间政治集团。如此设计将允许以穆斯林为主的省份合并成穆斯林统治的超级大省，当然印度教徒也可如法炮制。当此方案无法获得双方同意时，印巴分治便成为唯一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