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和突厥人在印度的掌权状况及挑战与印度人的关系

人们通常认为突厥人（Turk）来自土耳其（Turkey），实际上正好相反：“土耳其”一名源自突厥人。突厥语族的故乡是中亚，土耳其的奥斯曼突厥人正是来自这里，创建帝国也是中亚突厥人扩张的过程之一。即便是今日，中国西北部的省份以及沿着俄罗斯南缘的国家及伊朗北部，仍旧有大批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人，包括阿塞拜疆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土库曼人和乌兹别克人。他们分别成为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名的由来。

伊斯兰的突厥化，是通过哈里发等伊斯兰国家政治领袖雇用突厥军事奴隶担任精英卫队产生的。这些突厥奴隶是通过贸易和战争获得的。马穆鲁克（mamluk）军事奴隶的建制化对印度来说十分重要，印度历史上第一个苏丹王朝就被称为马穆鲁克王朝或奴隶王朝（Mamluk/Slave Dynasty）。但要了解军事奴隶，我们必须先把对“奴隶”一词的大多印象抛诸一旁，因为突厥军事奴隶通常十分富裕，可能是军队将领或一省之长，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包括奴隶。马穆鲁克军事奴隶自童年就开始受训以成为军队精英，他们通常拥有足够的能力，可通过军事政变夺权。到了14世纪，从开罗到德里，伊斯兰文明的许多区域都由马穆鲁克国王统治。9世纪中期，突厥势力崛起时正值哈里发政权分崩离析之际，早在1258年蒙古人彻底消灭阿拔斯哈里发政权之前，伊斯兰就已经失去了政治势力。

公元1000年左右，突厥人在伽色尼（Ghazana）的马哈茂德（Mahmud）的带领下，开始征服北印度。马哈茂德来自中亚，定居在阿富汗境内，通过西进伊朗和东进印度，马哈茂德创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他的军队多次深入恒河谷地，更沿着印度河流域进入古吉拉特大肆劫掠，从北印度富裕的王国和香火鼎盛的寺庙，带回大量战利品和赎金。马哈茂德和其继承人取代早先的伊斯兰统治者建立了伽色尼王朝（Ghaznavids），但能够稳定控制的区域多半限于印度河流域上游到拉合尔（Lahore）地区。而拉合尔成了印度文明区域内的波斯—伊斯兰文化的滩头堡。

伽色尼王朝接着由古尔家族取代。在12世纪末，古尔人（Ghurid）两次征服北印度地区，并在这里驻扎突厥奴隶将领的大批军队。古尔国王在军队成功出征北印度时遭到暗杀；眼见首领已死，将领们拥立同僚库特卜—乌德丁·埃贝克（Qutb-ud-din Aybak）于1206年即位，成为首任德里苏丹国的苏丹。

可以将突厥苏丹国想象成三个群体的结合体：突厥人、伊朗人和印度人。这种组合的主要部分是突厥军事贵族，他们担任王国的军事与政治高阶官职。在人口密集的农业文明中，他们是一小群权力集中者，因为没有明确的王位继承原则，他们常在继承争斗中内部分裂。突厥人的权力继承常伴随暴力：国王的更换频率约为过去印度国王的二倍（平均统治期为十年，相较而言，早前国王的统治期平均超过20年）；相较许多延祚达数百年的早期王朝，这段时间的王朝都很短命（320年中有五个王朝^[1]）。这一时期的政权异常仰赖直接使用军事力量，并对军事精英慷慨赏赐，以确保对苏丹的忠诚。

结合体中的伊朗元素至为关键，若少了这一成分，突厥统治者势必如早前的中亚入侵者一般，招募印度人充任行政官，并融入印度文化以获取被统治者的信任。然而，德里苏丹国形成初期，蒙古人入侵东方的伊斯兰区域，摧毁了阿拔斯哈里发政权的最后余韵，伊朗人生活困顿，大量的伊朗移民迁往德里，因为那里的苏丹以财富与慷慨闻名。

蒙古人的威胁使突厥人有源源不绝的、掌握波斯语的伊朗人，他们可以充任法官、土地税务局官员及僚属，以及学者、教师、诗人与艺术家。正因如此，波斯语成了内政与外交的官方语言，直到19世纪初仍旧如此。即便印度的伊朗人人数不如母国之众，许多波斯语作品却是在印度，而非在伊朗写成的。历史环境将伊朗移民推入印度，支撑了突厥王权的伊斯兰特征，还赋予其波斯光辉。^[2](www.xing528.com)

最后，这一组合体的最大元素，是印度人自身。即便波斯人和突厥人在政府掌握特权并占据高位，但军队和民政仍旧仰赖大批印度人。在军队方面，突厥人军事力量依靠中亚马匹和骑术，印度农民则充实了大量步兵兵源，这是苏丹极力希望控制的力量。至于民政，虽然有关民政的文字记录主要采取波斯文体，但无疑仍需仰赖大批深谙印度当地语言的抄写员，以评估并征收土地税，为国家提供财富。苏丹国需要大量的金钱以维持豪奢赏赐，而奢华的赏赐用来维持国家统一，因此税收渐趋苛刻。关于古代税收，一向缺乏精确的资料，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上古时期农民的收入中，君主所得名义上为1/6，然而在突厥苏丹治下，有时则可能高达1/2。

为了增加土地税收，税务官员势必要与地方印度官员打交道；一般来说通常由地方层级的印度教王公（raja）负责区域内的税收纳征。因此，印度教社会及其传统领导方式获得延续，但权力金字塔顶端则由突厥人和伊朗人占据，特别在恒河与亚穆纳河之间的陀坡（Doab）区域。陀坡区域之外，有些印度教王公通过向德里进贡，持续统治领土。印度教仍然是乡村地区的主流宗教，伊斯兰教则在北印度城市内形成社群，这几乎成了一种城市现象。在这些城市中，宗教受到伊斯兰教法学家［称为“乌里玛”（ulamā）］的细心指导。这些学者以正统性闻名，深恐伊斯兰教被周围的印度教“玷污”；他们同时也全力支持王权统治。苏菲派（Sufi）组织和工艺行会则控制着都市生活。

这些并非有利于大量印度人改宗伊斯兰教的条件，事实上即便在德里苏丹国直接统治的恒河上游流域，也少见乡间的穆斯林。人们一般认为，改宗是直接武力的结果，并伴随着对印度教寺庙的破坏。两者确实发生过，但正如理查德·伊顿（Richard Eaton）所言，这只是在征服过程中，对顽强抵抗者杀鸡儆猴的举动。然而，一旦征服领土后，情况将大为转变。人数远远低于印度人的突厥军事精英，倘若持续通过常态性强迫改宗来挑衅当地印度人，将难以统治北印度。苏丹不仅并无此类政策，反而在早期便确定立场，视印度人为包容宗教下的“顺民”或信徒，只要他们顺服苏丹统治并缴纳税金，就享有维持原有宗教的自由。这一立场成了伊斯兰统治者统治印度的规范。总体来说，印度人改宗伊斯兰教并非政府行动的结果，因为统治者并不希望因为改宗而失去税金收入。在突厥人与莫卧儿人的长期统治中，大量改宗伊斯兰教的现象，在印度这个农业社会意味着大批农民改宗。而这并非发生在统治者的核心领土上，反而出现在边缘的印度河流域和孟加拉地区。根据伊顿的研究，至少在孟加拉地区，大规模皈依伊斯兰教是伴随着向穆斯林商人和苏菲派圣地提供大量土地而出现的，这是将农业推广到林地的先驱进程的一部分，就像欧洲的修道院庄园将农业和基督教传播到定居圈的边界之外一样。^[3]伊斯兰教苏菲派的虔敬神秘形式，深获印度人青睐。苏菲派中的虔敬主义实践，广义来说与印度教的虔爱派相当类似，而苏菲派导师们深具魅力的遁世主义和神秘主义，也与瑜伽修行相仿。许多苏菲派修士以圣人形象出现在印度民间故事中，与其他印度宗教的瑜伽修士和托钵僧并无二致。

德里苏丹国的历史可以分成几个阶段。首先是在北印度建立并稳固王权，这涵盖了第一个百年。接着在公元1300—1350年，苏丹的力量延伸到德干地区，从半岛的国王和神庙处搜取了大量可移动的财富，并慷慨地运用这些财富笼络突厥军事贵族和伊朗学者。这时确实是苏丹国的鼎盛时期，但也是衰微的开始。只要外在财富来源能够满足苏丹国对大量金钱的需求，苏丹国就能维持繁荣；然而当德干不胜重负时，苏丹国即被迫通过北印度农民缴纳的土地税来维持开销，而这种繁重税收会破坏农业生产力。大约公元1350年之后的这段时间，则是苏丹国在节流的同时寻找促进农业而非破坏农业的方法的时期。然而在公元1398年，伊朗和中亚的蒙古国王帖木儿（Timur，西方称为Tamerlane）入侵北印度，带来了重大灾难。德里被洗劫一空，这里的工匠都被带往撒马尔罕为帖木儿建造清真寺。苏丹国的最后阶段，是帖木儿入侵后的百年。这期间政权衰微，许多叛离将领在各地建立了地方苏丹国，包括孟加拉、旁遮普等地；南方则兴起了毗奢耶那伽罗帝国。在这些地方的苏丹国中，伊斯兰教逐渐融入印度文化，今日这些区域仍存在着大批穆斯林。

首都与国名相同的毗奢耶那伽罗帝国，建立于半岛的干旱内陆。如辛西亚·托波特（Cynthia Talbot）所示，该帝国由新的武士阶级建立，而这个阶级则是在农业向干旱地区扩张的过程中形成的。利用这一优势，帝国通过当地统治者掌控了南印度领土。毗奢耶那伽罗的国王是印度教徒，但帝国在结构上则呈现国际性：聘雇穆斯林为大炮手，向葡萄牙人购买战马，因为比起北方邻居，马匹在半岛上总是短缺。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总结当时三大主要势力就是：德里苏丹是“马主”（Ashvapati），奥里萨王是“象主”（Gajapati），而毗奢耶那伽罗国王则是“人主”（Narapati）。他们形成的三角关系，构成了当时的国际秩序，说明了德里突厥国王如何在印度常态化。菲利浦·瓦格纳（Phillip Wagoner）证实，当时的毗奢耶那伽罗国王将突厥君主的帽饰和长袍作为外交服饰的规范。^[4]通过大大小小数百种途径，中亚和波斯—伊斯兰的惯例成了印度日常的一部分。